自由，那带着巨人声音的夜莺，惊醒了大多数沉睡者……除了为争取或反对自由而战，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关注？那些不可能热爱人类的人，可能仍然是大人物，例如专制君主。但是，普通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伯尔纳（Ludwig Boerne），1831年2月14日[1]
已失去平衡的各国政府感到恐惧，受到威胁，并且因社会中产阶层的呼声而陷入混乱之中，他们处于国王和臣民之间，打碎了君主的权杖并盗用了人民的呼声。
——梅特涅致沙皇，1820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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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政府在阻止历史进程的无能为力上，表现得像1815年后那个时代那般明显而普遍。防止第二次法国大革命，甚或一场法国模式的欧洲普遍革命，是所有刚刚花了20多年才粉碎第一次革命的列强的最高目标，即使英国也是如此。虽然它并不同情在整个欧洲重新建立起来的反动专制主义，而且清楚地知道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避免，但是它对一场新的法国雅各宾扩张的恐惧，恐怕更甚于其他国际偶发事件。更有甚者，革命主义在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这样流行，这样普遍，这样容易在自发感染和有意宣传的影响下传播开来。
在1815—1848年之间，西方世界有三次主要的革命浪潮。［亚洲和非洲尚未受影响，亚洲第一轮大革命，“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以及“太平天国运动”，要到19世纪50年代才发生。］第一次发生在1820—1824年。欧洲地区主要局限在地中海一带，以西班牙（1820年）、那不勒斯（1820年）和希腊（1821年）为中心。除希腊外，所有起义都遭镇压。西班牙革命使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重新复活，该运动是受到拿破仑于1808年征服西班牙而激发，并在最初的尝试失败后，沦为少数偏远地区的难民和盗匪活动。西属南美的三个伟大解放者，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圣马丁（San Martin）和沃伊金斯（Bernardo O’Higgins），分别建立了独立的“大哥伦比亚”（包括现在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共和国）、阿根廷［但减去现在的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内陆地区，以及减去拉布拉塔河（River La Plate）的对岸草原，在这里，现属乌拉圭的东班达牛仔们曾与阿根廷和巴西人作战］，以及秘鲁。圣马丁在英国激进贵族柯克兰尼［Cochrane，福雷斯特《霍恩布洛尔舰长》（C. S. Forester’s Captain Hornblower ）的原型］统率的智利舰队帮助下，解放了西班牙势力的最后堡垒——秘鲁总督府。到了1822年，西属南美已获解放。温和、有远识而且具有罕见自我克制精神的圣马丁，把解放后的南美留给玻利瓦尔共和派，自己则退往欧洲隐居，靠着沃伊金斯的补助金，在通常是债务缠身的英国人的庇护地布伦（Boulogne-sur-Mer）度过了高贵的一生。与此同时，派去对付墨西哥残存农民游击队的西班牙将军伊图尔比德（Iturbide），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与游击队联合起来共同起事，并在1821年奠定了墨西哥的永久独立。1822年，在当地摄政领导下，巴西平静地从葡萄牙独立出来，该摄政是葡萄牙王室在拿破仑垮台后，重返欧洲时留驻在巴西的代表。美国几乎立即承认了巴西这个新国家中最重要的一员；英国关心的是与它缔结商业条约，不久也承认了巴西的独立；法国人实际上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便已撤出该地。
第二次革命浪潮发生在1829—1834年，而且影响了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以及北美大陆，因为杰克逊总统的伟大改革年代（1829—1837年），虽然与欧洲的动荡没有直接关联，但仍应算作其中的一部分。在欧洲，推翻法国波旁王朝的革命激起了其他各种动乱。比利时（1830年）从荷兰赢得独立；波兰革命（1830—1831年）在经过重大的军事行动后被镇压下去；意大利和德意志各地动荡不安；自由主义在瑞士盛行，那时它是一个远不如现在太平的国家；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开启了自由派和教士的内战时代。甚至连英国也受到影响，部分是因为其境内火山——受到《天主教解放法》（1829年）和重新展开改革鼓动的爱尔兰——随时都有喷发的危险。英国1832年的《改革法》（Reform Act）相当于法国1830年的7月革命，而且的确受到来自巴黎的强烈刺激。该时期是近代史上英国政治发展与欧洲大陆同调的唯一时期，我们可以中肯地说，若非受到辉格和托利两党的抑制，某种革命形势可能会在1831—1832年的英国发展起来。而在整个19世纪，也只有这段时期可以使上述分析不像纯然虚构出来的。
