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登道夫不想输。俄国第二、第五集团军重新踏上疲累的征途，往德国逼来，德军东线司令部打算重施故技，让俄军于坦嫩贝格再吃一次大败仗：迅速包抄俄国第二集团军（先前坦嫩贝格之役时鲁登道夫的手下败将）侧翼，再度将其击溃，然后要马肯森的第九集团军奔往东南边的罗兹城。在这个地区，除了罗兹有良好铁路、公路和住所外，其他地方全没有士兵住宿处和通信设施。它对双方来说都是战略要地，兴登堡打算用德奥四十二个师对付俄国四十九个师，夺取该城，然后用它作为发动新东线攻势的最后跳板。
鲁登道夫认为，在罗兹取胜，将一举打开通往华沙的大门。以罗兹为基地，德奥两军或许能解决俄军，然后如某奥地利外交官所说的，“重画东北欧的地图”。人人都很有信心能打败俄国，开始思量要怎么处置战败后的俄国。贝特曼谈到一个“获解放的乌克兰”——大概解放到该地能顺服于德国或奥地利为止。维也纳和柏林想拿下波兰，德国人认为他们还将得到俄国的波罗的海诸省和芬兰。波兰是最棘手的地方，德国人或奥地利人都不是真的很想要它，因为它境内有太多波兰人，若归入德国或奥国，他们的民族主义要求会削弱德国或奥国政府。但不能把波兰留给俄国人，因为得尽可能削弱俄国，把俄国推离德、奥国界愈远愈好；也不能让波兰独立，以免它本身成为大国或成为法国的附庸国。由于战局还混沌未明，这一“波兰问题”眼前还不需解决，但终究日益迫近。[1]而德国人接下来要取道的波兰公路，十二月才会被雪封住，十一月中旬就会冰封，这有利于德军快速挺进且使俄军无法掘壕固守。如果德国人能迅速攻入波兰心脏地带，或许能在野外截住俄军，在这一年结束前让俄军吃场大败仗。
马肯森用八百列火车将第九集团军北运到托恩，然后，十一月十一日奔往东南，以维斯瓦河作为屏障保护其左翼，攻向罗兹与华沙之间的俄军侧翼。仅仅五天，他就神不知鬼不觉调动二十五万兵力攻击俄军侧翼。如俄军方面的英国武官所说的，这是“组织调度上的一大杰作”，发动于德军从华沙撤退仅仅十五天后。[2]在德勒斯登火车站，即奥地利公使先前抱怨德国从东往西运兵的那个车站，他证实“运兵车现在正由西往东行”。[3]
在这同时，德国往东运兵之事，正改变西战场的局势。未能抢先“奔向大海”以在法兰德斯包抄英军侧翼之后，法尔肯海因毅然决定在西线打消耗战。他为他在比利时、法国的壕沟线构筑防御工事，放出三个步兵军给兴登堡。俄军方面的某英国观察家认为，德国运兵之神速“令人惊叹——（俄国人）俘虏了其中一些人，得知他们整个军、整个师从比利时迅速调来，再调回去，派入奥地利，然后调回东普鲁士”[4]。
这一在两战线之间的内部路线上灵活移动的能力，使德国人有机会执行兴登堡所偏爱的策略：西守东赢。为打出那制胜的一击，柏林大动作征集新人力（首度强征四十五至五十岁男子入伍）和新资金。德国国会于十一月投票通过发行第二波战争债券。由此吃下定心丸的兴登堡，将其东方面军打造为共有十二个军、七个骑兵师的大军。这时运气和地位都大不如前的康拉德，在一旁嫉妒地看着，只撂下一句话“等着瞧”。[5]
从西线过来的德军，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们的心态：他们比东线部队受过更多战火摧残，精神病症状更为鲜明。有位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德国军官指出，从法国拨入他部队的十人，有三人精神崩溃。其中一人会呆坐数小时，眼睛一直盯着地上，用希腊语念出《奥德赛》里数个长长的段落。[6]但这时还是战争初期，这些走不出战争创伤的士兵，仍只占东线兵力的一小部分。
地面因结霜而变硬，那些有着更健全心智的德国人快速挺进，四天走了八十公里，在维斯瓦河南岸击溃俄国第一集团军落单的一个军。然后德军插入第一、第二集团军间的缺口，十一月十八日把谢尔盖·沙伊德曼（Sergei Scheidemann）的第二集团军四个军，逼回到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罗兹。当俄国第一集团军踉踉跄跄退向华沙时，鲁登道夫聚集十三万六千战俘，准备包围第二集团军。他的分析家估算，自战争开打以来，德奥两军已杀死、打伤或俘虏一百二十五万俄国人，分析即使是俄罗斯蒸汽压路机也无法永远承受得了这样的损耗。
来自前线的证据似乎为德国人的乐观提供了有力理由。被俘的俄国人证实，他们弹尽粮绝；他们所接到的命令是在无武装下进攻，从死伤者身上捡拾步枪。受伤的俄国人受指示不仅要等待急救，还要四处寻找没武器的战友，把步枪递给他们。这一困境局部说明了德国人一九一四年为何想开战：俄国一九一三年的大陆军计划，拟于一九一八年才补足俄国陆军的步枪数量缺口，而这一缺口和其他不足之处在此计划的第一年显然连缩短都没办到。[7]在这整场战争期间，一般的俄国步兵师，会有三成五的士兵根本无步枪可用；德国军官窃笑道，俄国人缺火炮缺到求日本人把他们在日俄战争时失去的火炮归还。俄国人也试图在日本购买步枪和子弹，表示凡是拿步枪（德制、奥制或俄制步枪）给俄国部队的农民，都赏以五卢布。[8]
俄罗斯战俘
