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的新德意志对未来自己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满怀深深的未知，而德意志人也对自己的新身份充满困惑。包括法国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的新德意志范围内有4100万居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把自己称为德国人，他们仍旧满怀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自豪感，把自己称为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巴登人、萨克森人，不一而足。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居民仍以汉萨人自居，意指曾经垄断航线和商业的强大商业联盟——北德汉萨同盟在中世纪的辉煌。这些自我身份定义的潜台词能让那些使用它们的人们与一般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身份、与俾斯麦和柏林的统治划清界限。不过，就连俾斯麦和他亲手推上皇位的帝国皇帝也更愿意称自己为普鲁士人，条件允许的话，乃至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勃兰登堡人。俾斯麦偶尔会把自己唤作普鲁士国王的“勃兰登堡侯国臣民”；他偶尔也会强调他的祖先早在1416年霍亨索伦王朝从纽伦堡迁入勃兰登堡之前就在这里的旧马尔克公社占有土地。
德意志联邦主义情结不仅曾经是，而且如今也是德意志人由来已久地渴望与政治中心、与波恩或柏林、与“德国人”的身份保持差别的最实际的宪法表达形式。人们一直埋怨俾斯麦新德意志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个国家搞的是中央集权制，而联邦制只是顺便用简单的宪法语言粉饰了一下——“德意志帝国是德意志诸邦国和自由市的共同体”。普鲁士在经济、工业、财政、行政和军队等领域都占主宰地位——实际上，德意志三分之二的疆域、五分之三的人口都归普鲁士统治。先通过柏林威廉大街的普鲁士政府机构进行决策，再提交帝国各部门参阅，随后法案得以确立，政策得以推行。而且，在官方文件中，那些掌管帝国各部门的国务秘书们在地位上显然不及那些“冠以阁下头衔”的普鲁士大臣们高。
即使是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这些邦被纳入俾斯麦的新德国前——它们曾经被拿破仑出于战略考虑而有意规划在欧洲地图之上——这些邦的人们也从未忘记他们的祖父们曾经可以如何自由地决定自己邦的事务、发行自己邦的钱币、规定自己邦的税收，而同时，除了远在天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外，任何人无权凌驾于本地市政府与修道院之上。科隆人民始终厌恶普鲁士自1813年拿破仑败退开始至20世纪中叶结束的占领。他们常常会在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上进行嘲讽普鲁士历史英雄人物的表演。当地的1848年革命明显带有反普鲁士的色彩，而1918年刚过当地又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莱茵分离主义，试图脱离普鲁士和柏林而独立。在曾经引入法国法律的德意志西部地区，《拿破仑法典》被沿用到1900年。而地处德意志东部的普鲁士所制定的《普鲁士邦法》——一部历史悠久、深受启蒙主义熏陶、贯彻法国大革命理念的民事法，也得以沿用至今。
德意志的多样性还深深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面包与啤酒、服装、语言及地区法律中。除了有产阶层和知识分子，普通人都只说当地方言。而那些人也只是在彼此对话时才讲官方德语；他们同下人、底层民众对话时仍要讲方言。俾斯麦，既是诗人又是伟大的议会演说家，在对易北河容克庄园里的农民讲话时依然使用低地德语，一种南德意志人听不懂的方言。南德意志下巴伐利亚的多瑙河畔的施特劳宾居民，每每踏上北德意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土地，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异国之感——他们当然不会认为有什么理由去那里。德语中还有很多使用起来千差万别的语调和成语，它们一旦被同时使用，则或被人认为滑稽可笑，或让人不知所云，或二感兼有。萨克森邦的居民拥有一门得天独厚的方言，听起来往好里说是有趣，往坏里说是粗鲁，不过他们精湛的文化和工业成就使这种方言得以保留下来。
