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提倡“自改革”是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广义的史，也就是国学——自己民族所传承积累的文史哲学。两百年从“自改革”出发、奋力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上，龚自珍大约不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
魏源编《海国图志》，认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当其时，无人采用其思想，书传入日本后倒发挥了作用，一日本学者为此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无望，每自嗟叹，说：“除非梦卜复求，此生殆无幸矣。”
袁世凯做官极重下情，他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其所作所为因此得海内外赞赏，交口称其为“应变良才”。可悲的是，袁最终没逃脱受蒙蔽的宿命。
昔日东京笔战，梁启超被围剿甚烈，其中以汪精卫攻击最力。梁任公自称多泪多辨之人。不料若干年后，汪精卫亦被围剿。汪此时深有体味，亦自言为“多泪多辨之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黎元洪亲手处决了两名准备参加起义的士兵，并威胁部属说：“谁敢造反，如此下场。”第二天，革命党人攻占武昌，急需组建军政府，要推出一位权威人物来控制局面，发号施令，就想到了黎元洪。黎拒绝说：“谁同你们造反？”当他被拥到谘议局楼上、推为都督时，仍拒绝在安民布告上签字，他说的话是：“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李翎东用枪逼着他的脑袋，黎仍不肯，直到三天后见革命大势已成才表示接受。后人称他是“枪口下逼出来的都督。”
1915年8月，袁世凯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被人称为“筹安人六君子”。袁世凯称帝后，全国反对，各省相继独立。最后，连袁世凯的忠实心腹陕西督军陈树藩、四川督军陈宦、湖南督军汤芗铭，迫于压力，也先后宣布独立。时人戏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顾维钧12岁时，跟上海道尹袁观澜之子袁履登为同学。袁幕府中张衡山会看相，他说，这两个孩子皆非等闲之辈；唯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为此把女儿许配给了顾维钧，是为顾第一次婚姻。
陈诚在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有一次，陈诚晚间访友，待到归来，已近天明，但他毫无睡意，乃索性挑灯夜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恰逢蒋介石查夜，见有人如此勤奋攻读，通宵达旦，便走向身边，问其姓名职务，陈诚毕恭毕敬作答，蒋大加赞：“我黄埔军校中，人皆如此，何等妙哉！”自此，陈诚深为蒋青睐。
1925年，由郑振铎介绍，李金发加入文学研究会，入会号为“149”。此后，他常参加文学研究会的聚会，见到当时的“文坛巨子”沈雁冰、傅东华、叶绍钧、夏丏尊、赵景深等人。近距离的接触，使李金发觉得，这些文坛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其实都是亭子间绞脑汁的可怜寒士，若能在中学做一国文教员或与书局有关系，做一位编辑，便沾沾自喜，终身有托。文人无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发因此与文艺若即若离，最终走上弃文从政从商的道路。
1928年初，因为北伐军快进入山东省，蒋介石特向中山大学要山东人随军入鲁。戴传贤就推荐何思源，写信给蒋由何带去。信写得很长，内容极力推重何。戴在信中说，近几年他的新交中，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说何精通几国的语言文字，已经出版了好几种著作。最奇怪的，戴说，何是一个最孝道的人。蒋看完信后，对何大加辞色。
丽尼婚后，妻子不巧怀孕。因家穷，无钱生养，走投无路之下只好买了一大包奎宁，想要打胎，没想到妻子吃了奎宁后，腹痛如绞，丽民吓得不知所措。妻子说：“快拿笔来，我写遗嘱，不是你毒死我的！”幸好一位长辈到来，才赶紧把病人送医院抢救。
王世镗少年时即喜欢临摹龙门石刻，谓“有古拙博大之风”，后由文字学研究入手，日耽翰墨，三十年不倦。于右任偶然间得遇其书，惊问此人尚在否？得知王在汉中困居，以鬻字糊口，大为骇诧，以为如此奇才，埋没穷乡僻壤，实国人之羞。于设法将王老先生请到南京，相见恨晚，尽出其所藏古今碑帖遗简影本以飨王世镗，并广为称誉，予王以监察院参事名义，专事书法。
鲁迅加入左联，与周扬等人关系不睦。鲁迅对周扬们深恶痛绝，以至在见到阔别两年多的冯雪峰时，未及寒暄，劈面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周作人懂日本文化，曾有日本人到北大讲中日文化合作，周跟日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哪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抗战的时候，周留在北平，蒋梦麟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周果然没有走，后来因汉奸罪被关押在南京。蒋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有一次，周作人托朋友带信，说法庭要蒋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蒋有没有这件事？蒋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有一次，他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住宿，一房之中两床，其中一床上睡着母女两人，到了半夜，母亲让16岁的女儿睡到曹聚仁的床上来，“成其好事”。曹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猩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被暗杀后，魏建功、李霁野、李何林先后辞职返回大陆。台静农留了下来，他说：“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先是一人一件过多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开销就省下来了。”
建国后，马连良夫妇从香港回到北京，离港之前，曾请星相家算命卜卦。这个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垒街的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树珊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后来果然。
邵洵美在1958年继续肃反时被捕入狱，这位盛宣怀的女婿，在狱中受尽煎熬，他不听大家的好意劝告，即对粥汤米粒要慢慢品尝，甚至要留着吃，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总是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见了胡风分子贾植芳，“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贾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待桁家里吃过螃蟹吗？”
1961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龙榆生摘帽，龙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龙的处境稍胜于前。龙为什么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文革”中，批斗陈景润的人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吗？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意儿？伪科学！”陈腾地跳上桌子，一步便迈向洞开的窗户，纵身往下一跳！命不该绝。他从三楼窗口往下跳，伸出的屋沿挡了他一下，只是大腿上擦破了点皮，有涔涔的鲜血冒出来。一个造反派干将，见到跳楼后平安无事的陈景润说：“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钟惦斐在干校里掏厕所特别用心，而且创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个空罐头盒，在上面打两个眼儿，穿铁丝，挂在棍上，可掏出深坑里的粪，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掏过的厕所空空洞洞，纤尘不染。后来干校快结束了，让大家填一份履历表，其中有一项是特长和今后志愿。钟惦斐除自己的电影理论专业之外，特长填了“掏厕所”。志愿一栏中，写的是：清洁工人。
钱钟书、吴晓铃两人曾在干校里烧开水。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著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吴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钱、吴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到了冬天，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钱、吴就会用充满“愤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与沈从文有过多年友谊的萧离解嘲似的说：“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沈显得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世纪之交，寿者荣辱。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有章克标、巴金、施蛰存等人。一次李欧梵拜访施蛰存，谈到要为他贺百岁寿辰，施说：“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