德国人估算，到一九一四年，战争才打三个月，他们和奥地利人已杀死、打伤或俘虏俄国人一百二十五万。俄国战俘，如照片中这些战俘，什么都没有——没枪、没子弹、没食物，完全不清楚为何而战。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战争开打头一天，俄国火炮平均一天打掉四万五千枚炮弹，弹药短缺到俄国军官此刻被告知“把士兵推上前，把弹药往后拉”，而对士兵来说，这当然不是件好事。据估算，俄国的炮弹只有百万枚或更少，而且只有一座弹药厂（英国有一百五十座），又无法顺利输入新厂，因为法国、英国已订走美国所有出口品；即使把机器运送到距战场遥远的俄国港口，也无法将其安装在前线附近。[9]在西线战局陷入僵持之后，德皇威廉二世嗅到胜利逼近的气味，大为欣喜，启程展开对俄战线的十天之行。德国将领这时兴奋谈到胜利在望的“向东推进”行动。[10]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打过普法战争，当过威廉二世的军事史私人教师。马肯森被誉为德国陆军里骑术最精湛者（因此着轻骑兵军装），一九〇六年时与小毛奇争夺参谋总长之位，一九一四年时是执掌东线德军第九集团军的不二人选。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西北方面军司令官鲁斯基，十一月十五日终于弄清楚情况。马肯森部的移动不是佯攻，而是主要作为，目标指向罗兹，即俄罗斯帝国纺织业的中心和通往华沙道路上重要的冬季士兵住宿地区之一。鲁斯基原只留下伦南坎普夫的第一集团军一个军守罗兹周边，要该集团军其余兵力挺进东普鲁士。这时他要伦南坎普夫率部返回，加入罗兹之役。鲁斯基命埃维特率第四集团军继续西进，以和迎面而来的奥军交手，使增援的德军转向，然后要辖下的第二、第五集团猛然调头向北。他大胆要其第一集团军迅速往南包围马肯森部。
俄国第五集团军司令官普列韦，先前在科马鲁夫从奥芬贝格的陷阱脱身，这时则奋力摆脱马肯森的陷阱。六十五岁（和马肯森同龄）的普列韦是天生的将才，有位在其司令部待过的人忆道：“他掌握情况格外迅速，做决定快且明确。”[11]普列韦的第五集团军，前军变后军调头行进，三天时间在冰封道路上走了一百一十公里路，把马肯森部打退到罗兹，然后攻击试图包围俄军的德军右翼。[12]信心大增的伦南坎普夫第一集团军在洛维奇（Lowitsch，波兰语称罗兹/Lowicz）逼近德军左翼。马肯森部来到罗兹城外，发现该地已有俄国七个军。该部突然陷入被兵力大自己一倍的俄军包围的险境。尼古拉大公察觉到这是场决定战局成败的战役，把总司令部从巴拉诺维奇移到罗兹东边的斯凯尔涅维采（Skierniewice）村。
一如在华沙时，鲁登道夫放手一搏且输了。俄军计划凌乱无章，先是前进，然后后退，使他以为俄军最近一次退回罗兹的举动，预示其要仓皇撤退到维斯瓦河对岸，而非欲坚守阵地。一如马肯森，鲁登道夫上钩，一头冲进鲁斯基设下的陷阱。在罗兹以北、以西，战事最激烈，而在此二处，俄军人数多于德军；由于罗兹城的补给近在咫尺，总是大叹弹药不足的俄军，在此难得地有了充足的弹药，而德军处于长长补给线末端，就要弹尽粮绝。俄军伤兵的性命被看得比弹药还不值，任其死亡、腐烂。俄国议会议长米哈伊尔·罗赞科（Mikhail Rodzyanko）在前线附近下车，看到俄军伤兵一万七千人躺在冰冷的泥土上，其中大部分人已躺了五天，没人处理过他们化脓的伤口，更别提运到后方救治。[13]
德军与普列韦部激战时，也在窃听俄国的无线电，自坦嫩贝格之役起，德军就每天这么做。他们在地图上标出伦南坎普夫部往罗兹缓缓行进的路线，知道不管自己还有什么优势，那优势正快速流失。马肯森部赌他仍有时间派莱因哈德·冯·谢弗（Reinhard von Scheffer）的预备军（六个师五万五千德国兵力）到罗兹城东边，完成对该地俄国两个集团军的包围。此一行动原应由奥军执行：康拉德命令已从杜纳耶茨河悄悄潜到维斯沃卡河边的第四集团军从该河后面出击，即从南边进攻，以“彻底消灭波兰境内的俄军”，但该部未做到。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四集团军顶着敌人的猛烈攻击欲强行渡过维斯瓦河，却遭位于其右侧的俄国第三集团军和左侧的俄国第九集团军硬生生挡住（对斐迪南大公部来说，这已是其司空见惯的困境）。奥军士兵冲过浮桥，陷入俄军榴弹炮和机枪弹的火海，死伤特别惨重，致使第四集团军某些师不得不更名为旅。鼓手和乐师奉命放下乐器改拿枪。上级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不再需要音乐。”[14]
有位名叫费多尔·斯特朋（Fedor Stepun）的俄军中尉，十一月二十日追击撤退的奥军，注意到奥军走后留下的脏乱和破灭的希望。斯特朋想起在博罗季诺（Borodino）与拿破仑打成平手，以“只要砍倒树，锯屑就会到处飞”一语说明战争中之劫掠和暴行的俄国元帅库图佐夫（Marshal Kutuzov）。而今，斯特朋周边就飞扬着战争的所有锯屑。“我们进到落败敌军刚刚离开的一个城镇。多可怜的景象……街道和火车站挤满想带着家产逃离却未能如愿的老百姓。五列火车困在火车站，私人家当成堆摆放在月台上，塞进每个火车车厢里——床、长沙发、床垫、玩具、画、相簿、女人衣物、帽子、犹太教祷告书、提灯、咖啡、一台绞肉机。”
骑马的哥萨克人（每个人后面另外拉着一两匹从当地人抢来的马），在一堆堆私人家当里翻找；有些哥萨克人下马，取下他们老旧的马鞍和毯子，换上软垫和桌巾。“军人与哥萨克人的差别就在这里，”这位俄国军官论道，“军人只拿自己需要的东西，还有良心；哥萨克人没良心，什么都拿，不管需不需要。”在街对面，罗马天主教教堂已遭洗劫：墙上有尿痕、呕吐物、粪便，拉丁文《圣经》躺在地板上，两具奥地利士兵尸体横陈在入口，一具年轻英俊，另一具老而丑。“他们的口袋，一如每具军人尸体的遭遇，已被人翻到外面；在这里，每个人都想要黄金。”[15]
