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时报大楼的内部，是在1954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共汽车》（Omnibus）节目的一批摄影人员获准到新闻编辑部去现场电视直播《纽约时报》人员编辑第二天报纸的工作情况。像大多数该节目的内容一样，这是一次壮观的展示，一直由阿利斯泰尔·库克用柔和的英国口音来解说。摄像机在新闻编辑部来回运动，拍摄编辑们低着的脑袋和正打字的记者们起皱纹的脑门。阿利斯泰尔·库克描述了这个安静的场面，用的就是阿道夫·奥克斯会喜欢和欣赏的声调。库克的评论介绍了报社工作队伍的规模、付出的努力和为出版每天的报纸需要的开销，然后他穿过新闻编辑部去和一个英俊的灰发的人讲话，这个人斜着站在那里，双臂交叉，靠在挨着牛栏的一张桌子上。这个人就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他在这个星期天来到办公室参加这次公演。
苏兹贝格温和地谈起他的职员，表达了对他们的骄傲和自己的谦虚，他还评论了新闻界在民主制度中自由而负责的角色。然后摄像机转到楼上拍摄一个大块头的宽肩膀的表情严肃的人——查尔斯·梅茨。他坐在自己的桌边，在读一篇为明天的《纽约时报》刚刚写完的社论。摄像机后来捕捉到了四层排版室的工作——衣服沾有墨迹的印刷工穿着围裙正在捡字，用橡胶大头锤敲在铁字形板上；不出声的排字工直挺挺地坐在庞大的莱诺铸排机后面，手指轻轻地在字盘上滑动，发出了把稿件上的字变成铅字的叮当声。摄像机还转进了正在开会的主编办公室里，在桌子的一头坐着放松的和慈祥的卡特利奇。在他的右边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左边是罗伯特·加斯特。桌子的对面是城市版主任弗兰克·S.亚当斯，两边是国际新闻主任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和国内新闻主任雷蒙德·奥尼尔。在桌子的两边坐着其他编辑，包括摄影编辑约翰·拉多斯塔，他是在迪马乔—梦露事件之后取代约翰·伦道夫的。
尽管一些编辑在摄像机和麦克风前稍微有点拘谨，但他们总体上保持了镇静，他们显然引起了电视观众很大的兴趣。这期节目结束后不久，《纽约时报》的电话交换台接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个祝贺的电话，其中一些是已经退休的《纽约时报》老人的电话，他们说这期节目令他们非常怀念。还有来自《纽约时报》记者的几个称赞的电报，他们在美国主要城市的分社观看了这期节目——理查德·约翰斯顿是从芝加哥拍来的，塞思·金是从得梅因拍来的，格拉德温·希尔从洛杉矶拍来，劳伦斯·戴维斯从旧金山拍来，还有其他几个人，包括华盛顿的赖斯顿，他给卡特利奇的电报写道：“你们大家干得很好。有人打电话说他想订阅《纽约时报》，听起来他好像直到今天才听说《纽约时报》。”
这是令《纽约时报》人非常满意的一天，是充满兄弟般和谐的一天，它只是简练地证明了展示在电视屏幕上团结的画面。这个画面无疑对《纽约时报》的人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他们想到了这个机构的壮观和他们对报社做出的有意义的贡献，这是他们在过去的一年——《纽约时报》最令人不愉快的一年——没有太多想到的事情。在这期节目播出前三个月，发生了一次照片制版工的罢工，得到了《纽约时报》大多数新闻人员的支持，其结果是《纽约时报》在历史上第一次未能出版。这次罢工尽管持续了不到两周，但不仅扰乱了报纸的出版，而且还激起了一些工作人员深深的个人不满：一些记者和编辑穿过时报大楼外的纠察线去上班，他们招惹了大多数没有过线的人的敌意。甚至在罢工平息之后，新闻编辑部里的破坏罢工者也遭到了《纽约时报》一些人的排斥，这些人现在正向劳工领袖，而不是奥克斯的精神寻求指导。
报纸已经成长到了家长制容纳不下的规模，或者对许多职员来说是这样的，他们意识到高层经理对于更有效率的经营操作的欲望——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些职员就要更多地自我保护和讲求实际，更多地信奉工联主义，减少对《纽约时报》浪漫的看法。这种态度很快以随意的方式出现了，以致有些记者每当晚下班半个小时左右，就会跑到城市版主任那里索要加班费——在过去的日子里，《纽约时报》的人嫌不好意思而不会这样做，认为偶尔加班是一件荣誉和快乐的事情，因为报社通常很少要求他们这样做，而且也有早早下班的传统。但这种旧的思维方式迅速地在新闻编辑部里消失了。尽管这期节目短暂地使《纽约时报》的人想起了这家报纸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尽管这在新闻编辑部一段时间里有它健康的回光返照，但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这期节目三个月后，迈耶·伯格，纽约总部最有声望的和令人尊敬的记者告诉一些编辑，他正在考虑退出《纽约时报》。
