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比大部分人更敏锐嗅闻到奥匈帝国的腐败味。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中遭击溃后，俄罗斯人对腐败有了颇为深切的体会。先前俄罗斯人一意往东亚扩张，从而与日本兵戎相向，这时则看准时机把目光转回欧洲。沙皇尼古拉二世受到泛斯拉夫主义（认为所有斯拉夫人该团结为一并由俄罗斯领导的一种意识形态）鼓舞，誓言推进巴尔干半岛，扶植塞尔维亚之类的斯拉夫王国，并吞通往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陆桥，收复往日的东正教首府，透过土耳其海峡连接黑海和地中海。若如愿，俄国将一雪败于亚洲的耻辱，逃出黑海的“牢笼”，以欧洲最强国之姿宣告他们的到来。[1]
俄国在这一战略转向中选择塞尔维亚作为其重要盟友，对奥匈帝国来说大为不妙。塞尔维亚易受摆布且亲奥地利的奥布廉诺维奇（Obrenovic）王朝，一九〇三年遭亲俄且走强势民族主义路线的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Peter Karageorgevic）推翻。国王彼得和其首相尼科拉·帕希奇（Nikola Pasic），看出欧洲两大病夫（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都积弱不振。一八七八年的柏林会议，在旧政策（扶持奥斯曼帝国）和新政策（承认从该帝国的巴尔干半岛诸省脱离自立的新国家，如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之间达成痛苦的妥协，由于会议本身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从而为各种改变打开了大门。塞尔维亚觉得可以放手蚕食周边仍属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省份，包括马其顿、新帕扎尔区（Sanjak of Novipazar）、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甚至觉得可以放手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匈牙利、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境内受奥地利统治的两百一十万塞尔维亚人纳入管辖。[2]塞尔维亚人决意借与俄罗斯结盟之势往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境内扩张，开辟一条穿越新帕扎尔区抵达黑山和海滨的走廊，并开始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国，即塞尔维亚人所戏称为“由借来之羽毛制成的华丽俗气之鸟”。[3]
那些借来的羽毛，有许多拔自塞尔维亚的旧版图。一八六七年奋力脱离土耳其统治独立建国，以贝尔格莱德为首都的塞尔维亚，领土涵盖了十四世纪时遭土耳其人消灭的旧塞尔维亚帝国将近一半之版图。塞尔维亚人决意于二十世纪重建该帝国，为此，他们要收复马其顿（塞尔维亚古都史高比耶的所在地区）、科索沃（黑鸟平原的所在，十四世纪时塞尔维亚在黑鸟平原输掉一场大战役，从此沦为亡国之民，受土耳其统治），还要竭尽所能夺取奥匈帝国领土。[4]这时塞尔维亚自称“巴尔干的普鲁士”，打算一统所有南斯拉夫人，建立一更大的塞尔维亚王国，一如俾斯麦一统德意志人。一九〇三年巴尔干半岛上有一千万南斯拉夫人，但其中只有三百五十万居住在塞尔维亚或黑山境内，其他南斯拉夫人住在奥斯曼帝国或奥匈帝国境内。塞尔维亚想把他们全纳入自己辖下，且准备为此一战。[5]
弗朗茨·约瑟夫和弗朗茨·斐迪南察觉到这危险：如果塞尔维亚人真的一统所有南斯拉夫人，他们会建立一个由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进而把奥匈帝国挤出巴尔干半岛。这一由贝尔格莱德治理的“南斯拉夫”，会把奥地利的军事占领区和土耳其即将不保的诸省，全纳入一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势力底下[6]，情况就和一八六〇年代皮埃蒙特人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普鲁士人把奥地利人赶出德国类似。这时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开始把塞尔维亚人称作多瑙河的皮埃蒙特，并于一九〇六年说服皇帝任命阿洛伊斯·列克萨·冯·埃伦塔尔伯爵为外长，冀望借此让在前两任平庸外长领导下死气沉沉的哈布斯堡外交部展现冲劲。[7]前两任外长有气无力地推动奥、俄两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友好协议，新外长埃伦塔尔则想打掉既有的协议，从头开始。奥匈帝国无力重组巴尔干半岛，但他不觉得这是个问题。诚如妙语如珠的维也纳人卡尔·克劳斯所写的，“政策是用来隐藏你真正实力的东西”。[8]奥地利是个弱国，但会摆出强国的样子。