因此，1830年的革命浪潮要比1820年那次严重得多。事实上，它标志着西欧资产阶级势力对贵族势力的最后胜利。接下来50年的统治阶级，将是银行家、大企业家，以及有时是高级文官的“大资产阶级”。他们被不露锋芒或同意推行资产阶级政策的贵族所接受，没有受到普选的挑战，尽管有来自外部的小商人或不满商人、小资产阶级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困扰。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制度，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大致相似。它们都采行君主立宪，都为选举人设下财产或教育资格的限制，借此确保民主的安全性。法国最初只有16.8万人具有投票资格。事实上，这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是最温和的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制定的1791年宪法极其相似[1] 。然而在美国，杰克逊式的民主已比欧洲更进一步：不受限制的政治民主，因赢得边疆居民、小农场主和城市贫民的选票而全面得势，击败了类似西欧的非民主有产者寡头政治。这是个不祥的变革，温和自由主义的那些思想家，充分认识到扩大普选权可能是迟早的事，因而密切地注视着这个问题。特别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queville），他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一书，曾就此问题得出悲观的结论。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1830年同时也标志着一种甚至更加激进的政治变革：英、法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支独立自觉的政治力量，而民族主义运动也开始在许多欧洲国家兴起。
在这些重大政治变化背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重大变化。从社会的任何方面来说，1830年都代表着一个转折点，在1789—1848年，这显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时期。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历史上，在人类社会和地理的迁移史上，在艺术和思想史上，这个年代显得同样突出。而且在英国和整个西欧，它开启了新社会发展的危机年代，这场危机结束于1848年革命失败和1851年后的经济大跃进。
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的革命浪潮，即1848年革命浪潮，便是上述危机的产物。在法国、意大利全境、德意志各邦、哈布斯堡王朝辖下的大部分以及瑞士（1847年），革命几乎同时爆发并（暂时）取得胜利。不算剧烈的动乱也影响了西班牙、丹麦和罗马尼亚，并零星地影响了爱尔兰、希腊和英国。再没有任何事件比这场自发且全面爆裂的革命，更接近这个时期起义者梦寐以求的世界革命了，这场革命革了本书讨论的这个时代的命。1789年由一个单一国家掀起的革命，现在看来似乎已演变成整个欧洲大陆的“民族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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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8世纪后期的革命不同，后拿破仑时期的那些革命是蓄谋已久甚至计划周密的。法国大革命本身最重要的遗产，是它确立了一整套政治大变革的模式和典范，而这套典范已为各地起义者普遍采用。1815—1848年间的革命，并不像密探和警察（充分就业的一类人）汇报给他们上司的那样，只是少数不满的煽动者所为。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强加于欧洲的政治制度极不适合欧洲大陆的政治状况，而且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便显得愈来愈不适合；革命的发生，也因为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是如此尖锐，以致一系列革命的爆发实际上无可避免。但是1789年大革命创造的政治模式，有利于向不满者提供一个特定的目标，即把暴动变成革命，而且要先把整个欧洲联成一个单一的颠覆运动或颠覆潮流。
