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半岛的杀伐之声即将大幅升高。一九一二年三月，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成功打造出旨在阻止青年土耳其党收回巴尔干半岛失地、击退奥匈帝国侵犯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然后俄国出面居中协调，让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达成瓜分马其顿的协议。奥地利始终认定，马其顿曾遭多个外族入主一事（曾先后属于保加利亚帝国、塞尔维亚帝国、拜占庭帝国），加上该地族群、宗教的多元复杂，会使任何巴尔干国家都无法控制它。毕竟土耳其人二十世纪统治马其顿时，凭借的手段包括鼓励居民（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互相迫害（此举偶尔迫使列强坚持要求土耳其改革，甚至派国际委员会来落实改革）。[1]
但俄罗斯的介入，对土、奥两国大计的威胁，远不只限于马其顿一地。由于俄国的运作，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为共同目标而结盟，说服希腊和黑山加入一起奋斗，然后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这一巴尔干联盟的成员国不久后就会为争夺战利品而大打出手，但当下他们都有志于趁君士坦丁堡充满干劲的新政府尚未巩固其在国内和在其少数仅存的欧洲省份（例如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的权力时，先打败土耳其人。
接着爆发的战争，使奥斯曼帝国失去大片疆土，使其陆军消亡殆尽。开战才三星期，五十万土耳其部队（在色雷斯的二十二万部队和在马其顿的三十三万部队），遭总兵力达七十一万五千人的巴尔干联军击败。希腊人拿下萨洛尼卡；保加利亚人进逼到君士坦丁堡城门；黑山人攻入科索沃和斯库塔里（斯库台）；塞尔维亚人往南攻入马其顿，远至莫纳斯提尔（Monastir，马其顿语称比托拉/Bitola），然后十一月时挥兵向西抵达海边。由于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占领土耳其的爱琴海沿岸，塞尔维亚人即不客气夺取奥斯曼帝国阿尔巴尼亚境内滨亚得里亚海的四个港口：圣乔凡尼-迪梅杜亚（San Giovanni di Medua，阿尔巴尼亚语称圣金/Shëngjin）、阿莱西奥（Alessio，阿尔巴尼亚语称莱什/Lezhë）、都拉佐（都拉斯）、发罗拉（Valona，阿尔巴尼亚语称夫罗勒Vlorë）。一九一三年五月签署的伦敦条约，为土耳其在其欧洲诸省的统治敲响丧钟，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诸省大部分被转让给巴尔干联盟。奥匈帝国，欧洲的巴尔干强权，一无所获。维也纳的《时代周刊》以无法置信的惊讶口吻说道：“这场巴尔干危机使我们的外交遭逢如一八六六年的挫败。”[2]
事实上，奥匈帝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并不突出。死于危机期间（一九一二年二月）的埃伦塔尔，认为在维也纳准备好可以重新向爱琴海进攻，在途中吞并马其顿之前，不妨让这个省份留在土耳其人手里；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希腊人突然进占萨洛尼卡，塞尔维亚人突然攻入史高比耶、科索沃以及阿尔巴尼亚诸港。从经济上讲，这一发展无异于一场灾难。在土耳其百分之十一的关税下畅销的奥地利制造品，从此再无法打入这些新市场，因为这些市场被筑上进口关税壁垒，从最低的保加利亚的百分之三十三，到最高的希腊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奥斯曼帝国人民所戴的非斯帽（fez），原几乎都是波希米亚的毛纺厂所制，但不久后这些毛纺厂就会失去这笔很有赚头的生意。[3]“头一个亡于巴尔干飞蹿的子弹者，乃是现状，”有位奥地利将领痛苦地指出。原本令维也纳受益的现状，突然间烟消云散。[4]在奥地利军界，巴尔干危机的解决之道似乎再清楚不过。“就让这件事爆发为战争，”阿佩尔将军从萨拉热窝匆匆写道，“我们有什么好怕的？俄罗斯？他们不会有任何动作，我们得把塞尔维亚一劳永逸地解决。”[5]
但俄罗斯人大概会有动作，而且弗朗茨·约瑟夫和弗朗茨·斐迪南都不想要战争，尽管塞尔维亚就是靠战争并吞掉奥匈帝国主要势力范围里的大片土地的。接埃伦塔尔之位的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因决意阻止战争升级并打造奥俄友好协约，已得到皇帝和皇储的支持。他主张奥匈帝国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以免列强想起它一九〇八年的“侵略性角色”。[6]由于无意用武力恫吓，贝希托尔德实行没人放在眼里的软弱外交路线。他安排了一个“马其顿代表团”（来自索非亚的两名教授和来自史高比耶的一名土耳其退休官员）访问英国驻维也纳大使馆，让他们在该使馆发出独立而非瓜分的恳求。他们主张，“马其顿理当得到自治，不该被移交给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结果是狗吠火车。[7]
但现实上奥地利人能如何执行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日益萎缩的治理权？奥地利若掀起大战，德国将不得不充当其后盾，因此德皇以嘲笑口吻说道，他不会“为了一些牧羊草地”大动干戈。[8]心知为了阿尔巴尼亚的牧羊草地大动干戈，战火会扩及加利西亚的农业区，因此，舍穆瓦将军惊恐万分地响应这场危机，特别是回应一九一二年秋俄国在华沙和基辅两地区的试验性动员。他下令局部动员（在波斯尼亚和加利西亚的五十万奥地利人），但无意动用他们。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忧心忡忡，在布达佩斯召开一场有康拉德、舍穆瓦、弗朗茨·斐迪南参与的军事会议，与会诸人全都同意什么都不要做。[9]这情况和一九一四年七月奥匈帝国会面临的情况（塞尔维亚挑战维也纳，俄、法两国站在塞尔维亚这一边）几乎一模一样。但一九一二年时奥地利的决定，比两年后会做出的决定，明显更为明智。布达佩斯会议推断，以奥地利如此薄弱的陆军，靠军力解决问题绝对行不通。
R+B作战计划——因应俄罗斯（R）的部队和因应巴尔干半岛（B）的部队，加上在这两者之间策应的一支机动预备队——表面上看来颇能因应新情势，但实际上掩饰了现代战争决定胜负之关键（运输工具、火炮、受过训练之步兵）的严重不足。因此，贝希托尔德把重点放在减少奥地利的损失，尽量保住奥地利的颜面上。基于此考虑，他公布一组不算苛刻且勉强保住面子的要求：领土得到扩大的巴尔干诸国必须“尊重奥地利的经济利益，与维也纳谈定贸易协议，保持通往（爱琴海、亚得里亚海）两海域之铁路、公路畅通无阻”。[10]贝希托尔德还让人意想不到地成为新独立的阿尔巴尼亚之父（使该地和其四个奥斯曼港口不致落入塞尔维亚之手），坚持要塞尔维亚继续当个内陆国，要靠新帕扎尔区的阻隔使塞尔维亚无法直接进入黑山和亚得里亚海。奥地利人控制新帕扎尔区这个八十公里宽的狭长地带多年，但一九〇八年，作为其吞并波斯尼亚后给予土耳其的补偿之一，已将它归还土耳其。这时奥地利人不由得处于一有点荒谬的处境，即试图捍卫正日渐消失之土耳其辖下欧洲省份的主权。贝希托尔德向奥地利代表团解释道：“我知道‘大家都说’奥斯曼帝国一瓦解，奥地利就该夺取新帕扎尔区，以阻止大塞尔维亚国的出现，但我们觉得如今这么做，代价会太高。”[11]一心想着实现其扩张天命的塞尔维亚，刚刚收复其在一三八九年黑鸟平原（Field of the Blackbirds）之役中被土耳其人夺走的所有领土，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让阿尔巴尼亚独立，乃是维也纳所能有的最好作为。[12]阿佩尔将军行走于波斯尼亚境内时，察觉到鄙夷之意：“在这里，就连村中愚夫愚妇都开始嘟哝‘破烂的老奥地利’——一如这里的报界；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君主国衰弱、怕得发抖。”[13]
