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利奇在埃德温·詹姆斯手下工作的六年期间是极其小心的，只有一次让詹姆斯生气，是关于詹姆斯的儿子米歇尔的事。
米歇尔·詹姆斯是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有着灰黄色的肤色和忧愁的神色，不时地有一种顽皮的微笑。他穿着紧紧的有点稀奇古怪的衣服，和一只叫作比德特的狗住在下曼哈顿区格拉梅西公园附近，经常光顾格林威治村当时被看作是更先锋派集中的地方。假如他是一个60年代而不是40年代的年轻人，他或许就会被嬉皮士所吸引。但在战后时期，先锋派还不成气候，没吸引力，对于异议也没有统一的奋斗目标，所以纽约的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主要是一些过于公开的、老迈的乡村“人物”。在一些故意肮脏的酒吧里，聚集着年轻的作家、画家、同性恋舞蹈编导、设计师、纽约大学的不很激进的学生激进派、同黑人有过少许不清白关系的初次登台的女演员——在这个环境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无法形容的人。他们在市郊工作，穿着时髦便服，凭冲动按他们的想象和收入所允许的条件来生活。在后一个团体里就有詹姆斯。
他出生于巴黎，当时他父亲在那里当记者。他能熟练地讲两种语言，英语说得也许比他粗鲁的、爱用口语的父亲更好，说法语就像他的巴黎母亲一样好。埃德温·詹姆斯把他的包括两个女儿在内的全家带到纽约市生活后，米歇尔被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1941年从那里毕业。在战争期间，米歇尔加入了美国空军，成了B-17飞机上的投弹手，这是埃德温·詹姆斯为自己的儿子感到最自豪的时期。他把米歇尔穿军服的照片加框后摆在他的《纽约时报》的办公室里。他让《纽约时报》的一个战地记者经常向他报告米歇尔在欧洲的活动。这个记者的报道一般是些顺风顺水的消息，直到有一天詹姆斯听说米歇尔由于生病而错过了一次轰炸任务——正是在执行那次任务的过程中，他的B-17飞机被击落，全体机组成员丧生。
战后，米歇尔为合众社和《时报杂志》短暂地工作过。后来在1947年他向《纽约时报》求职。报社的驻外首席记者赛勒斯·L.苏兹贝格推荐了米歇尔。C.L.苏兹贝格用他作为业主侄子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纽约时报》的驻外队伍——这支队伍已经成了他的海外附属物，现在他想再把《纽约时报》主编的儿子拉进来。詹姆斯表示同意，而特纳·卡特利奇已认定自己最好迅速介入此事，提出反对。他这样做，使得埃德温·詹姆斯非常恼火。
卡特利奇的理由是有一些事实根据的。他觉得，雇用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记者，即使他是主编的儿子，不仅会给这个儿子，而且也会给《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和整个报纸增加负担。尽管卡特利奇承认，重用亲属在《纽约时报》里没有什么限制。赛勒斯·苏兹贝格是最不指责这种做法的人，但卡特利奇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这种事情。当然，卡特利奇私下是怀疑苏兹贝格的。如果苏兹贝格把米歇尔·詹姆斯作为“人质”放在他在欧洲的翼下，苏兹贝格甚至可以对埃德温·詹姆斯施加更大的影响，说不准这会走向何种地步。至少它会确立亲苏兹贝格的政策。卡特利奇如果接替詹姆斯当主编的话，他就得继承这些政策。苏兹贝格只有35岁左右，在未来许多年他都将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卡特利奇知道，如果他想实现统一这家报纸、破除诸侯、摆平大公、重建主编办公室权力的雄心的话，他最好在这些诸侯所统治的部门成为王国之前就行动。马克尔的星期天版和克罗克的华盛顿分社，已经成了王国。
赛勒斯·苏兹贝格已经成了一个大胆的有干劲的人。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严肃的人，眼镜背后是一双阴暗的灰眼睛，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他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风衣——他是那种穿风衣的记者的典型，这种记者不仅喜欢采访战争，亲近权贵，而且还喜欢影响世界政治和那些发布政策的人。在战后的欧洲和亚洲，很少有哪个独裁者、国王、苏丹是苏兹贝格没见过和采访过的——在他的要求下，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亲笔签名的照片，他后来把这些照片装进镜框里，悬挂在他在巴黎的办公室。
苏兹贝格是1939年加入《纽约时报》的，此前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欧洲作为一个自由撰稿的记者，在华盛顿作为美联社和《匹兹堡新闻》（Pittsburgh Press）的记者工作过五年。他在《纽约时报》工作的头三年，到过30个国家，行程十万多英里，报道了巴尔干半岛、北非、意大利和苏联、近东、中东的骚乱和阴谋。他一度因间谍活动的指控被南斯拉夫的盖世太保逮捕，还有一次被墨索里尼的助手指责为一只“爬行的蜘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散布毒素”。