哈布斯堡君主国不识民间疾苦的领导阶层，几乎看不到这悲惨景象。在遥远的西边，在某个阴冷的十一月天，施蒂尔克将军正与蒂萨一同游览格拉沃洛特（Gravelotte）、圣普里瓦（St.Privat）的一八七〇年战场。他们在这两个法国小村四处走看，畅谈他们对普法战争的认识时，蒂萨说：“直到今日我仍不解到底是谁下令八月进攻塞尔维亚。与俄国开战一旦变得势不可免，进攻塞尔维亚的行动就该全部搁置。我还是不懂我们怎会继续干，怎么入侵塞尔维亚。我深信如果当初康拉德立刻把第二集团军派去东边，我们不会输掉伦贝格之役。”[16]
在营地里跳舞的哥萨克人
在营地里跳舞的哥萨克人。“军人与哥萨克人的差别就在这里，”有位俄国军官论道，“军人只拿自己需要的东西，还有良心；哥萨克人没良心，什么都拿，不管需不需要。”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对正踉踉跄跄退往克拉科夫的东线的奥匈帝国士兵来说，伦贝格当然已是陈年旧事。他们“往西退，再度走在我们已非常熟悉的道路上”，有位奥地利皇家步兵团军官以嘲弄口吻说道。逃兵陡增，第四集团军下令调查十一月二十五日两个完整的团共八千人，连同上校团长和军官，被俄军俘虏之事。在克拉科夫城内，第四集团军士兵大肆偷抢，要塞司令不得不组织民间防卫队“保护私人财产”，以免遭奥地利自己的士兵“攻击、捣毁、盗窃”。在奥地利乡间，农民很快就开始害怕本国军队的到来。部队报告里充斥着抢劫、勒索、殴打之事。十二月一日，丹克尔将军誓言惩罚“我军士兵对本国人民日益增加的劫掠事件”，但在当时老吃败仗、老在撤退的气氛中，这个誓言并不易履行。[17]
奥地利八月的“北攻”，以九月大撤退收场，继之以十月的桑河战役，再到现在落入更为愁云惨雾的克拉科夫之役。俄国数个集团军团团围住康拉德已然兵力大减的奥匈帝国军队。康拉德的军队照理该勇敢往前冲，在罗兹与马肯森的第九集团军会合，却窝在其位于罗兹南边两百四十公里处的壕沟里。由于奥军怠惰，鲁斯基部慢慢移过来，德军有覆灭之虞。鲁登道夫曾夸口要在罗兹打出“第二次色当之役”，打算德奥军联手将俄国数个集团军包围在那里，但如今马肯森理解到他将得独立完成这壮举。长远来看，马肯森部的兵力居于劣势，但他仍然认为只要他能在伦南坎普夫部大举抵达之前击倒俄军，短期来看他仍能赢。
俄国第二集团军的确觉得大势已去。莱因哈德·冯·谢弗的军（五万五千兵力）进攻该集团军侧翼时，集团军新司令官打电报给鲁斯基，告以他被包围，正在研究地图的鲁斯基收到后神奇回道：“不，你已包围他们，现在该要他们投降。”事实确是如此。谢弗部困在洛维奇（罗兹与华沙的中途），发现与马肯森断了联系，开始拼命往后退。地面太硬无法挖掘壕沟，因此双方部队在开阔地厮杀，或滑下溪床，或把大树枝、沙包堆起来当屏障。但这些屏障挡不住炮火和机枪弹，很容易就被打掉。旧壕沟符合新战斗队形的要求时，即占领那些壕沟，但封冻的地面使液体无法被地面吸收掉，于是血、粪、尿积在从未结冻的烂泥里，使这场冬季战争比夏季、秋季战役更为污秽难受。[18]有位观察家沿着其中一条恶臭的壕沟边缘走，看到一骇人景象，停脚记下：“我撞见一只渡鸦停在已不成人形的某人脸上。它已啄走他的双眼，扯掉他的嘴唇和他脸上的部分肉。它拍拍翅膀慢慢飞走，留下一沉闷的嘎嘎声。”[19]
鲁登道夫痛骂康拉德按兵不动。鲁登道夫相信，奥匈帝国的北方面军如果在德军右侧强力挺进，那么同盟国将已包围俄军。结果如今反倒是俄军已准备好要包围德军。[20]有位附属于法国境内德国某军的奥匈帝国军官报告道：“这里大家都在谈的是奥地利，谈兴登堡频频抱怨我们吃不了苦……他们说德军必要时能行军六十公里，我们的部队顶多只能走三十公里；他们说德军能不带辎重打仗，而我们的部队不行。”[21]在德军总司令部，施蒂尔克苦思德国人、奥地利人的根本差异：“奥地利人始终把私事与本分混为一谈；德国人只着眼于本分，把私事摆在一旁。对奥地利人来说，指派任务的方式和作风比任务本身重要，而德国人只着眼于任务。在德国人眼中，奥地利人缺乏干劲，务虚不务实。”[22]
奥军毫无作为而德军处于大败边缘，鲁斯基却只能徒呼负负地看着德军逃脱。坦嫩贝格之役后即被蔑称为“没打就跑”的伦南坎普夫，这次再度跑掉。他从北边包围的速度太慢，使谢弗部得以全军（连同一万战俘和六十门火炮）从洛维奇口袋逃脱。有位俄国上尉为这一离谱的迟钝提出解释：他被从蒂尔西特（Tilsit）紧急叫去围困德军后，要他的部队三天强行一百零四公里到最近的火车站，结果车站没火车候着。士兵在月台上待了二十四小时，没吃没喝，没地方躲避寒风。陆军部终于发现他们人在米陶（Mittau，拉脱维亚语称叶尔加瓦/Jelgava），派了列火车过来，然后花了整整两天（士兵仍然没东西吃）才慢慢驶到华沙。在华沙他们再搭火车前往罗兹，仍然没东西吃，抵达罗兹外围时下火车，奉命进入壕沟，没睡觉，没吃东西。士兵饿得大骂，开枪时开到睡觉。军官跌跌撞撞上下壕沟，“精神不济像梦游者咕哝说着什么，用剑面打士兵”。[23]
谢弗也没睡。在十一月底开始率部大逃亡时，他已连续七十二小时没合眼。德军在大雪中撤退，而大雪使俄军的指挥调度更为紊乱。罗兹之役双方不分胜负，德军损失三万五千人，但俄军兵力与炮弹储量的耗尽，使俄军总司令部不敢指望再采取攻势。子弹也快用完，有些俄军步兵师才打三天仗就打掉两百万发子弹。[24]
因为战死、受伤、生病、被俘，俄军第一、第二集团军也损失高达七成的战斗力。伦南坎普夫于坦嫩贝格、马祖里湖区两役失利之后勉强保住司令官之职，而经过这场丢脸的失败，去职就成了定局。因为德裔身份而被许多人怀疑不忠的他，失去兵权，被赶出陆军。尼古拉大公为这次大败枪毙了十五名作战不利的俄国军官。在华沙巡视贪污出名的陆军补给部门时，这位大公向集合的军官只丢下四个字：“你偷我绞（刑伺候）。”[25]
