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编辑部的编辑们，已经从他们的记者那里得知今天的世界处在它通常的贪婪与无序、混乱与冷漠的状态，现在正准备参加新闻会议，向丹尼尔传达这一信息。他们知道，丹尼尔会非常平静地接受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小时内，新闻会议结束，大多数人会回家去，忘掉它，知道在早上《纽约时报》的一切都又会是整洁和整齐的。
他们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纽约时报》：它是每天的奇迹，是一个程式化工厂。每一天，除非劳工罢工或头上氢弹爆炸，它都会出现在全国的11464个城市和所有首都，其中50份进入白宫，39份进入莫斯科，有几份被偷运到北京，一份厚厚的星期天版在每周末被空运给台湾的外事主管，他每次都得付16.4美元。他需要这份报纸的原因是，如同其他千千万万在世界各个角落被孤立的人一样，他需要《纽约时报》作为一个必要的证据来证明世界的存在，作为测量一切纷纷杂杂的晴雨表，作为世界理智与否的评估者。如果世界曾经存在，而且继续存在着，它每天都会被《纽约时报》及时地记录下来——1966年6月23日下午4：57，在纽约的一个特定的下午，世界就在第四十三大街与百老汇大道交会处的一幢巨大的哥特式灰色建筑当中被记录下来。
在这一时刻，大约有4000名雇员工作在这座14层大楼里。他们有接待人员和电话接线员、印刷工和照相感光制版工、制图员、自助餐厅厨师、护士、社论作者。他们大多数自早晨9点或10点就到了这座大楼里，是在大卡车停靠在路边之前来到的。大卡车在路边卸下几十大卷纸，这些纸卷砰然一声掉进《纽约时报》的地下室里，再掉进机器里，机器的纸张消耗每一年都要吞掉500多万棵树。
《纽约时报》的全部在册雇员有5307名，只有700人工作在第三层的新闻部门。他们是编辑、记者、文字编辑、评论员、新闻助手，他们自认为是《纽约时报》的总体，是它的体现和唯一的精神。即使他们没有完全无视大楼里其他那些诸如生产、推销和广告之类的部门，他们也是以带着某种恩赐的态度来承认它们。广告部毕竟是现金交易，永远具有最肮脏的商品——金钱。它雇用几百个人销售那些在新闻部不能买到的东西。它是奥克斯圣殿的世俗一面。
起初奥克斯基本上就是一个商人。后来他不单是商人了，但如果没有他那不可思议的经营意识，他就不可能在1896年接管衰败的《纽约时报》，并使它恢复活力，这是靠削价这样不高明的策略计谋实现的成就。1898年奥克斯把《纽约时报》的价格从每份三美分——这是最体面的日报当时所要的价格——削减到一美分，这是专门猎奇的小报的标准价格。奥克斯的合伙人认为他在犯一个重大的错误，使《纽约时报》的形象掉了价，却没有解决它的资金问题。奥克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纽约时报》在风格上不会掉价，只是在价格上降低，并且说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大量斤斤计较的纽约人可以从阅读廉价报纸转向阅读《纽约时报》。
一年后证明他的设想是正确的，《纽约时报》的发行量增长了三倍，广告收入滚滚而来。到1915年，奥克斯的报纸富裕和强大到了足以选择和拒绝广告商的程度，在报纸需要更多的版面用于刊登最近出现的新闻时就删除一些广告。这些特权相当自然地滋生了新闻部的自豪和自大。这些特权是奥克斯一生中的亮点，使得他满足于一种双重动机——他能够在一个屋顶下既管理兴旺的生意又管理一种神权政治。但他知道二者不能掺和起来：它们必须各自在不同的楼层发挥作用；钱商必须待在他的圣殿之外。他在经济上是坚实的，在社会地位上同时又是高尚的。在他的报纸上决不允许搞一些像连环漫画这样的发行花招（但连环漫画在他的第一张报纸《查塔努加时报》（Chattanooga Times）上是被容许的，而且现在还允许）。在他死后，历史不会让他的犹太同胞、那些大商人来取代阿道夫·奥克斯，这些商人成了银行家，但奥克斯却会进入伟大公仆的更庄重的行列里。
奥克斯决没有忽略他的商业部门。1966年夏天，负责为《纽约时报》赚钱的人是一个懂经营、没废话的典型，叫作门罗·格林。格林60岁，坐在第二层他的大办公室繁忙的桌子后面，指挥着有350人的部门，这个部门每年通过卖广告带来一亿多美元的收入。平日版上的一张整版广告大约值5500美元，在星期天版上值7000美元，来自广告的收益是该报的发行销售和其他经营事业收入总和的三倍。
