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的谢幕充满了戏剧性及其本人的无力感。这一幕开始于1889年，舞台不在柏林这个政治中心，而是在上西里西亚和鲁尔的矿区。那里的15万名矿工发起了一场罢工，为的是争取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安全保障。军队的煤炭供给因此受到影响，于是俾斯麦准备派兵包围矿区，并对那里实施戒严。省长冯·贝尔勒普施（von Berlepsch）男爵对矿工们的遭遇十分同情，建议不对罢工进行镇压，初登帝位的新皇帝威廉二世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他还接见了矿工代表团，并许诺改善工人待遇——这虽是理智处理，但却是对俾斯麦本人及其所奉行的镇压、拉拢与威慑的政治策略三部曲的公然挑衅。
此外，帝国议会在1890年春的大选也对俾斯麦一派极为不利：他们失去了议会的多数派席位。激烈的争论开始见诸报端、法庭和帝国议会，人们都在争论是否不再继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一方面，俾斯麦坚持保留该法；另一方面，皇帝、工业界和军队将领却都主张宽容对待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认为这一法令只会让社会民主党人获得更广泛的同情，因为这将促使他们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皇帝故作高尚地宣布：“我不允许任何人用我子民的血来玷污我纯洁的统治”。为逼迫皇帝就范，俾斯麦想尽办法挑起上层的哗变，抢先发动反社会民主党人的罢工，解散议会内阁。首相府甚至另行草拟了一项新的军事议案——《反社会党人法》的强化版。俾斯麦意在制造乱局以加大皇帝对自己的依赖性，不过这种手腕对凸显这位老船长的不可缺少性的作用愈来愈有限。
并且，他做得有些过了头。皇帝已经不再视俾斯麦为解决麻烦的人，而是制造麻烦的人，要求俾斯麦马上辞职。这位一向善于玩弄权术的老人则声称德国外交上出现重大危机，俄国将对德国宣战。不过，俾斯麦这次的博弈注定要失败，因为年轻的皇帝要比这位老首相更聪明。当柏林传出俾斯麦辞职的消息时，大多数民众感到如释重负。先帝腓特烈三世的遗孀同时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女也对俾斯麦的下台表示欢迎，认为这会是新一天的开始：
我们在他治下遭受了无尽的痛苦！他的影响侵蚀了整个集团——他的官吏们，乃至德国政治的生命！他使得生活在柏林完全无法忍受，除非人们愿意沦为他手中堕落的奴隶。他的党团、他的党羽和崇拜者甚至比他本人还要恶劣无数倍……要弥补这一切的破坏还需要很多年。他只在乎外面的世界，幻想着凭借一支庞大的军队德国就会强大、伟大和团结……他不知道德国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
历史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对俾斯麦依然更仁慈一些。他殚精竭虑建立的联盟体系虽然脆弱却得到了后人的认可，他呕心沥血维系的欧洲大陆均势最终被证明是英明的，他取得的各项外交成就令威廉二世自负的边缘政策自惭形秽，更是希特勒遗臭万年的虚无主义无法企及的。他对德国和德国人民的未来一直忧心忡忡。一天晚上，他对他的客人坦陈睡眠无法缓解他的焦虑：“我会继续梦见我白天的焦虑。而最近，我在梦中看到德意志的版图就在我眼前一片片地腐朽，继而剥落。”然而，几年后他说道：“这里的人民不懂得如何管理自我。有产者不事生产。只有那些饥肠辘辘的人群才辛勤工作，而他们早晚会毁灭我们。”俾斯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不是在于他会与时俱进，而是因为他的故步自封；在成功留住普鲁士旧政体后，他最殷切的期望便是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但是，这个期望只有借助一场由他设计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才能实现——而且机会只有一次。即便这是一场上层贵族的自救式改革，但终究也具有革命意义。
社会一旦改变自己的基础结构，是不会大张旗鼓地公之于众的。至少1890年的德国不是这样。在为德意志掌舵28年之久后，俾斯麦被他的少主威廉二世无情地解雇了。这不仅仅象征着代际的变革，而且也反映出德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革大潮中。审视德国的投资、就业人口和社会生产价值发现，工业产值已经超越农业，规模小却飞速扩张的服务业——银行、保险、教育、公共服务等正迎头赶上。
俾斯麦的继任者——列奥·冯·卡普里维首相曾任海军大臣。他像俾斯麦一样，也深知想要将德国的安全体系维持下去，前提便是永远别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同时尊崇英国为实现欧洲大陆均势的首要列强。因此，他上台后除了不再续订德俄《再保险条约》，还奉行自己笃信的戒律“少占点非洲，多一点安全”。他用英国垂涎已久的东非沿岸的桑给巴尔岛换回了易北河口湾正中间的黑尔戈兰岛——这块红色礁岩对德国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是，此举却遭到德国右翼殖民主义党派的猛烈攻击。“泛德意志同盟”因此应运而生，一举成为德国最偏激的民族主义，很快便获得财团和媒体的支持。
