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讨论时质问：“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康有为反问王照：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条路如何来得及？
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
孙中山问严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鲁迅在日本留学初期时问：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林觉民问：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
鲁迅在五四期间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年初，王光祈问：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
刘半农在诗中写出了文明转型时代的国家意识：教我如何不想她？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陈独秀在爱国声中问：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问：从来如此，便对吗？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问：在完成了现代工业化之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
1925年，段祺瑞宣布举行善后会议，邵飘萍持批评态度，他说：“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
徐志摩在诗中自承：我不知道风向哪个地方吹？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陈济棠问胡适：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1928年，林彪在井冈山上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蒋介石问：“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张伯苓问李济：人类学有什么好处？
梁实秋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艾青写诗时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20世纪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1933年，王造时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1935年，吴景超的猜想。后来是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晏阳初问：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着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胡适问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问金岳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共产党后，蒋介石曾大为惊讶、震怒。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魏巍在朝鲜访问后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梁思成问：“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顾准借用鲁迅的名言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王赓武问：“‘文革’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
龙应台在台湾跟“对手”较量时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20世纪80年代初，潘晓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余杰在世纪末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