在日俄战争期间担任驻圣彼得堡大使后，埃伦塔尔即认定俄罗斯人无力反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实行的新侵略性政策。他从未想到情况可能与其认定的背道而驰：在东亚吃了败仗后，俄罗斯人禁不起在欧洲也吃败仗。埃伦塔尔的认定完全未考虑到奥匈帝国军力的薄弱，却洋洋自得于自己的真知灼见，于是放手在巴尔干半岛施行强硬政策，决意击退俄罗斯人，把哈布斯堡王朝的诸民族团结起来支持重振雄风的王朝，威吓塞尔维亚人，提醒德国人奥匈帝国仍有能力管理其（缩水的）势力范围。埃伦塔尔主张，已该是时候把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三十年犹疑不决的占领转变为大胆的吞并。吞并波斯尼亚将让奥地利有机会拿下其更大的标的：萨洛尼卡。萨洛尼卡曾是马其顿王国的最大城市，后来成为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富裕港口，二十世纪时仍是巴尔干半岛上最有战略价值的要地。埃伦塔尔打算拿下该城，借由一条贯穿马其顿地区与新帕扎尔区的走廊将其与哈布斯堡帝国连接，控制这个爱琴海港口通往中东与亚洲的贸易路线，利用这港口来打开的里雅斯特、阜姆（Fiume，克罗地亚语称里耶卡/Rijeka）这两个位于亚得里亚海滨的奥地利“落后地区”。
埃伦塔尔和其恩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打算用这些新吞并的土地（从波斯尼亚往南直到萨洛尼卡），使哈布斯堡君主国改头换面。对外部形势来说，阻止兴建从维也纳至萨洛尼卡之东部铁路的土耳其人、塞尔维亚人，将被冷落到一旁。诚如弗朗茨·斐迪南的代言人所说，奥地利将成为“欧洲衔接黎凡特地区与中东的桥梁”。[9]对内，匈牙利将被拿走克罗地亚一地，然后用新征服的巴尔干地区强化克罗地亚的国力，并在奥地利与克罗地亚联手下，打造新体制，使有着狼子野心的匈牙利不再那么猖狂。极无效率的二元君主国将成为较有效率的三元君主国，分别以维也纳、布达佩斯、萨格勒布为首都。如果匈牙利人继续阻挠，将会被奥地利人和克罗地亚人以二比一的投票否决。[10]
小小的塞尔维亚卡住这些宏图大计。过去，塞尔维亚人臣服于奥地利，但现在，有了俄罗斯这个坚实的靠山，他们能强势申明他们的民族利益，而不大需要担心遭奥匈帝国势不可挡的入侵。过去受共和法国和帝制英国束缚的俄罗斯人，一九〇七年时已和这两个大国结成三国协约。这一革命性的外交转变，使塞尔维亚信心大增，使奥匈帝国不得不投靠维也纳眼中唯一可靠的盟邦德国。但德国并不可靠。柏林已实行名叫“世界政策”（Weltpolitik）的新战略，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开始打造远洋舰队，以挑战法国、英国的海外帝国。德国有庞大人口（六千八百万）、强大陆军（平时有八十万兵力，战时有三百万兵力）、强大工业（欧洲最强大工业），但即便如此，其国力大概还是无法既击败英法且腾出足够力量来助奥地利对抗俄国。除非奥匈帝国打造一支足以吓阻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的强大陆军，否则德国可能得在东部战线和巴尔干战线上独自对抗庞大敌军。
明眼人都看得出，在军事上投注巨资，既是二十世纪的时代需求，也是刻不容缓的要务，但维也纳无意思考此事。一八六六年起，作战方式和科技突飞猛进，欧洲每个国家的军队都得妥为因应，否则就等着败亡。第一项长足的进展——所有男性均得服兵役的制度——几乎造成财政破产，因为过去从未超过三十万人的军队，这时膨胀到平时的将近百万和战时的数百万。不管是实行在狭窄战线上集结大量兵力以突破敌方防线的法国原则，还是实行将兵力分散在广阔战线上以从侧翼包抄的德国原则，都需要庞大兵力来攻打靠征兵组成的敌人大军和现代的大规模防御工事。但奥地利人欠缺经费和政治意志来征召平民并予以武装；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受训练的奥地利人仍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九，相较之下在法国是百分之零点七五，在德国是百分之零点四七，在意大利是百分之零点三七，在俄国是百分之零点三五。照理光根据这点，维也纳就该有自知之明，绝勿与别的大国开战。若动员所有后备兵力来打一场大战，奥地利受过训练的兵力不到两百三十万，而光是俄国一国的兵力就会是这些的三或四倍之多，国民人数比奥匈帝国少一千万的法国，兵力也会是这些的两倍之多。[11]
即使是屈居末座的奥地利兵力，若要为其配备武器，也得花上庞大资金。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欧洲军事领域，火炮已大幅升级。新的钢材浇铸技术、凿刻来复线技术，使加农炮和榴弹炮能把炮弹投得更远更准。美国内战期间火炮的最大射程是两千码，这时，标准火炮（例如英国的十八磅炮）能把炮弹射到七千码外。由于有弹簧和液压制退复进系统来吸收炮的后坐力，使炮于射击后固定在原位以供下次发射，所以这些火炮的射速也变快。法国著名的七十五毫米加农炮每分钟能发射十五至三十发瞄准目标的炮弹或榴霰弹。化学高爆炸药，例如三硝基甲苯（TNT），取代一八六〇年代的旧黑色火药炮弹，且杀伤力惊人。这些炮弹配上较好的引信，以炮弹碎片、弹丸、震波杀死大量人员。