这很难令人置信。伯格自1928年以来就在《纽约时报》工作，只是在1937年和1938年间的一年为《纽约客》工作。他曾是报社队伍中的明星，是一个羞涩的绅士。他瘦高个儿，有一个长鼻子和一双温和求知的黑眼睛。他坐在前排和送稿生、职员、记者们谈话，他们通常都围着他的桌子站着。他会用幽默的故事款待他们，会就他们努力写的报道或“时报话题”提出忠告，他会耐心地倾听他们讲的个人问题。然后在他的发稿时间快到来时，他会转向他的打字机，并且在一个小时之内他会写出一篇生动的1000字左右的关于他在当天早些时候采访过的歹徒谋杀案的报道，或者关于一个他来上班时观察到的悲剧性的路边场景的文章，或者他会就纽约写一首散文诗：
纽约的声音之中充满了神秘感……它是一种舒缓、奇异的音乐，这音乐是吹过高原的风的一曲交响乐，是缠绕在城市山丘、斜坡上面的无穷尽的被消音了的交通，是喷气式飞机、螺旋桨的嘶嘶、沉闷的作响，是那在水面上粗哑的拖船声，是巨轮航行于大海上的轰鸣……
1932年新闻编辑部实际上有过一次工作的停顿，那时伯格关于芝加哥阿尔·卡彭逃税案审理的报道开始一页接一页地出现在电报机上：报社送稿生会抓起这几页，慢慢地边走边读来到文字编辑旁，然后文字编辑会审读并再审读关于法庭场面和阿尔·卡彭的辩解的每一个词；最终编辑们会接过来，像其他人一样全神贯注，再把这篇报道送到楼上的印刷工那里。
伯格写的关于达彻·舒尔兹的逃税案审判的报道，甚至舒尔兹本人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但他也气愤伯格竟引用一个人的话说他是一个“容易迷上金发碧眼女人的人”。这个恶棍有一次见到伯格，叫住他，抱怨他不该用这句话。
“可这是真相，不是吗？”伯格问道。
“是的，”舒尔兹说，“但在《纽约时报》上不该出现这样的语言，不是吗？”
1947年，当美国的第一批阵亡者装在6248个棺材里用船从欧洲运到纽约的港口时，伯格创造了一篇新闻报道经典。后来在1949年又写了一篇。那时，一个叫作霍华德·昂鲁的老兵在新泽西州坎登的大街上发了疯，用手枪射击13人，然后向警方投降。伯格用了六个小时追溯了昂鲁事件的过程，采访了看到这一狂暴行为的50个人，然后他坐下来，用两个半小时写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重现了整个场面：
人们纷纷躲进商店，女人惊慌得尖叫，男人害怕得说不出话来。一段时间没有人能知道发射出来的是什么。昂鲁先走进临近大街的约翰·皮拉奇克的修鞋店。补鞋匠是一个27岁的生活在彭梭肯小镇的人，他张着嘴看着昂鲁来到离他几米的地方。修鞋匠从他的长凳上站起来，随即被一颗击中他腹部的子弹射倒。商店里的一个小伙子跑到柜台后面，害怕地蹲在那里。昂鲁走到阳光明媚的大街上……
迈耶·伯格因这篇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他把1000美元的奖金送给了昂鲁的母亲。伯格后来用了两年时间研究和写作《纽约时报》的正史，因为《纽约时报》要在1951年庆祝它的百年纪念。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任务，不是因为他伟大的报道才华难以胜任这个任务，而是因为作为关于《纽约时报》“正式的”出版物，它必须经过奥克斯、苏兹贝格和阿德勒家族的各个成员以及一些高级管理者的认可，但它实际上是不可能取悦于他们所有人。他们对这本书做了许多删节和修改，当这本书在1951年出版时，尽管在评论和商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伯格却向一些朋友坦白，他有时真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
现在，在1954年夏天，在他为《纽约时报》写“关于纽约”栏目一年多后，他再一次因为业主办公室和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对这个栏目的一些否定性反应而感沮丧。最终，这位编辑不得不记录下伯格的辞职声明，并给其他编辑以及业主办公室送去了备忘录的副本：
1954年7月8日
这是关于我今天下午在迈耶·伯格的请求下和他进行的谈话的备忘录。他显然因最近对他栏目里一些不满意的证据而心烦意乱，此外我就他上个星期天写的东西做出的批语更使他的心情坏到了顶点……当然，他对批评非常敏感，他感到虽然这个栏目为读者所喜欢，但在办公室里的看法并不好。我告诉迈耶，他不应该过多在意——正像我做的那样——这座大楼里的评论，而应注意的是营销部的反应，那里对他一致表示赞赏的……
