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自清太祖开国算起是第五代，自平定中原、君临天下的顺治帝算起是第三代。常言道，在君主政体之下，第三代处于决定整个王朝盛衰的重要转折点。雍正帝正是第三代，他是出色地完成了第三代君主之任务的英主。可以说清朝的政治方针大体在这个时代得以确立。具有清朝特色的制度，如秘密建储之法、军机处的创立、支给养廉银的原则等都是由雍正帝制定的。
然而雍正帝所面临的第三代君主的任务具体指什么呢？我认为，即使同样是第三代，对于兴起于异民族而君临全中国的第三代具有非同一般的任务，那就是从异民族式的原始体制向中国式的独裁君主制的转换。
满洲时代的女真人无疑还保持着氏族制度。但在他们侵入进步的中国近世社会后，就必然采用更加进步的独裁君主制度。但他们不可能从氏族制一跃进入独裁制，恰如动物学中所说的，个体发生是以重复系统发生的形式实现的，即满洲民族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复中国三千年的历史。更具体而言，如果用氏族制代表古代的话，接下来必须经过中世的封建制后，才能够进入近世的独裁制。当然这个“发生过程”因为不是从内部萌生的，而是受到外部刺激的产物，所以实际上经过了非常混乱的发展过程，有过前后矛盾、碰撞，最终才得以到达目的地。
从满洲时代的太宗，经过入关后的顺治帝直到康熙帝初年，清朝政权中出现了浓厚的封建色彩。从当时的满洲民族最自然的思考方式看来，清朝政权当然必须像下文所述一般。
首先，以天子为中心，皇族作为宗室划一个小圈，占有最中央的席位。宗室虽然低天子一等，但其地位并非当时的天子所赐。这与天子是历史的产物同样，他们的地位也是历史的产物。天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子，是由于宗室承认了天子的地位。因此天子应当尊重宗室特权，同时肩负着保护宗室的责任。换言之，天子是宗室的象征，也必须是宗室的共有物。因此宗室对清朝的政治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承担巨大的责任，同时享有他们应分得的那份收益。
其次，在宗室划的小圈之外，满族人划了一个中圈。宗室与一般满族人之间在权利和义务上有一个等级的差别，这个差别与前述天子和宗室之间的差别性质相同。
最后，在满族人的中圈外，汉民族形成一个大圈。汉民族在权利上又比满族人低一等，要尽的义务也比满族人更加沉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人是满族人实施统治的基础，只是因为满族人由于历史原因而有权凌驾于汉人之上。
若从侧面来观察这三个圆圈，则是以天子为顶点的金字塔形，上层是宗室，中层是满族人，最下层是汉人，各阶层有为各自的上层效力的义务。这就是当时的满族人心中描绘的清朝政权的理想状态。
图3 封建制
如此阶级性、封建性的体系在中国社会已是遥远的过往。中国近世的独裁君主体制的理念不允许在君主与人民之间插入特权阶级。从独裁君主的立场来看，统治人民的必须是君主一人。但人民人数众多而君主只有一人，所以为了治理人民，君主不得不借官僚之手。但与此同时，在君主看来，官僚只应是帮忙的小工，不能形成集团，成为介于君主与人民之间的特权阶级。天子与人民之间被隔开很远的距离，这仅仅意味着天子的尊严，但两者之间必须没有丝毫阻碍地、顺畅地进行沟通交流。因此官僚应当是最富有传导力的电线，不能自己发电或耗费电力。
图4 独裁制
但是由于清朝是由兴起于东北的异民族所建立的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独裁化的清朝天子的地位必然带有双重性质：他既是满洲民族的天子，也是汉民族的天子。原本民族不同的满洲民族与汉民族拥戴共同的天子，可以说两民族之间建立了兄弟关系。清朝的天子常常将“满汉一家”挂在嘴边，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满汉之间变得完全没有区别，只不过原本不同民族的人现在不再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罢了。
清朝的天子是立于满洲民族和汉民族两根支柱之上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统治两个民族的人民，天子需要官僚，但官僚不能形成特权阶级，必须像线一样细，像管一样空心。
清朝初期的历史是君主权力扩张的历史，但君主权力的扩张具体而言不外乎是从上述第一形态的封建制转到第二形态的独裁制。太宗迫害兄弟、顺治帝剥夺睿亲王家的特权、康熙帝诛杀权臣鳌拜等事件都是在这条道路上无法避免的悲剧。再加上同一个天子（康熙帝）连续统治数十年这一个人因素，其结果是，至康熙帝末年，清朝的体制已经大体上接近中国式的独裁君主制。
雍正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即位的。“个体发生重复系统发生”的原理也必定适用于雍正帝个人，如清朝在其初期不得不在短时期内快速经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一般，雍正帝在他即位初期的数年中必须快速经历数十年的清朝历史。于是这条道路上的悲剧不断上演。雍正帝迫害兄弟阿哥们、迫害宗室苏努一家，以及镇压大臣隆科多等事件正是因此发生的。
既然在清朝之前的历史中已经形成了独裁制的轮廓，雍正帝个人的努力在确立独裁制方面应当很容易取得成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宋朝以后的中国，近世的独裁制虽然在理论上已经完成，但是在现实中并没有完全实施。阻碍君主独裁制实施的是官僚的特权阶级化，官僚的特权阶级化只有在他们之间产生私下团结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当私下的团结逐渐发展，无非就形成了所谓的“朋党”。
说起中国独裁制的理论，官僚的地位是因天子的恩惠而临时被授予的，因此他们只是辅助天子的机关，只能作为充当联络天子与人民之间的电线或通气管。因此官僚应当单独直属于天子，官僚之间不允许横向联结。若是他们建立起横向的联结，官僚就结成了一个团体，会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自主地行动。在人民之上拥有特权的人只有天子，所有人在天子面前都应褪去光辉成为平等的人，这是独裁制的终极理念。然而实际上，应当作为独裁君主的天子与他的人民之间出现了官僚这个特权阶级，形成了半封建化的阶级社会，企图侵害天子独裁权的危险无时不在。独裁君主必须与妨害他的独裁权之人持续斗争。因此中国近世的历史可以被视为独裁君主与官僚之间不断暗斗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从清朝初期到康熙帝为止的历代天子，以及现在作为研究对象的雍正帝都不能例外。
康熙帝自即位之初到晚年，一直不间断地为官僚间的朋党而烦恼。特别是由于围绕着皇太子问题而发生的事情，令皇帝的烦恼更甚。即使雍正帝即位之后，这个形势依旧没有迅速改变。雍正帝制服他的兄弟阿哥们，诛杀官场上的大人物、政界的大党首、汉军出身的年羹尧，无非是对朋党比周这一风气的镇压。
雍正帝实现了中国近世独裁君主制的理想，在世界历史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优秀的独裁天子。这意味着他在某种程度上解散了官僚私下的团结，令每个人直属于自己，对他们随心所欲、颐指气使，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如此困难的任务不可能仅凭天子的权力震慑住官僚就能够实现。不容忽视的是，这不仅需要策略，需要准备，同时也需要耐心和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