较轻型武器在此前几十年里也得到大幅改良。用弹盒供弹的连发枪，每分钟发射十二发子弹，使战场变成枪林弹雨，迫使所有步枪手都成为奥地利陆军手册所说的“走动的军火库”，时时吃力背着装有两百颗子弹的粗帆布背包。然后，一八八〇年代出现靠气压装置自动装填子弹的机枪，每分钟能射出六百发子弹，它们使军队火力倍增。单单一支六人机枪队，就能发出等于一个师的步枪火力，每个营配两挺机枪，每个师十二个营，火力惊人。
对这些新式急射武器（步枪、机枪、野战炮）投资的同时，也需要在补给勤务上投入前所未见的庞大资金。一八一三年莱比锡的普鲁士滑膛枪兵，打一场仗平均发射二十发子弹；日俄战争时，步兵通常发射两百发或更多发。士兵最多只能随身携带两百发子弹，而在激战时两百发子弹十五分钟内就会打完，因此陆军需要扩大补给勤务。可为每名士兵补给三百发子弹的营、连弹药车，得推进到射击前线的部队，以维持杀敌火力。[12]每个步兵师都得带着一百二十辆这些弹药车投入战场，以便有额外的六十万发步枪弹和五万发机枪弹可供使用。
射速和步枪一样快的新式急射火炮，带来同样的成本负担和后勤难题。十九世纪的战时，军队一周所产炮弹只有七千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队每天的炮弹产量则得达到那一数目的十倍，乃至二十倍之多。原因不难理解：一八一三年时莱比锡的一门普鲁士加农炮，每天平均发射六十一发炮弹，但一九〇五年时，沈阳的一门俄国加农炮每天发射五百零四发炮弹，促使法国人于一九一四年时配予每门火炮六百发炮弹。若把这些炮弹全运到前线，火炮会被层层堆栈的板条箱淹没，因此，每个炮兵连（制式的野战炮兵团编制有十四个炮兵连，每个连配六门火炮），需要十二辆弹药车，其中六辆密集布设在火炮周边，另外六辆则跟在部队后面，厕身于越拉越长、俨然要将二十世纪陆军吞没的辎重队里。[13]弹药车也不是现代军队唯一的新式随行装备；新火炮摧枯拉朽的威力，迫使师级部队添备更多车辆来运载反制器物，包括沙包（每个师七千袋）、木头、梯子、铲。[14]
要与这些令人胆寒的新武器抗衡，向来没有远虑的奥匈帝国得淘汰、更换其已过时的装备（来自一八七〇年代的黑色火药步枪和青铜炮），得耗费巨资买进更多一切必要的装备。维也纳还得更新其铁路、公路，以便将部队更快运到前线。在奥地利所打的最近一场大战中（一八六六），动员规模相对较小的陆军，都花上折磨人的五十五天。[15]而针对下一场战争，德国打算以仅仅四十二天时间，完成从动员、部署军队到消灭英法军队，再将其陆军全部移到东边以击败俄国这整个计划。德国人希望奥地利的行动和其一样迅速利落。
凡是身形庞然、所费不赀的东西，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都敬而远之。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雀跃于所有新发明的东西（“拿破仑绝认不出这个有着铁路、公路、电报、电话、汽车、热气球、罐头食品的世界”），弗朗茨·约瑟夫却对这些东西厌恶至极。一九〇六年军事演习时，有辆还在试验阶段的装甲车轰轰驶过弗朗茨·约瑟夫的住所旁，惹得这位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皇帝老大不高兴，严正表示“这种东西绝不会有军事用处”。[16]
一九〇八年，弗朗茨·约瑟夫在精力过人的埃伦塔尔敦促下，往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路摇摇摆摆前进，心里对能否成功没什么把握。即使有埃伦塔尔支配巴尔干、地中海的新战略护体，这项任务看来仍会是一场空；这时那里有六十七万四千塞尔维亚人、五十四万八千穆斯林、三十三万四千克罗地亚人，只靠令人瞠目结舌的九千五百名奥地利官员来治理（当年土耳其人只派了一百八十名官员来治理）。这些居民绝大部分认为在奥地利统治下没什么好处，因为匈牙利人坚持奥匈帝国的共同经费不得拨用于这些落后省份的发展。这一地区的维持费用，一律得在当地筹措，也就是得由已然非常贫穷的当地人负担，从而等于使他们必然敌视维也纳。奥地利人在这些新省份推动土地改革的脚步也很缓慢；穆斯林地主基本上将基督徒农奴（kmet）囚禁在他们的大庄园里，但奥地利人迟迟不愿改革这一制度，以免引起富有的穆斯林反感，以免使奥地利人所认定会投向贝尔格莱德而非维也纳怀抱的塞尔维亚籍农奴获得权力。而维也纳不愿助农奴脱离苦海一事，使农奴必然只会投向贝尔格莱德的怀抱。[17]
一九〇八年七月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使奥匈帝国不得不有所回应。面对一个带侵略性的新土耳其政权，而非过去那个懒散的苏丹国，维也纳知道它对占领区的掌控和日后夺取马其顿、萨洛尼卡的任何举动，都会遭到青年土耳其党的质疑。这个改革党由两位二十九岁的土耳其陆军军官领导，即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和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凯末尔（日后的“阿塔图尔克”）生于萨洛尼卡；恩维尔的父亲在马其顿谋生，母亲是阿尔巴尼亚人。这两位军官都认为萨洛尼卡百分之百属于土耳其，两人都矢志统一土耳其，不愿见土耳其衰亡。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论道，这个新土耳其“重生于世，带有民族雄心”。