有位英国记者在经过罗兹附近的一处野战医院时，注意到数千伤兵被搁在雪地里，因为（一如以往）没有交通工具将他们运送到后方；“某帐篷外，有许多截掉的手、脚弃置在地上”。许多人被榴弹炮的弹丸打瞎一只眼或双眼，人数之多令他印象非常深刻。[26]冬季这几场仗总共让俄军又损失五十万兵力，以及七成的前线军官。这时，俄国送到前线的强征入伍兵，全都没配步枪，这是德军为何损失较轻（十万人）的原因。[27]东部战线辽阔的地域利于打运动战（在东部战线，德国一个半的师就占领最前线；若是在西部战线，要用五个德国师去占），但俄军缺乏机动力、靴子（鲁斯基谈到不足五十万双）、火炮，无法解决掉兵力稀疏的德军。事实上，此后直至战争结束俄军都不会再威胁德国领土。
奥匈帝国领土则不是如此。事实表明德军太难对付，于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有鲁斯基、尼古拉大公出席的作战会议上，伊万诺夫提议“通往柏林之路要取道奥匈帝国”。鲁斯基部有四分之三的兵力损耗于与德军的交手，已几乎无战斗力可言。[28]俄国人得从头再来，这一次得把矛头对准较弱的对手奥地利。尼古拉大公同意此论点，批准将重心从西北方面军转移到西南方面军。伊万诺夫将指挥此一行动，率部攻向克拉科夫，然后翻过喀尔巴阡山脉。
康拉德也需要重新开始。由于俄军回头推进到华沙正西边一线且有德国四个新的军从陷入僵持的西部战线调来增援东部战线的德军，他要打出一番成绩，以免沦为配角。他把挫败之后的怒气发泄在兴登堡身上，宣称那些记述德军英勇逃离罗兹的文字“天真”，还说兴登堡准备以增强后的九个军、三个骑兵师的兵力反攻是“幼稚”的。康拉德悄声说，切记，“这位‘人民英雄’已遭击败”，但这位奥地利将领的公信力已快荡然无存。[29]十二月六日，兵力大增后的德军果然拿下罗兹，挺进到距华沙不到五十公里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同意让无能的康拉德，在新成立的奥德联合东线作战司令部里听命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这位皇帝问奥匈军总司令部：“我们的战绩如此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连尚可容忍的外交政策都难以施行，不是吗？”[30]康拉德的答复，乃是他最近一再祭出的响应——以辞职作威胁。举棋不定的弗朗茨·约瑟夫再度退让。
罗兹之役大败后，康拉德急欲展现他的本事，于是命博罗耶维奇进攻波兰东南部的萨诺克（Sanok），要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四集团军进攻正再度往上西里西亚移动的埃维特第四集团军。俄军炮弹、火炮、步枪、子弹、军服、靴子、粮食样样都缺，且无法集结大军包围康拉德，让奥地利方面生起希望。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四集团军在克拉科夫附近与埃维特部相遇，博罗耶维奇的第三集团军则进攻俯临桑河且是铁路和公路运输中心之一的萨诺克。[31]埃维特部与奥军厮杀，一时分不出胜负，直到俄国拉德科-季米特里耶夫（Radko-Dimitriev）的第三集团军前来支持才改观。第三集团军原被耽搁在普热梅希尔外围，直到十一月中旬俄国另一个集团军，谢利瓦诺夫（Selivanov）的第十一集团军，前来普热梅希尔接防，第三集团军才得以前去支持埃维特部。
奥军于是再度被迫退向克拉科夫。数千名绝望的哈布斯堡王朝士兵假装得了霍乱以逃避作战。奥地利集团军司令部每天刊出告示抓逃兵：“帕尔提卡，一八八八年生于马塔维奇，黑发褐眼，说波兰语，高一米六二：如果发现，请逮捕送交第一军法庭。”[32]弗里德里希大公刚从将军晋升为陆军元帅，但没什么值得庆祝；从位在遥远后方的舒服司令部，他和康拉德只能对前线的实际情况有一丁点了解，但光是这一丁点了解，就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军队根本不想打仗。十二月二日，康拉德指示诸集团军司令官，凡是敌前撤退的部队，一律枪毙十分之一的士兵。[33]
康拉德吹嘘赢了几场局部性的胜利，但那些胜利都如昙花一现。俄国第九集团军将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四集团军逼退到克拉科夫南边。俄国第三、第八集团军击败博罗耶维奇的八个师，使其退离萨诺克，并在布科维纳重创卡尔·冯·弗朗泽-巴尔丁（Karl von Pflanzer-Baltin）将军的暂编兵团的七个师。奥匈帝国军队的壕沟上方，升起有着白色半月和星星图案的绿旗，以表明这是得到奥斯曼人支持的反沙皇圣战，以吓阻俄国穆斯林部队的进攻，但未收效。博罗耶维奇部和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山麓丘陵的第四集团军十一个师之间，敞开一个宽达一百一十公里的大缺口。俄军蓄势待发，要大举穿过这缺口，经由乌兹索克（Uzsok）、杜克拉（Dukla）、卢普科夫（Lupkov）、蒂利奇（Tylicz）诸山口，进入匈牙利和摩拉维亚（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心脏地带）。