语言只是体现德意志多样性的一个方面。德国国土上的房屋建筑样式和村落布局样式也极富差异性，这可以折射出德意志农业和封建土地制度在古代的差别。德意志东部的一些地区人烟愈来愈稀少，流出的大量人口纷纷涌入大城市——以柏林为甚。在德意志南部的符腾堡，几个世纪生生不息的纺织业和金属贸易使这里的居民能在小城市里过着不错的生活，现在，那些小城大都已经发展成繁荣的工业中心。
饮食无疑也是体现多样性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因储藏和运输之不易而只能就地消费的啤酒。各式奇形怪状的面包和饼干往往能反映出历史和神话起源。传统的德意志面包卷形状被做成像女性生殖器那样，无疑象征着生育崇拜。面包品种大多以硬皮黑面包为主，小麦非常昂贵，所以白面包对中产阶级而言也是一种奢侈品。肉类也是如此：只有礼拜日才能吃到。鱼类在德意志北部成为廉价的主食，的确非常廉价，连科隆地位低下的仆人们都抱怨怎么天天吃鲑鱼。那时莱茵河还是一条从阿尔卑斯山源头奔涌而来的水清沙白的河流。在德意志南部，鲤鱼之类的鱼受到富人和穷人的欢迎，这些鱼最初都是修道院里的鱼塘养的。当时奶酪还并不是什么佳肴。因为上好的奶酪品种无法从法国或瑞典进口，本地出产的酸臭奶酪才是下层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食物。
啤酒是普通百姓的常见饮料，香槟、白兰地和葡萄酒则是达官贵人们的专享。葡萄酒大多为产自西部莱茵法尔茨的雷司令白葡萄酒，更受欢迎的则产自莱茵高（Rheingau）——即被英国人冠以“霍克酒”（Hock）之名的霍克海姆葡萄酒。另外还有弗朗克尼亚生产的灌在山羊睾丸形酒瓶中的席瓦娜葡萄酒，这种葡萄酒再次借用山羊睾丸形状寓意强大的性能力。出产雷司令白葡萄酒的摩泽尔位于巴登地区下萨尔河和上莱茵河之间的河谷地区。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谷和魏玛附近陡峭且怪石嶙峋的萨勒河谷也出产葡萄酒。《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香槟酒只能被命名为“塞克特酒”（Sekt）。因此，作为对法国科涅克白兰地的回应，德国白兰地酒融入了更多的本土元素：南方利用李子或樱桃酿造白兰地酒，北方则利用土豆和黑麦酿造杜松子酒。
甚至人们的用餐时间也不尽相同。对于广大工人来说，一天的活动始于日出而止于日落：因为点灯的花费太高。他们的劳动时间很长，每天超过10小时，每周大于50小时。与工人截然相反，上流社会在日落后除了睡觉外还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天黑后照样畅饮葡萄酒、享用晚餐是他们生活的显著特征。当时工人劳动时要携带面包、香肠和汤饮——食堂是以后才出现的事物。与工人截然相反，富人们的一天以小份鞍上早点和骑马开始，随后是“早餐”（déjeuner）——上流社会习惯用这个词表示午餐，下午五点钟在酒店与友人聊天或伴着音乐品用下午茶。正餐通常在晚上进行：晚八点之前进食被视为下等人的特征。餐桌摆满六或八道菜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餐桌上的奢靡程度成为衡量主人经济地位的标准，不论是迈森、柏林或宁芬堡生产的瓷器，还是鱼子酱、香槟、鲜鱼、鹿肉和非时令水果，都能体现身份。
19世纪末才出现的自来水在彼时还是奢侈品，而热水则专供富人享用。冲水厕所是文明生活方式的一大象征，在彼时也是极其昂贵的。大多数厕所仍然臭气熏天，通常搭设在屋外的庭院处，木门上刻着心形图案（为什么要刻心形图案始终是个谜），由数个家庭共用。浴缸在古代并非没存在过，但始终被视为奢侈品。连老皇帝威廉一世想要洗个澡时，也需要让人把附近一家酒店的浴缸搬到位于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皇宫里。电力在19世纪最后几年得到大规模推广——由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的德国电气联营公司（AEG）安装的电灯早在1876年就已将帝都柏林点亮——这一切使百姓的生活更为明亮，用人更为减少，环境更为良好。
现代技术促进了平等主义的发展。穷人的世界和富人的世界开始逐步相互交织。自行车提高了人的速度，不过对当时的穷人来说仍属于贵重物品。火车亦是如此，车上尚设有四个等级的车厢：四等车厢售予那些搬运笨重行李的穷人，三等车厢售予拥有一般财富的中产阶层，二等车厢专售女士，一等车厢只留给富人。尽管如此，萨克森国王依旧抱怨众人的铁路出行太过于平等，因为国王和普通工人居然可以乘同一辆火车同时出发、同时到达。时间也是使众人平等的伟大之物。因为铁路和工业必须要求标准时间，过去的陈规旧律不再适合。这种统一的标准时间和价格合理的怀表的普及，意味着量度时间不再是一项特权，而是日常生活的必需。