他的旅行最终使他获得了普利策奖。但在旅行过程中，苏兹贝格的确想找个地方停下来，以便享受欧洲更令人愉快的生活，放纵自己对女人和美酒的品味。他对女人的眼光在他选择秘书上非常明显。他的秘书总是漂亮的，或许在欧洲或亚洲的不止一个首都，他都至少熟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么是文雅的、高贵的，要么是富有的。在他的职业早期，有一次到访雅典时，他认识了一位迷人的希腊女人，这位女人和希腊王室有联系。他从土耳其通过短波电码和她保持接触，一年后，他们在黎巴嫩结了婚。
尽管特纳·卡特利奇不能挑剔苏兹贝格对女人的选择，而且也不能说他作为一个记者不勤奋，但他怀疑苏兹贝格想要主编的儿子加入驻外记者队伍的判断力。卡特利奇无权阻止它，因为埃德温·詹姆斯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在1947年，米歇尔·詹姆斯成了《纽约时报》的一员，几乎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是，他很有才华。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在《纽约时报》的记者身上不常见的作家的才华，一种对用词流畅的感觉。米歇尔·詹姆斯还有一种幽默感，以他奇特的方式看世界——世界不是《纽约时报》的大多数人认识到的那个严肃稳重的星球，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摇晃的、充满白痴的地方。这种态度偶尔地表现在他的报道中。因为这一点，并且由于他的海外开拓，米歇尔不久就被看作是《纽约时报》一笔有问题的财产。他在外开支极大，一度在巴基斯坦雇了一头牦牛当坐骑，驮着装备去执行采访任务。他有时会几天、几周不和外界接触，然后又会背着一只猴子突然出现在波恩或巴黎。米歇尔·詹姆斯在《纽约时报》上栩栩如生地报道了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全面进攻，他的角度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当他回到纽约后到新闻编辑部转悠时，通常都能指望他用一句话或一个动作使这个地方活跃起来。他是一个优秀的裸体摄影家。他的桌子经常被其他记者所包围，他们觊觎他的照片。一次他打算在《纽约时报》每年的“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慈善活动中印出一个一美元的赠品，以纪念一个还活着的并且在《纽约时报》编辑部工作的暴躁的老人。
这样的想象力不一定使米歇尔·詹姆斯成为《纽约时报》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几年后他静悄悄地辞职了，离开了纽约，定居于西部的一个小城镇，后来再没有人听说过他。至于他进入驻外记者队伍是不是加强了C.L.苏兹贝格在主编办公室的影响，谁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因为1951年12月，埃德温·詹姆斯去世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在新闻编辑部公告板上的备忘录写道：
致全体人员：
死亡带走了组织里一位宝贵的成员，总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埃德温·詹姆斯的离去就是这样，但这个机构必须继续下去，为此我今天任命特纳·卡特利奇担任《纽约时报》主编……
卡特利奇尽可能平稳地开始了他的把新闻部门集中化、为他的阵营增加友好力量的运动。他一开始任命了两个人进入主编助理行列，他们是罗伯特·E.加斯特和西奥多·M.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和加斯特填补了由于尼尔·麦克尼尔和戴维·H.约瑟夫的辞职造成的空缺。麦克尼尔是一个高大的自傲的人，已经为这家报纸工作了33年，讨厌卡特利奇的集中化计划。约瑟夫已经在《纽约时报》干了44年，在近些年任务甚少，以致有一天他终于领会了这其中的暗示，有了想去找卡特利奇的想法。他走进卡特利奇的办公室说：“你想不想知道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会做什么？”
卡特利奇看起来兴趣索然，约瑟夫突然提高了声调，重复说：“你想不想知道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会做什么？”
卡特利奇看到他面前是一个老人，苍白而且部分秃顶，有一双深深悲哀的眼睛，气得发抖。在过去的几年里卡特利奇知道这不是这个人的性格。约瑟夫一直是不动感情的，办事有条不紊，按卡特利奇的标准是太有条不紊了，是一个来自奥克斯时代的办公室古董。卡特利奇没有他也行，但不会把他打发掉，至少在他担任《纽约时报》主编的第一年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可耻的。职员中还有奥克斯的许多人，可以说在奥克斯的时代，《纽约时报》只有一个人事经理——上帝。当《纽约时报》的员工年龄大了、身体虚弱、几乎不胜任工作后，他是不会被解雇或被迫退休的。相反他可以继续留在职员队伍里，直到上帝把他打发掉。奥克斯亲自录用了戴维·约瑟夫，对约瑟夫的照章办事和羞涩有好感，而且约瑟夫像奥克斯一样，都曾为《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工作过。