始终把塞尔维亚斥为微不足道的“猪与猪群之地”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时与舍穆瓦前往柏林，以取得德国保证在奥地利与猪群交战时支持奥国。柏林报界饶有兴味地打量这些忧心忡忡的奥匈盟友：“理论上，欧洲六大国平起平坐；但实际上，在民族特性、财力与经济实力、迅速动员能力、海陆军队素质上，有很大差异。”[14]民族特性乃是这几个项目里霍夫堡宫能在短期内改变的唯一项目，于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以爱说大话著称的康拉德，在弗朗茨·斐迪南的极力要求下复职，取代舍穆瓦。当初康拉德于“舍奈赫危机”期间遭解职的内情，这时也曝光，原来那是美景宫与霍夫堡宫所达成交易的一部分。弗朗茨·斐迪南原想要撤换外长埃伦塔尔和陆军部长舍奈赫，但皇帝坚持条件交换，以继续将陆军抓在手里。于是，弗朗茨·斐迪南同意康拉德下，舍穆瓦上，前提是皇帝愿意照斐迪南的意思撤掉舍奈赫，换上奥芬贝格。但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家匈牙利报纸揭露奥地利拟了最高机密的U计划（斐迪南大公欲入侵匈牙利、关闭其议会的一九〇五年计划），并指出该计划在由奥芬贝格拟定时，奥芬贝格就变成烫手山芋，即使是对斐迪南大公来说亦然。
U计划的曝光引发轩然大波，于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即上述交易谈成才一年，就不得不草草谈定另一项交易。皇帝将奥芬贝格解职，且不尽放心地召回康拉德。布罗施从美景宫指出，如果找别人来当，当然更好，但其他候选人全是“婆婆妈妈之徒”。舍穆瓦未做出一番成绩。他的声望不够高，压不住阵脚，在战争隐隐然即将爆发之际，必然总绾兵符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将需要康拉德当他的左右手。[15]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馆觉得这场危机最有趣之处，乃是揭露了霍夫堡宫与美景宫无休无止的暗斗。披露U计划那三家报纸全领皇帝的薪水，这表示弗朗茨·约瑟夫刻意铲除奥芬贝格，“以打击弗朗茨·斐迪南和其党羽”。法国大使馆论道，这类耍阴使计的行径，不只降低奥地利高级军官的战斗力，也降低他们的素质。康拉德果然取代舍穆瓦出任参谋总长，但找不到人接替奥芬贝格。“没有优秀的军官愿意接陆军部长之位，”法国人指出，“近来，帝国陆军部被视为匈牙利的附属机构——事实确是如此——且如今大部分高级军官效忠于弗朗茨·斐迪南，不想冒着被他视为叛徒的风险接掌这一职务，因为皇帝太老，不值得把个人前途押在他身上。”[16]最后，博尔弗拉斯终于找到一位已快退休因而不在意前途之人：六十三岁，在皮尔森（Pilsen）的Skoda厂督造新火炮的亚历山大·克罗巴廷（Alexander Krobatin），一个无害且无能之人。[17]
斐迪南大公和康拉德两人未拾回过去的友谊。虔诚的天主教徒弗朗茨·斐迪南，痛恶康拉德与已婚女子半公开往来引发的轩然大波，也痛恶这位参谋总长明知奥地利军力不强仍那么不自量力地好战。斐迪南大公始终中意于奥、俄达成保守性协约的构想（且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与塞尔维亚、俄罗斯，很可能还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同时交战的难题），因此渐渐转向贝希托尔德与皇帝的和平政策。[18]但和平政策的可行性似乎也不高——塞尔维亚一心想打仗，俄罗斯想不出与奥地利重启一八七八年已截止的同盟关系有什么好处。更糟的是，弗朗茨·斐迪南认为阿尔巴尼亚的角色，类似于一八六四年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普奥战争就肇因于这个地区的归属争端。普鲁士人从丹麦手中夺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诸公国，将它们与奥地利分掉，然后以分配战利品时必然产生的不和为借口，向哈布斯堡王朝开战，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德意志问题”。
弗朗茨·斐迪南深信俄罗斯人在阿尔巴尼亚玩同样的把戏——打算“缩小阿尔巴尼亚的疆域”，以壮大其“塞尔维亚受保护国”，为剩下的领土挑起与奥地利的战争。[19]他只能指望德国人会支持奥地利，制止俄罗斯。[20]如果德国人不愿意，奥地利会垮掉。就连老迈的弗朗茨·约瑟夫都惊醒过来，紧张问道：“陆军已可以作战了吗？”[21]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申布伦宫召开的一场高层首长初步会议，权衡了奥匈帝国不同选择的利弊得失。外长贝希托尔德推测，德国人大概不会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冒进”。[22]事实上，德国人会；在三天前于波茨坦召开的德国秘密军事会议中，德皇与其将领就已决定，无论情况如何他们都会保卫奥匈帝国，且应引发战争，以在俄、法两国尚未完成其军事扩张时将它们击败，“愈快愈好”。[23]一如以往，德国人不认为有必要将此决议告知奥地利人，奥地利人不觉得有必要向其盟邦征求意见。一如一九一四年七月时德奥所会有的作为，这两个大国各搞各的，不知对方的真正意向。奥匈帝国的财长提醒道，不管有没有德国支持，奥地利节节升高的备战成本会搞垮财政。陆军已召集十七万两千后备军人增援现役部队。其中一半部署于加利西亚，另一半部署于波斯尼亚，然后又召集了五万后备军人。在皮尔森、布拉格、柯尼希格雷茨，捷克籍后备军人被派赴驻地时高唱塞尔维亚国歌，而非奥地利国歌，哗变情景令皇帝震惊。在柯尼希格雷茨（捷克语称赫拉德茨-克拉洛韦/Hradec-Králové），两千民众堵住兵营通往火车站的公路，朝试图驱散他们的警察丢石头；还有数百名示威者等在火车站，当局动用上了刺刀的部队才将他们驱离。开拔部队的指挥官在火车车厢里遭愤怒暴民攻击。火车启动时，又有数十平民躺在铁轨上阻止运兵火车离开，当局不得不将他们拖到监狱。[24]
俾斯麦那句老话“奥地利皇帝说‘上马鞍’，人民就上马鞍”，已不再适用于现实情况。在萨拉热窝，波蒂奥雷克估计，为了巴尔干战争危机派到那里的后备军人，至少有三分之一不堪用——政治上心怀不满、身体不适作战，或两者兼而有之。[25]这样的局部动员，所费也不赀：这一突发且短暂的活动，耗去两亿七千五百万克朗（五千五百万美元），相当于平时陆海军费的一半。
这样的开销如果持续到真正爆发战争时，有可能使国家破产。反过来说，这个君主国禁得起这样的花费却不动手？康拉德提醒所有听得进去的人，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开始的局部动员（只有加利西亚境内三个军和波斯尼亚境内两个军），每天要花掉两百万至三百万克朗。光是多添购用以运送补给品、火炮和增援骑兵中队的马，就花掉三千多万克朗（六百多万美元），但皇帝找任何地方要钱，都吃闭门羹。对于陆军部长奥芬贝格的紧急拨款请求，匈牙利议会连考虑都不考虑，奥地利议会则用刻意阻挠议事的手段将该请求拒于门外。最后，弗朗茨·约瑟夫动用哈布斯堡王朝典型的利益交换手法，以承诺于伦贝格（乌克兰语称利沃夫/Lviv）设立乌克兰大学，使乌克兰籍议员不再阻挠议事，但已为时太迟：无计可施的财政部已寻求以屈辱性的条件在纽约借款，也打算针对收入、资本利得、不动产、火柴、烟草、烈酒，以及史上头一遭的，针对咖啡馆里侍者的小费，征收不得人心的新税。[26]
