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少时受外祖朱有虔启导，在其十一二岁时，朱即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说：“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姚学塽极为赞赏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为师，姚不允，辞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为你之师？”魏源说：“师学识渊博，又具极其宽容之治学之境，当为我之师。”姚说：“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计？”
胡林翼年轻时才华崭露，在著名循吏陶澎幕府格外受到青睐，后来成为陶的女婿。胡在陶任两江总督期间，徜徉于秦淮河温柔乡中，陶氏严禁僚属冶游，只是不责备胡林翼，并且说：“润之(胡林翼字)他日为国宣劳，将无暇晷以行乐，今之所为，却是预偿以后之劳累的。”胡林翼后来任湖北巡抚，戎马倥偬，军书旁骛，力疾从事以至于死。
沈葆桢少时胆子极小，夜里听见猫叫都害怕。沈母教以儒家道德观念，问说：“你敬仰历朝历代的忠臣孝子吗？”葆桢回答：“当然敬仰。”沈母随即举例说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万折不挠的故事：“你知道他们的胆子从哪来的吗？”沈葆桢说：“他们天生大胆。”沈母说：“不对，因为他们做人做事都堂堂正正，心里想的都是如何孝敬父母、报效国家，所以胆子就大了。”沈母随后经常有意让沈葆桢独自往返阴森可怕的地方，一来二去，沈葆桢的胆子也就练大了。
张寿波幼时天资聪颖，过目能诵，24岁时中广东省乡试第七名举人。光绪二十年赴北京，联名“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后，其母吴太夫人教训他说：“大易，天地闭，贤人隐。汝犹未解耶？汝务近名，不务蓄德，非先世之志也！宜再求学，以补汝短。”张于是东渡日本求学，后声誉日隆，所到之处，声响非凡。时国事鼎沸，张又投红十字军，其母斥曰：“一代废兴，劫运难测，丝棼难理，纲绝难举，汝宜安分，毌戾祖宗遗教也！”张因此收心。
康梁神离貌也不合时，康有为曾访周善培，问周说：“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周知南海恨任公不服从他，就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鲁迅的童年是很寂寞的，他是长子，负担着家庭门楣的重任。但对爱的渴求成为他深厚的人道主义底色。没有游戏，也没有相应的读物，当长妈妈踩死了伴他读书生活的隐鼠，他愤怒了，公开向长妈妈诘问，并从此对长妈妈产生了憎恶。他憎恶长妈妈，还因长妈妈总爱向人群中“切切察察”，总限制他的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都要管束。但是，当长妈妈用蓝布衫为鲁迅包回他渴望已久的四本绘图《山海经》，他一下子把长妈妈敬若神明，以前谋害隐鼠等怨恨，全都消失了。多年以后，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纪念长妈妈：“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徐世昌少时家贫，其母刘氏系桐城派刘大櫆的后代，颇有修养，教子很严。一次，徐世昌与弟世光见桌上有三块糕点，都争着要多吃一块。刘氏大怒，掷糕点于地，不准他兄弟俩吃，说：“你们如果从小就不兄友弟恭，长大了怎么办？”
程潜少时，学习刻苦。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程潜伴如豆油灯，摇头晃脑，琅琅出声。一夜，月悬中天，程潜正襟危坐，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诗经》，恰逢屋檐下一小偷驻足，贼盗为程潜抑扬顿挫之声所迷，禁不住扑哧一笑。后来，此小偷对乡里一农民说：“程家的后生读得真认真，将来定有出头之日。”
罗振玉为培养翻译人才，开办了东文学社。一次，他在一同舍学生扇头上看到一首咏史诗：“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罗对此很欣赏，他认为写诗的青年会有大出息，于是开始关照写诗的王国维。在王生活困难之际，罗振玉包他学费，让他在社内兼职，使其无后顾之忧。
于右任少时丧母，家贫，父亲于新三在外经商，由伯母抚养。稍长，父亲回来，用心督促儿子学业。遇到必背课文，儿子背诵一遍，他跟着背诵一遍。且背书时如师生礼仪，肃然异常。右任背书时，须先给父亲作一个揖；父亲背书时，将书本端正地放到桌案上，儿子站立一旁，父亲向书本恭恭敬敬地作一个揖，而后背诵。“一灯如豆下苦心，父子相揖背章文”的情景在当地传为佳话。
溥杰年少时，生活养尊处优，曾无意中在窗玻璃上写了“小米半斤”四字，为其母发现，大发雷霆，严厉地责备了溥杰一顿，主要理由是：计算粮食，有失身份。
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的一个士绅家庭，其幼年所受教育完全是为将来走科举道路作准备。他十三岁时，“出就学院试”，适遇知县龙璋，“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而赴东留学之议，乃自此始。”
程潜参加同盟会后，从事革命，举凡辛亥、讨袁、护法诸役，莫不为民前驱。共乡人庆之，其母则说：“男儿以身许国，除暴安良，分内事耳，何以庆之？”为绩而不辍，人复劝休止，则又说：“人贵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暴人。”
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晚报》上读到他昔日的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致埋没乡间。”他邀请聂绀弩去上海，聂由此走进了革命和文化的队伍。
沈从文18岁时到北京来谋生，他住在一会馆的小亭子间里写小说。冬天到了，凉快透顶，下大雪时，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他就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地写小说。郁达夫去敲门，“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郁看吃饭时间到了，邀请沈从文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回到小亭子里谈了一会儿，名作家告辞，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钱。沈从文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蒋百里曾带两个孩子到德国，一个乡下老太太对他说：“儿女求学固属重要，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重视合群生活。青年人最忌产生忧郁或孤独的情绪，学习求好了，身子却弄虚了，精神也被消磨殆尽。这种有学问的人，对国家和社会有何用处？因此之故，除求学外，父母还须注意儿女们的周围环境，让她们跟多数人在一起，多过点滑冰、游泳、打球的野外生活。”蒋百里提醒孩子们说：“这位老太太的话，就是课堂外极可宝贵的学问。”