这些模式虽然都起源于1789—1797年之间的法国经验，但却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典范。它们与1815年后反对派的三种主要潮流相一致，它们包括：温和自由派（或说上层中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派别）、激进民主派（或说下层中产阶级、部分新兴制造商、知识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乡绅的派别），以及社会主义派（或说“劳动贫民”或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派别）。顺道一提，从词源上看，这些名词全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国际性：“自由派”起源于法语——西班牙语，“激进派”起源于英语，“社会主义派”起源于英语——法语。“保守派”也部分起源于法语，这是《改革法案》（Reform Bill）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政治密切联系的另一证明。第一种潮流的激励力量是1789—1791年的革命，其政治理想类似于带有财产资格限制，因而是寡头代议制度的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1791年的法国宪法采用了这种制度，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它成了1830—1832年后，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宪法的标准类型。第二种潮流的推动力量可以1792—1793年的革命来代表，而其政治理想：带有“福利国家”倾向和对富人的某种憎恨的民主共和国，是与1793年理想的雅各宾宪法相一致。但是就像主张激进民主的社会团体，是个定义模糊、面貌复杂的群体一样，因此也很难为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模式贴上一个准确的标签。1792—1793年被称为吉伦特主义、雅各宾主义以及甚至无套裤汉主义等多种成分的结合，尽管也许在1793年的宪法中，雅各宾主义的味道最浓。第三种潮流的推进力量是共和二年革命和后热月党人起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贝夫的平等派（Equals）密谋，那是雅各宾极端派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重要起义，后者标志着近代共产主义政治传统的诞生。第三种潮流是无套裤汉主义和左翼罗伯斯庇尔主义的产儿，虽然除了从前者那里继承了对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强烈憎恨以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在政治上，巴贝夫主义的革命模式已蕴含在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的传统之中。
从专制主义政府的观点看来，所有的运动都同样是稳定和良好秩序的颠覆者，尽管某些运动似乎比其他运动更有意识地热衷于散布混乱，而某些运动似乎比其他运动更加危险，因为更可能煽动无知而又贫困的群众。［因此19世纪30年代梅特涅的秘密警察，在今日看来，似乎太过重视拉梅内（Lamennais）《一个信仰者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 ，1834）的发行，因为用非政治性的天主教语言来说，它只可能诉诸没受到公开无神论宣传影响的臣民。[3] ］然而事实上，反对派运动之所以能联合，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对1815年政权抱有的共同憎恶，以及所有——不管基于任何原因——反对专制君主、教会和贵族的人，一向有合组共同阵线的传统。然而1815—1848年的历史，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瓦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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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辟时期（1815—1830年），反动黑幕笼罩着所有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这样的黑暗中，拿破仑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几乎看不出来。除英国外，至少在政治上还没有出现自觉的工人阶级革命者或社会主义者。而英国，在欧文于1830年前发起的“合作运动”影响下，不论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趋势已经出现。大多数非英国群众的不满还是非政治性的，要不就是如表面上的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那样，对似乎只会带来罪恶和混乱的新社会发出无声抗议。因此除了极少数例外，欧洲大陆的政治反对派通常局限于一小群富人或受过教育的人，而这两者多半意味着同一群人，因为即使在巴黎综合工艺学校（Eook Polytechnique）这样强大的左翼阵营中，也只有1/3的学生——一个突出的反抗分子群体——来自小资产阶级（大多经由低层军官和文官晋升而来），而只有0.3%来自“大众阶层”。这些穷人就像自觉加入左翼的人一样，接受中产阶级革命的经典口号，虽然是激进民主派而非温和派的形式，但仍只不过是向社会挑战的某种暗示。英国劳动贫民一次又一次为之团结在一起的典型纲领，只是单纯的议会改革，具体表现在《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 ）的“六点要求”上。[2] 这个纲领实质上与潘恩时代的“雅各宾主义”没有区别，而且与老穆勒（James Mill）提出的功利主义中产阶级改革家的政治激进主义完全一致（其与日益自觉的工人阶级的联系除外）。复辟时期唯一不同的是，劳工激进分子已经更愿意听取用他们的语言所进行的宣传——如演说家亨特（Orator Hunt，1773—1835）那样善于侃侃而谈的人，或者像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2—1835）那样既聪明又精力旺盛的批评家，当然还有潘恩（1737—1809）——而不是中产阶级改革者的语言。