门罗·格林是个大块头的留着黑色波浪头发的人，穿着线条分明的深色服装，上面有闪闪发光的袖扣，打着白色或银色的领带。他迅速有力地对着办公桌上一个红色电话讲话。他作为一个广告人在《纽约时报》已工作25年了，此前是在《先驱论坛报》和《美国杂志》（Journal-American）的广告部工作，再往前是梅西百货公司的广告经理。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到的梅西百货。《纽约时报》的广告中每一天都描绘着豪华的世界，在假日里去欧洲旅行的幸福的人，穿着貂皮衣或佩戴着蒂芙尼珠宝的苗条的时装模特儿，一点儿都不像格林在他的大半生所知道的世界。他的父亲曾在新泽西州的南安博伊经营一家小服装店，在他唯一的孩子格林才10岁时就去世了。尽管他也可以无忧无虑，轻松愉快，但他天生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不容易被他的广告的虚幻梦想所影响的人。
从他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他能看到大街和一个醉鬼睡在一个旧剧院后面的台阶上。格林能隐约地听到交通拥堵的警报器声。这声音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位骑警的注意，他将必不可少地指出新闻车或卡车停放不当，但不会拿出处罚单，因为他知道当天稍后他得把他的马拴进《纽约时报》装卸斜坡后面的围栏里。格林能感觉到楼下印刷机的震动，并且以完全不同于楼上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方式意识到《纽约时报》的权力。他的生活观肯定不同于十层的社论作者们的生活观，这些作者在平静的居处写作一些有时使格林感到恼怒的崇高期望和理想。记得一天早晨，他读了《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该文章批评在乔治·华盛顿桥南沿哈得孙河建的有豪华房间的新摩天大厦。依《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所见，这座大厦是对新泽西崖壁景观的亵渎。但格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最近刚刚向这些公寓的建筑者和拥有者出售了一份5万美元的广告副刊，并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对这个工程的赞美。格林知道，蒂什曼房地产和建筑公司对这篇社论是最恼火的，他坐在办公桌旁等着他们打电话来。他们甚至会撤销以后的广告，如果《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或评论冒犯了大商人的话，在他们中间这是常见的反应。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谈论吸烟引起肺癌后，一个卷烟厂主撤销了广告，使报纸损失了几千美元。除了格林，报社的管理者中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件事。当《纽约时报》关心它的广告人想些什么时，一些管理者就说，那样做将不再是《纽约时报》了。
尽管这不无道理，但格林还是相当怨恨他楼上一些同事漫不经心的态度，怀疑他们对待报纸商业方面的方式也许反映了他们私下对他的看法。他像他们一样意识到了《纽约时报》的吸引力，但他也认为《纽约时报》一年在广告上吸引1亿多美元不单是靠这种磁力——还与格林有关，与他的干劲、他的决定以及他的工作人员有关。正是他们带来了金钱，使得十层编辑部的聪明人能大发慈悲，也正是在这金钱的支持下，三层的记者们才可以仅仅为了核实一项事实而打电话去柬埔寨。格林还觉得，广告费尽管是由热情的支持者支付的，同时也为《纽约时报》的读者提供合法的消息。它不仅告诉人们买什么和在哪里买，而且每天还描述了国家的经济，对当代品味的见解。广告对日常生活展现了第二种愿景，证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满了贫穷、威胁、炸弹和灰烬。在广告上穿着名牌服装的漂亮姑娘、吸着一支温和昂贵的香烟的男士，都为《纽约时报》读者在阅读灰色的庄重栏目之余提供一种轻松的休闲。