可想而知，土耳其会要求立即归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该地五十万已要求施行青年土耳其党体制的穆斯林，以及土耳其在欧洲的其他省份，不愿让它们落入奥地利之类的基督教国家手里。[18]在埃伦塔尔看来，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似乎不只是缓解土耳其的威胁，也是缓解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在萨拉热窝等地之统治正当性日益尖锐的抨击，最有效的手段。[19]但这一拟议中的缓解手段，危害奥匈帝国与英国的关系，因为英国不希望削弱大有可为的青年土耳其党政权。这一手段也可能使奥匈帝国与俄国兵戎相向，因为俄国这时坚定支持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国王的“大塞尔维亚”计划。[20]
奥匈帝国领导阶层思索并吞之举时，也惴惴不安地看了一眼自己欲振乏力的军队。若爆发大战，奥匈帝国将只能集结出四十八个步兵师，来对抗俄国的九十三个师、法国的八十八个师、意大利的四十六个师、塞尔维亚的十一个师。有位法国军官于一九一三年拉长调子说道，哈布斯堡陆军的四十万兵力，“对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帝国来说，实在不多”。有位德国军官持同样见解：“够打一场对付塞尔维亚的战役，但不够打一场欧洲大战。”[21]
奥匈帝国的火炮数量更为不足，每个师只配四十二门炮，相较之下，俄国一个师有四十八门炮，德国一个师有八十门炮。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于一九一一年出任陆军部长时，发现在火炮对步兵的比例上，奥地利在诸大国里敬陪末座。奥芬贝格称火炮是奥匈帝国陆军的“罩门”，由于这一弱点和其他弱点，他不愿介入隐隐即将爆发的巴尔干战争。[22]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确凿无疑证明钢炮优于青铜炮，但一九一四年时奥地利人仍购买青铜炮，因为青铜炮较耐用，而较耐用正合匈牙利会计人员的意，但不合奥地利将领的意。
建设新炮兵团得花二十五万美元购买十六门新野战炮，财政拮据的奥匈帝国于是继续使用旧炮兵团，也就是说他们的炮兵连混用四十五种不同的炮，需要用到数十种不同的炮弹。这使炮弹较难以大量生产，在打长期战争时则几乎必然免不了“炮弹危机”。[23]就重炮来说，整个哈布斯堡陆军只有五十六门重型榴弹炮。英国武官于一九一三年从维也纳写道：“这支陆军火炮不足，但火炮昂贵。”这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奥地利财政拮据，为何有此现象也就无须多作解释。在最近几场奥地利军事演习中，这位英国武官惊讶于“火炮比例之低”，推断“如果他们想在真格的战争中做他们在这些演习里所常想做的事，肯定会受到重创”。奥芬贝格评估过所有层面后论道，“你绝不会用有利这个字眼来形容我们的状况”。[24]
奥地利人也未善加利用他们本身的实力。康拉德口头上认同新的火力战术——“现代战争靠火力拼搏”——但他的战法仍固守火力时代之前的战法。康拉德在所有事物上都是半吊子，在这领域亦然。他分析了一九〇三年的英国布尔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持急射武器的布尔战士从壕沟里歼灭来犯的大量英军），断定这类现代战术乃是总动员时奥匈帝国陆军所可能征募的“男学生、农民、店老板、工厂与办公室工作者、工匠”所无法学会的。康拉德偏爱较老式的战术，也就是将使奥匈帝国陆军在大战开打仅仅四个月就全军覆灭的那些战术。他明知这些战术大概不管用，却不以为意。他要找到办法来使火炮、训练都越来越不足的奥匈帝国陆军，在外人眼中仍是支健全的军队。外国武官开始谈论这支陆军如何的不堪一击。
与一八六六年消灭哈布斯堡陆军的那些战术相近的突击战术，似乎提供了某种并不甚理想的解决之道。[25]康拉德主张，得逼奥地利士兵进攻。取代蓝色旧军服的蓝灰色新伪装服，将能在某种程度上防止遭到敌军射击，但要真正免遭敌人火力攻击，部队得迅速变换位置（尽管有大批车辆和其他累赘），得在紧要时刻取得数量优势（尽管敌人有防御火力），得从侧翼包抄敌人（尽管面对百万敌军，连要找到其侧翼都很难）。就这么简单，或者说康拉德似乎这么认为。外国武官则没这么笃定。卡尔·施瓦岑贝格（Karl Schwarzenberg）亲王在参加了一九〇五年奥匈帝国军事演习后（在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惨烈杀戮后），目睹组成密集队形的奥地利“红”军进攻站在地面上的奥地利“蓝”军，两方都未用铲子挖战壕，他大为惊讶。红军上刺刀冲锋；蓝军则排成整齐横队，直挺挺站着。施瓦岑贝格转向身旁打过不久前之日俄战争的日本武官，问：“你怎么看？”日本武官思索片刻，然后说：“不挖壕固守的，死路一条。”[26]