当然，度假也只是富人的专利。极大地借助铁路的快捷与安全，他们可以四处周游。人们可以乘火车从柏林出发北上海利根达姆，以期在波罗的海岸边优雅的新古典风景中度过周末；也可以南下前往法属里维埃拉，去到曾经令人望而却步现在变得愈发吸引城市中产阶级的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间。因为在瑞士作家约翰娜·斯比丽（Johanna Spyri）的畅销小说《海蒂》中，那个来自拉格斯温泉附近大山的天真的小女孩代表着身体和灵魂的健康。火车和电车使得城市郊区不断扩大，花园城市和到乡间别墅过周末的想法得到实现。正如汉普斯德是伦敦百姓的休闲之所一样，格林瓦尔德和万湖（Wannsee）也成为柏林百姓的休闲之所，艾本霍森（Ebenhausen）则也成为慕尼黑热爱大自然的富人们的休闲之所。
健康前所未有地成为一件人们认真关注的事情，体育运动亦如此。在这件事情上，富人和穷人又一次表现出差别：上流社会骄傲地炫耀着他们的英伦风，他们打高尔夫球并练习骑马。学生中那些更尚武者则会学习击剑，这与其是为了健康，倒不如是为了荣耀和名声。偶尔发生的、小心翼翼上演的击剑决斗被视为一项社会地位的象征，如果决斗顺利，脸上能留下精心设计的伤疤，那就好似佩戴了一枚勋章，能够保证决斗的学子借助那层无形而强大的校友关系网快速跻身上流社会。热爱踢球的普通民众也会经常参加自行车赛和拳击赛。就连社会民主党自己也认为，工人阶级的体育活动在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体系下得到了良好的开展。
严格意义上来看，一个单一的德国社会是不存在的。一座东普鲁士庄园，无论其小如普通骑士领一般，还是大如登霍夫家族（Dönhoffs）、多纳家族（Dohnas）和勒恩多夫家族（Lehndorffs）大地产一般，仍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生活模式的痕迹。但是，即便是这里，农业萧条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这里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便开始遭受来自乌克兰肥沃黑土地、阿根廷绿色牧场和美国中西部广大平原的竞争冲击。柏林，与之泾渭分明，已然成为一个拥有近百万居民的不断发展的大都市。旧建筑轰然倒塌，新建筑拔地而起；凭借快捷的运输网，一个个村庄被连接起来，逐渐形成一个个新工业中心。柏林不仅容纳了旧普鲁士的权力精英，也容纳了新式银行、现代化大众媒体、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和政党。在德国西部，鲁尔区的工业迅猛发展。在德国南部，因为缺乏煤矿和钢铁工厂，另一种工业化发展模式被推广，以脑力和精细工艺为基础的传统手工业，被改造成以纺织业和冶金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总而言之，德国是个多方面的社会，而且这些方面都在不停地发展。前往北美的移民潮趋势不见减弱：事实上，1870年战争爆发后，移民数量达到新高。在随后的20年里，每年约有10万青年男女离开德国的家园，去新大陆谋求更好的生活。大多数移民北美的亲人们会热情洋溢地把刚刚结束南北内战、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国度。这股移民热潮持续到1893年北美爆发经济大萧条为止，因为那时美国铁路圈地运动已经结束，德国经济前景更加繁盛。
国内人口迁移的人数要比移民国外的人数多得多。国内人口不断从东部涌向西部，从上和下西里西亚及波兹南省、从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涌向柏林等大城市。国内人口的不断增加不仅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为工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皇帝的臣民人数以每年大于1%的速度增加，从1871年的4100万人增加至1913年的6800万人。这种人口爆发式增长直到1906—1907年工业不景气时期才趋于平稳。历史数据表明，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除俄国外，德国是欧洲诸国中人口最年轻的国家。而法国人口与之大相径庭，在经历拿破仑战争的血雨腥风之后便一直裹足不前。