“你是个诗人吗？”奥克斯在申请表上看到约瑟夫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曾教过一段时间英语，并且是ΦBK协会[注：ΦΒΚ协会（Phi Beta Kappa Society），又称为斐陶斐荣誉学会或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1776年成立于弗吉尼亚州威廉与玛丽学院，是美国最早以希腊字母命名的社团，后扩展到全美其他高校。它曾是男性会员的秘密社团，后向女性开放，并转型为全国性的荣誉学会。它吸纳并培养在文科与科学方面有优异表现的大学生，目前已有280余个分会，超过50万名会员。该社团的标志是一把钥匙。]一员之后，这样问道。
约瑟夫似乎不好意思回答这个问题，而奥克斯为这位求职者谦逊的样子而感到欣喜和感动，因此说道，“周三来上班吧。”那是1908年10月21日，星期三。此后约瑟夫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他同奥克斯和范安达一样可靠而客观。1927年，约瑟夫被任命为城市版主任，1948年他在詹姆斯手下当了主编助理。现在，四年后，约瑟夫站在那里瞪着卡特利奇，要求卡特利奇回答一个使他困惑的问题。
“好吧，”卡特利奇最终说，“如果是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会做什么呢？”
“我会告诉你的，”约瑟夫说，“但首先让我坐在你的位置上。”卡特利奇又打量一下约瑟夫，比刚刚更茫然了。但约瑟夫显然不是在开玩笑。他等卡特利奇站起来，走到桌前，交换位置，在约瑟夫颤抖的举止中有一种信念是卡特利奇要服从的。卡特利奇离座走到了前面，而约瑟夫坐在了卡特利奇桌后的位置上。
“现在，如果我是你，”戴维·约瑟夫镇静下来说，“我会要求我辞职。”
卡特利奇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温和地说：“好吧，戴维，你这话正是我想说的。”
于是他就这样做了——约瑟夫正式退休了。对约瑟夫来说在这么多年后割断他和《纽约时报》的联系是如此的困难，以致他不得不用一种戏剧性的场面来完成他不能以别的方式做到的事情。卡特利奇被这种姿态所感动，并为这种结果而高兴。他给业主办公室打电话，对苏兹贝格说了让约瑟夫退休的决定。在下一期报社的内刊《时报闲谈》（Times Talk）上，出现了一篇关于评论约瑟夫职业生涯的友好的长文，并在埃塞克斯厅为他安排了一次告别晚会。伊菲吉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出席了，社论版主任查尔斯·梅茨出席了，《纽约时报》的其他高层人士也都出席了。卡特利奇就约瑟夫多年的服务发表了一些颂扬之词，然后他代表全体工作人员向约瑟夫赠送了礼物——一个皮夹，最后大家起立唱《欢乐的往日》（Auld Lang Syne）。
特纳·卡特利奇从不自行其是或不切实际地认为他本人能统治《纽约时报》的新闻部门。它现在已经太庞大、太难以操作了。即使《纽约时报》有一种它并不具备的协调的力量，它也不会最有效地对一个严格执行军纪的军官的命令做出反应。由于它的规模，《纽约时报》是一个复杂的敏感的怪物。它不得不受到宠爱、哄骗、轻微的刺激。卡特利奇觉得，它像一头大象，一种行动缓慢的、沉重的生物，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导，就会变得非常愚蠢，它的牵引者也会变得愚蠢。它是一头严肃的动物，如果它想要在大庭广众面前跳舞，它最好跳得很好。
但《纽约时报》不得不向前运动，跟上50年代更快的生活速度。现在报纸有了一个严峻的新威胁，就是电视。卡特利奇知道，需要对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运作得很好的惯例进行某种调整。在采访现场新闻时一家报纸是无法和电视的速度竞争的，而且它也赶不上电视对一个新闻场景，如一次政治会议或女王加冕活动的生动的展示。但卡特利奇深信，报纸能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细节，能比电视更有效地诠释这些细节的意义。除了极少数例外，电视记者实际上是在浏览标题，粗略介绍一些头条新闻。报纸记者现在不得不更深刻地挖掘更多的领域，更彻底地告诉公众；他们不能再单纯报道所有事实，而是经常要解释这些事实背后的意义。这样做的决窍是不发社论。尽管诠释和社论之间有区别，但卡特利奇知道，二者之间的界线有时是非常细微的。如果《纽约时报》要达到这样的新目标，避免使奥克斯关于客观性的箴言成为笑柄，它就必须有更警觉的编辑部，有更不可挑战的总部权威——这里又提出了权力的问题。谁应做出决策和在哪里决策呢？卡特利奇私下决定，分社社长不能再夹在高级编辑和全国及海外记者中间，但他也知道，现在着急是不明智的，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铲除这些社长。《纽约时报》的每一件事都需要时间，偶尔卡特利奇也不得不借助上帝的帮助。卡特利奇不得不保持耐心和谨慎。《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已经向伊菲吉妮抱怨“事情都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你亲爱的父亲决不会容忍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赛勒斯·L.苏兹贝格也意识到了纽约的轻微变化，他会定期从欧洲飞回来，带着那些报道被砍掉的人的抱怨走过新闻编辑部进入牛栏。然后西奥多·伯恩斯坦——卡特利奇的语法总监和规则的推行者，会力图维护编辑工作。有一次伯恩斯坦举起他的手叫喊：“该死，赛，你到底想要什么，一份不经编辑加工的报纸？”赛勒斯·苏兹贝格指出，这不是一个坏主意。