似乎只有前陆军部长从这场危机中获益。涉入U计划，只是奥芬贝格十二月离职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拿承包动员事宜之公司的股票内线交易之事。据说是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施瓦茨（Heinrich Schwarz）的低阶军官向证券交易所密告此事，此人后来自杀，留下他与奥芬贝格将军往来的书信。[27]维也纳显然一筹莫展。丑闻、蓄意抵制议事、次级信贷、示威、哗变——维也纳无法再承受一次这一连串丢脸的事；它宁可冒战争的危险。“奥地利陆军得发动战争，而非只是摆出不惜一战的样子……不计代价追求和平的民众似乎决意用最高昂的成本买得和平，而塞尔维亚则让自己永远处于随时可开战的状态，耗尽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财力，以便战争爆发时，俄罗斯可轻易消灭国力已遭削弱的奥地利。”[28]
但在这场危机中，征召三十万后备军人的俄国头一个打退堂鼓，断定不值得为了替塞尔维亚取得阿尔巴尼亚的港口，与德、奥两国交战。[29]俄、奥等列强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在伦敦召开大使会议，以阻止危机恶化，避免战争发生。“在此谈判时，（奥斯曼）帝国被摆在砧板上砍成数块，”维也纳《新闻报》驻伦敦记者报道说，“马其顿丢了，古塞尔维亚（Old Serbia）、伊庇鲁斯与其附近岛屿（Epirus and the Islands）、阿尔巴尼亚成了受大国保护的中立区。留给土耳其的，只有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周边的部分色雷斯地区。”[30]但尽管失去大片领土，青年土耳其党仍熬过了又一波的打击。恩维尔帕夏在君士坦丁堡他挂着拿破仑、米歇尔·内伊（Marshal Ney）肖像的办公室里招待外国记者时解释道，青年土耳其党为保住斯库塔里、阿德里安堡、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四座希腊岛屿之类的地方战斗，把每一次失土视为把土耳其外债转移给巴尔干的机会而予以接受，借此吊诡地展示了他们维护祖国的决心。[31]这样的说法倒也有其难以反驳的道理；土耳其国土缩水，但长远来看稳住自己，而执着于维护荣誉和历史权利的奥匈帝国人似乎没能耐这样做。国外有个新病夫，那人位在维也纳。
战争未爆发，但差点爆发，且双方都从这一令人惊骇的事件得出错误的结论。弗朗茨·斐迪南的《奥地利评论报》怒冲冲说道，维也纳差一点遭遇“第二次柯尼希格雷茨之败”，差点“被赶出巴尔干半岛”。[32]布罗施上校惊讶于在人人都已上紧发条准备开打时，“和平意想不到地出现了”。[33]康拉德认定俄罗斯打退堂鼓，乃是因为他的局部动员，也认定他本可以入侵塞尔维亚和黑山然后全身而退。波蒂奥雷克写道，在下一场危机时，将不得不开战，否则“士兵和军官会认定政治领导人已对军队失去信心”。奥地利不能“像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年那样”第三度征集后备军人，“却不动用他们”。换句话说，若未来再有挑衅，必会引发世界大战，但这个君主国如此不得民心，碰到这样的战争时，大概会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奥匈帝国军人不愿为它打仗。[34]
奥地利的敌人也对这场危机有错误的解读。俄罗斯推断，奥匈帝国未入侵塞尔维亚，乃是因为害怕俄国军队，而非因为德国人的制止。[35]塞尔维亚人认为他们带挑衅意味的吞并无伤大雅，把战争恐慌心理归咎于“又老又病的弗朗茨·斐迪南的武力恫吓”。
德国则庆幸奥地利避掉了战争，至少避掉了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在柏林，德皇像个往巧克力盒里仔细瞧的人，拿捏不定该追求称霸欧洲，还是称霸全球。他把目光盯在“土耳其、中国、南美”境内更美的肥肉，在那些地方，诚如柏林报纸所说，“下一个十年将决定由哪一个经济大国击败群雄而胜出”。[36]由于这些肥肉已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德皇打定主意不想只因为“奥地利不让塞尔维亚人在阿尔巴尼亚立足”，而卷入对抗俄、法、英的民族生存战中。德国参谋总长毛奇最初判定战争“势不可免”，这时却根据帝国的新形势改弦更张，把处于较边陲地区之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恐慌现象视为“奥地利人的愚蠢行径”。[37]
还有更愚蠢之事会发生。一九一三年五月，巴尔干半岛上空再度战云密布，保加利亚人扬言掀起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以扩大他们在马其顿所瓜分的领土，就在这时奥地利报界报道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四十七岁的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哈布斯堡陆军最有才华、最受肯定的军官之一，在大部分同辈都还在上尉官阶苦撑时就当上上校之人，被人发现死于维也纳某饭店房间里。他把布朗宁手枪塞进嘴巴扣动扳机，轰掉颚部和脑部，左鼻孔喷出大量鲜血，几乎立刻丧命。雷德尔于周六住进饭店，周日早上被人发现瘫在安乐椅上，血已干掉结块，手枪掉在他右手下方的地板上，手枪（显然不是他自己的手枪）的使用手册摊在他身旁的桌子上。书桌上摆了两封信，一封给他的最后一个指挥官上司，布拉格的阿瑟·吉斯尔（Arthur Giesl）将军，另一封给他的兄弟。另外，还有一份简单的自杀短笺：“请求谅解和原谅。”[38]
奥地利报界如饿虎扑羊般拥向这则最新的离奇事件。那是丑闻频发的一年。首先，爆发无畏级战舰事件，奥地利第一艘全装重型火炮战舰同心协力号（Viribus Unitis）交舰时，发现舰身过重，航速比先前对外宣称的慢了一半。几名海军将军和造船厂主管遭撤职，制造出不符规格之火炮与装甲的Skoda厂遭公开责难。[39]然后爆发扬德里奇事件（Jandric Affair）。波斯尼亚塞尔维亚裔出身，与参谋总长康拉德之子库尔特（Kurt）交情甚好的奥地利中尉塞多米尔·扬德里奇（Cedomil Jandric），被指控将奥地利火炮的技术资料卖给俄国人，且判定其罪名成立。[40]陆军调查扬德里奇，结果查出另一个间谍（库尔特·康拉德的意大利女友），这间接表示小康拉德本人可能也涉入其中，从父亲书房偷取最高机密文件卖给俄国人。扬德里奇丑闻之后闹得非常大的奥芬贝格事件，则似乎坐实了哈布斯堡王朝最高阶层贪得无厌、对人性怀疑悲观的印象。这位哈布斯堡前陆军部长遭指控拿国防承包商的股票进行内线交易，最后只受到微惩就脱身。然后，现在，就在那最后一桩丑闻的风波几乎要平息之际，康拉德将军底下极优秀聪明的一位军官，被人发现自杀身亡于饭店房间。
报界推测，雷德尔上校是那种为上司承办大小事，做到累得像狗的人。在弗里德里希·贝克（陪侍皇帝左右且生性很懒惰的皇帝好友）当参谋总长那二十四年期间，这种人到处可见。贝克和其底下的各部门头头，常把自己该做的大小事，都丢给波蒂奥雷克、康拉德和最近身亡这位上校之类积极进取的下属做。吉斯尔将军（典型的奥地利好逸恶劳将领，松垮垮的三层下巴垂在他军装衣领上）把雷德尔调来他麾下，正是因为在维也纳的共事经验，让他知道雷德尔是个从不喊累的工作狂。总而言之，雷德尔工作个不停，早早就来上班，工作到很晚，然后到咖啡馆看报纸，接着回办公室工作到深夜。他离晋升将官只差一小步，但似乎不堪工作负荷而垮掉。另有报道推测，雷德尔说不定是被国外危险的“秘密活动”搞到精神崩溃。