因此，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社会的甚或民族的差异，都没有明显地把欧洲反对派分裂成互不理解的阵营。如果我们略去大众政治的正规形式已告确立的英国和美国（虽然在英国直到19世纪20年代还受到反雅各宾主义歇斯底里式的压制），对欧洲所有国家的反对派来说，政治前景看起来非常相似，而达成革命的方式也几乎一样，因为专制主义的统一战线，实际上在大部分的欧洲地区排除了和平改革的可能。所有革命者都以不同的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已解放的少数进步精英，在缺乏活力、无知且被误导的广大群众中活动，并为了其最终利益而进行抗争。普通群众在解放到来时无疑会起而欢迎，但是不能指望他们积极参加抗争、准备解放。他们全都（至少在巴尔干半岛的西部）认为自己是在与单一的敌人作战，即沙皇领导下的专制王公联盟。因此，他们全都把革命看成是统一而不可割裂的；是单一的欧洲现象，而不是国家或地区解放的集合体。他们都倾向于采用同一类型的革命组织，甚或同一个组织——秘密暴动兄弟会。
这类兄弟会每个都有来自或仿自共济会模式的复杂仪式和等级制度。它们在拿破仑时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最负盛名的（因为是最国际性的）是“好表亲”或烧炭党（Carbonari）。它们似乎是通过意大利反拿破仑的法国军官，继承了共济会或类似的结社，1806年后在南意大利形成，而且和其他类似团体一起向北传播，并在1815年后越过地中海。这些组织本身，或其衍生组织和平行组织，连在俄国特别是希腊，都可以找到其踪影。在俄国，这类团体联合成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s），他们在1825年发动了俄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起义。烧炭党时代在1820—1821年达到顶峰，及至1823年，大多数兄弟会实际上都被破坏殆尽。然而，（一般意义上的）烧炭党以革命组织的主干角色坚持了下来，也许还借着帮助希腊争取自由（亲希腊运动）的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而且于1830年革命失败后，通过波兰和意大利的政治移民，把它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在意识形态上，烧炭党及其类似组织是个混杂的团体，只是因为对反动派的共同憎恨而联合在一起。激进派，其中最坚定的是左翼雅各宾派和巴贝夫主义者，很明显对兄弟会的影响日益增强。巴贝夫的叛乱老同志布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是他们之中最能干、最不屈不挠的密谋者，虽然他的信仰对大多数兄弟会和“好表亲”而言是太过偏左。
他们是否曾致力于发动国际性的协同革命，仍是件有争论的事，虽然他们的确坚持不懈地尝试联合所有的秘密兄弟会，至少在其最高和最初的层次上，组成国际型的超级密谋党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1820—1821年间，欧洲确实发生了大量烧炭党类型的起义。他们在法国完全失败，那里的革命政治条件相当缺乏，而密谋者在相关条件尚未成熟的形势下，无法接触到暴动的唯一有效力量，即不满的军队。在当时以及整个19世纪都是行政机构一部分的法国军队，无论什么样的官方政府命令他们都得执行。他们在一些意大利邦国，特别是在西班牙，获得了彻底但是暂时性的胜利。在西班牙，“纯粹的”起义找到了最有效的方式——军事政变。组成秘密军官兄弟会的自由派上校，命令其团队跟随他们一起起义，而后者则听命行事。（俄国十二月党人密谋者于1825年极力发动禁卫军起义，但是因为害怕走过头而失败。）军官兄弟会——由于军队为非贵族青年提供了职业，故而他们通常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和军事政变，自此成为伊比利亚半岛和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的固定戏剧，同时也是烧炭党时期最持久但最值得怀疑的政治成果之一。从过往的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仪式化、等级森严的秘密会社如共济会，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非常强烈地求助于军队人员。西班牙的自由派新政权，于1823年被欧洲反动势力支持的法国入侵推翻。
1820—1822年的革命只有一次是自力维持的，部分是因为它成功地发动了一场真正的人民起义，部分是因为它得益于有利的外交形势，那就是1821年的希腊革命（参见第七章）。希腊因此成了国际自由主义和“亲希腊运动”的激励力量。亲希腊运动包括对希腊有组织的支援和无数志愿战士的前往，它对团结19世纪20年代欧洲左翼的贡献，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行动。