卡普里维致力改善社会公平，尝试建立容克地主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保守联盟。他与俄国达成贸易妥协的协议，这是俾斯麦向来反对并拒绝考虑的；此举导致公众——尤其是东部的容克地主阶级失去了对俄国残留的最后一丝同情心。对于由将军当上首相的卡普里维而言，这是一项重大举措，因为不管是从安全上看还是从贸易出发，向俄国及其他国家开放德国市场有利于德国工业品打开迄今尚未向德国开放的国外市场。他在帝国议会介绍这份对俄条约草案时指出：“我们不得不出口。我们要么出口劳动力，要么出口产品。我们的人口在不停地增长，如果工业不能一同增长的话，我们就活不下去。”因为卡普里维非常清楚，德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收支十几年来一直处于出超的盈利状态。他还清楚，鉴于德国所处的复杂地缘格局，国内的分歧是不能再扩大的。在抛弃《反社会党人法》后，帝国政府便努力把大大小小的贸易联合会纳入政府领导下，邀请工会代表列席劳资法庭，完善强制性社会保险的自治机制，这些都有利于团结德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治理方略上，卡普里维无疑在按俾斯麦的步伐走，因为俾斯麦深知，德国外部身处欧洲不太平的格局里，只能通过加快福利制国家的建设来维护自己内部的太平。
不过，这位军人首相的各种努力并不受保守主义党团、民族主义组织和皇室的欢迎。容克地主阶级创立了“帝国地主联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0多万会员的组织。他们公然宣称要效仿社会民主党人的煽动手法，到“陛下跟前”去诉说他们的痛苦，让卡普里维滚蛋。威廉二世不得不妥协，催促卡普里维下野，并立即着手修改关税。在工业界的一片抗议声中，关税最终在1902年攀上新高。卡普里维短暂的执政（1890—1894）努力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安抚进国家政治轨道下，控制德国出口工业的扩张步伐，用妥协与缓和的外交政策代替俾斯麦的合纵连横策略。这些努力无疑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究竟工业化德国会成为维护欧洲稳定的中坚力量还是威胁。
从经济和工业上看，属于德国自己的20世纪的步伐——第二次工业革命早在1899年前就迈开了。随着电力为人类提供了清洁、廉价的能源，新一波工业化浪潮席卷了整个19世纪90年代。电力不仅改变了工厂的生产方式，同时，因为有了地上电车和地下铁路，城市面貌、人们白天与黑夜的生活习惯也得以改变。由原普鲁士信号兵的一名上尉创立的西门子公司，起初只是致力于电报业的家族式企业，在与德意志银行进行紧密联合后，迅速成长为一家影响世界的公司。电报通信技术是商业发展的基础，西门子正是陆基与海基通信电缆制造业的龙头，也正是它将便捷通信推广到商业活动、战略决策与政治谋划中。随后，西门子致力于为电气工业提供设备。埃米尔·拉特瑙创立的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最初只是爱迪生专利的特许经营商，致力于研制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新电器——洗衣机、电炉、电壶、电冰箱、电熨斗等。1907年，拉特瑙聘请建筑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建造一座风格与前代迥异的厂房。贝伦斯的规划简洁、实用，与前工业时代毫不相干，只用于安置新型生产设备。正是这些设备替代了数百万家庭的劳作，大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
在世纪之交，德国人不再搭乘驶往新世界的轮船，因为与扎根农村的父辈不同，他们会在城市里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同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相比，德国可能不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国度；但是，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她就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地方：人口记录揭示出，这种无限机遇不单单体现为单纯的收入增长，还体现为人们能比以往消费更多的肥皂、牛肉、酒水、白面包、衣服和鞋子。人口的文盲率日益降低，书和报纸的销量增加了。先前俾斯麦统治下曾出现的社会躁动现在基本都被抚平，即便是帝国曾经的敌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中央党人。当20世纪来临之际，当世的德国按照任何标准衡量都称得上“盛世”——就像同期的英国“爱德华时代”一样，充满活力与乐观精神，让一切不吉利的兆头销声匿迹，被阻挡在国门之外。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观察的一样，20世纪会是属于德国的世纪。而且，尚在20世纪之初，无数德国人便如此自负地期待。
