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兴起而入主中原的清朝必然会激起汉人攘除夷狄、同仇敌忾之心。这对清朝而言是大问题，让统治者们绷紧了神经，因此难免屡次发生悲惨的文字狱。
当清朝采取了汉人的独裁政治体制后，从东北入关的满洲民族成为特权阶级，清朝成为满族人的共有物，满洲人整体来说并不喜欢采用凌驾于汉人之上的政治体制。清朝的皇帝对于满族人是独裁君主，对汉人也必须是独裁君主。甚至可以说，只有建立在满族人和汉人两大支柱的实力均衡之上，清朝才能实现安定。虽说如此，但满族人口稀少、文化落后，单凭武力强大一点，即使在铁炮等先进武器普及之后，总体而言满洲的实力也甚不可靠。然而清朝因本身是满族人所建立，在危急时刻能够依靠的无外乎满族人。如果汉人污蔑满族人，将满族人当作夷狄对待的话，无论是清朝还是满族人都无法保住其在中国的地位。因此其不得不用尽一切手段来根绝众多汉人的攘夷思想。若是在汉人的王朝，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清朝统治之下就需要被当作重大事件来处理，这正是文字狱发生的原因。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因为诽谤朝政，另一种明显是因为攘夷的言论，而且我们必须看到两者中都潜藏着民族问题的暗流。最初的文字狱是与年羹尧垮台密切相关的汪景祺事件。
清朝初年以来，占据蒙古西北、阿尔泰山麓、天山山脉以北的游牧民族准噶尔部强盛起来。康熙帝之时因准噶尔部侵入外蒙古，外蒙古喀尔喀部投降清朝，请求保护，康熙帝亲征外蒙古，打败了准噶尔部的英雄噶尔丹。正是从此时开始，外蒙古心悦诚服地归附中国。
在外蒙古被大挫锐气的准噶尔部势力向南延伸，天山南路的清朝军队迅速投降，接着准噶尔越过昆仑山脉，征服西藏。正如前述，康熙帝末年，清朝以十四阿哥为大将军，在青海击破了准噶尔部之兵。助十四阿哥一臂之力、实际指挥军事的是川陕总督年羹尧。年羹尧虽然是汉人，但他是出身于在入关之前就历代侍奉清朝的汉军，而且文笔很好。年羹尧率兵追击准噶尔部败退之兵，进入西藏，开始着手平定西藏。
雍正帝即位后，立即将十四阿哥召回北京，命年羹尧取而代之成为大将军。年羹尧的妹妹在雍正帝的后宫深受宠爱，被授予贵妃称号，拥有仅次于皇后的尊贵地位。因为这层关系，在雍正帝完全掌握权力之前，年羹尧手握重兵、遥为后援，无疑对雍正帝巩固帝位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然而，雍正帝在北京作为主权者的地位逐步稳固下来后，便苦于年羹尧权力过大。特别是在雍正元年年末，青海叛乱，年羹尧令部下岳钟琪镇压了这次暴动，这让年羹尧的威权大增。为了猎取官位而进行活动的人都奔到年羹尧身边，通过他的推举获得官位。另外，朝廷中还有大臣隆科多，与年羹尧相互勾结，左右人事。这是独裁君主无法容忍的事情。
年羹尧从陕西呈递的奏折中，对雍正帝用了“夕阳朝乾”这个词语。他本来是想写出自《易经》的语句“朝乾夕惕”，即朝亦勤勉、夕亦勤勉之意，却把字写错了。雍正帝看过后大发雷霆：
若是《易经》中之语句“朝乾夕惕”尚还意思明了，年羹尧不仅故意书为“夕阳朝乾”，还将文字错书。年羹尧乃读书之人，自然不可能出于疏漏而误写。想必是说朕的行为称不上“朝乾夕惕”，甚至正与之相反。若是如此，不妨明说！
这看起来完全是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但实际上对于年羹尧目前为止的种种不端行为，特别是干犯天子大权的事实，雍正帝证据确凿，只是还没到揭发他的时机。
［年羹尧荐胡期恒为甘肃巡抚，来京所奏之言皆属荒唐悖谬，朕观其人甚属卑鄙下贱。］后揭参金南瑛，为怡亲王曾奏荐，［并非无才之人。］［荐举胡期恒之类以肆其蒙蔽也。］
年羹尧部下命西藏的番人服苦役，导致其离叛，朕诘问其经过，竟称此前业已奏报完毕，但实际上一次都未曾报告过。为何如此说谎？必须给朕回奏。
