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夫顿·丹尼尔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享受着剩下的最后的安静的几秒钟，不一会儿他的办公室就会挤满编辑，来讨论新闻。这也许是一天最愉快的时刻。傍晚前的阳光从时报广场的高楼之间淌下来，过滤了丹尼尔办公室威尼斯式的遮帘和白帷幕，突出了房间里的许多色彩，照亮了墙上悬挂的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褪色的照片。光亮的大会议桌，周围是按阿道夫·奥克斯本人的椅子仿造的一些椅子，摆放在办公室的前面；在另一边是一扇敞开的门，露出了新闻编辑部的一部分。丹尼尔一直靠在椅子上，右手转动着他的有角质架的眼镜，目光穿过他长长的办公室，穿过门，注视着在新闻编辑部里来来往往的人。他能看到一个高个子、金发的送稿生，一个衣着随便的年轻人，这个人或许像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许多送稿生一样感觉到了他的监督，边走向牛栏，边读着一打长条校样，无疑希望从中找到错误。丹尼尔能够看到外面桌边的文字编辑弯下来的头，他还能看到两个照片编辑在审看着他们刚从照相机里取出来的照片。尽管丹尼尔看不到正在成排的桌子后面聚集着的几十位记者，但他能听到他们的打字机沉闷的打字声和远距离的电话铃声。他知道发稿期限带来的紧张气氛，但他还知道，一些当天没有任务的记者现在正无所事事地坐在键盘前，读着报纸或书籍，等着又一次的泰坦尼克号沉没，或等着咖啡手推车，或等着新闻会议开始，这样他们就能给一个秘书打电话，或许稍后约谁出去喝一杯。
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日子，丹尼尔期待着今晚能准时回家，在贝德福他的夏日住所和玛格丽特及孩子们度过整个周末。今天没有什么重大的国际危机需要他在办公室待到很晚。《纽约时报》内部的问题、某些高级编辑之间的个性差异、很快要做出的令人痛苦的人事变化，都是他们在这个周末不能处理的。人事变化涉及的一个人是丹尼尔的朋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在作为一个记者的漫长而杰出的生涯中，在最近作为丹尼尔的四个主编助理的角色中，为《纽约时报》，为丹尼尔在《纽约时报》的地位做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在最近几年的管理重组过程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作为丹尼尔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发挥了许多必要的尽管是令人不愉快的作用，这必定使他不得人心，的确如此。但索尔兹伯里似乎并不介意。他认为自己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意识不到他招致的怨恨，他正在树立的敌人，不仅是在他的首要靶子——华盛顿分社，而且也在纽约，在丹尼尔的其他一些编辑中间。现在，1966年夏天，新闻编辑部里的传闻是，索尔兹伯里作为主编助理快干到头了，他将被踢到楼上去负责《纽约时报》正在扩大的图书部门。
克利夫顿·丹尼尔不想让索尔兹伯里走，但问题在于丹尼尔有无足够的权力甚至意愿为此做些事情。在这场斗争中索尔兹伯里已经提供了优秀的服务，但现在业主和他的总编辑特纳·卡特利奇显然想不惜任何代价来恢复和谐。也许单是索尔兹伯里在新闻编辑部里出现，就会使人想起那些最好被忘记的事情——丹尼尔不得不等着看看。在这一时刻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像是庇护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现在不在国内，他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在中国的边上转悠，希望进入河内或者北京。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得到进入这两个地方的签证，看起来他在这个夏天晚些时候不会带着他想要的大报道回到办公室了，有的只是由于新闻编辑部里的恶意主张而造成的一个靠边站的生存机会。一个44岁的年轻人A.M.罗森塔尔已经开始接管57岁的索尔兹伯里的许多职责，罗森塔尔的办公桌已经被安排在靠新闻编辑部南墙的位置，这是主编助理们坐的地方。罗森塔尔显然在填补索尔兹伯里的空缺。新闻编辑部里没有人低估罗森塔尔坐的地方的意义。一个人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里坐在哪里，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是在最高或最低层次上的一种形式上的事情。没有任何特殊地位的年轻记者一般被指定靠新闻编辑部的后面坐，挨着体育部。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有人去世，年轻记者成熟起来而不再是年轻人，他便向前面搬得离新闻编辑部更近一些。但他决不能按自己的想法随意搬动。高级编辑们也必须尊重这个体制。20年前的一天，主编埃德温·詹姆斯生病不在，一位主编助理布鲁斯·雷犯了坐到埃德温·詹姆斯的桌子上的错误。詹姆斯得知此事，非常恼怒。布鲁斯·雷虽然曾被视为詹姆斯的可能的接班人，此后却不再有任何进展了。
但罗森塔尔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年轻人。他曾在印度、波兰和日本当记者，有过辉煌的经历。自1963年担任《纽约时报》的编辑以来，罗森塔尔曾激励了非常多但多少无精打采的一群人同华盛顿赖斯顿的人和传统上高人一等的驻外人员进行了值得赞许的竞争。现在罗森塔尔显然是四个主编助理职位的候选人。这些职位，除了索尔兹伯里是个例外，都是由一些曾在《纽约时报》工作三四十年的或者从文字编辑的行列里提拔进来的人担任的。这些人身体仍然健康并且思想敏锐，他们无疑会因为他们责任的减少而不高兴——但如果罗森塔尔获得了作为高级管理者的经验，这些老人中的一个就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机构常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旧秩序的改变。如果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不走，那么其他三个编辑中的一个就要走。其中一个是近来给克利夫顿·丹尼尔带来许多麻烦的人——牛栏的编辑西奥多·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一个60岁出头的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是一个敏捷尖刻、好说教的编辑。他吸烟一根接一根，最近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但外表上看他似乎很平静而且泰然。他有中等个头略瘦的体形，白皙的肤色和稀疏的黑发，有一个警觉的瘦削友好的面孔，一双柔和的棕色眼睛，像《纽约时报》的任何人一样是容易接近的。西奥多·伯恩斯坦一下子变得老了，而且变教条了。他曾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专业杰出的教授，1925年毕业后进入《纽约时报》当了文字编辑。自那时以来他写过几本成功的关于新闻的书籍，并且规范地使用英语。1939年尽管他才35岁，却负责了《纽约时报》的战争稿件，写了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文章。夜里，他经常在报纸上印刷机印刷之前亲自仔细审阅头版的金属纸型。伯恩斯坦后来为该报编辑了丘吉尔的回忆录，以及科德尔·赫尔[注：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国务卿。194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西半球的和平与谅解，达成贸易协定以及促进联合国的诞生所作的努力。]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注：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1895—1961），美国陆军退役四星上将、政治家、外交官、中情局局长。]的回忆录。当特纳·卡特利奇在20世纪50年代想办一个写得更好、编得更好的《纽约时报》时，伯恩斯坦被确立为标准的实施者——他成了《纽约时报》的语法家，或如《遭遇》（Encounter）杂志后来对他的描述，成了它的“总督”。