有位奥地利将领把这些弊病归因于奥地利缺乏实战经验。这个君主国自一八六六年起未打过真格的战争，基本上已与现实脱节。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演习，从未测试军官结合步、骑、炮兵以火力和运动夺取阵地的能力，反倒要他们在地图上找出重要地点（高地、树林、村子），然后要他们着手先拿下它们，而这一要求始终意味着要他们以一身花俏装饰的骑兵中队和冲刺的步兵纵队，不顾种种障碍，一径往前猛冲，完全不停下来侦察敌人和开火。[27]一九一二年，英国武官证实奥匈帝国的军演的确十足背离“战争情况”。小规模战斗经事先安排好，然后派士兵到每个排定的“场景”里。奥地利骑兵队在一场“突击”中——排成横队的骑兵挥舞着马刀，好似时为一八一二年，而非一九一二年——拿下一桥头堡。奥地利步兵以密集连纵队形攻击，上刺刀往一百五十米外的敌人冲，真要打起仗来，跑不到一半距离，就遭全歼。
“奥地利陆军的根本原则，似乎是在完全不开火的情况下尽可能逼近敌人，”这位英国武官惊奇地说道。奥地利炮兵的做法与此背道而驰，但用在炮兵身上又是错得离谱，“不等敌人进入射程，乃至不等目标出现，就狂轰猛炸把炮弹打完”，无法与步兵友军合作，且还可能误杀友军。步兵、炮兵各打各的，主要是因为奥匈帝国陆军的火炮不够多，若要先从远距离炮轰敌军，再从更近距离炮击敌军以支持步兵冲锋，就如这位英国军官所说的，“有可能使步兵在火炮移动的过程中失去支持”。军事演习也未模拟战斗的消耗和为此所必须权衡的得失。在真正的战争中，军官得在多个目标中择一，在不滥用兵力下达成目标。[28]
一九〇八年秋，在本国军力仍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奥匈帝国还是并吞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奥匈帝国用一千一百万美元和归还新帕扎尔区打发掉土耳其人，但接下来，俄罗斯不满自己和塞尔维亚未得到补偿，引发一场差点引爆战争的危机。[29]埃伦塔尔原承诺协助俄国海军取得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自克里米亚战争起俄罗斯人一直不得进入的海域）的权利，以换取俄国同意上述吞并，但后来食言，使俄罗斯人受到粗暴的外交欺骗和挫败。埃伦塔尔也让塞尔维亚人受到类似的挫败。他信誓旦旦地表示，随着希腊并吞克里特岛和保加利亚宣布独立，违反了一八七八年《柏林条约》，该条约已形同废文，那么奥地利也就无须再遵守该条约要它只能占领而不能吞并波斯尼亚的规定。埃伦塔尔主张，这时，欲“敉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政治动荡”必须将其并吞。[30]奥地利要达成其“崇高的文化、政治目标”，就得逼贝尔格莱德解散其位于波斯尼亚境内作战动员的正规军和游击队，以及（令塞尔维亚人更觉侮辱的）得逼贝尔格莱德公开表示，愿“在不要求赔偿或无条件的情况下”与维也纳保持“友好关系”。[31]布加勒斯特引爆危机之后，有位美国外交官称它是“一场引人注目的政治游戏”。塞尔维亚人原以为，哈布斯堡的吞并行动，违反一八七八年条约，会激起国际众怒，使奥地利如这位美国人所说的“彻底失去列强的支持”，乃至与一个亟欲捍卫“力弱但勇敢之塞尔维亚”之权利的诸国同盟交战。[32]
埃伦塔尔奋力逃出困境，但并非毫发无伤。英国外长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痛心于埃伦塔尔的“捣乱行径”，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忧心忡忡指出，埃伦塔尔个人追求“伟大”之举，乃是在“玩火，差点使欧洲陷入一场最终会蔓延多广却无人能预料的战争”。[33]塞尔维亚就希望战争扩大，因此曾求援于俄国。但俄国败于日俄战争之后国力仍未恢复，俄国的主要盟邦法国则无意为巴尔干半岛打一场大战。[34]
一九〇九年三月德国发给俄国一份照会，即化解了这场危机。德国于照会中要圣彼得堡务必放手让维也纳对付塞尔维亚，不得干预，“否则情况会一发不可收拾”。[35]俄国身为大国，且是泛斯拉夫主义的旗手，却再度受到羞辱，似乎在与德意志族两强国的意志较量中败下阵来。康拉德愚蠢地以为是他的局部动员，而非德国的介入，扭转了局势。丘吉尔拉长调子说：“他代表了那个最危险的结合体，即专注于外交政策的参谋总长。”[36]在萨拉热窝，和康拉德一样狂热的战争贩子迈克尔·阿佩尔（Michael Appel）主张，出兵惩罚塞尔维亚和黑山将带来双重好处，既除去奥地利最急迫的外部威胁，又使奥地利得以振奋人心地压制内部威胁：“一旦击败位于贝尔格莱德、尼什（Nis）、采蒂涅（Cetinje）的那些家伙并将他们解除武装，我们将往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进兵，使他们也乖乖听话。”[37]但阿佩尔，一如康拉德，太不自量力。有气魄而无资源，成不了事，奥芬贝格认为奥匈帝国陆军在每个方面都太弱，打不了战争。政府会计人员看到一九〇八年局部动员的开销，就惊得目瞪口呆：一亿八千万克朗（三千六百万美元），相当于该年军事预算的一半，等于建造四艘新无畏级战舰的成本。
就康拉德来说，他只是惊讶于德国既然已发出最后通牒，奥地利就无须担心得分兵对付俄罗斯，但埃伦塔尔却未利用这机会入侵、瓜分塞尔维亚。但因此次大胆行动有功而获皇帝赠予伯爵之位的埃伦塔尔，没被表面的胜利冲昏头，他清楚理解到这场危机所暴露的一个重要事实：俄罗斯人退缩，完全是因为德国的威胁，而非奥地利的威胁。俄罗斯人会（在德国胁迫下）接受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但不会允许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诚如某美国外交官所说的，埃伦塔尔“能得手，主要归因于虚张声势和德国的支持与影响力”。但德国人不会开出空白支票，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行径照单全收。[38]