德意志土地上的广大人民并不关心这个国家是如何高度政治化，而只关心自己的小日子，就连这种朴素的想法都已受到社会变革的无情冲击，更令人痛苦的疑问是，人们尚且不知自己往日的经验能否应付未来的挑战。多数情况下，答复无疑是否定的，因为这反而引发对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夫妻关系的质疑。与关心日常琐碎相比，百姓的确关心别的事情：诸如谁掌握柏林大权、议会做成了什么又没做成什么、皇帝对舰队发出了何种命令、大英帝国如何背弃盟约，或是德国在境外的殖民情况——在中国胶州湾、非洲西南斯瓦科普蒙德、太平洋萨摩亚群岛如何。不管外面如何云谲波诡，穆勒、施密特这些寻常人家还是要接着过日子，还是要穿衣吃饭，还是要努力适应那些正在改变传统贸易、营销、经商方式的新技术——这实际上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残留下来的君权，苍鹰和雄狮的图案依旧广泛出现在钱币、公共建筑和政府公文上，德意志的传统还在，只是一天天地褪色罢了。当然，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或上巴伐利亚等地的乡村距离新老工业中心尚有数小时火车车程，那儿的生活看起来和过去几代人似乎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因为还没有受到金钱、拼搏、事业和自由主义等工业社会潮流的侵蚀。小城镇如罗腾堡，地处维尔茨堡到奥格斯堡的铁路线上，它古色古香的中世纪屋舍与集市显得像在另一个时空里，而孩子辈们提出古城压抑了他们的呼吸空间。20世纪之交，德意志人对科技、发展和未来的热忱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一位游客如果曾经在1870年横穿自亚琛出发，途经波茨坦与柏林，直抵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跨越千里的一号国道，并且35年后或者50年后重复一次这样的旅行，那么肯定会看到一个充满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国家：铁路和电报网遍地都是。火车除了载客，还满载无数工业产品。每当飞机时不时从头顶掠过时，孩子们会马上边指给同伴看，边说自己将来也要飞上蓝天。马路上时不时可以看到一辆辆汽车，车里坐着怀揣大笔金钱、到处闯荡的年轻人。大部分过去尘土飞扬的道路如今已被铺设一新。城里的有轨电车已经能把市中心与偏僻的村庄连接起来；这些村庄则迅速成为城郊，以容纳日渐庞大的白领人群。好的城郊则会选择空旷、优美的风景处盖上别墅，再用电灯照明。这些地方原来可能只是一片茅屋和一座简易礼拜所。河流上不断架起宏伟的钢铁大桥，大小运河分别沟通莱茵河与威悉河、威悉河与易北河、易北河与奥得河等——整个北德意志平原以柏林为中心，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网连接在一起。大小河流经过几十年的疏浚也变得畅通无阻；海因里希·海涅笔下歌颂的那个罗蕾莱礁石——一个阻碍莱茵河航道的威胁最终被炸掉。不过，从美因河出发贯穿弗兰肯丘陵直达多瑙河的漫长运河工程尚未完工。然而，最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身上。穷人的孩子们不再打着赤脚四处乞讨为生；他们有机会就读小学、中学，然后度过工业或手工业学徒的岁月，便可以通过参军慢慢过上中间阶层的生活，当然，这一目标也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实现。
然而，当那些影响人们几个世纪的习惯与传统逝去时，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与恐惧也自然而然地萌芽。随着各种旧日神话的破灭、禁忌的解除，世界变得不再令人放心，人类的思想与实践也不断突破原有的束缚。力量、技术与人口的爆发式发展伴随着一种应为此付出代价的世纪末的麻木感，正如大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著作里阐释的一样：所有人都生活在慢性自杀里。希腊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Janus）脑袋前后长有年少和年老两副面孔，负责掌管时间的起始与终止，必须时刻承受时光流逝之苦——这是对德国也是欧洲世纪之交的真实写照。在文学和艺术的幻想世界里，这种矛盾通过一个个小人物——诗人、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和科学家而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个时代，托马斯·曼的大型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才得以横空出世，向我们展现了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一户名门望族由繁荣走向没落的故事。大约在同时，瓦尔特·拉特瑙这位既是犹太人当中也是德国人当中的杰出者，正着手撰写他的虚构小说《即将来临的日子》。