实际上，回信后不久，年羹尧便被免职了。接着在其左迁为杭州将军的赴任途中，雍正帝的诘问一条接一条如下雨一般：曰盐专卖权丑闻；曰官吏侮辱事件；曰贪污军费；曰乱杀无辜事件；曰人事变动不公……总数多达十多条。
从另一方面说，年羹尧对雍正帝是什么样的天子缺乏清晰的认识。他习惯了康熙时期宽大的政治，哪怕稍被谴责，仗着自己军功卓著，同时妹妹又是雍正帝宠爱的贵妃，处罚也会不了了之，因此他从不将其放在眼里。他将在任职期间囤积的如山般的财产分别用二十辆车、七八十艘船运往杭州，寄顿于途中各处的熟人处，即使万一有失，凭借这些财产也可安度一生。到达杭州时，陪同的人包括家庭成员共千余人，仆人之下还跟随着伺候仆人的仆人。其豪奢之甚宛如日本的大名出行的仪仗一般。雍正帝命令地方官调查年羹尧的财产，单不动产就有土地二百九十七顷，房屋一千二百间。雍正帝听闻此事后更加怒不可遏。
当雍正帝表明了要坚决彻底地追究年羹尧之罪的意思后，内外官吏争先恐后地揭发年羹尧的罪状。每一条罪状都令年羹尧的爵位和官位降低，转瞬间他被剥夺杭州将军的职位，成为一介平民。而且在此之后罪状依旧接连不断地增加，政府汇总这些罪状参劾年羹尧，竟列出大逆之罪五条、欺罔罪九条、僭越罪十六条、狂悖罪十三条、专擅罪六条、贪婪罪十八条、侵蚀罪十五条、忌刻罪六条、残忍罪四条，总共九十二条罪状。最终，年羹尧免于斩首，被令自裁，长子年富被判死刑，十五岁以上之子被判流刑，全部家产被抄，时值雍正三年十二月。
最令人感叹怜惜的是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在针对她哥哥的判决下达之前，雍正帝被告知年贵妃病重，他下令若其病故则以高一级的皇贵妃之礼入葬。被明确给予期限的病逝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这不仅对年贵妃而言是悲剧，对雍正帝而言也绝对是沉重的悲剧。独裁君主不得不牺牲他的家庭生活。
有一事值得注意，即年羹尧被参劾的罪状之中最为严重的大逆之罪导致汪景祺连坐之事。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私人秘书，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将在受年羹尧延请后奔赴西部的途中见闻写成《西征随笔》，其中包含甚为僭越的内容。年羹尧读过此书，知道这些内容，但并没有参奏揭发他。这本书自然立即被清朝禁止出版发行，因此写了什么内容在当时是没人知道的，然而近年这本书在北京故宫被发现了。
现在我们看过便知，果然到处都是让雍正帝读后会生气的地方。他写到满族人去做地方官，因为不懂汉文，不能在所到之处顺利施行政治，即使如此也没有多少地方发生叛乱，这完全是侥幸；还称自雍正帝视为眼中钉的年羹尧任陕西总督后，施政周全，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最令雍正帝愤怒的是书中如下一个小故事：
先帝南巡杭州，杜诏方为诸生，于道左献诗，先帝颇许可之，赐御书绫字。杜捧归启视，则“云淡风轻近午天”四句也。某作七言绝句云：
皇帝挥毫不值钱，
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
云淡风轻近午天。[1]
这么说多少有些苛刻，就算不是雍正帝也会生气的，而且仅仅是讽刺的对象是天子这一点就比较麻烦了。何况这个故事揭露康熙帝学问方面的幼稚，那么自己会不会也因为是异民族而动辄被中国的文化人蔑视呢？过虑的清朝天子一下子怒火中烧。汪景祺被处斩，其妻被发遣到东北北部边疆为奴。汪景祺自己在书的序文中写道：
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义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