但空白支票已在准备。德皇和弗朗茨·约瑟夫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会面，以强化同盟关系。一九〇九年，奥匈帝国与德国两国军方举行自一八九六年以来的首场参谋会谈。上一次两国参谋碰面议事时，主要谈俄罗斯问题，而在这场新的参谋会谈上，毛奇告诉康拉德，他很遗憾一九〇八年未爆发战争，“那时的情势会比几年后的情势更有利于奥地利与德国”。[39]新情势——和德国人所制订用以利用那些新情势的计划——的确不同以往。一八九六年参谋会谈后，德国人的打算，原只是在西边挡住法国，在东边与奥地利人联手对俄国发动压倒性攻势。一九〇五年，在施里芬计划——因德国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而得名——影响下，一切改观。德国人的攻守计划彻底翻转，改成要以本身少许的基本兵力和大部分奥地利陆军挡住动员缓慢的俄国人，把德国九成兵力集中对付法国人。照计划想定，德国人于不到六星期击败法国人后，会移师东部战线解决俄国人。[40]
作战计划如此变动，令奥匈帝国大觉不妙，毕竟奥匈帝国战时动员全部兵力，也将只有俄国兵力的四分之一。但康拉德接受这一改变，态度出奇泰然。一九〇六年出任参谋总长之前，康拉德写了一本战术性著作《论战术和步兵的战斗教育》（Studies on Tactics and The Battle Education of Infantry），一举成名。在这本书中，他主张战斗成败取决于心理素质更甚于身体素质。他说，“不怕苦且勇敢”，一往无前且不惜牺牲性命的部队，即使面对人数更多且挖壕固守的步兵和炮兵，都会打赢。[41]大部分奥地利军官同意他这看法；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已证明刺刀冲锋战术已过时，但在奥地利陆军，一如在欧洲其他陆军里，相信这一战术者仍大有人在。有位奥地利军官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写道：“这一原始工具（刺刀）振奋士气的作用，绝不容轻描淡写带过；刺刀是进攻精神的最佳体现，它将士兵的信心与其欲击败敌人的念头绑在一块。”[42]
对政局不满的奥匈帝国士兵，恐怕会是欧洲最不可能为国牺牲性命的士兵之一，但康拉德不以为意。更糟的，他从未催促德国人告知其作战计划细节，他也从未把自己的作战计划详情告诉德国人。两国陆军只是粗略交代各自的战略目标（击败法、英、俄和征服巴尔干半岛），却未在如何达成那些目标上达成一致见解。双方都太想保住自己行动上的独立自主，因而只达成以下共识：奥地利人会在俄罗斯完全动员之前猛攻俄国，德国人会将数量未定的兵力部署于东边，以为奥地利人将兵力调到东部战线争取时间。
康拉德知道届时他需要时间，因为他打算于进兵俄国途中灭掉塞尔维亚，一个他未告知德国人的计划。康拉德推断，从波斯尼亚与南匈牙利突然奔出的二十个奥匈帝国师，就足以击溃塞尔维亚人。他一味认定，直到他攻破贝尔格莱德，把目光转向东边为止，剩下的奥匈帝国陆军和兵力未定的一支德国陆军，都会在波兰、加利西亚守住战线。这一刻意的含糊，将带给奥地利人灾难。即使在平时，俄国陆军都拥兵一百五十万，那么在战时动员后，会壮大到六百万或更多。奥地利平时有四十万现役军人，战时最多扩增为两百万，且都装备不良，若碰上俄罗斯大军如洪水般袭来，只会灭顶。[43]
埃伦塔尔始终认定，若奥地利在巴尔干采取强势政策，将吓阻俄罗斯，镇住贝尔格莱德，使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不再鼓吹建立南斯拉夫王国。结果情势发展与此背道而驰：塞尔维亚报界激愤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遭吞并，每天痛批哈布斯堡王朝，塞尔维亚政府则鼓励组织爱国会社，例如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二百二十个分部的民族自卫社（Narodna Odbrana）。[44]一九〇九年，埃伦塔尔的外交部向五十三名克罗地亚人提出诉讼，指控他们与贝尔格莱德往来，阴谋叛国。诉讼案的主要证人是奥地利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弗里德永（Heinrich Friedjung），这一轰动一时的审判因此被称作“弗里德永审判”（Friedjung Trial）。弗里德永、埃伦塔尔和后来的康拉德三人，在这场审判中被确证为叛国证据的那些文件，后来查明是埃伦塔尔的外交部所伪造。这一令人难堪的大挫败，让人窥见已开始席卷这个多瑙河君主国的恐慌。卡尔·克劳斯的讽刺性报纸《火炬》（Die Fackel），以怀疑口吻愤愤说道：“一言以蔽之，奥地利历史就是如此，发生了那么多事，却其实什么都没发生。”这场审判是个“地震，但没有叶子从树上震落”；它代表了“犯错与愚蠢之间的搏斗”。埃伦塔尔的所作所为“不是制定政策，而是破坏政策”。弗里德永的角色很可悲：“他操着一口最漂亮的城堡剧院（译按：奥地利国家剧院）式的德语，圆润洪亮，抑扬有致；他讲话的口吻像是奥托卡尔（Ottokar）——‘这个奥地利是个好地方’。”克劳斯提到在维也纳葡萄酒馆里演奏的欢乐音乐，推断“葡萄酒馆音乐骗不了世人，世人还是会了解这场审判的真正含义”。[45]