伯恩斯坦紧凑封闭的办公室在新闻编辑部的东南角，他的门外设立着在新闻和语法上与他的大部分意见一致的下属编辑。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还出版了一份叫作《胜利者与罪恶者》（Winners&Sinners）的小期刊，分发给《纽约时报》在纽约和世界各地的人。这个期刊列举最近在《纽约时报》出现的工作正反面例子，还引用伯恩斯坦的语法规则和评论。这些是整个新闻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要记住的，伯恩斯坦责成他们遵守他的原则。因此，为了办出一个更可读的和合语法的报纸，在20世纪50年代，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导师、高级编辑的头子一起获得了新的动力。当然，这一立场使得伯恩斯坦在那些有自己见解的记者那里成了一个恶棍。他们指责说，严格遵守伯恩斯坦规则写作的编辑人员，只能是那些受雇诽谤别人的文人，他们从报道中删除了原稿中最可取的句子和精华。特纳·卡特利奇当时没有再添一把火。如果伯恩斯坦的人走得太远，他们总能受到遏制。战后更快的生活节奏、电视的出现、新闻生产加大的成本，要求《纽约时报》成为一个能更快阅读的、编辑更紧凑的报纸。卡特利奇认识到，有人会操心对代词的正确使用，所以卡特利奇把它留给了最擅长的伯恩斯坦，而他真正关心的是办公室内部的政治，这是他最擅长的。
在卡特利奇1955年把丹尼尔从莫斯科带回到纽约并开始把他打造成下一位主编后，伯恩斯坦作为主编助理的权力就开始减少了。尽管伯恩斯坦知道他决不会是卡特利奇职位的候选人，作为卡特利奇的同代人，还别提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他非常气愤卡特利奇把这个年轻的南方门生提拔到这样一个高度，甚至在卡特利奇还是主编的时候，丹尼尔就在管理权势等级上高出了伯恩斯坦一头。伯恩斯坦和丹尼尔看事情的方式大不相同，他们的风格也是不一样。伯恩斯坦是一个非常势利的人，明显不拘礼节，而丹尼尔却讲究礼节。当丹尼尔1964年被任命接卡特利奇的班时，他重新装饰了卡特利奇的老办公室，铺上一个新牌子的蓝黑色花呢小地毯，伯恩斯坦却请求把被丢弃的卡特利奇的破旧地毯撕下一大块铺在他的地板上。丹尼尔坐在他传统的英格兰办公室防皱的椅子里，伯恩斯坦却只穿着衬衫把袖子卷到肘部穿过新闻编辑部走进他的办公室，坐在快散架的桌子旁的一张老木椅上。在这张桌子上，他以无懈可击的语法在他能找到的最廉价的备忘录纸上写作。在丹尼尔担任主编的头两年，他承认只有一次他生气地提高了自己的声音，大概是和汤姆·威克谈话的那一次。但新闻编辑部的其他人都断定听到过丹尼尔关在房子里和伯恩斯坦争吵，至少不下六次，一般都是因为伯恩斯坦散布对丹尼尔得意的方案——最有可能是女性版——的无礼评论。
尽管丹尼尔宁愿致力于《纽约时报》最近的几个更好的变化——多报道文化新闻，凝练讣告，鼓励“硬新闻”报道的品位和情调，而以前这些报道都是按纯粹常规的方式来做的——但他却很快在女性版的事情上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伯恩斯坦和其他批评者说女性版得到的版面太大，他们特别反对女性版主编夏洛特·柯蒂斯发表的长文章。柯蒂斯是一个五英尺高的瓦萨学院女毕业生。她描述了在大多数美国人奔向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目标时，从棕榈滩到纽约的富裕奢侈者的活动。尽管柯蒂斯小姐对此主题不怎么得心应手，其中许多文章缺乏必要的风趣，但对柯蒂斯小姐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克利夫顿喜欢。因此，伯恩斯坦的工作人员很少加工整理她的报道，她对她的工作是极其认真的，知道如果她犯错误的话，那将最有可能被丹尼尔，而不是伯恩斯坦抓住。几年前，在一篇关于拉齐维尔公主[注：拉齐维尔公主（Lee Radziwill，1933—），美国名媛、室内装饰师、演员，波兰王子斯坦尼斯瓦夫·阿尔布雷克特·拉齐维尔（Stanisław Albrecht Radziwiłł）的第二任妻子，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的妹妹。]的报道中，她提到了王子的绰号“Stash”（胡须），第二天就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备忘录，指出尽管这个绰号发Stash的音，但应拼写为Stas。由于此前已和拉齐维尔王子的大姨子杰奎琳·肯尼迪的秘书帕梅拉·特努勒[注：帕梅拉·特努勒（Pamela Turnure，1937—），约翰·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新闻秘书。]检查了拼法，柯蒂斯小姐便给丹尼尔打了电话，告诉他是他错了——它应拼写为Stash。
“有什么根据？”他问道。
“白宫。”她很快回答说。
“是吗，在我认识他时，”丹尼尔说，“它就拼写为S-t-a-s。”
丹尼尔挂了电话。她想这件事到此就算结束了。但丹尼尔追踪这位王子到欧洲，几个月后，柯蒂斯小姐收到了丹尼尔的另一个备忘录，指出它应拼写为Stas。
但如果是伯恩斯坦批评夏洛特·柯蒂斯的工作，丹尼尔通常会很快维护她。她的一篇报道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受到质疑后，他在一个长长的备忘录中就是这样做的。伯恩斯坦读了柯蒂斯的一段话——“麦克唐奈们像肯尼迪们一样。他们是富有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有不少这样的人”——很生气，将这段话重印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并告诫工作人员：“要省略种族的、宗教的或民族的名称，除非它们与新闻有某种关联或者是传记集合体的一部分，如在一篇讣告中或一个新闻人物的报道中。也许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但你写‘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会怎么样呢？”
很快伯恩斯坦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便条：“我同意你说，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我也同意‘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也许是冒犯的。但在我看来，这种偏见更多的是在读者的脑子里，而不是在作者的用语里。如果与新闻有关系，我们当然可以描述一个家庭富有，是苏联人，或者是犹太人。我自己就这么写过，但从没被人指责过。实际上，只要别让这些材料在一起给人以轻蔑的意味就行。”在附言中丹尼尔又说，“自口述这个便条以来，我们发表了肖恩·奥凯西[注：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1880—1964），原名约翰·凯西，爱尔兰剧作家，代表作有都柏林三部曲《枪手的影子》《朱诺与孔雀》《犁与星》。]的讣告，把他叫作一个可怜的爱尔兰新教徒。”