如此说来，汪景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吧。雍正帝在翻阅首页时题字：
惜见此之晚。
这句话现在依然留在书上，墨色分明。
因年羹尧事件连坐的还有一个文人——钱名世。他是当时有名的作家，但因赠年羹尧诗赞美其平定西藏之功而触了雍正帝的逆鳞。对他的处罚与众不同，雍正帝亲自为他挥毫写下“名教罪人”（道德上的罪人），制成匾额，命他挂于家门之上；并且不厌其烦地下令让朝廷官吏中善于写文章的人各自作诗一首，谴责他离经背道的行径，并汇成一册赠予钱名世，让其自费出版，并颁发给天下的学校各一册。该书的序文为雍正帝亲自所作。
接下来发生的文字狱是查嗣庭案。查嗣庭作为朝廷官吏被任命为江西省乡试（科举的最初级考试）的正考官，考试题目出的是“维民所止”一句。这是《诗经》中的句子，意为“这是人民所居住的地方”，但有人揭发“维止”二字是“雍正”二字的去头。雍正帝单凭此事不能将其治罪，因而搜查其家，发现两本日记，其中有诽谤康熙帝的政治的语句。然而无论如何，这个事件作为大逆罪处理似乎证据不够充分。在监狱被拘禁期间，查嗣庭病逝。后来雍正帝下达判决，查嗣庭被戮尸枭示，他的子孙被处以流刑，财产被抄没。原来查嗣庭被雍正帝盯上，是因为他被认为是朝中大臣隆科多的党羽。当时，隆科多与年羹尧内外勾结，多有专权的举动，因此受审，不久被参劾，共有四十一条罪状，但他毕竟是拥护雍正帝登基的功臣，因而没有被处死，仅被处以监禁之刑。
这些文字狱的登场人物以浙江人居多。汪景祺和查嗣庭是浙江人，接下来将要登场的吕留良也是浙江人。雍正帝大概是憎恨浙江人的。为了警戒众人，雍正帝命令取消浙江省的乡试。被取消乡试意味着该地区的人无法成为官吏的候补者，这对当地人民来说真是沉重打击。即使对清朝抱有反感，他们也依旧渴望得到官吏的地位。幸而浙江总督李卫受到雍正帝喜爱，在他的劝解下，禁令不久便解除了。
在年羹尧悲惨地结束了一生后，取而代之成为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总督，负责西部边疆军事的是岳钟琪。此人姓岳，传说是南宋忠臣岳飞之后。若是岳飞的子孙，就应当如同岳飞一般，为了汉人将异民族建立的清朝视为仇敌并与之斗争到底。因此，有个叫张熙的人特意前去劝他谋反。岳钟琪大惊，赶紧将张熙绑缚送至朝廷。张熙是被他的老师曾静教唆的，因此朝廷将罪魁祸首曾静逮捕归案。审讯曾静后，雍正帝才意识到一部分中国人的反清思想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自信。
在此之前，从顺治朝到康熙朝初期，浙江省有一位名叫吕留良的文人，他是遵奉朱子学的学者，抱有强烈的反清思想，终生不仕，隐居而终。他留下了文集、日记等著述，其中不仅包含反满思想，某些还被印刷出版，广为世人所知，他死后被尊如圣人，甚至历任地方官都会前往其祠堂致敬。曾静的民族革命思想不外乎是与吕留良的著作产生共鸣的结果。通过讯问曾静，雍正帝得知吕留良的思想在汉人之间广为流行，他密书浙江总督李卫，命令押收吕留良家的一切文书。
李卫其实也曾受吕留良的名声所惑，为他的祠堂赠过匾额。接到命令后，李卫大惊失色，逮捕吕留良的三子，将其他家人监禁在家中，因书籍甚多，一时难以搬运，在书架上悉数贴上封条，制作目录，仅将必需的书籍送至北京。雍正帝对李卫说：
［斯事朕谈笑而处之。无故加之不怒一语，朕生平所长。若谓此等遂致淆乱胸怀，则汝为不知汝君之臣矣。］
这一番话还是无法掩饰雍正帝心中的动摇。对于这起事件，从东北出身的总督鄂尔泰和雍正帝之间的往来文书中可以看到如下语句：
［鄂尔泰：国家一统垂八十余年，圣圣相承，教养备至，而汉人之心思终不能一视，满洲之人物犹未能争光。每一念及，臣窃有余恨。
雍正帝：叹息流涕耳。
鄂尔泰：逆贼曾静者实甚于禽兽之人。禽兽中之恶禽兽。