格林怀疑，从现在开始到50年后，那时历史学家想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人如何生活和梦想时，他们就像阅读新闻一样也从阅读广告中得到许多启示。当然，广告强调的是积极的方面，而新闻强调的是消极的方面。真理就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6月的这一天，新闻集中注意的是“漫长炎热的夏天”，密西西比的种族暴力；广告突出的是夏天的交易——梅西百货公司宽松的貂皮长外套，通常是299美元，现在降到了236美元。新闻挑出来的是严重的失业问题；帮助与求助广告塞满了对熟练工和新手提供职业的信息。新闻强调是住宅的短缺；广告展示的是在纽约周围各种价格的可购买的住宅。新闻注意的是名誉和权力、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败；广告却迎合了每一个人每天的梦想，可得到的甜蜜生活，消遣的小玩意和可供出逃的交通工具。
广告也记录日常人的悲剧，但只是在报纸背后以最小的字体，在商场清单和腾达的管理者平淡的照片之间——在这里，接近于最下面，一个人可以在极小的字体中读到那些已经破产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被抛弃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失去了包括梦想在内的某种东西并试图复苏的人的名字。他们把这些消息告诉《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会发表它，在它的分类广告版里每一行只收取几美元——时报大楼六层的一个特殊部门负责这件事，成员主要是中年妇女，她们坐在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里，接听电话，匆匆记下日常生活的可怜事实。如果这些事实不是太庸俗或报复性的，她们便把这些事实转发到四层的排字室，供《纽约时报》下一版的公告栏目用。
今天《纽约时报》会公布一个事实：琼·庞皮罗，销售小姐，住布鲁克林的肖尔路89-01号，已经破产。她承担的债务是15251元，她的财产价值1275元。今天皇后区二百零七大街89-36号的爱德华·多尔蒂，在《纽约时报》上宣布，他的妻子弗洛伦斯“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我的卧室和餐桌”，但现在却要对她的债务完全负责，他不再支付任何钱。今天一个丈夫逃跑的妻子会在《纽约时报》上呼吁：“莱恩·W.-伊丽莎白和我孤独无望。我们知道你感觉到了我们的痛苦和眼泪。我们没有你不行。请你快回家吧。”东部的曼哈顿的一位女士，心烦意乱，因为她丢了她心爱的手表，请求《纽约时报》发表启事：“一块帕太克·菲利普方形金表，白色和黄色的表带，多加酬谢。”
这块手表没有再回来，所以东部的这位女士不久又买了一块，不是帕太克·菲利普表，这对《纽约时报》来说不是新闻了。《纽约时报》不会研究莱恩·W.和弗洛伦斯·多尔蒂在哪里，《纽约时报》的读者也不会知道致使销售女郎琼·庞皮罗陷入1.4万元债务的确切原因是什么。如果要求讨论她的财务困境，她也不愿意这样做。这不是新闻。对三层的《纽约时报》编辑来说，新闻是由目前你不知道但应该知道的、有意义的事件构成的。在门罗·格林的世界里，新闻就是鼓吹生意，重点是快乐、成功、舒适和陶醉。对格林来说，B.奥尔特曼公司的鞋店有一种“令人产生幻觉的无带轻便舞鞋”卖41美元；J.普雷斯公司有低口袋的、钩状开衩的、易洗的、速干的绦纶棉毛夹克衫；东方航空公司有直飞圣安东尼奥的喷气式飞机航班，这些就是新闻。在格林看来，“水宝宝让你的皮肤晒得更漂亮”并且在广告里配上一张拉蔻儿·薇芝的穿比基尼泳装的大黄褐色照片，摆出一种《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姿势，引起人们惊奇，但没有遭到《纽约时报》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注：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Advertising Acceptability department），《纽约时报》专门负责审核广告可接受性与适当性的部门。