伯恩斯坦和丹尼尔之间的另一个争议点集中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身上。索尔兹伯里在丹尼尔的有力支持下，1962年从记者行列里被提拔起来，成了一个编辑，1964年成了主编助理。索尔兹伯里的一个职责是每天早晨读《纽约时报》，然后为丹尼尔写一个关于这期报纸的优点和弱点的备忘录，不仅把《纽约时报》的报道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其他报纸的报道进行比较，而且还评论报纸的一般特点，它的结构、标题、图片和文风。索尔兹伯里突然侵犯了伯恩斯坦的专利，使伯恩斯坦在新闻编辑部里很不自在。伯恩斯坦一直是《纽约时报》的看门狗，现在却感觉自己也被监视了。一天晚上，当索尔兹伯里主动去牛栏观察了伯恩斯坦和两个下属编辑设计版面时，伯恩斯坦再也忍不住了。当天夜里他给丹尼尔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是他亲自写的，秘书已经走了。在备忘录中他强调索尔兹伯里没有权力观察牛栏编辑制作分配给所有高级编辑的头版样张，他还说他会把索尔兹伯里的重新出现解释为丹尼尔发出的一张“不信任票”。接着伯恩斯坦描述了索尔兹伯里的样子，他在日常的环境里什么也没有做：“仿佛他是一个间谍，我们（牛栏编辑）都是受监视的人。”第二天丹尼尔的答复消除了这次事件的影响。丹尼尔说：你显然是对索尔兹伯里有点儿误解了，如果这引起了不愉快或愤恨，他感到很抱歉。
克利夫顿·丹尼尔了解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不是伯恩斯坦了解的索尔兹伯里。丹尼尔第一次见到索尔兹伯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伦敦，当时索尔兹伯里在为合众社工作。索尔兹伯里当时是一个非常害羞、离群索居的人，同他在美国的妻子分了手，是一个对自己和未来都不确定的人。在索尔兹伯里加入《纽约时报》后，特别是在丹尼尔接管了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的位置后——索尔兹伯里曾在非常困难的五年里担任《纽约时报》的莫斯科分社社长——这两个人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是很对脾气的。因此，当丹尼尔随着自己的晋升而开始把索尔兹伯里拉上管理梯子上时，索尔兹伯里并不惊奇，但《纽约时报》的其他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丹尼尔对此并不后悔。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管理者，有着迸发新观念和新方式的创造性头脑。他已经克服了一度支配着他的羞涩，又幸福地结婚了，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过得很好。索尔兹伯里是丹尼尔所认识的最令人敬佩的记者之一。他写过许多优秀的书籍，包括一部小说。作为电视特约评论员和校园的演说家，追捧他的人太多了。就丹尼尔所见而言，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行为没有任何阴谋的东西。然而，伯恩斯坦对索尔兹伯里的看法不是孤立的。不难预料，华盛顿分社很快谴责他，一个记者给索尔兹伯里起了个绰号叫“拉斯普京”[注：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1869—1916），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二世时西伯利亚农民“神医”，因医治了王子的病而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宠臣。他行为淫荡，因干预朝政被保皇派谋杀。——译者注]。另一个记者解释说：“索尔兹伯里费了那么多年观察谁站在斯大林旁边，现在是他站在了斯大林的旁边！”
索尔兹伯里一出现，就对那些并不认识他的人，表达出一种严肃感，一种令人胆颤的距离。他长着一个棱角分明的面孔，很少有笑容的薄嘴唇上是一个稍微下垂的八字须。他小小的白蓝色眼睛没有表情地从钢边眼镜里透射出来。这副眼镜破旧不堪，对他的视力并没有太大的改进。索尔兹伯里六英尺高，但显得更高一点儿，因为他有一个瘦削而过分细长的身材，宽肩膀，以及一个稍小的脑袋。他的头发一度是金色的，现在成了银灰色的。在他低头伏案阅读或打字时，稍长的几缕头发通常悬挂在他的左眼上。他既不喝酒也不吸烟。1949年他戒了酒，当时是在“冷战”最糟糕的岁月，遭到拒绝和怀疑的日子里，他在心理上和体力上准备到莫斯科为《纽约时报》服役。几年后为了健康，他放弃了吸烟，现在他吃补药代替香烟。在他坐在新闻编辑部的办公桌旁阅读苏联杂志时，或者在他的小黑皮本上草草记笔记时，或者以呆滞的眼神注视着伏在打字机上成排的脑袋时，咯吱咯吱地嚼着这些药丸。
尽管在1966年夏天几乎没人了解索尔兹伯里，但新闻编辑部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有深刻的印象，但并不都是负面的。许多人认为他不仅是一个高明的记者和作家，还是一个高效率的编辑，他对《纽约时报》关于肯尼迪遇刺的报道的监管被视为优秀的。其中一些人说，索尔兹伯里之所以不得人心，无疑是因为他不得不执行丹尼尔或者上头的命令。但另一些人说，索尔兹伯里执行命令过分热情了。他似乎喜欢扮演拉斯普京的角色。尽管不公正，编辑部里的几个小故事强化了他的这种形象。据说索尔兹伯里怀疑美国政府的计划，于是斥责记者没有揭露它们。他飞到华盛顿去怂恿上层辞退一个已经失去纽约总部欢心的《纽约时报》的老人。有个人曾把索尔兹伯里扔到地板上的一份文稿捡起来又交给了他，他对这个人突然回答：“如果我把一份文稿扔到了地板上，这就是我想让它待的地方！”一天，索尔兹伯里注意到，《纽约时报》在最近关于杰奎琳·肯尼迪的报道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她在头天晚上出人意料地祭扫了她丈夫的墓地，于是他生气地走进房间。
“昨天晚上谁是最后走的？”他叫喊道，圆桌边的文字编辑都抬起头来。
“是我。”最终有一个人回答说。
“为什么你不把一个新线索放在杰姬[注：杰姬，杰奎琳的昵称。——译者注]的这篇报道上？”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新线索。”
“你错了。”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索尔兹伯里先生。杰姬以前也这样做过。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这篇报道没有提供一个新线索的原因。”
“你和牛栏联系了吗？”
“我联系了，他们也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新线索。”
索尔兹伯里嘴唇紧闭，迅速转过身，走掉了。几天后，国内组的一个下属编辑向这位文字编辑出示了索尔兹伯里写的一个备忘录，指责这位文字编辑的错误判断，并且指责他过去犯过类似的错误。
“这不是真的，”这位文字编辑说，“我想解释一下。”
“噢，不，”这位下属编辑平静地说，“不要回答，小心为好。他现在掌握着许多家伙的材料。”
另外两个主编助理——一个叫罗伯特·加斯特，另一个叫伊曼纽尔·弗里德曼——都是平静的不爱挑衅的人，不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西奥多·伯恩斯坦，新闻编辑部的谣传从来不集中在他们身上。罗伯特·加斯特是一个瘦瘦的、衣着整洁得体、浅棕色头发、有点儿冷淡的弗吉尼亚人。他有一个瘦削红润的脸盘，戴着角质框眼镜，使他显得冷漠。加斯特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1925年加入《纽约时报》，在城市组当文字编辑，三个月后西奥多·伯恩斯坦也加入了这个组，他在哥伦比亚的校园就认识了伯恩斯坦。在他们到《纽约时报》工作后不久，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还得到了业余去哥伦比亚大学教新闻学的工作。1933年他们合作为文字编辑写了一本指导手册。几年后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被提拔为文字编辑组的助理编辑，开始了多少有些相似的晋升轨迹，并在1952年达到顶点，卡特利奇宣布他们成为主编助理。但同时私下卡特利奇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再得到晋升了。这是他们在《纽约时报》的最终岗位，他们不会超过他。卡特利奇说，他们应该致力于帮助他管理正在扩大的编辑部，使他们的个人目的服从于报纸的更大目的，帮助他选择和培养《纽约时报》的年轻人，以便有一天成为他们的接班人。