有一个时期，二三十年前，报纸几乎是不经编辑的。但在那些日子里，报纸生产和劳动力的成本不是很高，《纽约时报》能够很慷慨地把它的版面用于新闻。那时在《纽约时报》上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记者在“版面”上做动作，这意味着他们按一个固定标准得到报酬，尽管这会鼓励其中一些记者把更多事实塞进他们的报道中，但也导致《纽约时报》的文章充满了废话和冗词，这种情况在版面体制被终止之后仍持续了很长时间。但现在，50年代，《纽约时报》的写作风格更需要紧凑。报纸在财务上负担不起大量刊登关于次要新闻事件的长篇报道。尽管高层管理者不愿意强调，但报纸现在的新闻栏目实际上比它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更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报纸还大大增加了广告量，以致它通常用的广告栏比新闻栏更多，此外它还接受某些百货公司减价促销的广告，而这是《纽约时报》曾经不屑一顾的。管理者证明增加广告是合理的，理由是《纽约时报》不得不赚更多的钱来满足日渐增加的报纸生产的成本，支付职员更高的薪水。职员的薪水自卡特利奇1929年加入《纽约时报》以来已经增长了一倍。《纽约时报》既能报道新闻又能支付工资单的唯一方式是让它的记者在更少的版面上说更多的话。纽约的《每日新闻》的记者几年来就做得很好。但对于一家变化总是缓慢发生的报纸来说，要实现这点并不容易。《纽约时报》的老记者，在一种冗长的导语和平淡文风的体制里已经工作几十年了，仿佛所有重要的事实都在一篇报道里——奥克斯曾说“我想要所有事实”——就不能指望他们会愉快地调整成一种更短更精悍的风格。当然，伯恩斯坦的编辑能够重写这些报道，但这会疏远记者队伍，会把过大的权力交到编辑和伯恩斯坦本人的手中。卡特利奇不想这样做。伯恩斯坦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只要稍加鼓励，他就会占领整个编辑部。对于报纸编辑和英语，伯恩斯坦的确比报社的任何人知道的都多——至少肯定比特纳·卡特利奇多——他会毫不犹豫地夸耀他的知识。在为《纽约时报》编辑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期间，伯恩斯坦给温斯顿先生写信，提出在写作上可以改进或完全砍掉的地方。丘吉尔恼了，回答说他正“全力从事”其他事情，要求伯恩斯坦按已写的稿子发表回忆录，伯恩斯坦最终还是这样做了。
卡特利奇巧妙地使伯恩斯坦的势力和记者队伍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所有记者都需要编辑。的确，有一些记者有平衡和优美的风格，这些风格或许被飞扬跋扈的大编辑扼杀。卡特利奇同样知道《纽约时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他所引进或允许的任何变革也许会反过来影响此前成功的组合。
赛勒斯·苏兹贝格除了是海外总督，还是位第一流的记者。驻外队伍尽管有难驾驭的成员，或许像《纽约时报》在海外召集的队伍一样好或者更好。许多记者都是语言学家和杰出的作者，一些人是学者，几乎所有人都在世界各地待了几年，亲眼目睹了欧洲或亚洲的战争。现在，在卡特利奇小心地承担起主编的责任时，国际新闻队伍正在世界游历，报道战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新爆发的敌对行动。苏兹贝格和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伦敦分析英国的选举。克利夫顿·丹尼尔、塔尼亚·朗和前副国务卿的儿子本杰明·韦尔斯在写英国的其他报道。伦敦分社社长雷蒙德·丹尼尔在格拉斯哥和丘吉尔一起旅行。在巴黎，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罗德斯学者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正准备采访联合国大会，由一个敏捷的年轻记者阿贝·罗森塔尔充当助手。巴黎的“常年六人组”分社社长是哈罗德·卡伦德。他自1924年起就在《纽约时报》工作，在西班牙战争中追踪佛朗哥的军队采访，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和挪威工作过，直到德国人入侵纳尔维克。在罗马，分社社长是阿诺尔德·科特西（他的父亲以前在罗马为美联社工作过，据说意大利国王和教皇曾做过其品德见证人）。阿诺尔德学过工程师，后来继承父业进入新闻界。一天在罗马的《纽约时报》分社里，有人宣布有50万人聚集在圣彼得广场上。阿诺尔德·科特西下去按平方英尺仔细计算整个广场的面积，最终确定50万人稍有些夸张。