该部门依阿道夫·奥克斯确立的宁可损失收入，也不容许不实、欺诈及有失善良风俗和尊严的标准而建。]的反对，这就是新闻。那些和格林一起工作但不是他手下的人，他们一般都要降低广告中用语的调子以避免过高评价——“城市最好的家伙”成了“最好的家伙之一”，“我们所见到的最精美的外衣”成了“我们销售的最精美的外衣”。他们不允许用外语做广告，除非有英语译文，他们很快取消了性色彩太浓或没有品位的广告本子。他们不允许广告中有裸体，除非是儿童，但他们允许拍摄热带海岛的日光浴和宣传肥皂的广告中有穿着很少的比基尼女人——一个管理者解释说，《纽约时报》承认女人也有肚脐。这对格林是好消息，因为他一直在从女人的短裤和胸罩中为《纽约时报》谋取好处，特别是在星期天的《时报杂志》（Times Magazine）上，这个杂志有时被叫作《束腹带公报》。在格林那里，几乎用不着什么洞察力就能认识到在一个杂志上推销女士服装的商业可能性，说明它的分量，它在普通市场上的款式。但格林知道，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以它140多万份的发行量，不仅被男人也被许多女人所翻阅，改进了的广告色彩给读者一种额外的刺激，一部分版面变成了艳丽的活泼的女士的衣物间，同时它也从外交部长的照片里选取些场面，放到读者一眼就能看到的版面。这样做，实际上给了产品以弹性，似乎能在版面上把那些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统一起来。
只要门罗·格林和《纽约时报》联手，任何东西都能推销掉，而且非常自然。格林听说艾伦·蒂什曼在沿哈得孙河边建摩天大楼公寓，就去接近他的朋友蒂什曼，建议他购买《纽约时报》的广告版面，以期引起人们对这项建设的注意，招徕租户。蒂什曼同意了，5万美元的广告副刊拼起来了。可他没有想到《纽约时报》的社论竟谴责蒂什曼的建设。现在门罗·格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艾伦·蒂什曼来电话，他束手无策。这是一篇最不吉利的社论，但现在对它做任何事情都为时已晚。在私下，格林不像社论的作者那样认为，这些摩天大楼会玷污哈得孙河沿岸新泽西崖壁的自然优美。格林认为，蒂什曼利用的土地不是历史的文物或神圣的保留地，恰恰相反，只是荒凉的几英亩杂草、棚屋和未修剪的树木。在那里建公寓住宅比做其他任何事情更是对环境的改善。但格林对社论的作者没有任何影响。他甚至不知道是谁写了这篇文章，因为每一篇社论都是由社论部的十人中的一个匿名者写的，但格林知道谁对写这篇文章负责。他就是约翰·奥凯斯，社论部的主任，一个在这座大楼内外以热忱的保守主义者而广为知名的人，一个对保护树木、河流和群山并反对土地开发商侵入几乎到了着迷程度的人。奥凯斯是一个精神崇高的人，憎恶一切金钱和营利动机，他一度甚至谴责沿第五大道建金色的铝电话亭，在一篇编辑部文章中声称：“这些金色的废物桶……完全破坏了这个大道的整体性。”
在《纽约时报》的当权者那里，也许再没有哪两个人会比门罗·格林和约翰·奥凯斯更少有共同点了。奥凯斯是一个衣着随便的人，在50岁时密密的鬈头发已经白了，长着一双白蓝色的眼睛，有一副非常年轻但严肃的面孔。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成了一名罗德斯学者[注：罗德斯学者（Rhodes scholar），牛津大学一个以塞西尔·约翰·罗德斯（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英裔南非商人，矿业大亨与政治家）命名的，为国际留学生设立的研究生奖学金，获此奖学金的即称为“罗德斯学者”。]。奥凯斯几乎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强烈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支配着该报的社论。尽管他的确不期望他的社论部作者们赞同他们并不同意的事业，但同样他也不期望他们赞同他不同意的事业。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他的相冲突的话，他们的文章就不能发表。如果他们在当时重大的政治、社会或经济问题上一直和他的意见相左，他们最好明智一些，考虑调到报社其他部门，因为奥凯斯像任何社论部主任必须做的那样，坚持他的观点与业主的观点和谐一致，奥凯斯必须对业主负责。