伯恩斯坦这样做了——事实上，正是伯恩斯坦最早提醒卡特利奇注意罗森塔尔作为一个编辑的能力——如果说伯恩斯坦由于在48岁时得知自己不会升得更高而失去了个人的努力，那也是无法察觉的。但在加斯特那里就不同了。也许伯恩斯坦对自己在《纽约时报》的局限性比加斯特认识得现实得多。如果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想让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坐到最高法院的席位上，他肯定也不想让西奥多·伯恩斯坦坐到主编的椅子上——《纽约时报》一个供亮相的位子，一个在社会流动中达到最高点的位子，一个能冲破美国民主体制中所有不利障碍的护照。西奥多·伯恩斯坦，接受现实，集中注意力作为一个编辑的职业，由此获得了信心。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至少他看起来不会因为害怕走得太远而被吓住。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说他想的东西。正是伯恩斯坦，连同牛栏的一个叫作刘易斯·乔丹的助理编辑，在1961年的一个夜晚领导了反对派，当时奥维尔·德赖富斯命令《纽约时报》降低塔德·肖尔茨关于猪湾入侵计划的报道的调子。第二天伯恩斯坦在德赖富斯在时报大楼14层的办公室抗议，说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是有差别的，德赖富斯把这二者混淆了。伯恩斯坦对德赖富斯说，如果国家安全是在战争形势下或近乎战争的形势下提出的，关于新闻界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它不应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伯恩斯坦继续说，但在国家利益的事情上，新闻界说出真相不仅是一个正当的选择，还是一个应尽的义务。
如果是另一个编辑这样说，这也许就会被看作不服从命令，但伯恩斯坦说这样的话却没事，因为他是特殊的：他是《纽约时报》的技术天才，是报社在语法和规则上的卓越权威，他是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不可随意变换的部分。卡特利奇知道这一点，他给了伯恩斯坦很大的自由度。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在丹尼尔上来之前，在卡特利奇下班前喝酒的日子里，经常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着整个新闻部。
但罗伯特·加斯特成为主编助理之后，却没有显示出与伯恩斯坦相当的权威。作为一个人，加斯特似乎越来越陌生。尽管他从来是不合群的，但现在他更少说话。他仿佛被提拔进了黑暗之中，或者深为私人问题所烦扰。每一天早晨他迈着轻柔的步子走进新闻编辑部，有点僵硬和得意，缓慢的、四处流盼的目光扫一下成排的记者桌子，抬头走向衣帽间。几秒钟后，他出来走向靠南墙的桌子，在路上同他碰见的人勉强笑一笑，然后坐在他的桌子边上，用这一天其他的时间从事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对编辑部的几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神秘的。他似乎是在审查编辑部的开支账目，此外还做点处理办公室装备和其他管理细节的事情。有一次，一位来自业主办公室的高级管理者抱怨新闻编辑部的环境凌乱，专挑出记者们把大衣乱放在桌子上、把烟头随意扔在地板上的习惯，于是加斯特发了一份编辑部备忘录，要求所有大衣必须挂在衣帽间，并且在每排办公桌上都放了烟灰缸。但大约一个月后，几乎所有的烟灰缸都不见了，地板上仍像以前一样乱七八糟地扔满了烟头，首要的违反者是嗜烟如命的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尔德。
1956年冬天，一个不确定的时期，《纽约时报》的几个记者和编辑被参议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传唤，调查报纸行业的共产党人或前共产党人。罗伯特·加斯特的正直和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被传唤人的仁慈是他们永远难以忘怀的。在其他管理者似乎受到强烈压力的时候，加斯特保持了冷静。他让被传唤的职员放心，尽管他不同情共产主义，但他尊重他们不揭发党内过去同事的立场，如果他们已经离开了共产党，完全诚实地声明他们已经签名同意这一结果，并已通过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送交了苏兹贝格，他们的职位是有保证的。与其他编辑相比，加斯特对于被调查一事并没有显得更公正或者悲观。报社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加斯特对陷入麻烦的人抱有同情心和怜悯。现在，十年后，加斯特仍然平静地靠着新闻编辑部的南墙坐着。不管他特殊的职责是什么，他都能充分地履行职责，因此他在卡特利奇任上稳坐了12年主编助理的位置，而且目前在丹尼尔在位期间也干了两年了。
另一个主编助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是四位主编助理中最年轻的。他是一个在55岁左右身体仍然结实且非常严肃的人，从来没有见他笑过。他的阔肩膀和鲜明的面部特征，有点大的脑袋和耳朵，大眼睛、浓眉毛，精心梳理的灰棕色头发，使他坐着的时候显得比实际上高得多，他大约五英尺高。他戴着一个灰色的霍姆堡毡帽，穿着剪裁保守的服装，实际上比表面看起来更昂贵。他衣着的工艺水平体现在里面，由耐心的裁缝一丝不苟地制作的，这一风格和弗里德曼的个性一致。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轻浮、一丝不苟的人，他总是谦恭有礼。他从不在办公室里脱去夹克，记者们喜欢说，他估计在做爱时也不会脱掉夹克。通常他很受职员们所喜欢，不仅是那些在他担任国际新闻主编多年里在他手下的国际新闻记者——这一集团包括丹尼尔、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还有在纽约总部从来没有到海外去过的和只是知道他名字的人。据说他是一个对下属非常公正的人，为人谦虚，极其羞涩，例外的是在老朋友的聚会上。
他像加斯特和伯恩斯坦一样，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比起现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更是为《纽约时报》培养人的学校，已经和《纽约时报》建立了一种机构性的合作。苏兹贝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会成员，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到过那里，哥伦比亚校园里的新闻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受到特殊的关照。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是由普利策捐助成立的，似乎是培养《纽约时报》有抱负的工作人员的工厂。它的院系被提倡奥克斯原教旨主义的《纽约时报》编辑乔装打扮，最聪明的学生定期被《纽约时报》招聘走，通过体制得以提升，其中许多人后来又回到哥伦比亚教新闻学，并使这一过程长久不衰。20世纪30年代，从这一过程中产出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学生，曾师从西奥多·伯恩斯坦，1934年当《纽约时报》国际组有一个文字编辑的空缺时，时任国际新闻主任助理的伯恩斯坦给弗里德曼打电话，雇用了他。