在奥军右侧，博罗耶维奇部有气无力地对抗俄国第八、第十一集团军。由于俄国特务（一身农民装扮或奥匈帝国军服的士兵与军官）轻易就潜入、潜出奥军营地和壕沟刺探军情，向“斯拉夫裔士兵”发送只要投奔俄军，就能据以得到赏金和特别待遇的凭证，奥军更加守不住其阵地。在东边五千公里处的土库曼斯坦，有位与其他奥匈帝国战俘一起修路的被俘奥地利军官，可证实俄国人此言不假。“俄国人按民族把我们分开，”他在一九一四年晚期说道，“斯拉夫人住到最好的营房，德意志人、匈牙利人、犹太人住的营房最差。我们的工作时数也比斯拉夫人长，所有脏工作都交给我们干。”他们领到的配给都少得可怜（甜菜汤和荞麦粥），因为俄国的营地指挥官克扣掉这些人每日粮食配给的一半，卫兵和伙夫又拿走剩下的大部分，但斯拉夫人始终被获准先吃，且被鼓励去嘲笑、脚踢排在他们后面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34]
从俘来的奥地利军官那儿，俄军也得到许多关于奥地利实力和意图的情报。那些人被俘期间，用弗里德里希大公的话说，表现出“愚蠢和饶舌”。[35]奥匈帝国农民也为俄军提供了大量情报，许多农民支持俄国人更甚于支持本国军队。约瑟夫·斐迪南大公，身为这一摇摇欲坠之奥地利皇族的子弟，下令其部队冷血对付协助俄国人的奥地利村落：“在这种事情上没必要征询地方行政官的意见；直接扣为人质并杀害，把村子烧个精光，凡是嫌疑分子都当场吊死。”[36]而且这是在奥地利境内。这个君主国显然已是忍无可忍。多亏鲁登道夫出借几个德国预备师，加上俄军本身行动迟缓，奥军才得以挡住俄军的攻击。鲁斯基一如以往主张休息、重新补给，俄军炮弹存量降到每天每门炮只有约十枚炮弹可用。
奥军已处于绝境，敌人有可能冲过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匈牙利平原。这时奥军部署成一道细长的灰线，兵力虚弱的第二集团军位于左侧，沿着克拉科夫北边的德国国界部署，第一集团军位于该城西北边（其后方区域是名叫奥许维兹的地方），第四集团军位于克拉科夫城里，第三集团军在该城东南边铺展，从新桑德茨往南到切尔诺维茨。
克拉科夫是奥地利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最后一个据点，为挽救此城，康拉德下令越过维斯瓦河进攻。十二月头两星期，奥地利第四集团军和某德国师在克拉科夫附近的利马诺瓦（Limanowa）与俄国第三集团军打成相持不下的局面。在克拉科夫东南，俄军面向西边，使自己难以抵御来自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侧翼攻进。第四集团军利用克拉科夫周边的铁路和强行军，切入俄军侧翼。这两个湿漉漉、冷得发抖的集团军，像史前穴居人般狠狠厮杀，打了两个星期。奥地利骑兵，仍按照古传统配备有檐、平顶筒状的军帽和马刀，特别无抵御之力：有位奥军上校参谋气急败坏地记载：“我军骑兵在利马诺瓦打肉搏战，没用刺刀！我们发现许多骑兵丧命，头部被打瘪。我们为骑兵配备武器的方式，实在大大失策。”[37]
虽然攻击了俄军侧翼，但奥军在许多地方仍继续在没有充足炮火支持下正面强攻。炮兵因未能为进攻做好准备，未能帮助进攻部队攻破敌人防线，也未能掩护不可避免的撤退，招来弗里德里希大公的叱责（这时已是预料中躲不过的叱责）：“荣誉和奥地利炮兵的悠久传统，要你们不管死伤多惨重都不能离开你们的炮，要你们务必协助步兵有条不紊地撤退。”[38]结果，奥地利火炮响应以炮轰自己人。[39]
俄军战斗力似乎也在衰退，奥地利第六皇家步兵营打了一天就俘虏了一千名俄国人，包括一名看来如释重负的将军。[40]有个德国军官检视过两百名这些俄军战俘后，谈到他们的悲惨状况：“他们紧靠着牢笼，像饿坏的牲畜，只要有人从街上过来，递出一块面包，他们就争相爬到别人身上，爬上铁栏杆，睁着大眼睛，用贪婪嘶哑的嗓音尖叫，使劲伸长手，每个都想让人注意到他的饥饿。”这些俄国人让他想起一幅哥雅的画，骇人如《疯人院》或《吞掉亲生子的农神萨杜恩》。[41]
利马诺瓦之役将俄军击退五十公里，经过此役，康拉德吹嘘光靠他的军队就能挡住“半个亚洲”，打垮俄国的气势，“逼他们全线后退”。[42]这大大背离事实。利马诺夫之役俘获两万三千名俄国人，拯救了克拉科夫，使俄军无法插入奥地利第三、第四集团军之间，打到喀尔巴阡山脉另一头，但此役未能决定战局走向，因为俄国增援部队大批抵达，从新桑德茨过来，威胁第四集团军的一个侧翼和后方，迫使该集团军让出其刚以一万两千人死伤的代价辛苦拿下的地盘。[43]俄军从容前进，重新占领杜纳耶茨河东岸他们放弃不久的壕沟，使利马诺瓦之役再怎么看都是奥地利又一个惨胜。
利马诺夫之役好似从未发生过一般。康拉德从柏林呈报博尔弗拉斯，坦承在利马诺夫或任何地方都未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俄军能以生力军打掉我们每次的攻击”。一如俄军先前用桑河将德军与奥军隔开，这时俄军用杜纳耶茨河发挥同样的作用。康拉德抱怨道：“他们被钉死在一岸，我们被钉死在另一岸。”[44]但他辖下的师级部队，这时大部分只剩数千兵力或更少。第六皇家步兵营发现，七月起注入的一千九百名官兵新血，十二月时已死、伤、被俘共一千一百人。[45]十二月十七日冒雨巡视战场时，某奥军参谋写下该地的破败荒凉：“壕沟往四面八方延伸，每道壕沟里都积满水。战场上散落各种东西：炮弹弹壳和子弹壳、故障的步枪、背包、刺刀、帽子、头盔、衬衫、马铃薯、拆下来当掩护物的木门、烧掉的房子、啜泣的农民、漂浮在壕沟里和整条马路上狼藉的尸体、插了木头十字架的墓、马尸、被数千双靴子踩过的田、倒地的电话线杆、被炮弹炸开而干草外露的谷仓——悲惨又混乱的景象。”[46]