雍正帝：为朕放心，丝毫不必愤闷。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奇料理，卿可听之。］
雍正在对曾静进行审讯的过程中，看出他是个愚蠢正直的农民，却意料之外地容易相处。针对曾静直率地列举出责难雍正帝的二十七条，雍正帝逐条解释清楚，证明其都是凭空捏造的，接着再询问曾静对他的解释的意见，曾静最终俯首认罪。雍正帝集中精力反驳的是曾静提出的“清朝因为是异族统治，所以不是正统的君主，汉人没有对其尽忠的义务”这一观点。
自古无无君之民。有君则必须尽忠，此乃自然之理。中国之圣人亦如此教诲。忠义乃为人最基本之道，反之则不为人。如此若论谁是真正的君主，君主乃天命所归。此亦正如中国圣人所教导。是天命所归之君不分汉人还是异民族。不，我朝虽为异民族，却无有如我朝仰承天命得国之正者。试想，中国乃革命之国，王朝屡经更迭，开国皇帝于前王朝而言则为谋反之人。明太祖自元朝看来无非是光棍。我清朝与之不同。兴于满洲，［我朝之于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天命传于我朝。非我亡明，明自取灭亡。明使生灵涂炭，我朝为拯救生民而治中国。纵观历史，得天下之正者无过于此。若因是异民族则不可，经书之中不亦记载舜为东夷之人。汉人因蒙古人是异民族而鄙视之，蒙古人亦蔑称汉人为蛮子，如此相称乃后世至卑至陋之见。忠义乃中国圣人所教万世不变之教训，为超越民族的、有价值之道。[2]
雍正帝以与曾静的问答为核心编纂了一本书，以《大义觉迷录》为名出版。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曾静招架不住雍正帝尖锐的反问，称自己是“弥天重犯”，即犯下弥天大罪的罪人，一味地忏悔。但这不能仅仅理解为他只是被帝王的权力压制，或者是雍正帝对其施加精神上的拷问，强迫他招认。曾静是山野农夫，仅仅以传闻为话柄，对雍正帝进行人身攻击，若是在今天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也会因没有证据而处于明显不利的局面。曾静最终示弱，无条件投降，也只是因此而已。
雍正帝从曾静派弟子劝说谋反的目标——岳钟琪以前所奉上的奏折以及皇帝回复的朱批谕旨中选出数十封，让曾静阅读。这些书信展示皇帝对岳钟琪的信任多么深厚，岳钟琪对皇帝如何忠诚，目的是让曾静领悟到他的劝诱完全是痴心妄想。除此之外，雍正帝还让他读了数百封自己与各省总督等之间的往来文书，目的是让他知道皇帝是何等关心天下政事，何等勤勉。曾静最终完全被感化了：
弥天重犯昔虽冥顽，同于禽兽，今得被化，幸转人胎。天子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若闻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不惟减膳，甚或饮膳不御，殚竭精诚，为民祈祷。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各省督抚奏折件件御览，毫不迟延，直至二三更。因不知晓，身犯寸磔之典，死有余辜。岂料既超禁处厦，还给食赐衣。重义透髓，一字一泣。谨供。[3]
不可思议的是，引发这么大事件的曾静和张熙却免于死刑，得以活命。雍正帝认为：
汪景祺因对圣祖仁皇帝肆行谤议，不能倖逃国法。然曾静之讪谤之语乃谤及朕躬。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不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鸮鸣而已。伊已悔过感恩，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
朝廷大臣认为此不足以警戒后世而再次上奏请求将其治以重罪，但雍正帝不予理睬，说：