在德黑兰，迈克尔·克拉克在写一篇关于阿巴丹沉寂的油井的报道。在开罗的阿尔比恩·罗斯在写英国同埃及的危机。悉尼·格鲁森在特拉维夫描述最近的中东争端。卡米尔·西安法拉和美国的第六舰队在地中海上。在雅典是令人崇敬的A.C.塞奇威克，他的妻子是王后的密友，也是C.L.苏兹贝格妻子的婶婶，在各方面都感到很方便。在作为所谓“火炉”的一部分的卡拉奇，罗伯特·特朗布尔在分析巴基斯坦总理被暗杀的事件。蒂尔曼·德丁在雅加达采访印度尼西亚的反共运动。亨利·R.利伯曼，以前曾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运输工具，从山羊皮筏子到青海木制的马鞍，到过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现在香港观察着中国。林赛·帕罗特，一个粗鲁的小个子，上过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在他前妻写的一部浪漫小说里成了一个恶棍，现在是东京分社社长，和另一个《纽约时报》人格雷格·麦格雷戈一起报道朝鲜停战谈判。麦格雷戈曾最早作为海军陆战队士兵到过东方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在朝鲜和军队在一起的是默里·舒马赫和乔治·巴雷特，《纽约时报》马克尔的星期天版和克罗克的华盛顿分社的人经常介入他们的事务。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报道冷战，而在贝尔格莱德对冷战的反应正由M.S.汉德勒来记录。在柏林是法恩斯沃思·福尔，在波恩是德鲁·米德尔顿和杰克·雷蒙德，在日内瓦是迈克尔·霍夫曼，在斯德哥尔摩是乔治·阿克塞尔森，在都柏林是休·史密斯，在维也纳是约翰·麦科马克，在海牙是丹尼尔·肖尔，在马德里是萨姆·波普·布鲁尔来记录。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沙普的司令部发回消息的是爱德华·A.莫罗。《纽约时报》还有福斯特·黑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报道。克雷德·卡尔霍恩在巴拿马，福特·威尔金斯在马尼拉进行报道。还有其他几个《纽约时报》记者的战线从南撒哈拉延长到雷克雅未克。如果卡特利奇想找出他们或驻外队伍管理方式的过错，他是能做到的——并且会做的——但不是现在。在他有机会访问海外分社后他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驻外人员身上，但现在他要待在国内，努力整理好他自己的办公室，看看为改进在纽约新闻编辑部工作的众多男男女女的业绩能做哪些事情。
纽约的队伍，是《纽约时报》的所有新闻队伍中最庞大的，无疑最受传统束缚，也是最不协调的。每天早晨都有几百人挤在新闻编辑部里，要么像教堂礼拜者一样坐在一排排的桌子旁，要么消失在某个柱子或内墙背后，消失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或装玻璃的曲径后面。这些地方的门上都贴着“科学”或“地产”或“戏剧”或“体育”或“社会”什么的——即使卡特利奇站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用他的双筒望远镜盯着整个新闻编辑部看，他也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为了得到这种信息，他不得不询问他的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助理编辑，有时他怀疑他们都在那里干些什么。有时那些岗位在第三层的《纽约时报》的各部雇员并不真的是在为时报工作，而占着岗位做邮购生意，或者写杂志文章或小说，或者利用电话监视交易生意（的确，有的人在报社的资料室里就这样做了），再或者用电话和赌注登记人下赌注——然而埃德温·詹姆斯的赌注登记经纪人却被报社雇用了，安排在邻近牛栏的新闻桌上，仍旧在进行大量的赌博操作。
新闻编辑部在许多方面都像是纽约——庞大，多变，过分拥挤，混乱，净是些形形色色的技术工人、天才、怪人和懒汉。如果一场大灾难在纽约发生——如一架飞机撞向帝国大厦，或纽约的电力中断，或当几小时后两艘海上班轮安德里亚·多里亚号和斯德哥尔摩号在海上相撞，死掉几名乘客，包括《纽约时报》记者卡米尔·西安法拉——《纽约时报》的城市版主任也只是拿起他的话筒召唤几十个人，派他们去现场。在这种采访的过程中，《纽约时报》的人经常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同事。尽管《纽约时报》人也许不像其他报纸的一些记者那样有干劲或工作努力，但他们总是靠人多压倒了对手——它有更多的人来挖掘更多的事实，然后把这些事实传送到新闻编辑部，由工作人员挑拣出来，再由较高职位的编辑仔细检查，然后交到一些打字迅速、思维敏捷的高级编辑的手中。在采访灾难时新闻编辑部一般是平静的，在没有重大的新闻事件使职员集中精力时，新闻编辑部的人似乎是在十足的惰性和模糊的漠不关心之间摇摆。卡特利奇要用几年时间来弄清这个地方的秘密，熟悉在那里工作的所有的人，包括很少在办公室里出现的棒球作者，夜里游荡的芭蕾舞评论家，甚至在夏天也穿一件厚厚大衣的白发苍苍的国际象棋比赛棋谱誉写员，在暴风雪的天气里也从不穿大衣的音乐评论家，在办公室从不摘帽子的讣告组首席编辑，业余时间做丧事承办者的电报室的快活的职员，被中央情报局雇用而《纽约时报》却一无所知的电报室的安静的职员。
新闻编辑部对人们来说意味着许多事。正如一位访问记者注意到的，这里有时是多少按照巴黎的咖啡馆运作的。他提到，在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桌旁的记者们会靠在他们的椅子上，品尝咖啡，读报纸，观察他们面前来来往往的其他人。一些人经常在一个办公桌上打牌，在另一张桌子边聚会，也有时下班前这个地方是平静的，使人昏昏欲睡。一些正在谈情说爱的男人和女人，会在高级编辑去参加下午4点钟的新闻会议后，溜到时报广场附近的某个饭店里约会，只是别忘了给办公室的一位朋友偶尔打一个询问电话，然后在6点20分之前返回办公室，因为这时城市版主任会沿着走道溜达，例行常规地跟上早班的每个人说“再见”。有一个叫艾伯特·J.戈登的记者，有一次在这一天结束时没有等到主任说“再见”就回了家。后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主任说想跟他讨论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现在，当面。戈登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远，不方便，此时还下起了雨，但他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新闻编辑部。他到那里后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有点儿愠怒。他在城市版主任面前站了一会儿，这位主任却只是抬起头来微笑地说：“晚安，戈登先生。”