1830年革命使形势完全改观。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些革命是一个非常时期的第一批产物，在这个时期里充满着尖锐而广泛的经济社会骚动，以及急剧加速的社会变化。于是两个主要结果从中而生。第一个结果是，1789年模式的群众政治和群众革命再次成为可能，因此对秘密兄弟会的依赖遂变得没有那么必要。在巴黎，波旁王朝是被复辟君主制度所经历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群众骚乱联手推翻的典型代表。所以，群众绝非不具有行动力，1830年7月的巴黎证明，街垒路障在数量和分布的面积上，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事实上，1830年已使街垒路障成为人民起义的象征。虽然在巴黎的革命历史上，它们的出现至少可上溯到1588年，但在1789—1794年间，却没有发挥过重要作用。）第二个结果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和“劳动贫民”——构筑街垒路障的人——愈来愈等同于作为“工人阶级”的新兴无产大众。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此产生。
1830年革命也为左翼政治带来两项进一步的变化。革命从激进派中分裂出温和派，并且造成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们不但促使运动分裂成不同的社会组织，而且更分裂出不同的民族成分。
在国际上，革命把欧洲分裂成两大地区。在莱茵河以西，革命将反动列强的联合控制击成碎片，永远无法恢复。温和的自由主义在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取得胜利。（更为激进类型的）自由主义在瑞士和伊比利亚半岛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该地以民众为基础的自由派运动和反自由派天主教运动互相对抗，但是，神圣同盟再也不能以它在莱茵河以东各地仍在采用的那种手段，来干涉这些地区。在19世纪30年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内战中，专制主义和温和自由主义的列强，各自支持其中一方，虽然自由主义国家稍显得更有力些，而且得到一些外国激进志愿者和同情者的帮助，这依稀预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亲西班牙运动。[3] 但是，各国的自由或专制课题，基本上仍有待当地的力量平衡来加以决定，也就是说它们仍悬而未决。在短暂的自由派胜利（1833—1837年，1840—1843年）和保守派复兴之间，它们总是在动荡摇摆。
莱茵河以东的情况，表面上与1830年前一样，因为所有的革命都被镇压下去，德意志和意大利起义被奥地利人或在奥地利人的支持下被镇压，更重大的波兰起义被俄国镇压。此外，在该地区，民族问题继续优先于其他所有问题。以民族的标准而言，当地所有人民都生活在不是太小就是太大的国家里：若不是分裂成小公国的不统一民族或亡国民族（德意志、意大利、波兰）的成员，便是多民族帝国（哈布斯堡、俄国和奥斯曼）的成员，或两者兼是。我们不必操心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因为他们虽然在广义上属于非专制地区，但因其超然于欧洲其他地方正在上演的戏剧性发展之外，而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莱茵河东西两区的革命者仍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目睹了1848年革命在这两个地区同时发生的事实，尽管并非两个地区的所有部分都发生了革命。然而，在每个特定地区内出现的革命热情，却有着明显差异。在西方，英国和比利时停止追随一般革命的节奏；而西班牙、葡萄牙，其次是瑞士，已经陷入当地特有的国内斗争，除偶发事件外（如1847年的瑞士内战），其危机不再与其他地方的那些危机一致无二；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则有“革命”的积极民族和消极或不热心民族之间的明显区别。于是哈布斯堡的密探机构，经常受到波兰人、意大利人和（非奥地利）日耳曼人，以及永远难以驾驭的匈牙利人的困扰，而没有任何来自亚平宁地区或其他斯拉夫地区的危险情报。俄国只需担忧波兰人，而奥斯曼仍能指望大多数巴尔干斯拉夫人保持平静。
这些差异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发展节奏和社会变化。这种变化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变得日益明显，而且对政治越发重要。因此，英国发达的工业化改变了英国的政治节奏，而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却在1846—1848年处于社会危机的最尖锐时期。英国有其同样严重的危机，即1841—1842年的工业大萧条（参见第九章）。反之，19世纪20年代的俄国理想青年或许有理由指望，一次军事暴动就能在俄国赢得像在西班牙和法国那样的胜利；但到了1830年后，俄国进行革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已远不如西班牙成熟，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