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整个生涯都是在办公桌上度过的。从1945到1948年，他在《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做管理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当时已经在中东进行了旅行报道后回到了伦敦。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单身汉，以一种平静的、并非互相利用的方式相处得很好。丹尼尔喜欢弗里德曼在服装上的品位，他的严肃，他的周密计划——弗里德曼的到来和离去都是分秒不差的。恰恰是每一天晚上的同一时刻，办公车等着接弗里德曼去吃饭；恰恰是一个小时后又把他带回来。有一周弗里德曼玩了扑克牌，他的表情同他不玩扑克牌时毫无二致。他偶尔喝点酒，他在喝酒的时候看起来决不是一种享受。他是可靠的，实在的，没有任何坏习惯——毫不奇怪，这样一个人会成为《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他通过电缆指挥着50个飞得远远的记者在不同的时区经历政治变革和起义。同样也不奇怪，尽管他的工作有困难，但他很少在记者里树敌。他对待他们的方式是正式的、非个人的。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臂膀，机构的一个工具，它的基础的一块磐石。当1956年收到邀请参加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婚礼时，他心里也感到高兴。
《纽约时报》只有很少人能得到邀请去密苏里州的因德彭登西参加丹尼尔和杜鲁门的婚礼。被邀请的人中有特纳·卡特利奇，雷蒙德·丹尼尔夫妇（在战争年代是《纽约时报》伦敦分社社长），还有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夫妇。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和玛格丽特·杜鲁门结婚时的头衔是“国际新闻主任助理”。这一头衔在婚礼前的几百次新闻报道中被用过多次了，以致突然引起人们好奇，谁是那个国际新闻主任？《纽约客》杂志决心把他找出来，“城市话题”（Talk of the Town）栏目有了结果。该栏目把弗里德曼称为“庄重的、智慧的、说话轻柔的人”。1964年，在他已经在《纽约时报》编辑桌上工作了30年后，在丹尼尔成为《纽约时报》的主编两个月后，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成了主编助理。
现在A.M.罗森塔尔正被推向同样的方向。这在其他某个主编助理看来有点欠成熟，但他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罗森塔尔，44岁，如日中天，当纽约分社的编辑刚刚三年，他们不能理解此时把罗森塔尔提拔到高层的迫切性。不管索尔兹伯里还是伯恩斯坦，不管加斯特还是弗里德曼，都还没有接近强制退休的年龄，但退休在《纽约时报》是一个有点暧昧的事情，服从于各种调整。阿瑟·克罗克，78岁了，仍然在华盛顿写专栏。莱斯特·马克尔72岁了。在整个14层的时报大楼——在拥挤的房间的各个角落，在发霉的办公室里——能够找到一些人，由于和某个人的关系，或由于多年来不被注意，正在变得越来越老，但还被《纽约时报》留用。如果操纵者愿意的话，提前退休的年龄似乎是一件可被利用的事情。谁是操纵者呢？特纳·卡特利奇无疑属于其中之列。粗糙地描述卡特利奇的职位，他也许是，也许不是：用一种特别的技巧去处理、管理或利用事情。在过去的20年里，卡特利奇无疑特别有技巧地操纵着《纽约时报》几十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在华盛顿当政治记者的这么多年，从他在参议院的前排席位，观察了这个时代的许多内部战略，已经给了卡特利奇以教益，懂得巧妙地使用权力、谦卑和幻觉的艺术。后来在他作为《纽约时报》主编的岁月里，他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今天或许仍然这样做，但确切地判断卡特利奇的影响是很难做出的。在《纽约时报》里权力几乎一直是种有点模糊不清的东西，在它达到高潮时便失去了它大胆的线索和形状。《纽约时报》的一个高层管理者果断而明确地显示权力，不是什么好形式，是和奥克斯关于谦虚的公理相冲突的，是被视为不明智的。所以，这些年《纽约时报》高层人的行为同接近底层人的行为并无显著的不同。
那些地位仅次于最高层之下的《纽约时报》人，偶尔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其中一些人艰难曲折地推进，其他一些人爬到了高层，但后来被同化进这个等级制度中，他们失去了一度使他们显得杰出的大部分个性和动力。不管怎样，《纽约时报》的下层人，记者和文字编辑，很少知道谁在上面操纵着哪条线。他们只能猜测。有时他们怀疑走在《纽约时报》的前列是否真值得努力。看起来向上的每一步都使个人以牺牲他自身的一部分为代价——有更大的权力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有更多的谨慎，更多的谦逊，更少的自由。那些最终得到大权的人似乎并不用它，也许不能用它。如果他们不能用它，有权还有什么意思呢？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证实权力的存在呢？一个政治家必须赢得选举，一个明星演员必须在票房上挣钱，一个电视评论家必须保持收视率，但《纽约时报》一个有头衔的人也许几十年都不断随着机构的势头走，不会面对任何单个的考验，对个人的成就不会增添任何信心。然而，他个人得到了美国的国务活动家、独裁者、银行家、总统的宠爱，这些人认为他拥有这个机构里的说服力量。
《纽约时报》的高层权力是一种飘渺的因素——约束了能力，形成了压力，决定来自公司集体，但很难看出哪个人做了什么，经常像是实际上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决定像是从一大群挤在一起的管理实体渗出来的，它们互相依靠，转换，偏斜，耸耸肩膀，后仰，走边道，最终奔向某个试验性的方向。但谁跃跃欲试呢？谁的力量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呢？新闻编辑部里的记者们不知道。他们对市政府、华尔街、联合国的秘密事务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纽约时报》的高层在进行什么。如果他们刺探的话，他们也许会发现，但《纽约时报》的雇员不可以深入刺探他们上司的事务。既然《纽约时报》的普通员工不能定期参加丹尼尔每天的新闻会议，那么，他也就不能通过观察主编的举止、他们彼此的反应来得到线索。因此，记者们一定信赖传闻，或者意识到一些小小的变化。例如这个夏天的下午罗森塔尔坐在了靠南墙的一个办公桌上，索尔兹伯里和伯恩斯坦都消失了，加斯特和弗里德曼同他们平常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罗伯特·加斯特，超然地而且有点烦心地坐在他的桌子边阅读。伊曼纽尔·弗里德曼不动声色地在电话上说着什么。在另一张桌子边，坐着罗森塔尔，几乎抑制不住他轻松愉快的心情。在大办公室里，冷静而放松的是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今天中午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共进了午餐。麦克纳马拉或许比新闻编辑部的任何记者都更了解《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因为美国政府的最高层经常和《纽约时报》接触。这些人经常一起吃饭，彼此邀请见面，定期在电话上交谈。