到了年底，奥军仍被困在杜纳耶茨河（距克拉科夫仅五十六公里）往南到喀尔巴阡山脉一线。战事已停滞，参谋在每日战情报告里写上“一如昨日”。士兵也困在岗位上受冻，除了用来包冻伤之脚的纸（丹克尔在备忘录里细心记下，“能拿到的只有薄纸片”），没其他补给。[47]第二集团军的第三十二师已经累垮，康拉德不得不放他们两个星期假，但该师师长回前线时却无感激之意。他指出：“我们休假全待在帐篷里，不是下雨就是下雪，还染上霍乱。休假根本是骗人的，没使我们变强，反倒变弱。”[48]
俄军无精打采盯着对面苦不堪言的敌人。有位俄国军官写道：“灵魂像刺猬，在我们里面缩成球状；表面上看我们处变不惊，内心里我们却在冬眠。”[49]奥地利最精锐的部队，例如维也纳的第四条顿骑士团首领步兵团，士气未失，甚至进攻，但都以惨败收场。第四条顿骑士团首领步兵团驻守沃多维采（Wodowice）的某营，强攻对面的俄军壕沟。士兵服从命令上刺刀冲锋，穿过约两百米纵深的敌军火力扫射场（营长难过报告，“阿尔特里希特中尉伤重不治，弗里德里希中尉胸口中枪”），闯进俄军壕沟，与壕沟里三百俄军短暂混战，然后理解到就在视力可及之处，在他们以如此惨重代价夺下的壕沟之后，有另一道俄军壕沟。他们的报告坦承：“我们既无力进攻新壕沟，又不能留在旧壕沟里，所以撤退，我们深信已尽到职责，取得该日应有的战果。”[50]
但是，有什么战果？为什么辛苦打这场仗？大部分部队行事比这支部队理性。有位接掌奥匈帝国第十九师的将军，向麾下军官发布了一份严厉的师部命令（“一些观察心得”），文中描述了一支正分崩离析、军服肮脏、步枪生锈、不向长官敬礼、一有机会就装病逃避差事、军纪荡然、消极被动的军队。[51]这个奥匈帝国师最后会拨给德国人，以充实德国的南集团军，即法尔肯海因所批准成立，以坚定失去斗志之奥军信心的一支新军队。一九一四年圣诞节，弗里德里希大公收到他的圣诞礼物，即又一次撤退。这次撤退使哈布斯堡王朝军队退到了喀尔巴阡山脉边。第一、第四集团军仍待在克拉科夫与新桑德茨前面的杜纳耶茨河—比亚拉河阵地，但其他奥军全退到喀尔巴阡山脉：第三集团军部署于杜克拉山口两侧，司令部设在卡绍（Kaschau，斯洛伐克语称科希策/Kosice），第二集团军部署于恩格瓦尔（Ungvár，乌克兰语称乌日霍罗德/Uzhhorod）周边，南集团军司令部设在穆卡奇（Munkacs，乌克兰语称穆卡切沃/Mukachevo），弗朗译-巴尔丁的暂编兵团位于马拉马罗斯-锡盖特（Maramaros-Sziget，罗马尼亚语称锡盖图-马尔马切伊/Sighetu Marmatiei）。
换句话说，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正缓缓退入匈牙利，这与他们所应走的路——挺进俄罗斯——完全背道而驰。弗里茨尔和康拉德为一连串没完没了的败仗大为难堪，重施他们在伦贝格的故技，指责麾下部队“未能执行计划周详而本该会成功的作战行动”。康拉德甚至不愿听前线部队的一连串辩解：“总司令部无法理解，数日来我们的部队怎会让自己在大雾中遭俄军奇袭、打败，而非反过来利用大雾奇袭、打败敌人。”[52]但部队清楚原因；他们撑不下去了。这时每个奥地利军人都受到怀疑，不管是被怀疑怕死、装病，还是替敌人刺探情报。来自奥匈军总司令部的定期公告，提醒所有官兵留意在奥军前线后方到处走动的俄国特务：“有些特务在左腋窝下面文了一条鱼，有些特务在脖子上印了一个俄国十字，还有些特务的军服上，有一只纽扣后面刻了‘Vasil Sergei’字样。”士兵获告知留意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人物：“有位俄国上尉参谋名叫卢布诺夫，他开车四处跑，黑发，长得帅，体格健美，通常是平民打扮”，或“有个俄国人，讲得流利的波兰语，脸白，带聪明相，蓝眼，金发，戴围巾，穿黑外套；据信在我们第十一军周边活动。”[53]
弗里德里希大公责备麾下将领，在步兵于前线遭屠戮时，自己在后方毫无作为。他怒叱道，“师长必须亲临战场……不该待在遥远后方用电话与下属军官联系。”弗里茨尔以恳求口吻说，绝不可让奥匈帝国的士兵“觉得师长待在安全的后方……不管他们死活”。他要将领在前线领军，组织侧翼攻击，阻止自杀式的正面强攻。[54]
他的命令不管用：战争头五个月战死了三千两百名奥匈帝国军官，其中只有三十九人是上校或将军。[55]奥匈帝国士兵受到遥远上级长官的漠视，却有时受到俄国人的搭救。有位挖壕沟时中了两枪的奥地利军人，忆述他获救的过程：“我受伤躺了两个小时，被一名俄国步兵发现。那人迅速包扎（我的伤口），把我扶离射击范围，让我躺在一旧壕沟里的马毯上。”[56]其他俄国人就没这么好心。有个哥萨克人在喀尔巴阡山脉附近经过一名光着脚的俄国军人和一名犹太村民身旁时，要那村民脱下他的“犹太靴”给那个军人。村民不肯，哥萨克人即要那个军人褪下长裤，然后回头向那村民说：“现在给我亲他的屁股，想想你自己命好，还能活到现在。”村民乖乖做。片刻之后，三人分道扬镳，哥萨克人大笑，俄国军人欣赏他那双上好的新靴子，犹太村民光着脚。有位目睹这段迫害犹太人之事的俄国军官写道：“集体迫害犹太人所留下的阴影，落在我们迫害过的每个地方”，“或许有人会说这些只是‘逸闻’，但它们远非逸闻，而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重大史事。”[57]
极力躲避前线匮乏生活的康拉德，这时把他的总司令部从新桑德茨往更西边移，移到奥属西里西亚的泰申（Teschen），进驻弗里德里希大公位于该地的府邸和邻近的阿尔布雷希特高中。此后直到一九一七年三月他遭撤职，这个建筑群一直是他的豪华总司令部，有马厩、网球场、咖啡馆，还有丰盛餐食可享。康拉德以地理教室当他的办公室，在此研究地图，每天向弗里茨尔简报两次；除此之外，这位大公什么事都不必做。[58]皇储卡尔大公更闲。前线军官指出总司令部大人物的生活作息基本上和老百姓没两样：“我们的司令官知道怎么管，但不知道怎么领导，”第四集团军某少校写道，“司令官应该要表现出意志和人品，以作为他参谋的表率。”在泰申，这两样都付诸阙如。[59]