奥凯斯认为，社论版是一家报纸的“灵魂”，是它的内在特点和哲学的反映。自他1961年接管《纽约时报》社论版以来，这一特点和哲学比以前更生动地体现出来。社论版曾谴责越南战争，忠实地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它一般是亲劳工的，但批评像詹姆斯·霍法[注：詹姆斯·霍法（James Hoffa，1913—1975[失踪]），美国劳工领袖，1967年因贿赂陪审团、诈骗、阴谋等罪被捕，被判13年徒刑。]以及后来的迈克尔·奎尔[注：迈克尔·奎尔（Michael Quill，1905—1966），美国运输工人工会创始人之一，组织了长达12天的1966年纽约公交系统大罢工。]这样的劳工领袖。它在中东战争中是以色列的支持者，但在以色列取胜后又批评以色列对领土的野心和行动。尽管它赞成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但后来当肯尼迪没有按奥凯斯的意见履行他的联邦援助教育法案的诺言时，它又倒戈了。由于在肯尼迪时代社论部的冷枪继续集中在这一点和其他问题上，总统的许多家族成员和朋友开始越来越讨厌约翰·奥凯斯，指责这种否定论是奥凯斯在肯尼迪刚进参议院时就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个人偏见的表现。
他们中的一些人怀疑，正是奥凯斯帮助扩散了1957年底的一个谣言，即肯尼迪不是其自传《信仰在风中飘扬》（Profiles in Courage）的唯一作者。奥凯斯实际上在散布这种谣言上没有起任何作用。最应负责任的人也许是德鲁·皮尔逊，皮尔逊负责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一个电视节目，促使这个广播网继而进行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种指控，ABC后来公开向肯尼迪道了歉。在这件事情上，奥凯斯所做的一切只是他在一次社交聚会上向碰到的哈珀出版公司的一个曾为肯尼迪写这本书做过工作的编辑询问，这个传闻是否有实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西奥多·索伦森[注：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1928—2010），又被人称为泰德·索伦森，美国律师、作家，著名的演讲稿撰稿人，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主要讲稿撰稿人，也是肯尼迪的亲密助手，被肯尼迪称为“知识血库”（intellectual blood bank）。]或肯尼迪的其他某个助手是不是曾帮助写作。这位编辑否定了这件事，奥凯斯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但几周后，当约翰·奥凯斯在华盛顿对每个国会议员进行正常访问时，他在肯尼迪的办公室里受到了肯尼迪参议员长时间的严厉审视。接着肯尼迪从他的桌子上拿起一封信，交给约翰·奥凯斯说：“我现在亲手把它给你，而不是寄给你。”这封信的开头是：“亲爱的约翰，我最近注意到，有人引用你的话说，关于我的《信仰在风中飘扬》的著作权的谣言是真实的。”这封信共有300字。信中不含糊地声称，其他任何一个作者都没有参与写作这本书。在奥凯斯阅读完这封信后，肯尼迪想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让奥凯斯检查一下肯尼迪为写这本书而亲笔写下的一沓笔记。奥凯斯对肯尼迪说这没有什么必要，很快他们就讨论起其他事情了。但给奥凯斯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在驳斥这件传闻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在1958年1月的这一天奥凯斯得出结论说，肯尼迪已经有了争取当总统的严肃计划。后来在纽约，奥凯斯得到了肯尼迪寄来的一本《信仰在风中飘扬》。赠言写的是：“赠约翰·奥凯斯——谨致他的朋友以高度敬重和最好的祝愿——作者：约翰·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