1889年，文学家奥托·布拉姆（Otto Brahm）、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特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 Wolff，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的创建人）和哈特两兄弟（Hart brothers）等，效仿法国作家安德烈·安东尼（André Antonie）在巴黎创办的“自由剧院”，联合创办了文学界“自由舞台”，以规避政府苛刻的出版审查制度。同一年，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成名剧作《日出之前》在“自由舞台”首演，剧中暗含了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演出引起一片哗然，却增加了抨击社会的宣传效果，并引发文艺界再次学习易卜生与左拉的自然主义戏剧与小说的热潮，他们旨在通过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表现社会乃至科学的真实。世纪之交紧跟他们步伐的人还有阿尔诺·霍尔茨（Arno Holz），他的剧作《社会贵族》讲述了落魄贵族的贫苦生活，反思了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早期长篇小说《神巫，或名两个民族》中的某些构想。约翰内斯·施拉夫（Johannes Schlaf）的《欧茨师傅》也包含此意。类似的还有苏德曼（Sudermann）的《荣誉》、马克斯·哈尔伯（Max Halbe）的《青春》、奥托·埃里希·哈特雷本（Otto Erich Hartleben）和卡尔·舍恩海尔（Karl Schönherr）的戏剧。不过，引起最大轰动的还是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织工》，它揭露了19世纪中期西里西亚地区纺织工人的悲惨遭遇和资本家的贪婪。柏林警局认为该剧有挑衅当局、扰乱社会秩序之嫌，该局局长贝恩哈特·冯·里希特霍芬男爵（Baron Bernhald von Richthofen）下令禁演该剧。因此，该剧只得在柏林的“自由舞台”秘密演出，不过仍然吸引不少观众冒险观看。一年后，法院终于判定允许该剧公开上演，该剧受到热烈赞扬。其不停歇的演出和公众的积极支持无疑是对抗皇帝的文艺观念的一种示威。皇帝陛下只得凭借他的另一重身份——帝国陆海军最高统帅下令军官包括穿军服者禁止观看该剧，同时撤销了自己在剧院的包厢。柏林所发生过的一幕幕旋即也在德国各地重复上演。在慕尼黑的施瓦宾，演出更为辛辣和犀利。专注生活的《青年杂志》与讽刺政治的漫画杂志《痴儿报》越来越受到追捧。前者迎合青年人当中那些试图摆脱传统文明者的幻想，营造一种法国“新艺术派”风格的花哨、浪漫式的日耳曼幻境，这种与传统格格不入的风格在德国被称为“青年风格”。后者按照编辑的好恶，借用军人和政客的漫画形象来嘲讽政治。这两种杂志让慕尼黑民众坚信，比起那些从柏林来的戴着老花镜的军官和古板的普鲁士官吏们，中间阶层，尤其是南德意志的中间阶层，才是德意志更优秀的群体。《痴儿报》上的漫画和插图文章文如其名，辛辣犀利，揭示了当局掩盖的丑恶现象。
一种崭新的、轻松的生活方式正在城郊出现，即所谓的“繁荣时代”，慕尼黑人称之为“摄政时代”。巴伐利亚亲王开始接替极富情趣却已疯癫的路德维希二世摄政，路德维希二世便在慕尼黑与贝希特斯加登之间公开过着悠闲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引得民众纷纷效仿。一股厌世之感席卷中间阶层的青年们，他们认为当下的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主宰的德意志，既荒谬又可悲。在这种情况下，一股激进的高雅潮流破壳而出，受到爱惜自己、热爱艺术的青年男女的追捧。他们强调理想主义而非享乐主义，并为墨守成规的父辈们感到可怜。对他们而言，颓废主义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全新的、温柔的且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方式。
年轻不再如过去一样仅仅意味着人生的一个阶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世界观，意味着敢于挑战一切常识公理，敢于蔑视一切严肃的父辈们强行灌输的规矩。青年人的生活不再约束在家里，他们与狭小城市里的古板世界诀别，走出去亲近大自然，在山峦起伏之间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这群天真烂漫的青年男女三五成群，在白天唱唱歌、看看书、读读里尔克（Rilke）的诗篇《旗手》，入夜后缠绵悱恻。他们会去黑森附近的卡塞尔，攀登格林兄弟童话里描绘的那座霍赫迈斯纳山。1913年，成千上万名学生聚集于此，公开阐明他们的理想，发誓要留住彼此的“纯洁心灵”，并决不重蹈父辈的覆辙。他们视自己为民族的精华，倡议创造一个属于新世纪的新国家。然而，正是这一代参加“漂鸟运动”（Wandervogel ）和“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 ）的青年人，仅仅过了一年便高唱着国歌“德意志兰，德意志兰，高于一切”，奔赴“一战”的佛兰德斯战场而沦为炮灰。