在泰申，佳肴美酒不虞匮乏。那里的所有开销，包括康拉德使用他的府邸，弗里茨尔都向陆军部报账请款，爱国心荡然无存。但在弗里茨尔与康拉德所弃之不顾的土地上，粮食非常短缺，致使要到加利西亚、喀尔巴阡山脉的部队报到的奥匈帝国军官，自己带食物过去。康拉德在泰申创设了“战时新闻总部”，其职责是以吹捧性的文章，例如《我们的康拉德》（Unser Conrad）、《我们在战场上的王朝》（Unsere Dynastie im Felde），为他的名声增光。编制员工名单里放进摄影师、电影制片人、雕塑家、作家（包括里尔克与茨威格）的名字，以予人重振雄风的印象，且发布《俄罗斯猎杀》（Russenjagd）之类的画作或《从杜纳耶茨河到桑河》（Vom Dunajec zum San）之类乐观的宣传小册。[60]没人受骗。康拉德的德国联络官胡戈·冯·弗莱塔格-洛林霍芬（Hugo von Freytag-Loringhoven）将军向法尔肯海因报告，康拉德的军队是“一碰就破的工具”。奥地利的师级部队，兵员少到只有五千人或更少，连级部队少到只有五十人。有作战经验的奥地利军官大量战死，乃是一大“灾难”。俄国人吹嘘他们俘虏了数万奥匈帝国官兵（相对地只俘虏了两千德国官兵）。评估过这支破败的军队后，兴登堡向德皇抱怨，他不得不倚赖“一支优柔寡断、战斗力差的奥地利军队”[61]。
逃离战区的犹太人
一九一四年晚期，趁俄军还未到，逃离家园的加利西亚犹太人。
犹太人在俄罗斯帝国内受迫害且常受到俄国士兵虐待，得知俄军要来，即收拾能带走的家当逃难。有位俄国军官写道：“集体迫害犹太人所留下的阴影，落在我们迫害过的每个地方。”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在维也纳，博尔弗拉斯从康拉德处得知，东线战事已无指望。在附近的某个红十字会医院里，有个记者难过地看着一名刚从波兰回来的奥地利军人死亡。绿脓从大腿处的伤口流出，这个军人无助地躺着，让医生划开感染部位，排干恶脓：“这个病人先是喘着气，然后呻吟，接着嘶哑地一声大叫，然后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可怕的尖声急叫，像狗一样。”[62]精疲力竭的军医开始把士兵称作“脓槽”。而俄国人在人力这项必不可少的资源上拥有三比一的优势，一百二十个俄国师（每师十六营）对抗六十个奥匈帝国、德国师（每师只十二营）。
弗里德里希大公与康拉德在泰申
奥匈帝国士兵在前线受苦时，弗里德里希大公（左）与康拉德（右）却在弗里德里希位于泰申的西里西亚府邸里设立了豪华的总司令部。哈布斯堡王朝军队于东边一百二十公里处垮掉时，据军官记载，这两位司令官仍维持老百姓般的生活作息（小睡、漫长的午餐、散步、读报数小时）。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康拉德窝在他位于泰申的别墅里，开始奇怪地执着于形式上的尊卑。凡是可能让人觉得他隶属于德国人的场合，他都拒绝出现。法尔肯海因邀他到柏林讨论战略事宜，他说在泰申有要事要办，婉言拒绝，然后派了一个少校代他出席。此举的羞辱意味鲜明，而德国人也这么认为。在梅济耶尔的德国总司令部，奥地利联络官施蒂尔克大为惊骇：“在康拉德的这一举动里，我开始看到欲保住德国这个盟邦和我君主国的利益所不可或缺的良好关系是不保的。”施蒂尔克将此事呈报博尔弗拉斯，后者承诺着手损害防控。在德皇走访东部战线十天期间里，康拉德前去布雷斯劳会晤德皇，在那里他也不肯和法尔肯海因谈正事，还向一脸不敢置信的德国人解释道，他纯粹是以弗里德里希大公随员的身份，不是以奥匈帝国参谋总长的身份前来。[63]
此刻，康拉德本该与德国人从长计议确立大计，不该藏身在弗里茨尔的行馆里，但即使德奥两国的总司令部关系改善，恐怕也改善不了奥匈帝国军队的战斗力。贝希托尔德担心德、奥两国已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维也纳打俄国人，柏林打英国人，对伊普尔突出部投入超乎比例的大量资源，甚至考虑从海空入侵英国。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时，德国人已杀死、杀伤或俘虏英国远征军三十万兵力的三分之一，推测伦敦不久后就会因撑不下去而垮掉。[64]奥地利外交官则没这么笃定。他们谈到德国总司令部里非理性的仇英心态，谈到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Alfred Tirpitz）所组织的陆海战将把宝贵资源从东部战线移到西部战线。