“我们不清楚他为何开枪自杀，”《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于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坦承道，“听说他于周六晚上坐轿车来到维也纳，有三名军官来接他。那三人护送他到饭店房间，跟他谈了些事，然后离开。”三名军官离开后，雷德尔离开饭店，在附近一家餐厅用餐，写了短笺和信，走了一会路，午夜时回到他下榻的饭店，在书桌上摆上三千克朗（六百美元），然后开枪自杀。周日早上五点，那三名军官派传令兵去叫醒他，发现他已身亡。[41]到了那一周中期（那名传令兵也自杀之后），每家报纸都在报道此事，《新维也纳日报》则报道了一场“非常古怪的丧礼”。如此受敬重的军官，为何葬礼如此隐秘低调，没有军方仪仗队，而是由老百姓抬棺，且棺木盖着，然后没有仪式，急匆匆从驻地停尸间送到维也纳辽阔中央公墓一个未标记亡者身份的墓下葬？[42]
到了那个周末，一切真相大白。自那一周中期起，几家八卦报就一直在拿雷德尔的性生活捕风捉影地报道，陆军部在这些报纸催逼下，终于发布一简短声明，说雷德尔自杀，乃是“因为同性恋情使他财务陷入困境，他为缓和此困境，把机密军事资料卖给某外国的特务”。[43]更简单地说，雷德尔把奥、德军事机密卖给他的俄罗斯爱人，以换取性爱和金钱。每一次他想洗手不干，俄罗斯人就威胁要揭发他。八卦报拿这个腥膻丑闻大做文章时，《新闻报》一直对此不碰不谈，但此时它也屈服：“我们一直以为这个高贵帅气的军官是个喜欢与女人为伍的潇洒迷人男子，其实似乎已‘堕落了’。”[44]
真相是阿尔弗雷德·雷德尔至少从一九〇五年起就替俄罗斯人搜集情报。那一年，他四十一岁，挂上尉官阶，奉派到高加索学俄语，结果却对某些俄罗斯人研究得有点太深入。雷德尔在维也纳军中往上爬时，他当年的俄罗斯东道主一直守着这秘密。[45]当上维也纳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时，他主持反间谍部门，使他不只能泄漏德、奥的机密，还能泄漏维也纳安插在俄国的最优秀间谍名单。担任布拉格第八军（康拉德之机动预备队的四个第二梯队军的其中一军）参谋长时，雷德尔泄漏了德奥一旦与俄国开战，两国在波兰、加利西亚的联合作战计划。俄国报纸频频讨论奥匈帝国机密计划一事，终于促使奥地利展开内部调查，进而揪出雷德尔。他会事迹败露，败在一封塞有六千克朗的信。与他接头的俄罗斯人从德国将那封信寄到他位于维也纳的邮政信箱，但他未及时领取，信于是被“退回寄件人”。德国官员收到退回的信，将其拆开，比对了掌握的资料，发现了奥地利人十年来都未发现的秘密。[46]
奥芬贝格忆道，雷德尔事件“带来接二连三的打击”，而最后一个打击堪称最严重。把雷德尔叫到维也纳的参谋官，未讯问雷德尔，查明其叛国程度和接头对象，反倒交给他一把手枪，允许他自裁了事。诚如英国武官所说的，这么做大概是“为了避免令人难堪的丑事曝光”。维也纳的《工人报》问道：“敌人怎么有办法收买如此杰出且有经验的奥地利陆军参谋？”问出了大多数人心中的疑问。[47]《新闻报》觉得“如此干练的军官，得到他上司无限的信任——他甚至是Vertrauensmann（受信任之人），获准进入弗朗茨·斐迪南在美景宫的私室——竟会叛国，实在令人震惊”。雷德尔事件令维也纳颜面无光，无地自容。
事实上，奥地利军方领袖最担心的，乃是雷德尔叛国对军方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四月那件涉及自己儿子的间谍丑闻中勉强全身而退的康拉德，不希望雷德尔供出他的恩师（康拉德是其恩师之一）、共犯、方法。[48]要那三个逮人的军官在饭店房间盘问雷德尔，然后给他一把手枪，让他自裁的人，就是在雷德尔被捕时正在环城大道克特纳段（Kärtner Ring）的格兰德饭店用餐的康拉德。康拉德希望借此使雷德尔问题消失，以为报纸只会报道有位杰出军官以奥匈帝国薪水过低的军官所常有的那种出于绝望的自杀了结自己性命，不料反把事情搞砸。
雷德尔接受仓促的盘问时极不合作，把他的秘密大部分带进了坟墓里，但逮捕者从盘问中和后来撬开他位于布拉格住所的保险箱中得到的少许信息，却令人惊骇：雷德尔已把最新版的R计划（一九一二年更新的计划）卖给俄罗斯人，里面包括所有动员和部署计划、作战命令和行军计划表、德国针对东部边界制定的动员计划（得自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雷德尔本人在柏林与毛奇开会时）、德奥作战装备的技术性说明书、加利西亚一地普热梅希尔（Przemysl）要塞建筑群草图、该要塞群的物资补给计划。雷德尔把参谋部对奥匈帝国军事演习的机密评论卖给俄国人。他常提醒俄国人留意奥匈帝国陆军部正在思考的组织改革或技术性改革，向俄国人泄漏奥国间谍名单，掩护奥地利境内的俄国间谍，诬告无辜的奥地利军官为外国刺探情报（以维系其坚持不懈侦捕间谍的名声），扼要说明必会接掌集团军或军之奥匈帝国将领的长短处。说到康拉德此人时，雷德尔说他“善于出谋划策但无识人之明”，而那桩英国大使馆所谓“令康拉德大为难堪、名誉扫地”的事件，似乎正坐实这评断。[49]
对一再容忍康拉德的狂妄而一径予以保护的弗朗茨·斐迪南来说，这林林总总曝光的内情是压垮他对康拉德之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内情揭露康拉德本身的颟顸无能，为莱塔河两岸批评哈布斯堡陆军的那些人，送上进一步缩减军事预算和特权所需的弹药。曝光的内情中，包括雷德尔布拉格家的保险箱里有一名骑兵中尉的裸照，雷德尔只要人在维也纳，就与那人黏在一块。有份报纸写道：“如今大家说陆军是反常性爱与性欲倒错的温床。”还有一份报纸把焦点放在钱而非性上面：“我们花数百万的钱在陆军上，认定至少不会有叛国之事，如今却爆出这让人难以置信的丑闻：一名最高阶军官，在未遭察觉下侦刺情报十四年。除了说陆军是个瞎眼的傀儡，除了是只有封建领主与资产阶级势利鬼才能参与的地方，除了是场灾难，我们还能说什么。”[50]
康拉德底下参谋部安全意识的松懈，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否则以雷德尔这个加利西亚公务员之子，财产暴增，生活阔绰，雇用五名仆人，在布拉格租下一间豪华公寓，在维也纳买下一间豪华公寓，养了四匹良种马，怎会一直未受到怀疑。雷德尔还在几乎人人都没车的时代，开着一部三十六匹马力、值一万六千克朗的奥地利-戴姆勒（Austro-Daimler）汽车，一年花掉估计十万克朗，凭着上校的薪水却积聚了两百万克朗的财富。雷德尔光付他仆人的薪水，一年就花掉七千克朗，相当于两名陆军少校的年薪。如此张扬阔绰，怎会没人起疑？
信教虔诚的斐迪南大公，也震怒于雷德尔的同性恋。当时的军官圈子仍把同性恋称作“波茨坦病”（la Potsdamie），谣传这种断袖之癖盛行于普鲁士宫廷，因此而得名。经查明，雷德尔自杀的那间饭店，距霍夫堡宫步程不远的克罗姆泽（Klomser）饭店，就是雷德尔常从布拉格开车来与男友斯特凡·霍林卡（Stefan Horinka）中尉相会的地方，而霍林卡在维也纳约瑟夫施塔特（Josefstadt）区的公寓，据房东太太所说，乃是“狂欢作乐”之地。雷德尔总会顺道过来，和霍林卡云雨一番，告诉房东太太他来“看他的侄子”；她不是傻子，知道怎么回事，但还是纳闷陆军军官怎能穿得这么好、开这么贵的车四处跑。房东太太推断，“他在部里搞见不得人的交易，大概在把缓役证明卖给想让自己儿子缓役的有钱人”，而他对雷德尔的这番认定，正与一般大众对陆军的怀疑相一致。[51]