在众多通向美妙未来的道路中，没什么比得过对性的发现和对性的未知探索更让人激动，更具有革命性。几个世纪以来，男女之间的异性吸引一直属于禁忌话题，对性的描述也仅仅出现在神话中男神向女神求爱、小说中牧羊男同无知牧羊女打情骂俏的场景——性本属上帝赐予众生的恩惠，却受到礼制社会规矩的压抑。维也纳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将性从世俗礼法中解放出来，破除了婚姻、父母、财产以及夫妻忠诚的僵化标准。一夜之间，男人女人便置身于不能被原谅却也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中。他们不必教条式地阅读心理学杂志，以求理解男女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什么，因为主旋律就是性自由。传统卫道士对此态度谨慎，认为这会以人类的痛苦与失败为代价。那些引诱人们的事物也同样埋葬了日常社会。每每出现引起轰动的桃色新闻，其背后总是暗藏着令人不安的暴力。而且，一旦人们任由自己被体内不受约束的暴力所驾驭，传统的责任、信仰和道德理念该何去何从呢？社会的精神支柱已经崩塌，婚姻将何去何从？以性压抑为基础的传统礼法又将何去何从呢？
在《汤豪舍》等歌剧中，理查德·瓦格纳早在二三十年前就传达了严肃且不安的信号，舞台上的激情演绎配合着台下交响乐演奏的抑扬顿挫。这部歌剧虽间接以上古的、神秘的历史作为乐谱语言，却直接昭示着一切传统礼教的终结。这种轰动性、颠覆性的寓意，年复一年被那些前往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音乐节的人们所观看、所聆听。连俾斯麦也想通过禁止帝国政府向拜罗伊特提供财政拨款的手段来遏制这种热捧，说明瓦格纳的歌剧要比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议会所做的演说更能煽动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骚乱。
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曾在散文《勃兰登堡漫游记》中通过景观描写歌颂了普鲁士贵族，赞美了他们的乡间别墅。不过，他也敏锐地注意到频繁的感情纠葛、新兴的性解放、对现有等级制的反抗是如何瓦解着传统道德体系的，于是在小说里对之一一加以批判。小说《艾菲·布里斯特》中，女主角非法的情夫在决斗中丧命后她自己也受到了无情的惩罚。小说《施蒂娜》和《迷茫·混乱》则都讲述了冲破阶级藩篱而结合的爱情悲剧。冯塔纳让他笔下的主角在轻率的、徒劳的求爱之路上历经艰辛而失败。然而，易卜生、斯特林堡（Strindberg）和新一代作家则更具革命性，认为这些悲剧的根源并不在于人性的弱点，而是在于僵化的传统礼制。福楼拜（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Tolstoy）的《安娜·卡列尼娜》则将那些为爱痴狂的主角们写成生死挣扎中的受害者——这是全体欧洲人生活的日常写照，而且大部分发生在德国。人们尝到了知识进步带来的苦乐参半的成果，因为他们正面临一个既非天堂也非地狱但却蔑视一切传统智慧的世界。
道德上的混乱与迷惘是近代德意志的首要特征。近代科学教会人们知识，也引发人们对上帝是否存在的疑惑、对自身命运会是怎样的迷茫。然而，人们始终未能轻松解答这些难题。易卜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契诃夫等等也在不断追问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但除了推倒并粉碎传统的藩篱一无所获。在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舞剧《胡桃夹子》里，老鼠勇敢挑战王子的一幕居然受到圣彼得堡宫廷的称赞。魏德金德（Wedekind）的戏剧《青春觉醒》以及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戏剧《轮舞》则在主题上更为大胆。它们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一副冷嘲热讽、虚情假意、漠不关心与空洞欲望交织的丑恶——真爱和温情早已泯灭。理查德·施特劳斯在歌剧《莎乐美》中更是直奔主题，扯下了历史的遮羞布。在戏外，尚亟待发现的事物便是人性的未知。随着人性的方方面面不断被揭露，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个道德据点的不断沦陷。但是，诗人和心理学家不应该为社会的堕落而受到非难，因为他们只是把全体欧洲人灵魂中的躁动描写出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