[65]德奥七月时张开双臂欢迎的这场大战，此刻正渐渐失控，已几乎失和的德奥两国面临可能输掉战争的险峻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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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KA，NFA 1868，Lt.Karl Popper，“Das Feldjägerbattalion Nr.6 im Weltkrieg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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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KA，NFA 170，k.u.k. 5 Armee-Kdo Nr.602，Dec. 19，1914，“Nachrichten”；Herwig，First World War，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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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KA，NFA 1868，Lt.Karl Popper，“Das Feldjaegerbattalion Nr.6 im Weltkrieg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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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20.
[50] KA，NFA 1840，k.u.k. Inf Reg Nr，4，1 Feldbaon，Standort，Nov. 18，1914.
[51] KA，NFA 1151，19 ITDKdo，Zaborow，Dec. 27，1914，Divisionskdobefehl Nr. 13.
[52] KA，NFA 911，AOK，Dec. 26，1914，FM Eh. Friedrich，“Bemerkungen über Truppenführung.”
[53] KA，NFA 911，AOK，Dec. 15，1914，GM Krauss，“Russische Spionage.”
[54] KA，NFA 2116，AOK Nr. 5033，Dec.9，1914，GdI Eh. Friedrich，“Gefechtleitung，Zusammenwirken von Infanterie und Artillerie im Gefecht.”
[55] Dowling，Brusilov Offensive，24-25.
[56]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50.
[57]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116-117.
[58] Manfried Rauchensteiner，Der Tod des Doppeladlers：Österreich-Ungarn und der Erste Weltkrieg（Graz：Verlag Styria，1993），172-173.
[59] KA，B/1438：18-28（Paic），CoL Theodor von Zeynek，“Aus meinen Tagebuch Notizen 1914”；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62-166，180-182.
[60]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AAT，EMA，7N 851，n.d.，“La Propagande en Autriche pendant la guerre mondiale.”
[61] Herwig，First World War，110.
[62]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259-260.
[63] Holger Afflerbach，Falkenhayn：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im Kaiser reich（Munich：Oldenbourg，1994），249-254；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102-103.
[64] HHSA，PA I，837，Munich，Nov. 17，1914，Vélics to Berchtold；“Westminster Gazette has called for‘a curtailment of the war’”；B.H.Liddell Hart，The Real War 1914-1918（Boston：Little，Brown，1963），69.
[65] HHSA，PA I，837，Munich，Nov.10，1914，Vélics to Berchtold，“streng vertraulich”；PA I，842，Vienna，Dec.3，1914，Berchtold to Vélics；“Streng vertraulich：über die gefährliche Anglophobie der Stimmung in Deutsch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