城市版主任和他的助理编辑每天早晨给人员分派任务时也恪守传统。最好的地方新闻给前排老兵采访，而派给坐在后面的年轻记者的采访一般都是维克维尔的给水管破裂或弗鲁星的小火灾之类的事情，或者被派到纽约的沃特敦去采访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将军的老部队——第77师的训练活动，这是任务单上的一个“传统项目”。有自己写作风格的年轻记者从来没有得到过城市版主任和他助手的完全信任，借口是“作家”的优美文笔会损害事实。因此，这些作家通常都被派去采访天气、游行或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巡回表演——在那里如果引述写得夸大一点，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小丑和动物是不会给报社写信抱怨的。
城市版编辑们计划采访的是每年都发生的那些新闻事件，如歌剧季开幕，复活节游行，州长预算发布，赛马表演，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的广场聚会，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点亮等。任何在上一年和前年、大前年成功地并且没有争议地采访过并发表了的具体事情，今年还要（而且通常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采访。布局会是一样的，用同样大小的照片和文字，几乎一样的标题和字号，像一年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的报道一样；而且每一年经常是同一个记者被派去进行同样的报道。除了日期和某些名字要改变之外，这个记者在去年写的报道完全可以用于今年和明年。
特纳·卡特利奇不想干预《纽约时报》的传统，但他的确认为纽约的有些编辑走了极端，尽管编辑部对于传统的恪守是可以理解的：长期对它进行监管的那些高级编辑是奥克斯原教旨主义者，并且受到了范安达进行的瑞士卫兵式的灌输，以致在新闻编辑部工作的助理编辑发现遵循一种安全的模式总比去尝试新的东西更容易。即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乏现代主义的观念，愿意对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做出让步，但他也要偶尔地求助于过去的方法。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去世时，苏兹贝格派人去查阅《纽约时报》的老档案，看看1865年《纽约时报》的原业主亨利·J.雷蒙德是如何报道林肯去世的，于是苏兹贝格知道了要用表示哀悼的黑边把头版的每一个栏目分离开。接着苏兹贝格要看1935年发布奥克斯去世消息的那一天的《纽约时报》，他注意到在头版上方有用黑边框住的奥克斯的照片。苏兹贝格最终决定要以奥克斯的这一版为样式发布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像对奥克斯一样，给罗斯福也安排了在头版中心接近上方的地方一个加黑框的遗像。
尽管对《纽约时报》版面的这种直接监管不是苏兹贝格通常作为业主的主要任务，但他的确特别注意排印和照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他有一次为什么会突然发火——这似乎对他的照片编辑有点过于严厉了。这件事情是《纽约时报》发表了玛丽莲·梦露亲吻乔·迪马乔的照片。
这个摄影编辑是一个高个子的漫不经心的懒散的南方人，名字叫约翰·伦道夫。伦道夫是特纳·卡特利奇的一个亲密朋友，曾在卡特利奇手下为《芝加哥太阳报》干过摄影编辑，他还和卡特利奇一起为《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过。1949年当卡特利奇在詹姆斯手下干得稍有影响时，他把伦道夫拉到了《纽约时报》做文字编辑。1952年，卡特利奇成为主编后一年，他使伦道夫成了摄影编辑，认为约翰·伦道夫会在《纽约时报》上使照片附有的说明文字和标题活泼起来，因为伦道夫在芝加哥已经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并且作为《科利耶斯》和《时尚先生》杂志以及关于打猎和钓鱼（这也是伦道夫的狂热爱好）方面的杂志的自由撰稿人也显示出了才能。
尽管伦道夫对于行政管理既没有才能也没有野心，但他的确喜欢和《纽约时报》照片组的编辑、摄影师一起工作，他的确为说明文字的写作增加了亮点。他也喜欢这份摄影编辑的工作给他带来的额外收入。在伦道夫作为一个巡回报人的长期职业生涯中，从不存钱，而且也不努力去赚更多的钱，直到他彻底破产。打猎、钓鱼和玩牌比起为杂志写文章来总是更使人高兴的事，他1937年最早为《时尚先生》写关于训练猎鸟狗的文章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支付他女儿出生的费用。