这是自一九〇四年皇帝将路德维希·维克托大公流放出京以来，维也纳所爆发的最大同性恋丑闻，使哈布斯堡王朝所希望遮掩的种种事物再一次曝光：蒸汽浴、男按摩师、在维也纳市立公园找少年寻欢以及多瑙运河沿线好色的雷德尔常去的所有地方。而这一切全发生在康拉德眼皮底下。雷德尔的戎马生涯始于贝克麾下，但在康拉德麾下开始平步青云，这时，康拉德甚至不愿把雷德尔事件的相干人等解职或惩戒，而只要霍林卡中尉接受三个月的苦役和贬为大头兵。[52]弗朗茨·约瑟夫对这些曝光的事极为反感，于是把他的兵权大部分转移给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任命他为“联合武装部队督察长”。若非这一连串发展，皇帝绝不会授予他此职。督察长指挥陆海军和掌理参谋部，而此前最后一任督察长是这位老皇帝的堂伯，已于一八九五年去世的阿尔布雷希特大公（ArchdukeAlbrecht）。[53]弗朗茨·斐迪南对这些曝光之事的厌恶，至少和弗朗茨·约瑟夫一样强烈，但这位信教虔诚的大公也认为康拉德让雷德尔选择自裁一事违反神的律法。他再次开始要求撤换康拉德，代之以会扫除积弊、重整纪律与道德之人。他提出特尔斯蒂扬斯基（Tersztyánszky）将军与波蒂奥雷克将军两人选，尽管波蒂奥雷克据说也是个同性恋。
整个二元君主国，而不只是奥地利报界和军方，都紧盯着雷德尔事件不放。保守派认为此事再一次揭露正腐化奥地利的“社会弊病”：“对金钱与个人前途的极力追求、自我中心、物质主义、浮夸虚华、道德彻底沦丧。就连k.u.k.军官团都已被这些东西渗入。”[54]奥地利议会群情激愤，要求陆军将此事交给司部法调查，议场里响起令人难堪的质问：为何雷德尔未被捕，未照规定送交军法审判？他靠什么如此快速升迁，当上陆军部一重要部门主管和军参谋长？他豪奢阔绰的生活作风怎么一直未被注意？他为何获准自己了结性命？既然雷德尔也泄漏了德国的机密，为何未邀德国一起调查？他出卖了哪些机密？未来任何对俄作战计划都已被摸得一清二楚？陆军理不直气不壮的自我辩护——“雷德尔穿皇帝的军装，但其实完全称不上是奥匈帝国军官，因为军官团是纯正的”——是可笑的，隐含反犹意味（雷德尔是犹太人因而不纯正）的，被斥为胡说八道。[55]匈牙利议会看到他们所已然鄙视的共同军里曝光这些无能、腐败、堕落之事，惊骇万分，无法接受。自一九一二年晚期起，贝希托尔德为了得“一劳永逸地”和塞尔维亚打一仗之事受到康拉德围剿，这时则得到解围，因为抬不起头的康拉德噤了声。[56]
不久后，巴尔干联盟的炮火打破这静默。该联盟所有成员国自一八九〇年代起就蚕食马其顿（保加利亚人袭掠希腊人村庄，阿尔巴尼亚人袭掠塞尔维亚人，每个族群都在袭掠土耳其人），这时则张开口，想尽可能吞下马其顿土地。[57]在巴尔干战争前，塞尔维亚承诺把马其顿中北部的大部分地方让给保加利亚人，但被列强逼离阿尔巴尼亚后，贝尔格莱德反悔，不愿割让马其顿领土。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只花一天时间就把保加利亚军队打到萨洛尼卡的希腊人，不愿割让马其顿或色雷斯的任何土地。罗马尼亚人跟着凑上一脚，要求取得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港锡利斯特拉（Silistra）和多布罗加（Dobrudja）南部。奥地利人还是只能窘迫不堪地看着他们在自己主要的势力范围里撒野，插不上手。三月，布达佩斯有份日报写道：“奥匈君主国在巴尔干战争中丧失的威信，更甚于在此战争中遭击败的奥斯曼帝国。”[58]这些新兴的巴尔干国家为统一民族而攻打土耳其人（且彼此攻伐），其初生之犊的冲劲与活力，哈布斯堡君主国里厌倦、消沉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绝对看在眼里。[59]
一九一三年夏在波希米亚举行的一年一度奥匈帝国陆军演习上，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把康拉德拉到一旁，告以他想在一九一四年安排另一组军事演习，也就是想在依例于九月举行模拟和俄国交战的演习之前，在六月于波斯尼亚办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威吓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展示老早就该展示的武力。这位大公甚至已想好日期，六月二十八日，即塞尔维亚纪念一三八九年基督教王国在科索沃的黑鸟平原之役败于土耳其之手的国定假日。[60]
奥地利人暗自筹谋时，保加利亚人掀起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打算纠正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不公平结果。七月，他们遭这时已停止运作的巴尔干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彻底击败。保加利亚之所失，即塞尔维亚之所得：贝尔格莱德的疆土扩增一倍多，人口增加三分之一，取得从史高比耶至北边莫纳斯提尔（比托拉）的马其顿中北部大部分土地。一九一三年八月召开和会，结束此战争，而奥地利人再次以缺席和会引人注目。德国人不顾奥地利反对，批准和约条文，同意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扩大疆域，从而进一步削弱他们奥国盟邦的国力。
维也纳能（如埃伦塔尔那般）把塞尔维亚贬为从奥地利果园偷苹果的“坏小孩”的时代，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但就在形势如此危蹙之时，这个二元君主国的两个部分仍无法共体时艰，同心协力。一九一三年，负责联系奥、匈两国政府的两国代表团会晤，以讨论紧急扩编军事预算和年度征兵员额之事，却为了下了班的哈布斯堡王朝军官能不能在匈牙利议会兼差当警卫，或为了是否必须取消他们“外国士兵”资格的问题，而陷入僵局。[61]整个帝国似乎正逐渐崩解。英国某报刊出一篇名为《奥匈帝国解体》的文章，其副标题为“说不定今日，或许明日，肯定后日”。该文预言这个君主国会于不久后遭德、意、俄、塞、匈瓜分，而最令奥地利人感到羞辱的，乃是瓜分国里有匈牙利。[62]
一九一三年波斯尼亚境内的哈布斯堡陆军演习，反映这一普遍的不安；这些演习引爆康拉德与弗朗茨·斐迪南的公开争吵。康拉德指责斐迪南大公把演习搞砸，然后愤愤然离开演习现场。弗朗茨·斐迪南不甘示弱，骂参谋总长是“华伦斯坦之流”，影射他和三十年战争中带兵得胜、后来阴谋推翻哈布斯堡王朝、最后遭刺杀的奥地利统帅华伦斯坦一样。[63]康拉德与斐迪南大公争吵的原因，大大透露了奥地利陆军持续未消的难题。贝克当参谋总长时，军事演习的质量就已大不如前。他赶在一两天内完成演习，以配合皇帝日衰的体力和注意力，且使花招营造攻方兵力庞大的假象，以满足皇帝爱看盛大场面的心理。[64]康拉德较专业，较跟得上时代。他把一九一三年的演习分为两部分。第一阶段四天，要两军（各一万四千兵力）在科林（Kolin）与布杰约维策百威小镇（Budweis）周边丘陵相逼近，陈兵列阵，以测试指挥官的作战能力。第二阶段三天，要测试他们的战术能力。这一次，康拉德抱怨斐迪南大公之事，完全言之有理。弗朗茨·斐迪南缩短演习第一阶段，使指挥官——不久后就会在战场上与俄罗斯人真枪实弹对打的布鲁德曼将军和奥芬贝格将军——没有机会侦察行动中的敌军动静和调度部队攻打敌军。然后斐迪南大公在布鲁德曼的部队已开始溃败时突然中止战斗阶段，下令隔天针对“以旗子代替的敌人”演习。这一把部队抽离守方，在他们阵地里留下旗子，然后要他们加入攻方的做法，曾被贝克大肆使用以营造戏剧化效果，但已遭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陆军扬弃，“因为那导引出战场上所不会呈现的情况”。一九一三年时，较认真的演习都以没有旌旗飞扬但切合实际的“空荡荡战场”为特色，骑兵下马，步兵和火炮进入壕沟或躲在掩蔽物后。武官把人马拥挤的战场上旗海飞扬的演习称作“表演给姑娘看”，且的确有人在无意中听到，斐迪南大公下令某上校把其参与插旗演习的部队，调到“从山上较容易看到的地方”，而弗朗茨·斐迪南就和他妻子、小孩一起坐在那山上。