埃伦塔尔有一更大策略来强化其在巴尔干的前进政策，“弗里德永审判”则是这一更大策略的一环，但塞尔维亚人不接受这一策略。一九一〇年六月，有名塞尔维亚籍刺客朝哈布斯堡王朝的波斯尼亚省长开枪，未击中。一群塞尔维亚陆军军官，以化名阿皮斯（Apis）的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c）为核心，组织了名叫“不统一毋宁死”（Union or Death）的秘密会社，以更利于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个以“黑手会”（Crna Ruka）更为人所知的秘密会社，呼吁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塞尔维亚人，包括生活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集合起来。[46]阿皮斯于一九〇三年时主导杀害塞尔维亚奥布廉诺维奇王朝的末代国王，这时则鼓吹对奥地利人展开“革命性行动，而非文化性行动”。事实表明，他是维也纳不能等闲视之的威胁。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前景更为黯淡。皇帝已同意让被并吞的居民成立议会，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均得根据本身族群在各省里的相对数量，选出代表参与。皇帝承诺议会将是实际人口组成（四成三塞尔维亚人、三成五波斯尼亚人、两成二克罗地亚人）的“真实翻版”，但不久就食言。不足为奇地，这议会转而与奥地利作对，塞尔维亚人的民心转向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人转向青年土耳其党，于是维也纳搬出不公正的选区重划办法（以使塞尔维亚籍选民无法左右选举结果），并有计划地广建教堂以拉拢天主教徒。一八七八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只有一座罗马天主教堂，三十年后有一百七十九座，还有数十座新隐修院、女隐修院、学校。波赫境内诸省的塞尔维亚族青年与穆斯林青年，被调去哈布斯堡君主国偏远地区的陆军部队服役，比例超乎他们所属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哈布斯堡王朝把这称作“去民族化”。[47]但除非将民族主义连根拔除，否则奥地利人无法使它俯首称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在萨拉热窝执掌第十五军并接任波斯尼亚军事行政长官时，也抱着和康拉德一样的看法，即认为只有向塞尔维亚开战并将它击败，才能减缓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奥匈帝国境内的扩张。[48]
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意在加固哈布斯堡君主国，但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地位还是每下愈况，这令康拉德大为沮丧。埃伦塔尔的“大胆出招”，随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内部崩溃，看来越来越像是一场徒劳。在这同时，塞尔维亚和其诸盟友声势日壮。一九〇九年俄国派激烈反奥的官员出任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然后俄国沙皇赴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以及俄意同意就巴尔干半岛日后的任何变动商议），使康拉德相信哈布斯堡君主国得趁其诸多敌人尚未联合起来反奥之时将它们各个击破。施里芬（与康拉德）作战计划所依据的那些乐观的前提，正一个个瓦解。法国出资建造的铁路将使俄国在几星期内，而非几个月内，就陈兵于奥地利边界。由于奥地利农民党成员和实业家为与塞尔维亚缔结通商条约之事意见不合，最后虽然取得一致意见，却只是使奥地利与贝尔格莱德的贸易关系陷入两败俱伤的乱局。二十世纪初期，奥匈帝国政府受议会阻挠，不得不以提高猪、牛、李子、小麦、大麦、玉米的关税来平息奥匈地主的不满，“猪战争”一场接一场爆发，而提高这方面的关税，实质上切断了奥匈政府与塞尔维亚国最有可为的联结。[49]一九〇六年前，自奥地利的进口额，通常占贝尔格莱德总进口额的六成，一战前夕降到两成四。美国驻维也纳大使很惊讶奥地利人竟错过“分化塞尔维亚的保守商界人士与激进好战团体”的机会。英国大使馆同样觉得不可思议：奥地利人未“透过互蒙其利的贸易拔除塞尔维亚对其的危害”，反倒“使塞尔维亚人对其心生敌意，同时未想办法解决他们潜在的分歧”。[50]