转到对这个栏目提出的具体评论上，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是出自业主的，即这个栏目应该是更多时事性的。他说他认为业主并不知道写好头条新闻并在以后的栏目上保持领先地位所碰到的困难。我回答说，我只想在他的栏目中有一个需要是时事性的，也许是四个中的一个，并且再一次向他提出，如果他认为可取的话，可以让一个现场采访记者来帮助他。他似乎也不喜欢这个想法。他还提到了“催人泪下”栏目，他认为业主对这个栏目感兴趣。他说，尽管这些没什么不好，但他收到的邮件表明，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他关于过去的纽约的材料。此外，我告诉他，我认为经常变化速度是个问题……
1954年7月9日
今天我发现他依旧很抑郁，并且在考虑是不是要辞职……
伯格没有辞职。在整个7月和8月他继续写他的专栏，接着他休了一个月的假。他回来后精神好多了，后来他又开始抱怨曾命令他在自己专栏里进行的那些变动，以及他的专栏完全被砍掉，然后再安插别一个专栏的例子。他继续写这个专栏，但说真的他不喜欢它。他宁愿去干他过去干的老本行——当一个记者。
1954年底，由于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的去世，赛勒斯·苏兹贝格接管了她在社论版上的一周三次的专栏。这是一个全职工作，这意味着苏兹贝格不能再花时间去影响驻外人员了，为此卡特利奇感到很惬意，卡特利奇还高兴地在办公室里宣布，苏兹贝格占了十年的“驻外首席记者”的头衔立即废除。卡特利奇现在也希望，他在纽约的国际新闻编辑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将会成为国际新闻记者和报社打交道的唯一的渠道。但一些驻外记者，要么是出于习惯或故意直接写给赛勒斯·苏兹贝格，要么是直接写给主编办公室，甚至业主本人。头号刺头是远东的一个记者，叫格雷格·麦格雷戈。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份电文，上面写道：“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绕过我停止请解释停止弗里德曼。”
麦格雷戈对这个电文感到疑惑不解。他碰到了一个朋友，《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最近访问过纽约，麦格雷戈问他是否听说《纽约时报》有人叫弗里德曼的。
“他是你的老板，你这该死的傻瓜，”比奇说，“他是国际新闻主任。”
在做了点研究后，麦格雷戈发现，弗里德曼自1948年以来就是国际新闻主任。麦格雷戈极力以外交辞令来回答弗里德曼的电文，但他怀疑这种误解不容易得到消除，在回顾此事时，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尽管麦格雷戈多年来都是从远东把照片——类似朝鲜战争场景、台湾的活动或者其他他作为记者工作的地方的照片寄给马克尔的星期天版，但麦格雷戈有一天接到了弗里德曼的一封信，说“不要忘记你的工资单来自三层”。星期天版是在八层。所以，麦格雷戈不再把照片发给星期天版。但1955年回纽约休假时，麦格雷戈在时报大楼里碰见了马克尔，问他为什么不再发照片。麦格雷戈说有一个理由，但他不想讨论。马克尔很快使他放下心来，保证对他说的任何话都会守口如瓶，这样他就不得不做出解释了。麦格雷戈说完后，马克尔沉默了一阵子，然后看看麦格雷戈，问道：“你认为你是在为弗里德曼工作，还是在为《纽约时报》工作？”
麦格雷戈回答说他恰恰也是这样想的，但他要求马克尔现实地看看形势——他已经给弗里德曼造成误解了，他不想第二次冒险。马克尔让麦格雷戈放心，不会有任何问题，又说他会在一两天之内和弗里德曼一起吃午饭，他会非常谨慎地提出这件事情，他自信麦格雷戈的照片还会被星期天版的“评论”部分使用。
几天后麦格雷戈见到了弗里德曼，他看起来非常忧郁。弗里德曼对他挥挥手说：“哎，关于你收到的那封信——我想你误解了。或许我做的不对。我只是想说，你不应该牺牲时间，丢下你正常的新闻采访，出去为星期天版弄那些照片。当然，我们都是在为一家报纸工作嘛。”
弗里德曼的眼睛向下看着桌子，继续含糊地说着，翻着报纸，麦格雷戈打断他，表示自己希望没有不愉快的感觉。绝对没有，弗里德曼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感觉——但麦格雷戈并不认为弗里德曼的话是出自真心的。（麦格雷戈后来从新闻编辑部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马克尔在与弗里德曼说此事之前曾先向苏兹贝格反映了此事。）