顾颉刚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母亲对他要求甚严。一次天落大雨，顾想借故逃学，对母亲说：“今天雨太大了！”母亲说：“你不想去了吧？就是落铁，也得去！”
钱穆幼年时聪明，家中来客，客人多出题考之，其父唯唯不答一词。一晚客人带他出去炫示，其父亦不禁止。第二天，父子过一桥，其父问：“识桥字否？”钱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答曰：“识，乃骄字。”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钱又点首曰：“知。”其父就此挽着钱手臂，轻声问道：“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钱穆闻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语。
华罗庚从16岁开始自修，五年后，他动手写数学论文投稿，当他的论文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后，惊动了清华大学的熊庆来。《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写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名家。熊庆来看完华罗庚的文章，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王静安遗体入敛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且是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国学研究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先生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
顾维钧虽以外交干才称，却非常看重中文。他曾要求秘书杨玉清每天从古文中选一点材料抄给他，他夜晚回家去读。他对杨玉清说：“一个中国人，当然应该把中文学好。一个人不能说年纪大了就不求进步。我应该学中文。你这样做，是帮我的忙。”
章乃器年轻时寻找人生出路，当他从一本薄薄的经济学教材绪论里读到“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时，立马为之倾倒，赞叹其为“一切古书里找不到的知识”，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
邓宝珊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读几天私塾就失学了。15岁当兵至新疆伊犁后，十分思念家中老母，可他识字太少，连一封报平安的家信也不会写。他打听到附近有一位能断文识字的老先生，就去投师求教。到了老先生家，邓宝珊恭恭敬敬地说明来意，老先生半天没表同意。老先生家里，除了老伴外，别无他人。邓见他家水缸已空，二话没说，抓起扁担，就去挑水，水缸担满了，便悄声离去。自此，邓宝珊天天来挑水，却不提拜师一事。这样挑了十几天水，老先生被感动了，找出一本《秋水轩尺牍》：“来吧，就学这个，认会一篇背一篇！”过了半个多月，在老先生的指点下，邓宝珊熟识和背会了书中１５篇文章后，就动手给家里写出了第一封信。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先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吗？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做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阿炳为小道士时，师父教其吹箫，吹笛，拉胡琴，弹琵琶，学昆剧，京戏，待其极厚。一次中秋之夜，师父带阿炳到二泉茶室喝茶，师徒两人驻足二泉池畔，但见中秋之月浮漾泉池中，师父谛视良久，自言自语：“二泉啊二泉，我何时才能替你谱一首曲呢？”他告诉阿炳，惠山二泉从很远很远的古代传来，可以从中听到来自古代的声音，有“关关雎鸠”之声，有“呦呦鹿鸣”之声……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临终写道：“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蒋梦麟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伯苓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贻琦没有表态。
晏阳初：我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具体地说，就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的智能。
黄炎培对子女教育甚严，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黄炎培说，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三、戒骄傲。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
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读何书。熊氏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不久后，徐再见熊十力，说已经读完。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不太满意处。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林海峰初履日本，吴清源在教棋之前先告诫他：“追二兔不得一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