他们对彼此的官僚机构、政策变动和人事变化是好奇的，认识到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另一个地方——一种微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尽管他们在稍微较低的层次上偶尔有分歧，但在高层却盛行一种巩固的联盟——在任何大的摊牌中，这两种力量无疑会把他们的人马集合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1966年冬天的《纽约时报》会遵从政府的愿望去压制一系列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文章。然而，它的确意味着《纽约时报》觉得有责任让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约翰·麦科尼访问时报大楼，在报道发表前读一下这些文章，在报道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方提出修改。麦科尼的一些建议被接受了，另外一些被否定了。双方进行了小小的讨价还价，谅解最终达成了。这两种力量本质上都追求同样的目标，保护民主制度和现行秩序，这种高层同宗的精神经常通过各层次透露给基层：一个政府的小官员很快接到了来自《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电话；第四十三大街上那位骑马的警察关照他的报社朋友非法停放的汽车，《纽约时报》也关照他的马；法院的职员能摆平一个难对付的纽约警察做不到的事情；林赛市长[注：约翰·林赛（John Lindsay，1921—2000），美国政治家、律师、国会议员、总统候选人，第103任纽约市长，1966至1973年在位。]将在《纽约时报》的联欢会上跳舞；当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注：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08—1979），美国慈善家、商人、政治家，曾任第49任纽约州州长（1959—1973）、美国副总统（1974—1977）。]在一次大型鸡尾酒聚会上向克利夫顿·丹尼尔报以微笑时，马上就有微笑以回报，几秒钟内他们都奋力挤到阳台上，进行非常隐秘的谈话。
那些想知道《纽约时报》的等级机构里在进行什么的记者，必须巧妙地在他们同政治官员、大使、参议员的谈话中寻找线索，因为这些人进入了和苏兹贝格夫妇以及奥克斯的其他后代的圈子里。令人惊奇的是，政府对《纽约时报》的内部工作居然知道那么多，而且如此关心。当特纳·卡特利奇在20世纪30年代末还是华盛顿的记者时，罗斯福总统和国会发言人萨姆·雷伯恩已经向他透露了他将是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的接班人，如果卡特利奇选择留在华盛顿的话，他无疑会得到这个位子。
将近一个世纪，美国历届总统极力和奥克斯家族的成员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尽管这并不总能保证《纽约时报》对白宫进行奉承的新闻报道，但至少能使总统知道这家报纸和那些管理者的许多情况，有一天他也许愿意影响他们或吸引他们，或者他愿意给他们发一封抱怨信。
林登·约翰逊在当上总统三个月后，访问了时报大楼，并在业主餐厅里同11位高级管理者共进午餐。以前曾有几十位国王、王后和国家领袖到过这里，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他在席间一度停下来问苏兹贝格：“伟大的《纽约时报》的源泉是否要加上点儿刺激性的芥末？”约翰逊总统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客人。他吃光了他盘子里的所有东西，称赞虾和烤牛肉做得好。他讲了几个笑话，不允许电话打断午餐，即使在他到达前不到一个小时他已得知古巴决定切断关塔那摩供水的消息。他坐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父子中间的一个特殊的加垫的折叠椅上，这是特勤部门在午餐前放在那儿的。这个椅子比正常的餐椅更低，但也更宽一些。桌子上摆着印着《纽约时报》徽章的金边盘子和银餐具，这个徽章是一只每一天都在社论版装饰着刊头的鹰。这些餐具都摆放在透明的玻璃碗里，这样特勤人员就能确定里面没有炸弹。午餐后，约翰逊的一个助手带着一叠电话笔记进来。约翰逊表示道歉，走到门厅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回来告诉其他人，其中一些人是他在以前的会面中非常了解的——卡特利奇、丹尼尔、奥克斯——关于古巴的最新消息。然后他跟每个人都握握手，带头走向电梯。
在这次访问之后，林登·约翰逊通过各种方式和《纽约时报》管理者保持着联系。有时是当面交谈，也有时约翰逊亲自拿起电话，给《纽约时报》一位编辑打电话。一天晚上在曼哈顿吃饭时，来了个电话找约翰·奥凯斯。奥凯斯应答后，他听到了林登·约翰逊的声音，带着最随便的慢吞吞拉长调的说话方式：“约翰……我想到了你……”由于晚会的吵闹声，奥凯斯几乎听不清说什么，他被约翰逊的话弄糊涂了，奥凯斯所能想到的回答是：“我也在想你，总统先生。”
约翰逊最终谈了他打电话的要点——他要让拉丁美洲专家托马斯·曼任助理国务卿。奥凯斯也认为曼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支持曼的社论。此后不久，在另一次社交聚会上，小阿瑟·施莱辛格接近奥凯斯，斥责了发表关于曼的那篇社论。在肯尼迪时代，曼在拉丁美洲和古巴事务上的智慧没有给施莱辛格留下什么印象，但施莱辛格对这篇社论的反应如此猛烈，使奥凯斯既感到震动，也感到惊奇，以致在离开施莱辛格时非常生气。在奥凯斯看来，施莱辛格是在重新捡起几年前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的人对奥凯斯发泄的宿仇；现在奥凯斯不是被贴上反肯尼迪的标签，而是被诅咒为亲约翰逊的，这是不真实的。此外，肯尼迪的助手的确非常清楚《纽约时报》的内部工作。他们知道，如果这些社论是不可取的，就有一个人要受到指责——奥凯斯。他们知道，《纽约时报》新闻部的权力是分散的，得到一个记者的好意有时比得到一位编辑的好意更有用，有可能约翰·F.肯尼迪政府曾用比以前更多的手腕来对付媒体。
肯尼迪本人曾是一个优秀的新闻系学生。肯尼迪在乔特中学时就是一个什么报纸都读的读者。他曾两度做记者，他不时表达出想在退出公职后经营一家报纸的愿望。早年在他的父亲把他介绍给许多杰出的记者时，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自负和风格，他们对奉承的过敏和对批评的敏感，以及他们处在重大的或拿手的事情时内心的喜悦。作为一个参议员，他曾给那些在报刊上称赞过他的人发过感谢信；作为总统，他特别精明地利用新闻界，安排他的新闻发布会以满足各种报纸的最后发稿时间，对朋友友好，对批评者冷淡，像一个国王一样利用人们的爱戴。
他喜欢和信任的那些记者受到了他的宫廷接待。他们和他一起吃饭，玩高尔夫球，成了他的新边疆政策有特权的观察者，得到了不拘礼节和令人着迷的对待，这些特权是以前的总统们很少赐予大多数报纸业主和明星专栏作家的。肯尼迪的举止是过去没法比的。他改变了新闻界的社会结构，创造了他自己的明星地位体制。仅仅靠在小的方面偏爱一个记者，肯尼迪就能够并的确提高这个记者的地位，在一些事例上使这些人成了专栏作家或在电视上频频出现。
肯尼迪愿意在电视上接受采访，他利用电视来召开他的新闻发布会，这冒犯了新闻界的一些老兵。詹姆斯·赖斯顿把电视新闻发布会叫作“自有呼啦圈以来最愚蠢的主意”，但赖斯顿在肯尼迪时代并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赖斯顿，连同其他优秀的记者和作家，能够用更努力工作来补偿未能出席电视新闻发布会和肯尼迪的晚餐聚会。也许他们因为没有同肯尼迪太密切而受益，他们能够离得更远一些来诚实地判断他，不必害怕失去这种有代价的友谊，他们能够进行批评——正如赖斯顿在肯尼迪去世前一周进行的批评一样：
对于肯尼迪的第一个任期，这个国家怀着一种模糊的怀疑而失望的心情……肯尼迪触碰到了这个国家的头脑，却没有触碰到这个国家的心。他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信息，但却没有带来灵感。他无疑是当今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但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很走运……在这个国家当中有着这样一个不是一般反应，但是很清晰的感受，这种感受通常被中年妇女表达出来，她们认为肯尼迪家族总是设定一些过于虚幻、过于超前，或者就像费城一位女士所说的，过于“欧式”的标准……自从罗斯福时代之后，再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一样在男士俱乐部中流行那么多有关“那个白宫里的男人”的坏话……与他1960年竞选总统时所做出的许诺相比，显然有天壤之别。