伦道夫那时已经娶了一个曾当过教师的人为妻，这个女子是他在弗蒙特的一次家庭晚会上认识的。她是新英格兰的一个家底殷实的农场主和爱饲养动物的人的女儿。当她被介绍给伦道夫时，不修边幅的伦道夫酒醉未醒，声称自己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来弗蒙特找迪林杰[注：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1902—1934），美国土匪头目，多次结伙抢劫银行，1933年被联邦调査局宣布为“头号公敌”，后被诱捕击毙。——译者注]。她的父母见到伦道夫时对他非常怀疑。他没有地，也没有钱，他的文凭也不起眼。伦道夫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成了一个流浪的乡村报人。他曾在阿拉巴马大学上过一年学，后来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上了一年，踢过一段半职业的足球赛，结果鼻子受伤。在华盛顿特区他从一家报纸转到另一家报纸，还开过出租车。在华盛顿他作为出租车司机中唯一工作时会读莎士比亚的人而知名，有时他会因为读得入迷而推掉活计。
在伦道夫回到华盛顿后，他和那位女教师继续通过邮件谈恋爱，她的父母最终接受他了。她的父亲对伦道夫为请求结婚而写的优美信件印象特别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伦道夫在做过各种各样的文牍工作，并在迈阿密的罗尼广场饭店做过公关工作后，他向战争情报局求职。在那里他被训练成为一个语言学家，并被派往中国。他的工作是提供能在小册子上发表并散发的文章，以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参加抗日战争。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就像伦道夫之后向妻子所解释的那样，中国的将领，腐败的同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军队参战，因为参战就意味着人员的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地位、权力的削弱，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参战会使他们丧失在黑市上出售补给得来的大量钱财。
在战后，靠和特纳·卡特利奇幸运的友谊，伦道夫进了《纽约时报》，但他实际上根本不喜欢在纽约或它的近郊区生活。近郊区尽管不是城市，但也不是农村。所以，不久伦道夫就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科尔雷恩，他周末乘坐火车到那里去：他宁愿两天在乡村、五天独自一人在纽约市，也不愿七天都在近郊区。他在纽约的每天晚上都在新闻编辑部打牌，这种夜里的娱乐是《纽约时报》的管理者容忍的，因为它使得许多人在道“再见”之后还留在办公室里，从而很容易用他们来应付一个突发新闻事件。
玛丽莲·梦露和乔·迪马乔在1954年1月结婚，对《纽约时报》来说不是重大新闻，但它的确是新闻。一个关于婚礼的简要说明打算安排在第21版上，还决定使用这对新人的一张照片。伦道夫有几个照片可以选择，但它们基本上都一模一样：刚结婚的这对人摆出拥抱的姿势供市政厅外过道上的旧金山摄影师拍照。
所以，伦道夫例行常规地从这一叠照片中选出一张，为之后排版需进行的裁剪而做了标记准备送到牛栏，因为牛栏在送到制版部之前要检查一下所有的照片。这张照片中玛丽莲·梦露的头后仰着，她的嘴稍微张开，乔·迪马乔的嘴唇翘起，眼睛闭着。这张照片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庸俗或出格的地方——至少伦道夫是这么认为。西奥多·伯恩斯坦和牛栏的其他编辑也这么认为，后来就把它通过了。
第二天早晨，使约翰·伦道夫和《纽约时报》的其他人感到惊奇的是，这张照片在业主办公室里引起了一场“大地震”——伦道夫不再是《纽约时报》的摄影编辑了。一开始伦道夫不能相信。他不敢相信，《纽约时报》的其他人也不敢相信，玛丽莲·梦露小姐张开嘴进行的法国式接吻会如此触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或伊菲吉妮，或任何在业主办公室里表示异议的人的神经。当然，在《纽约时报》涉及性的地方的确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双重标准；那就是，尽管性是许多最优秀的记者、编辑、管理者和遵守规矩者会独在这方面犯的传统错误——有句老话说，“喝酒是《先驱论坛报》的祸根”，“性是《纽约时报》的祸害”——但《纽约时报》人的个人习惯也的确很少败坏这家报纸本身的纯洁性，它仍旧是相对维多利亚式的。《纽约时报》写性教育或节育或性变态文章的年轻记者，事先都会得到警告要“冷静客观”。曾有传闻说《纽约时报》的编辑在照片印出来之前要把狗的生殖器弄模糊，遮住某个胸部丰满的歌剧女高音歌手的乳沟。可是，梦露的照片不是“富于性感的裸体女人像”——她穿着一件不透明的黑外衣——她和迪马乔结了婚，在奥克斯先生的报纸上发表一张富有激情的婚礼亲吻的照片，似乎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至少伦道夫是这么想的。