一周后，麦格雷戈访问了华盛顿分社，当时像现在一样有个规矩，回家休息的驻外记者都要在时报大楼里的主要新闻部门用点时间工作或观看别人工作，同时要对华盛顿分社进行简短的拜访。华盛顿分社社长当时是詹姆斯·赖斯顿，在愉快的谈话过程中，赖斯顿建议麦格雷戈在长期派驻东方之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首都再得到点对美国的感觉。麦格雷戈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当弗里德曼几天后打电话问麦格雷戈何时去新加坡时，麦格雷戈告诉他赖斯顿的计划，对此弗里德曼问：“谁在管理国际组，是斯科蒂还是我？”麦格雷戈把这话传给赖斯顿，赖斯顿后来给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弗里德曼打了电话。然后赖斯顿告诉麦格雷戈：“万事大吉，留下吧！”
麦格雷戈又在华盛顿待了三周，在此期间赖斯顿已经给他安排了一些采访政府官员的任务，麦格雷戈觉得他在华盛顿的这段时间既是愉快的，也是收获颇丰的。在到达新加坡后，麦格雷戈拿出了他回家休假时的账单，包括他在华盛顿的每一笔开支，把它寄给了弗里德曼。几周后，麦格雷戈收到了一封信，告诉他，他在华盛顿的开支是不能报销的。这笔开支大概在4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麦格雷戈明智地决定暂时不提这个问题，而是等到他再到纽约时亲自和卡特利奇谈一谈。这一等就到了1960年，他最终得到了偿还，但他和国际组的关系却遭到了破坏而无法弥补。在新闻编辑部做了几年一般任务记者和夜班编辑之后，麦格雷戈从《纽约时报》辞职了，当了一家英文出版物的编辑，专门采访南美事务。
卡特利奇只要有空，就开始到海外旅行，并且花时间和驻外记者在一起。经常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生活得如此之好，拥有的仆役如此之多，住宅的面积如此之大。
在墨西哥他看望了年轻的分社社长悉尼·格鲁森。格鲁森一见面就解释说：“是的，特纳，你在这里我们可以每天早晨都出去转转，而且我会打电话，我将佯称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实际工作方式，或者，”格鲁森说着，眼睛明亮起来，“我们能做我真正在这里做的事情，我拥有五匹赛马，我一周看赛马两三次，我一周玩三四次高尔夫球。是的，你想如何做呢，特纳？”
“别犯傻，”卡特利奇说，“我们最好像你们一直做的那样去做。”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去参加了几次晚会；他们给格鲁森的马下注，但每一次都失败了；他们去看斗牛，在那里格鲁森以卡特利奇的名义献上了一头公牛。
十天后，在卡特利奇回到纽约后，格鲁森接到电话，说他在墨西哥的任务结束了。他不得不回纽约总部报到，几个月后他被重新安排到布拉格——卡特利奇坚持认为他的墨西哥之行和这个安排没有任何关系。
悉尼·格鲁森在执行东欧的任务时干得很出色，他对波兰反斯大林主义起义的采访非常成功，以致被提名获普利策奖。他虽没获得这个奖，但1957年5月他从当时担任卡特利奇的助手的克利夫顿·丹尼尔那里得到了一个条子：
亲爱的悉尼：
这是一封没有任何祝贺的信。普利策奖今天宣布了。你应该得一个奖。我很遗憾你没能获奖。
你的，
ECD
悉尼·格鲁森折叠起这张条子，把它放进皮夹里，他带着它走过了以后的九年。
在墨西哥之行一年后，卡特利奇访问了伦敦，听伦敦分社社长德鲁·米德尔顿谈到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桑德·瓦诺克尔，米德尔顿想雇他来为他的分社工作。瓦诺克尔当时在为《曼彻斯特卫报》工作，虽然只有25岁左右，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记者以及作为亲切、招人喜爱的人，能轻松自如地在英国社交和外交舞台上活动的才能。米德尔顿深信瓦诺克尔会成为《纽约时报》在伦敦的财富。卡特利奇一直坚持所有雇人决定要由纽约做出，如果这个年轻人下一次去纽约的话，他会很高兴考虑瓦诺克尔的申请。几个月后，1955年冬天，桑德·瓦诺克尔出现在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里。
他个头高高的，强壮，黑头发，英俊，穿着一套制作精细的服装和一双棕色的绒面英国鞋，给卡特利奇留下的印象很深。瓦诺克尔已经主动地去华盛顿见了赖斯顿，赖斯顿已经和埃里克·塞瓦赖德进行了会谈，塞瓦赖德在瓦诺克尔还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特约记者时就认识他了。赖斯顿喜欢瓦诺克尔，卡特利奇也喜欢；卡特利奇的负责人事的特别助理、以前当过新闻编辑的理查德·D.伯里特也喜欢——伯里特被那些不尊敬他的职员看作办公室的心理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