有一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反倒感觉到了肯尼迪风格，这就是阿瑟·克罗克。其他总统及其助手给予克罗克的赏识在肯尼迪时代没有继续下去，这使克罗克既心烦又失望。他几十年一直是肯尼迪家族的朋友，他曾在关于约瑟夫·P.肯尼迪政治生涯的报道中大肆吹捧，赢得了老肯尼迪持久的感激。一次，当肯尼迪家族去英格兰时，肯尼迪把在棕榈滩的大别墅暂借给阿瑟·克罗克过短暂的寒假。当约翰·P.肯尼迪在哈佛大学写毕业论文时，他按他父亲的指导把论文带给阿瑟·克罗克，看看能否提点建议。克罗克对这个手稿的印象非常深刻，说它能作为一本书出版。他们一起做了这个工作，克罗克的角色是文字编辑。然后克罗克向一个出版商担保，并建议书名为《英格兰为何沉睡了》（Why England Slept）。约瑟夫·肯尼迪当时是美国驻伦敦大使，进而在他有权有势的朋友中推荐这本书。他让亨利·R.鲁斯[注：亨利·R.鲁斯（Henry R.Luce，1898—1967），美国出版商，出生于山东烟台，是《时代》（Time）、《财富》（Fortune）、《生活》（Life）三大杂志的创始人，被认为是“在世时对美国影响最大的个人”，人称“时代之父”。]写了序，他把书送给了像英国王后这样的有潜力的时髦风尚首创者。该书在美国和英国销售了八万册。约翰·肯尼迪写这本书时23岁，把他的一部分版税给了英国在战争中被部分摧毁的普利茅斯城，还为自己买了辆新别克车。
约翰·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后，阿瑟·克罗克并不想得到偏爱的待遇，他的确也没有得到。克罗克是一个自傲和正统的人，在一个现在被年轻的自由分子和阔佬阶层、标新立异派或作家米奇·德克特所谓的“迪斯科激进派”统治的城镇里，他是一个顽固的政治保守派。自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来到华盛顿以来，阿瑟·克罗克目睹了每一次可想象的运动和疯狂的来来往往，听到了所有为旧的政治废话创作的新的音韵铿锵的诗——威尔逊的“新自由”、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现在是肯尼迪的“新边疆”——除非阿瑟·克罗克作为忠诚的反对派的一个令人尊敬的成员，像他一度做的那样充耳不闻。尽管克罗克批评过新政，但罗斯福却给了他一次专访的机会，一种史无前例的荣誉，使克罗克在1938年赢得了普利策奖，这是他第二次获得该奖。尽管克罗克也曾批评过杜鲁门政府，但杜鲁门总统也曾在1950年专门接受了克罗克的采访，如果不是投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表示异议的话，这会使克罗克第三次获得普利策奖。这个反对者就是克罗克本人。克罗克想起了传闻，普利策奖主要是受“相互吹捧”的因素影响的。克罗克认为，如果普利策奖委员会把这个奖给了它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种传闻有了实际证据。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方案，禁止奖励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方案被采纳了。
但现在，在60年代，克罗克感觉到这种伟大的姿态和标准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社会秩序已经颠倒了，传统的总统新闻发布会已经成了一种电气时代的马戏表演，几乎任何人都能得到对总统的专访——甚至克罗克的同事莱斯特·马克尔。
马克尔仅仅是给肯尼迪的新闻助手皮埃尔·塞林杰打了个电话，就定下了约会。马克尔和肯尼迪一起待了45分钟，在此期间他显然没有对总统产生什么吸引力。马克尔离开后，肯尼迪对塞林杰皱了皱眉头，问道：“谈的都是些什么？”
“什么？”
“马克尔不是来这里采访我，”肯尼迪说，“他是来告诉我当总统要做些什么的。”
第二次莱斯特·马克尔要求进行采访，塞林杰回绝了，解释说最近《纽约时报》有几个人都想见总统。此时马克尔迅速插话说：“我不希望被当作一个《纽约时报》人来对待。我想被当作总统的一个顾问来对待。”
塞林杰没有让步，在肯尼迪的任期内不论是莱斯特·马克尔还是《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都没有成为总统的“顾问”。尽管《纽约时报》有一个人，一个记者，和肯尼迪发展成一种亲密的友谊，并且的确导致在《纽约时报》里引起愤懑的局面，最终是以这位记者退出《纽约时报》为结局。
他的名字叫比尔·劳伦斯。劳伦斯是一个大个头、强壮的、说话粗鲁的人，看起来像爱尔兰的便衣警察。他还是个酒鬼，一个沉溺于女色的人，一个高尔夫球好手，一个能保守秘密的咄咄逼人的记者——约翰·肯尼迪被他迷住了，这证明他们两者多少有些共同之处。劳伦斯这种人今天在《纽约时报》或许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但当比尔·劳伦斯，一个无礼的24岁的年轻恶霸1941年被《纽约时报》雇用时，记者们在风格上已不是那么整齐划一，而且不是新闻学院的模子里倒出来的。当时记者们对报纸事业有更多的自由和更浪漫的观念，尽管他们一般经常喝得醉醺醺，也许对他们所报道的事实更少责任心。
比尔·劳伦斯出生于内布拉斯加，1933年上了斯沃斯莫尔学院，但没有钱念到毕业，于是他在《林肯之星》（Lincoln Star）找到了一份晚上的工作，并进了内布拉斯加大学。后来因为缺勤，在11周后被学校开除，他成了一个全日制的记者。1936年他19岁时，为美联社报道地方政治新闻。他最初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采访内布拉斯加的青年民主党人大会。当青年民主党人准备支持参议员爱德华·R.伯克——一个反对罗斯福大部分纲领的民主党人时，劳伦斯的愤怒激情突然爆发了。劳伦斯跳起来叫喊着，挥舞着手臂，威胁要提出一个赞扬当时是罗斯福的同情者的共和党人乔治·W.诺里斯的方案。劳伦斯的挑战被接受了，尽管不是会议代表，但劳伦斯还是提出了这个方案——使他惊奇的是，它居然被通过了。这使得劳伦斯在美联社电讯上写的一条简明新闻，多少有意回避了方案发起人的名字。几天后，美职社内布拉斯加分社社长对劳伦斯说，他被辞退了。
劳伦斯得到的下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为合众社当劳工记者，1938年他被调到合众社的华盛顿分社，他在那里的一个同事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也是从芝加哥分社出来的。劳伦斯采访了194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得到了温德尔·威尔基[注：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美国政治家、律师，曾代表共和党竞选1940年美国总统，最终败给了已担任两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注意和信任，威尔基进而向《纽约时报》的一些编辑推荐了劳伦斯。《纽约时报》在1940年是支持威尔基反对罗斯福的。尽管威尔基的推荐当时并没有使劳伦斯被雇用，但正是间接地通过威尔基，比尔·劳伦斯后来进了《纽约时报》。
罗斯福再次当选后，在白宫记者联合会的一次聚会上，劳伦斯注意到，罗斯福坐着轮椅出房间时曾和威尔基接触，两人交谈了几句。劳伦斯急于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开始挤过人群到威尔基那里。他没有能赶上，但听见威尔基说准备这个晚上稍后到阿瑟·克罗克的家里去。劳伦斯等着，然后给阿瑟·克罗克的家里打电话，在电话上以他直率的方式说：“我是合众社的比尔·劳伦斯，我想和温德尔·威尔基讲话。”