看了数千奥地利士兵以紧密队形迅速奔驰于战场上去攻击一排旗子时，法国武官转向他的塞尔维亚同行，问道：“在你们所打的最近两场战争中，有看过守方守得比这还轻松的吗？”这个塞尔维亚人没见过。[65]但斐迪南大公不以为意；康拉德要求演习更逼真时，有人不小心听到斐迪南大公如此反驳：“承平时期没必要教我们的士兵死。”[66]奥地利报界报道了在演习场上所远远看不到的阴谋。鲁道夫·布鲁德曼（Rudolf Brudermann）将军，“美景宫的宠儿”，原本就要惨遭因涉及匈牙利人、金钱、女人的丑闻搞坏名声，而欲被借由这场演习扳回颜面的奥芬贝格歼灭时，斐迪南大公不想看到自己的爱将输，于是在布鲁德曼的部队逐渐瓦解之际突然停止演习，然后下令展开插旗演习，以为布鲁德曼保住面子，让奥芬贝格无法如愿挽回名声。[67]康拉德对此极为反感，当场递出辞呈，遭斐迪南大公驳回。弗朗茨·斐迪南提醒康拉德，陆军禁不起在雷德尔事件后再出丑闻，因为“犹太人、共济会的报纸”会拿他们两人的不和和康拉德的去职大做文章。[68]匈牙利报纸《布达佩斯》报道弗朗茨·斐迪南与康拉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时，表露出事不关己的立场：“对匈牙利大众来说，由康拉德还是别的将领占有这职位，无关紧要，因为他们的陆军与我们国家没有瓜葛。那不是我们的陆军，不为我们的国家目标而战。”[69]
康拉德辞职不成后，在这职位上力求表现。十月十八日在莱比锡与德皇会晤时，康拉德从威廉二世口中索要到一旦与塞尔维亚开战德国会支持奥国的保证。这时，塞尔维亚正侵犯五个月前才由列强扶立的新国家阿尔巴尼亚。德皇以低沉声音说道：“我站在你这边。”同一天，奥地利人向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要其撤出阿尔巴尼亚所有有归属争议的领土，扬言若不从将开战。已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损失九万一千人的塞尔维亚，一个星期后撤兵。
一如在春季时的斯库塔里危机中所见，哈布斯堡扬言开战的举动迫使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从战争边缘缩手。好在威胁奏效，因为奥匈帝国的狂言大话掩饰了陆军武器的严重不足，特别是野战炮和机枪方面的不足。亚历山大·布罗施上校从博岑告知奥芬贝格他的团“样样都缺：火炮、机枪、炮弹、步枪、步枪弹”。[70]贝希托尔德漠视这些警讯，且如他在十月二十一日写给弗朗茨·斐迪南的信中所夸称的，庆幸他“在没有（德国人）指导下”又打赢塞尔维亚人一回，尽管德皇曾发电报表达其对奥皇的支持，向贝希托尔德表示祝贺之意。威廉二世告诉驻柏林的奥地利武官，“奥地利摆出威胁姿态；我希望她继续这么做”。[71]贝希托尔德的沾沾自喜，主要得归因于对国际情势过分乐观的解读；贝希托尔德仍认定英国把“强大的奥匈帝国视为欧洲（压制俄罗斯）所不可或缺”，且认定英国协助阻止了塞尔维亚人取得阿尔巴尼亚的海港，以阻止由俄罗斯主导的“大斯拉夫帝国”形成。[72]就是这些浮夸的认定，使奥国免于和塞尔维亚陷入难以收拾的小冲突（“即使是白痴，有时也会走狗屎运”，布罗施酸味十足评论贝尔希托德此人）。[73]
事实上，维也纳已失去身为大国所拥有的大部分行动自由。在外交政策上国内没有共识，预算赤字达十亿克朗。老皇帝和以往一样疯疯癫癫——十月与英国大使馆官员会晤时，他闲谈巴尔干半岛的整个政局，最后，令款待他的英国人大吃一惊的是，他推断“总的来说，土耳其人是那里最好的人”。[74]土耳其人当然已不在那里，但这位皇帝似乎未因这一实际情况改变他的看法。
没皇帝那么老朽的奥地利领导们，则非常清楚他们处境的艰险。英国武官报告了这个君主国开始明白自己国力有多弱时，陆军部和参谋部近乎恐慌的情况。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恐慌已迫使奥地利人思考真打起仗来他们要如何分配兵力，结果发现兵力太少，不管是要对付俄国、塞尔维亚、意大利、罗马尼亚乃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一场叛乱，都无法取胜。圣诞夜康拉德沮丧提笔写道：“我愈来愈相信我们的目标只会像艘逐渐下沉的船，体面的没顶。”[75]
对外，奥地利逃不掉德国的拥抱。“他们（两国）原是结盟关系，现在则是铐在一块，”丘吉尔后来如此写道。德国陆军（或德国扬言动用陆军），已成为奥地利唯一的“保命符”。奥匈帝国得趁塞尔维亚还未变得更强大时杀杀它的气焰，但打塞尔维亚人，必然要打俄罗斯人，而没有德国助阵，则打不赢俄罗斯人。贝希托尔德正催外交部内的同仁尽快完成对哈布斯堡外交政策的大幅检讨，而外交部的涉入正证实了上述德国角色吃重的看法。检讨报告的主要结果有两重：塞尔维亚日益受到陆军和“黑手会”（以及其侵略性的新任驻俄大使）的左右，所以不可能安抚得了，只有动武才能压制其野心，而一旦动武，俄罗斯不会退缩。检讨报告指出，圣彼得堡这时正运用其在巴尔干半岛上所能动用的所有手段削弱奥匈帝国的地位。俄国人在煽动塞尔维亚人，试图使罗马尼亚脱离其与奥、德的结盟关系，且有可能用法国人的贷款利诱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也脱离这关系。情况看来似乎已没有什么好谈的——只有一团笼罩巴尔干半岛且悄悄渗入由斯拉夫人占多数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泛斯拉夫狂热。这使塞尔维亚掌握了主动权。塞尔维亚这时看出，把俄罗斯、塞尔维亚两地民族主义合流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绝不会再抛弃贝尔格莱德；如果再一次抛弃贝尔格莱德，陆军有可能不再挺他，而陆军是沙皇政权的支柱。塞尔维亚因此信心大增，绝不会再因奥地利的放言恫吓而退缩。如果战争爆发，他们会放手一搏，心里认定俄罗斯人会踢开奥匈帝国的东大门，助塞尔维亚征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柏林这时是左右大局的关键，而德皇有他自己需要认真思考的疑虑。德国人肯定奥地利自一八六七年开始施行的折中方案，却极为担心奥匈帝国即将到来的接班问题；他们知道弗朗茨·斐迪南一旦接位（据认不久就会发生的事），会动手拔除维也纳、布达佩斯之间并不顺利的伙伴关系。一九一四年弗朗茨·约瑟夫已八十四岁，身子虚弱到每次斐迪南大公去他的波希米亚乡村别墅或位于亚得里海滨的府邸，都有一辆专列在那等着，以便皇帝突然驾崩时，可将他迅速送回维也纳。一九一四年五月，斐迪南大公，而非皇帝，为奥、匈两地代表团的开会主持开议仪式，因为弗朗茨·约瑟夫病重，无法主持。皇帝未参加陆军演习已数年，都由斐迪南大公代他参加。[76]但弗朗茨·斐迪南因立场反匈，为匈牙利人所痛恨。在其他地方，他也不得民心。就连克罗地亚人都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背弃他，尽管他原想让他们在萨格勒布有自己的都城，且已让他们跻身领导阶层，一同治理这个君主国。[77]捷克人也背弃他；一九一四年一次大战爆发前那几个月，他们为争夺布拉格议会和奥地利议会的控制权，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争战不休，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也加入这场争斗，攻击奥地利议会中的“波兰社”（Polish Club）。如果每个民族都要求跻身维也纳、布达佩斯的特权统治阶层，或要求有权完全脱离自立，奥匈帝国还能幸存吗？显然不可能。一九一四年三月，弗朗茨·约瑟夫指示其总理卡尔·冯·施蒂尔克（Karl von Stürgkh）宣布奥地利议会无限期休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康拉德和毛奇自一九〇九年起进行过零星几次幕僚会谈，粗略同意一旦爆发大战，德国人会执行其施里芬计划，击溃法国人，奥匈帝国则力挫俄国人在东边的任何早期攻势。一旦打倒法国，德国人挥兵向东，将奥地利救离势不可挡的俄军之手。一九一四年五月他们在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Karlsbad，捷克语称卡罗维瓦利/Karlovy Vary）最后一次开会时，确定这一粗略的协议仍然有效。但在具体做法上，有含糊不明之处。按照康拉德的作战计划，哈布斯堡王朝陆军要分成三个部分，即俄罗斯群（二十八个师）、巴尔干群（八个师）、机动预备队（十二个师）。欧洲大战几乎肯定会在巴尔干半岛点燃，然后立即扩及俄罗斯，因此，至关紧要的是，德国人得得到奥地利的以下保证：维也纳将只会用其“最小巴尔干群”的八个师守住其南边界，把其他部队（四十个师）全迅速调到东边挡住沙皇军队。
