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打开案头的地图册，找一找欧洲大都市中的王宫。若是在比例尺为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它们最多只能用一个点来表示。接着在北京地图中找一找，在同样的比例尺下，可以清楚地看到1厘米左右的四四方方的皇城以及在其内部略小一圈的紫禁城占据着城市的中央，雄伟而庄严。紫禁城是明清两代天子的私人住宅，皇城的大部分是其外苑。今日探访北京城之人首先就会被它的宏大所震撼，更不用说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明代规模的、庄严的清代故宫宫殿建筑。长3公里、宽2.5公里的皇城作为天子一个人的生活场所实在是太大了。然而对皇宫面积的特别要求确实有恰当的理由：天子的宫殿是数千年来中国式的独裁皇帝的权力的象征。
独裁君主必须尽量拉开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即使是大臣，为了谒见天子，也必须在通过皇城的第一道门“大清门”后，步行约2公里的路程，其间共计穿过七道门，更何况是普通的人民。在他们看来，天子似乎住在另一个世界上。他们甚至对直接管理他们的知县都甚为忌惮，敬而远之。知县之上是知府，知府之上是道台，道台之上是省级的被称为布政使的财务官，再上是总督。在中央，有相当于日本各省大臣的各部尚书，其上是类似宰相的内阁大学士和相当于在军事大本营工作的军机处大臣，再上面才是居于深幽之处的天子。无论是从垂直高度计算还是从平面距离计算，人民与天子之间都横亘着广阔的空间。
虽说是独裁政治，但其实体无法轻易被掌握。这既是制度的问题，也是君主能力的问题，而且理念和现实之间有相当大的鸿沟。即使同在中国，独裁政治因时代不同也有变化和发展。最近关于独裁政治的理论似乎非常流行，这种风气发展过快的话，似有脱离实际而空发议论的危险。我们应当在看清实体的基础上再进行议论，切忌以概念规定实体。这样做虽然烦琐，但为了论述独裁制，还是需要举出一个个有代表性的实例，去探明真相。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若问谁是近世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裁君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清朝的雍正帝。很多人虽然对其父康熙帝、其子乾隆帝之名耳熟能详，但对雍正帝之名也许会毫无印象。正因如此，我愈发感到介绍这位帝王的独裁政治的状况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清朝统治者是兴起于东北的异民族而非汉人。太祖、太宗两代生活于东北，第三代皇帝顺治帝继明朝灭亡之后于1644年进入北京统治全中国。其子是第四代康熙帝，康熙帝之子是雍正帝。因此雍正帝从太祖算起是第五代，从清朝进入北京后算起是第三代。一个王朝的兴衰大致在第三代的时候确定，因此雍正帝正处于清朝最为关键的转折时期。
雍正帝即位于1722年，略迟于俄国的彼得大帝，稍早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相当于日本的德川八代将军吉宗的中期。他取得了可与这些明君相提并论的政绩，甚至被誉为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国独裁政治的最后完成者和实践者也绝不过分。在讲述他的政治之前，我们必须从他所处的特殊的个人环境，特别是直至他即位为止的宫中内乱写起。因为这是理解雍正帝自身以及中国古代的独裁政治的必要前提。
如果读者读完此书后仅感到书中所写的确实是在中国发生过的事情，那么可以说我的意图就完全以失败告终了。因为比起从过去的世界里不断地找出意想不到的事实介绍给大家，修正至今为止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历史图景才是历史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