“我很抱歉，”另一端一个温和的声音说，“威尔基先生现在正和客人在一起，不能被打断。”
“听着，”劳伦斯说，“你告诉威尔基先生，我是合众社的比尔·劳伦斯。如果他没有时间和我通电话，那就算了。但要告诉他这个消息。”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分钟。接着温德尔·威尔基来到电话机旁，告诉劳伦斯他曾和罗斯福说了什么，证明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天劳伦斯碰到了他偶然认识的特纳·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大声说：“小伙子，昨天晚上你跟克罗克先生说了些什么？”
“我没有跟克罗克先生说什么。”
“你没有给他打电话？”
“我给他打了电话，但我是跟男管家说话的。”
“哪有什么男管家，”卡特利奇说，“那就是克罗克先生。”
当天下午卡特利奇提醒克罗克说他最近想雇用一个年轻的工作努力的人来分社工作，卡特利奇提议雇用劳伦斯。克罗克想了一会儿，同意了。
比尔·劳伦斯每周薪水80美元，比他在合众社挣的多5美元，但在此后20年里劳伦斯成了该报一个最勤奋的、报酬最高的记者。他的署名——“W.H.劳伦斯”——频频出现在华盛顿、冲绳、伦敦和莫斯科的重要报道上。他到过南美洲，当过驻巴尔干的记者，直到因报道巴尔干时的亲苏态度被扔出来为止。1946年他帮助组织了《纽约时报》的驻联合国办事处，拒绝了委派给他的一些老记者，认为他们都是无能之辈；相反他集中注意开发他认为具有潜在第一流才能的年轻人，特别是一个瘦骨嶙峋的新来者，叫阿贝·罗森塔尔。
但不管劳伦斯在哪里为《纽约时报》工作，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欧洲或韩国，他依然是从华盛顿分社“借来的”，这是劳伦斯所愿意的。他害怕纽约总部的官僚、编辑们和大新闻编辑部的正规做法，他在那里逗留的唯一时间是全国选举的晚上。那时他在写一篇头版的政治新闻报道，或者和《纽约时报》其他人在报社的广播电台WQXR上分析选举结果。在这些场合劳伦斯必然地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士相伴去新闻编辑部，这个女士无聊地坐在一个角落等着他干完活，这样他们就能去萨迪餐厅或21俱乐部。然后他回到华盛顿，写另一篇报道，又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另一轮狂饮，他对酒吧招待或报童的举止似乎比对国会议员或编辑更恭敬。一天在华盛顿，劳伦斯给分社办公室打电话，大声问道：“拿破仑的小傻瓜还在那里吗？”他指的是詹姆斯·赖斯顿。赖斯顿拿起话机，顺从地回答：“是的，我在这里。”
赖斯顿出于一些经常不被他们两人注意的理由而喜欢劳伦斯。劳伦斯工作努力，的确具有一种孩子气的魅力。至于劳伦斯的另一方面——酗酒，两次离婚，鲁莽，明显的无耻——也的确让赖斯顿的加尔文主义倾向受不了，但每一个家庭都为一个犯错误的儿子留有余地，在华盛顿分社劳伦斯的角色就是这样的。如果关于1960年竞选运动中他和肯尼迪日益增进的友谊的认识没有夸大他的每一个动作，以致引起纽约编辑们高度紧张地细查他的报道的话，他是可以无限期地保持住这种角色的。纽约的编辑们开始怀疑他报道的客观性了，因为他刚在一个城镇报道过肯尼迪的一次讲演，紧接着又在另一个城镇和肯尼迪玩高尔夫球，然后又和肯尼迪在棕榈滩出席新年除夕晚会，然后又和其他记者在肯尼迪的飞机上靠着肯尼迪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助手飞了回来。
这位姑娘和劳伦斯在竞选运动的沿站和飞行旅途中发展起来的浪漫故事给约翰·肯尼迪提供了娱乐，后来使他非常高兴，以致他极力通过他的参与来鼓励这种事情。在拥挤的飞机上，在摆出姿势照相时，肯尼迪有时会扫视一下机舱，直到他看到这对人站在一起，他会笑着评论说：“他们还在那里。”
这些丰富的花边消息从没有到达纽约的编辑那里，但他们已经对劳伦斯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他们感觉到，劳伦斯对西弗吉尼亚首站的报道已经使得肯尼迪的战斗显得比实际上更困难。后来肯尼迪取胜时，他的胜利看起来也是更令人惊奇的。肯尼迪当选后，比尔·劳伦斯写了一些关于新政府的独家报道，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但办公室的编辑们却对被用作约翰·肯尼迪的“试验气球”的新闻栏目产生了牢骚。当劳伦斯独家报道认定罗伯特·肯尼迪可能是下一任司法部长之后，出现了这种不利的评论，使劳伦斯大为恼怒。劳伦斯没有意识到，甚至他在分社的一些朋友也开始疏远他。一天早晨，尽管劳伦斯的报道已经提到了肯尼迪的新商业部长的名字，但《华盛顿邮报》却提前发表了关于迪安·腊斯克被任命为国务卿的报道——被《华盛顿邮报》后来的业主菲利普·格雷厄姆得到的一个独家报道。阿瑟·克罗克进了办公室，在走道上停下来，对另一个记者说：“好吧，我想用三个商业部长来换一个国务卿，你不想吗？”
赖斯顿和他的副手华莱士·卡罗尔也厌恶劳伦斯，但他们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他们也不必表现出来：来自纽约的压力够大了，大部分是来自克利夫顿·丹尼尔。当劳伦斯得知这一点时，他也生气。他对丹尼尔的为人和职业没有什么印象，他认定感情是相互的。在来华盛顿前20年他第一次见到了丹尼尔，当时丹尼尔在为美联社工作。对丹尼尔开始在《纽约时报》腾达起来这件事，劳伦斯并不特别开心。除了别的事情，劳伦斯还感觉到丹尼尔怨恨自己能和大多数政治家轻松地直呼其名的交往，包括和丹尼尔岳父的交往。尽管丹尼尔起初并没有公开约束劳伦斯，但他给劳伦斯的印象是，他密切地注视着他，等着他跌一跤。于是，劳伦斯被排除在一些重要的外地政治任务之外。最终，1961年冬天，毁灭性的打击到来了：劳伦斯尽管还是《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却被告知不必陪伴肯尼迪总统和白宫的新闻班子去欧洲进行访问，不必去巴黎访问戴高乐，不必去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不必去伦敦访问麦克米伦。一天赖斯顿找到了劳伦斯，坦率地通知他不派他去，使他感到惊讶——赖斯顿要亲自参加这次旅行。劳伦斯开始简直不能相信。他已经通过肯尼迪被安排为这次旅行的“共用”记者，自竞选日子以来他一直期望和那位姑娘再次相聚，她现在已在美国的一个大使馆工作。出于这么多的理由，这是一个梦想的任务，以这种方式突然被砍掉是劳伦斯不能容忍的。他强烈要求赖斯顿再考虑一下。赖斯顿说他会的，后来他再没有跟劳伦斯谈及此事就去了欧洲。
过去曾有三家重要的电视台提出给劳伦斯提供职位，于是劳伦斯给他在ABC公司的朋友詹姆斯·哈格蒂打了电话。哈格蒂为他提供了当新闻评论员的职位，并且说他可以帮助他采访总统的欧洲之行。劳伦斯对ABC的供职考虑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时他接到了肯尼迪总统的电话，总统已经听说了所发生的事。
“去吧，”肯尼迪说，“给那些杂种们点儿颜色。”
劳伦斯又想了一会儿，接着给分社的华莱士·卡罗尔打电话，说他要退出《纽约时报》。劳伦斯说他要马上离职，因为新雇主等着他立即去欧洲。卡罗尔给纽约打电话，打断了正在开每日新闻会议的丹尼尔，这使丹尼尔很生气。丹尼尔叫卡罗尔一会儿再打过来，并接受了劳伦斯的辞职。卡特利奇当时在新奥尔良，德赖富斯又找不到，于是当时担任主编助理的丹尼尔在他们不在时做出了这一决定。
几天后，劳伦斯收到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给他的一封信。“亲爱的比尔，”信的一开头说，“我刚刚得知你要离开，我写信表达我由衷的后悔。你和《纽约时报》似乎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你，它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劳伦斯把这封信读了几遍，最后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