无论如何，他不再是摄影编辑了。卡特利奇把苏兹贝格的决定传达给他后，他既不耿耿于怀，也不生气——只是惊奇。卡特利奇似乎对这整个事件感到非常窘迫。他不止一次地问伦道夫是不是把迪马乔和梦露婚礼的其他照片也送给了牛栏。如果伦道夫这样做了，那么这种选择就会是牛栏的选择，卡特利奇也许就能够扩散这种责任，允许他的朋友仍然当摄影编辑。但伦道夫回答说，他只送上了这一张在报纸上发表的照片。他愿意平静地承担整个罪名，而且他的确这样做了。
卡特利奇让伦道夫放心，他的薪水不会减少——他仅仅是转到新闻编辑部的另一边的全国新闻组去当文字编辑。卡特利奇暗示，在事情冷却之后，牌玩得很好的伦道夫多少会受到关照。
两年后卡特利奇听说体育部有了一个空缺——“森林、田野和河流”栏目的作家在干了19年后辞职了，接受了巴哈马一个旅游胜地的重要管理工作。卡特利奇想到，伦道夫也许喜欢接手这个栏目，他可以用更多的开支，自由地到全国旅行去打猎和钓鱼，为《纽约时报》写这方面的东西。伦道夫对这个职位很感兴趣。如果说《纽约时报》谁是承担一项特定任务的理想人选，这个人就是伦道夫——他的栏目很快成了一个很受读者欢迎的亮点。并不是他的野外知识特别多，或者他是钓鱼或打猎的专家，使他的写作有特色。恰恰相反，伦道夫既不是一个有运气的钓鱼者，也不是一个高手。尽管枪法不错，但他也不优秀的。他像其他上百万打猎和钓鱼的人一样，仅仅是因为他喜欢这样做，特别是喜欢逃避喧闹的城市，在树林中漫游或坐在小船上放松。伦道夫的专栏通常会这样开始：
这个故事的唯一缺陷在于它不是谎言。这很糟糕，因为这会显著提高有关钓鱼的谎言令人难堪的程度，总体上来说，这些谎言也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这是钓鱼中唯一一个没有提升的环节。七位哲学博士、三位主教在四年之间所做的研究证明，自从《白鲸》之后，没有什么好的钓鱼谎言曾被书写……
《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一般都认为，约翰·伦道夫在报社干了最轻松的工作。他是《纽约时报》唯一靠玩耍而获得报酬的人。他的专栏来自冬天里有温暖阳光的地方，来自夏天里凉爽的湖泊。在更漫长有趣的旅行中，他通常都带上妻子，不仅是因为他喜欢她陪伴，而且也是因为没有她，他近乎孤立无援。最简单的装置，不管是开罐头器还是打火机，都会把他难住，有时使他一筹莫展。他总是心不在焉，把他戴过的所有帽子和几件外衣都丢在火车上。他的大多数衣服上净是吸烟烧的洞，他从没有填写过支票存根。有一次他坐着钓鱼，他的钓具箱竟然从他的脚下漂走，沉到了河里。
他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判断力的司机，他需要一个陪伴司机和个人经理，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他喜欢嘲弄寻欢作乐的电视人，讨厌所有的商业广告，然而他会入迷地坐在那里观看一个广告片，在广告结束后又大声地对妻子抱怨说：“琼，不要买这玩意。”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世不恭者，他认为所有政治家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都是腐败的。他对理论和知识的“珍贵”不耐烦，但他追求学术的荣誉（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员是他所能想到的最有魅力的人），而且当他非常聪明的女儿贝尔登成功入选ΦBK协会后却没能买到钥匙时，他感到很受伤。
伦道夫连五个优秀的当代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名字都说不出，但他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吉本和马克·吐温却非常着迷。《纽约时报》上他的读者中有许多文学人物，其中一个就是小说家万斯·伯加利。伯加利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正是通过读《纽约时报》上伦道夫的东西，“我第一次认识到，有可能智慧而有风度地写写打猎，用那种对被猎取的生物和对我们这些猎取它们的傻瓜同等的爱的精神来写。”伦道夫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当代音乐，但他喜爱歌剧，特别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音乐。他总是说，他想在自己的葬礼上请人演奏一曲《阿伊达》中的“胜利进军曲”，但最终却未实现。
1961年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里，伦道夫死于肺癌。他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五年的专栏，不久被别人填补到了体育版的位置。伦道夫在医院的病床上，在他妻子的陪伴下度过了最后的几周，靠吸氧和药物维持生命，直到灵魂出窍。在麻醉剂的作用下他变得有些神志不清。他说话已经很费劲了，所以说的很少，只是和他的家庭及朋友在医院里干等着。但在他去世前的一刻，他看了看角落，对他的女儿说：“贝尔登，把我的钓鱼竿给我。”
女儿说钓鱼竿不在手边。他迷惑地看了一会儿，闭上了眼睛。后来他的手动了大约30秒钟，这不是进入深度麻醉病人的随意动作，而是有着某种方向。起初他的女儿不理解，后来他的动作清晰了起来——原来他是在抛钓鱼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