一如德国，奥地利非常清楚其东疆极难守住。弗朗茨·斐迪南的军事文书署于一九一一年所拟的研究报告推断，奥地利根本无力在塞尔维亚、俄罗斯两地同时作战，这么做将使人数居于劣势的奥匈帝国部队孤军深陷华沙与伦贝格之间的广大地区，几乎必然全军覆灭。[78]二十世纪时俄军兵力已如此庞大（六百万），即使奥匈帝国动用其全部两百万兵力，也难以削弱其攻势。如果抽调部分兵力到塞尔维亚，使迎击俄军的奥匈兵力变少，奥地利八九不离十会落败。
不过，鉴于康拉德不断痛斥贝尔格莱德，他很有可能会先打塞尔维亚。他会试图集结二十个师来对付塞尔维亚的十二个师——从而实质上执行B计划，而非R计划——而这将使奥地利位于东边的二十八个师陷入险境，可能遭兵力三倍或四倍于它的俄军歼灭。德国无视这一显而易见的危险。毛奇最关心的似乎是使康拉德不要再执着于要德国派军队到东边，因而决定略过细节不谈。不讲清楚符合双方的需要，既使维也纳可以视情势发展决定是否要消灭塞尔维亚，也使柏林能保有抽离东线部队，全力进攻法国的选项。[79]
毛奇、康拉德两位将军是行经墓园吹哨子壮胆，其实心里都怕。一九一四年的俄罗斯已不是十年前施里芬计划的初步草案中设想的那个不堪一击的巨人。自败于日俄战争后，俄罗斯力行革新，添置了急射轻炮和重炮，彻底整顿了本国的动员流程。俄国已建造了连接莫斯科、圣彼得堡到华沙的新双线铁路，从此将可随时与敌交战，且配备有比奥地利部队更多火炮的军队，可迅速部署到边疆地区，而不必停下来等姗姗来迟的后备军人报到。俄罗斯人自信满满，因而在一九一一年向法国人保证，第一道动员令一下达，只需十五天，他们就会把八十万部队部署到其与德国、奥匈帝国的交界处。[80]没人把俄罗斯人这些保证当一回事（毕竟俄罗斯是个帝国，后备军人一般来讲得跋涉约一千一百公里才能从家乡抵达兵站），但这些声明仍间接表示俄国科技的进步和令人吃惊的乐观。
在这同时，令人忧心的巴尔干半岛情势，使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几乎免不了要一战，尽管这样的战争八九不离十会招来俄国出兵干预，届时，因施里芬计划和俄国可能进攻东普鲁士，而把心力放在别处的德军，将分不出身来施以援手。因此，形势有利于贝尔格莱德。尽管奥匈帝国想方设法围堵，但塞尔维亚人还是扩张一倍版图，使其人口增加到将近五百万。维也纳如临深渊。有家英国报纸示警道，与塞尔维亚、俄罗斯同时对干，“愚不可及”。[81]但康拉德就在思考这一愚不可及之事。此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想这么干。
[1]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NARA），M 862，roll 940，Constantinople，Nov. 10，1908，Lewis Einstein，“Report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Near East.”
[2] Die Zeit，Nov. 15，1912 and Apr. 17，1913，“Dilettanten-Vorstellung.”
[3] Neue Freie Presse，Nov. 21，1912，“Die Zukunft des Fez.”
[4] FML Otto Gerstner，“Albanien und die Balkan-Frage，” Neue Freie Presse，Nov. 9，1912.
[5]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 872，The Hague，May 19，1915，Giskra to Burián；Kriegsarchiv，Vienna（KA），B/232：11，Sarajevo，Dec. 2，1912，FML Appel to Col. Brosch.
[6]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7N 1131，Vienna，Jan. 25，1912，Cdt. Levesque；Hugo Hantsch，Leopold Graf Berchtold（Graz：Verlag Styria，1963），1：7.
[7]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BNA），Foreign Office（FO）120/907，Vienna，Aug. 26，1913，Cartwright to Grey.
[8]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57.
[9] KA，Armeeoberkommando（AOK），1912，Chf d GS Ev.B.3462，Vienna，Dec. 6 and 17，1912，“Tagesbericht”；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New York：Harper，2013），266-272；Samuel R. Williamson Jr.，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St. Martin’s，1991），124，128；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66-167.
[10] Neue Freie Presse，Nov. 21，1912，and Wiener Sonn-und Montagszeitung，Jan. 6，1913.
[11] Fremden-Blatt，Dec. 16 and 18，1913.
[12] Südslawische Revue，Feb. 1913，189.
[13] KA，B/232：11，Sarajevo，Dec. 2，1912，FML Appel to Col. Brosch.
[14] KA，Militärkanzlei Franz Ferdinand（MKFF）196，Berliner Tagblatt，Sept. 20，1912，“Deutschland，England，Europa.”
[15]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Oct. 28，1913，Brosch to Auffenberg；SHAT，7N 1131，Vienna，Mar. 16，1912，“Le conflit militaire austro-hongrois”；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20.
[16] SHAT，7N 1131，Vienna，Mar. 16，1912，“Le conflit militaire austro-hongrois.”
[17] Rudolf Kiszling，“Alexander Freiherr von Krobatin，” in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1815-1918（Vienna：Amalthea，1923-1987），17：202-206.