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
然而，雍正帝对吕留良一家的处罚很重。因为这是发生在康熙时期的事情，康熙帝最终对此一无所悉便与世长辞了。目标虽然是先皇，但所犯的罪亦不可饶恕。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子吕毅中被问斩，一家被流放至东北为奴。判决书之后附有但书，特别强调并不禁止出版吕留良的著作，以显示皇帝的胸怀。
该事件自雍正六年开始，至雍正十年年末最终结束，是个历时五年的大疑案。正巧在这期间，蒙古西北部的准噶尔部再次蠢蠢欲动，清朝面临必须再次出兵与其交战的情势。即使岳钟琪在曾静之事中始终表示出谨慎的态度，雍正帝也认为不能仅仅依靠汉人武将，产生了要任用满族人的大将，让他们立下赫赫武功的愿望，定要让汉人们刮目相看。于是，谁是满族人中最合适的将军人选呢？他在寻觅之时将目光停留在了傅尔丹身上。
傅尔丹出身于满洲名门，作为内大臣长期侍奉康熙帝，并且也在沙场历练过。雍正初年他再次担任内大臣，随后又担任相当于日本内务大臣的吏部尚书。传说他赪面美髯、威风凛凛、武艺高强，因此受到雍正帝信任。当然，能被雍正帝选中的，一定是格外严谨、正直的人。雍正七年三月，傅尔丹被任命为大将军，挑选国内精锐两万四千人出征。准噶尔部得到消息，由于尚未做好防御准备而提出议和，因此决战的时间被拖延了一年左右。但是雍正帝从最初就明白准噶尔部并无丝毫讲和之心，雍正九年伊始，傅尔丹出兵蒙古西北，进驻科布多城，等待进入准噶尔部领地的机会。准噶尔部首领策零认为既然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与清朝军队一战，希望挑选一个对于自己最为有利的地点作为战场。于是他故意派出间谍，让其假扮投降之人来到傅尔丹身边，假称准噶尔部现在正麻痹大意，机不可失，若是发动突袭，必能将其全歼。傅尔丹一听，不顾参谋等人的谏言，急忙命令全军出动。
清军从科布多城向西进发百余公里，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附近遭遇占据要地、严阵以待的准噶尔部大军。既然已经无路可退，清朝军队也下定决心准备开战。然而这正中对手下怀，战况从一开始便对清军不利。前来援助的蒙古兵首先临阵脱逃，清军陷入敌军的四面包围。有名的将军相继倒下，战死沙场。傅尔丹乔装突围，好不容易逃回科布多城，但四散奔逃、最终回来的人总数不到两千。
在出兵之前就有一些人预言傅尔丹将会败北。岳钟琪访问傅尔丹阵营之时，看到墙壁上挂着许多刀枪，感到十分不解，便询问他。
此皆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
这就是答案。
为大将军者不恃谋而恃勇，亡无日矣。
岳钟琪如此自言自语地退下了。大概是岳钟琪与傅尔丹讨论了战术策略但意见不合，看到整排武器后留下如此言论吧，但是预言不幸言中。雍正帝后悔自己看走了眼，虽然傅尔丹在败北的报告中恳请处以重罪，但雍正帝并没有特别责备他。
自古以来，提拔政治家容易，选任大将困难。政治家更换多少次都不甚紧要，而大将一旦任命便不能频繁变动。而且，战争是一战定胜负，失败了便无法挽回。诸葛孔明虽然是优秀的政治家，但是在战争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不甚擅长。雍正帝任用年羹尧和岳钟琪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但他为了凸显傅尔丹，遗憾地断送了这次战争。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民族成见，想要让满洲出身的大将建立战功，这是雍正帝的国粹主义导致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