事实上，维也纳的政策不但未分化贝尔格莱德商界和好战团体，反倒使他们关系更紧密。一九〇八年，奥匈帝国农民党成员成功将自塞尔维亚进口的粮食，限制在每年消耗量的百分之一点六（且即使对如此稀少的进口量，关税都提高了三倍），塞尔维亚人则回敬以对奥地利制造品课以毁灭性关税：对纺织品是百分之七十，对刀具是百分之百，诸如此类。大为不妙的，塞尔维亚人还取消向奥地利Skoda厂订购火炮的一笔大订单，转向法国的Creusot厂下订，从而使贝尔格莱德与三国协约的军事关系更为紧密。[51]维也纳每年加诸的这项羞辱，使塞尔维亚政府几度更迭，埃伦塔尔严正表示，“只要塞尔维亚懂得走该走的路，随时可望得到我们的善意对待”。[52]
两国关系冰封，因为奥地利人不只要求让其（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进入塞尔维亚市场，还坚持要贝尔格莱德废除其与保加利亚等邻邦的通商条约[53]。在塞尔维亚，仇恨马扎尔人与奥地利施瓦比亚人（Schwabas）的心态升高，塞尔维亚商人悄悄改赴别地贸易：德国、英国、希腊。康拉德没把这些恶兆放在心上。他不断促请埃伦塔尔和皇帝先发制人打击塞尔维亚人或（把遭奥地利拒买的塞尔维亚猪全买下的）意大利人，且在意大利于一九一一年九月入侵土属利比亚后变得非常狂妄。康拉德不顾埃伦塔尔的反对，要求开战，誓言他宁可“断臂”也不愿退缩。奥匈帝国一九一二年秋季军事演习，排定于匈牙利大平原（Alföld）举行，因为那里的地形“类似北意大利”。[54]
皇帝展现其难得一见（且短暂）的果断，于一九一一年将康拉德解职，坚持要奥地利走“和平政策”（但不久后康拉德即复职）。对康拉德的好战已忍无可忍者，不只弗朗茨·约瑟夫。三年前偷偷答应让意大利取得利比亚，以换取罗马接受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后，埃伦塔尔即对康拉德的爱说大话很不以为然。就连康拉德的恩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都认为这位将军做得太过火，同意将他解职。康拉德失去他应有的分寸，认为他的“职责大于外长（的职责）”，要埃伦塔尔绝勿让“外交考虑”凌驾于“军事准备”之上。时任陆军部长的奥芬贝格，如此概括地说明其对康拉德的看法：“他深信帝国必须以行动证明其会出手痛击，否则会被拖入战争。”换句话说，成功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但这一理论上要奥地利向意大利开战以表明自身立场的主张，现实上不可行；简而言之，在一八八二年意大利成为奥地利盟邦之后，这一主张无论何时都行不通。奥地利人不可能为利比亚问题向意大利开战，因为诚如奥芬贝格所说，奥地利入侵意大利，几乎肯定会“引发一场全欧的战争”，使奥地利成为众矢之的。[55]康拉德在皇帝眼中已成为十足的绊脚石，于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皇帝将他解职，换上布拉修斯·舍穆瓦将军。弗朗茨·斐迪南厚待卸职后的康拉德，让他出任高薪的陆军督察（奥地利陆军设了许多高薪督察）。康拉德于申布伦宫晋见皇帝时遭皇帝解职，事后他抱怨道，“这”就是“使我们大败于柯尼希格雷茨”的那个政策。[56]
挑在这时撤换康拉德实在不是时候，因为康拉德下台，舍穆瓦接任时，巴尔干半岛的情势正处于爆炸边缘。“舍穆瓦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到现在还在了解，”法国武官在从维也纳发出的报告中说道，“似乎大家对他都所知不多。他个性内向，从未在军官俱乐部露面；他在波斯住过一段时间，信了他们宗教的某些东西……军事情报首长说，舍穆瓦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得花几个月时间搞懂这个复杂的新职。”[57]事实上，舍穆瓦一八七八年曾以军事代表团一员的身份奉派前往波斯。这一代表团的任务是向卡扎尔（Qajar）王朝国王推销奥匈帝国的顾问和军火，但未能如愿；波斯国王选择采用德国顾问和军火，舍穆瓦落得清闲，跟着几名伊斯兰教托钵僧学道，然后，在返回奥地利后，加入秘密的反犹组织“新圣殿骑士会”（New Templar Oder）。这个组织由耶尔格·兰茨·冯·利本菲尔斯（Jörg Lanz von Liebenfels）创立，在多瑙河边某城堡里举行神秘仪式聚会，城堡上飘扬着卐旗。[58]
舍穆瓦新接的任务，似乎和他的波斯之行或他的新圣殿骑士团一样无望成功，情势不容许他花几个月时间慢慢进入状态。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波斯尼亚并吞危机、巴尔干诸国日益强势申明自身立场这三件事，全与俄国、法国的安全有某种利害关系。这三者的急速合流，意味着在如何保留土耳其辖下欧洲地区上，国际仍未有共识。罗伯特·兰辛从美国国务院写道：“巴尔干半岛是诸民族的战场，是村子熊熊燃烧的地方，是猝然失去性命的地方……‘和平’是遭人遗忘的字眼。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争夺这块土地，为此，用他们的血淹没它，使它覆满灰烬。”[59]俾斯麦曾著名地宣称，说这地区“不值得让波美拉尼亚精锐部队付出性命”，但这一宣示这时看来愈来愈站不住脚。奥匈帝国和其他强权不久后终将躲不掉这场杀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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