[18] Horst Brettner-Messler，“Die Balkanpolitik Conrad von Hötzendorfs von seiner Wiederernennung zum Chef des Generalstabes bis zum Oktober-Ultimatum 1913，” Mitteilun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Staatsarchivs 20（1967），180-182.
[19] Reichspost，Feb. 22，1913；Die Zeit，Feb. 13，1914，“Ein neues 1864”；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64.
[20]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65，168.
[21]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50.
[22] David Fromkin，Europe’s Last Summer（New York：Vintage，2005），90-93；Fritz Fischer，War of Illusions（London：Chat to and Windus，1975），161-164.
[23] Annika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38-144.
[24] Neue Freie Presse，Nov.26-Dec. 17，1912.
[25] “Wenn der Kaiser von Österreich reiten lassen will，wird geritten.” KA，B/1503：5，Sarajevo，Dec. 21，1912，Potiorek to Conrad.
[26] SHAT，7N 1131，Vienna，Feb. 23，1913，“Notes sur la situation”；BNA，FO 120/907，Vienna，Aug. 9，1913，Chung to Cartwright；Neue Freie Presse，Dec. 1.2 and 13，1912，“Weltkrieg wegen des Korridors nach Durazzo？”
[27] Neue Freie Presse，Dec. 14，1912；Josef Ullreich，“Mortiz von Auffenberg-Komarów：Leben und Wirken，” phil.diss.，Vienna，1961，148-170.
[28]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32，139；SHAT，AAT，7N 1131，V，Dec. 18，1912，“Situation militaire”；Allgemeine Zeitung（Munich），Jan. 25，1913，“Politischer Morphinismus.”
[29] Clark，Sleepwalkers，266-272；Reichspost，Jan. 10，1913.
[30] Neue Freie Presse，Dec. 12，1912.
[31] Reichspost，Jan. 27，1913；Neue Freie Presse，Feb. 7，1913.
[32] Österreichische Rundschau 39（1914），June 15，1914，Politicus，“Imperialismus.”
[33]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Nov. 1913，Brosch to Auffenberg.
[34] KA，B/1503：5，Sarajevo，Dec. 21，1912，Potiorek to Conrad.
[35] Sean McMeekin，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Belknap，2011），21-22.
[36] Berliner Zeitung am Mittag，Feb. 4，1913；Das neue Deutschland，Jan. 7，1913；Tagespost（Graz），Feb. 1，1913.
[37]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34；BNA，FO 120/906，Vienna，Feb. 11，1913，Cartwright to Grey；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135-136.
[38] Neuen Wiener Journal，May 30，1913.
[39] SHAT，7N 1131，Vienna，June 1，1912，“Le premier dreadnought autrichien inutilisable，” and June 6，1912，“Le dreadnought autrichien.”
[40] Clark，Sleepwalkers，116；BNA，FO 120/906，Vienna，Apr. 18，1913，Maj，Thos.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28.
[41] Neue Freie Presse，May 26，1913.
[42] Neuen Wiener Journal，May 29，1913.
[43] Neuen Wiener Journal，May 30，1913.
[44] Neue Freie Presse，May 30，1914.
[45] Georg Markus，Der Fall Redl（Vienna：Amalthea Verlag，1984），33-53.
[46] Georg Markus，Der Fall Redl（Vienna：Amalthea Verlag，1984），188，200-201.
[47] Arbeiter Zeitung，May 29，1913.
[48] BNA，FO 120/906，Vienna，Apr. 18 and June 4，1913，Maj.Thos.Cuninghame to Cartwright. Conrad’s son had been implicated in the Jandric Affair in April，possibly as a spy，and certainly as a gullible enabler. Markus，Der Fall Redl，75；István Deák，Beyond Na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45.
[49] Fremden-Blatt，May 30，1913；Neue Freie Presse，May 31，1913；Wiener Mittagszeitung，May 31，1913；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25；Markus，Der Fall Redl，128-129；BNA，FO 120/906，Vienna，June 5，1913，Maj.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Graydon Tunstall，Planning for War Against Russia and Serbia：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Military Strategies 1871-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106-107.
[50] Arbeiter Zeitung，May 30，1913，“Der Generalstabsobert als Spion”；Die Zeit，June 6，1913.
[51] Neue Freie Presse，May 31，1913；Reichspost，May 31，1913；Arbeiter Zeitung，May 31 and June 1，1913；Markus，Der Fall Redl，268.
[52] SHAT，7N 1131，Vienna，May 29 and June 12，1913，“L’affaire du Col. Redl，” Markus，Der Fall Redl，75，152.
[53] BNA，FO 120/907，Vienna，Aug. 30，1913，Maj.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
[54]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32，241-242；FML Johann Cvitkovic in the Neue Freie Presse，May 31，1913.
[55] Budapester Tagblatt，June 1，1913.
[56] Brettner-Messler，“Die Balkanpolitik，” 213.
[57] SHAT，Vienna，Feb. 25，1897，Cdt de Berckheim，“Péninsule Balkanique.”
[58]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153-155；Norman Stone，“Moltke-Conrad：Relations Between the 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General Staffs 1909-1914，” Historical Journal 9，no.2（1966）：212-213.
[59] NARA，M 862，roll 940，Mar. 1909，Robert Lansing，“Nationality and the Present Balkan Situation”；Budapest Hirlap，Mar. 23，1913.
[60] 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75.
[61] BNA，FO 120/906 and FO 120/907，Vienna，Mar. 14，1913，Cuninghame to Cartwright，and Vienna August 9，1913，Cuninghame to Cartwright；Fremden-Blatt，Dec. 13-14，1913；Clark，Sleepwalkers，99.
[62] KA，MKFF 196，Dec. 22，1912，“Übersetzung aus der‘Review of Reviews.’”
[63] “Der Chef des Generalstabes，” Freudenthaler Zeitung，Oct. 4，1913；KA，B/677：0-10（Auffenberg），Bozen，Nov. 1913，Brosch to Auffenberg.
[64] Wiener Sonn-und-Montagszeitung，Sept. 21，1913，“Die Lehren der Armee-Manöver.”
[65] BNA，FO 120/907，Vienna，Dec. 8，1913，Maj. Thos. Cuninghame to Sir Maurice de Bunsen；Georg von Alten，Handbuch für Heer und Flotte（Berlin：Deutsches Verlagshaus，1909-1914），6：318-319.
[66] Churchill，World Crisis，30.
[67] Die Zeit，Sept. 24，1913；Pester Lloyd，Sept. 27，1913；Vorwärts（Berlin），Sept. 28，1913.
[68]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33.
[69] KA，MKFF 198，Budapest，Sept. 30，1913.
[70]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Oct. 28，1913，Brosch to Auffenberg.
[71] BNA，FO 120/907，Vienna，Oct. 29，1913，Cartwright to Grey.
[72] KA，MKFF 197，Wiener Sonntag-und-Montagszeitung，Jan. 6，1913；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54-155.
[73]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Dec. 9，1913，“Der Dumme hats Glück！”
[74] BNA，FO 120/907，Vienna，Oct. 28，1913，Cartwright to Grey.
[75] BNA，FO 120/906，Vienna，Jan. 1，1913，Maj. Thomas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35.
[76]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86-187.
[77] SHAT，7N 1129，Vienna，Mar. 29，1905，“La situation politique de la Croatie”；Vladimir Dedijer，The Road to Sarajevo（London：MacGibbon and Kee，1967），132-134.
[78] KA，MKFF 202，Vienna，Winter 1910-1911，Brosch，Untertänigstes Referat.
[79]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81-182.
[80]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77；Gerhard Ritter，The Schlieffen Plan（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79），74；Timothy C. 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4-5. A Russian corps had 108 field guns in 1914，an Austrian corps 96.
[81] KA，MKFF 196，Dec. 22，1912，“Übersetzung aus der‘Review of Re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