德国社会充满年轻的活力和创业的精神，但也缺少经验，这些社会现象体现为德国的爆发式剧变。在城市，由于高房租以及19世纪80年代集体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家庭规模日趋缩小。在农村，农民们仍然想要很多小孩，但是土地却无法养活这么多孩子，因为土地能带来的收入比城市工业提供的报酬微薄。因此，人口从东部向西部的迁移便是一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柏林、鲁尔、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纽伦堡、汉堡和不来梅聚集的频繁运动。城市很快拆掉它们的古城墙，并且建设起一系列鳞次栉比的工业区和住宅区，公共交通不断合并掉周边的村庄，同时鼓励工业建厂吸纳附近的劳动力。在不断扩张的城市旁边，原本地位低贱的农民的儿子趁机卖掉为未来城郊建筑用地做准备的贫瘠田地，而终于盼到大发横财的出头之日，在一夜之间暴发为百万富翁。人口的增长、高涨的生活水平、科技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动力一起创造了经济史学家所说的“内部拉动的增长”。
因为所有事、所有人都在发展，所以阶级的藩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地理上的人口迁移带来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大多情况是下层百姓在向上层流动。只有那些依靠马匹和公路做买卖的人群在往下层流动，因为这些行当已经被铁路物流所取代。许多鞋匠和裁缝逐渐被社会所淘汰，因为现代制造业日渐占据主导，而缝纫机也代替了技工的操作。今天的德国，施奈德（裁缝）、舒马赫（鞋匠）、穆勒（磨坊工）和施密特（铁匠）都是最常见的姓氏，这就足以证明在工业革命前这些行当曾经有多么兴盛。不过，一些上升渠道被关闭，就会有另一些上升渠道被打开，而这要归功于综合大学和技术学院带来的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的迅速推进。另外，德国还有很多机构向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提供工艺或会计方面的职业培训。比起大多数欧洲国家，德国拥有更多教育机会来推动社会下层向社会上层的流动，而这个机会主要由国家提供。普通百姓尊重学问，遇到“博士先生”和“博士太太”——即博士的妻子时，即便那位太太未曾踏进大学的校门，他们都会对二者表现得尤为尊敬，这种尊敬激励着人们向更高的教育水平努力。
从军和从政也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渠道，特别是人们在军队服满12年役后，便有机会在日益庞大的行政机构中谋得一份小差事——在征税所、海关和国税局或那些为规范工业社会而成立的众多官僚机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联邦德国1949年首任总理，就出生在一个普鲁士军官转业为海关官员的家庭里。少年阿登纳被送去读高中，接着在大学里学习法律，后来娶了一位贵族女子为妻，1917年刚40岁出头便出任家乡科隆的市长。这一切按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一段相当精彩的人生。阿登纳身上折射出的这种学习热情和顽强意志是德国人奋斗的典范。特奥多尔·蒙森，德国著名古典学家同时也是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着与阿登纳同样典型的上升轨迹。这个出生在北德意志村庄的男孩最终成为帝国学识最渊博的大师之一——同时也是批评帝国最犀利的人士。诸如此类的鲤鱼跳龙门的人士还有很多。他们无不是出身寒微但发奋苦读；念高中是第一步，上大学则是第二步，然后显赫地位便近在咫尺了。从统计方法上看，许多军队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员都是贵族的论断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德国的贵族授予制使许多平民获得贵族头衔，就像许多英国高级将领和政府官员受封爵士头衔一样。
普鲁士国王于1866年吞并法兰克福，使冯·罗斯柴尔德（von Rothschild）男爵成为他的臣民，那些原本没有贵族封号的银行家乃至犹太银行家都有机会在自己姓氏前加上一个“冯”或“男爵”称谓（传统贵族出身的特殊标志），而成为新贵族。亚伯拉罕·奥本海姆（Abraham Oppenheim），这位来自科隆的犹太银行家，名望极高并且热衷行善，就此获封男爵头衔。同样，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也获得了爵位，而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帮俾斯麦增加了大量财富。19世纪末的德国和奥地利、比利时、英国一样，对功名、财富和求知持开放态度。
妇女们不得不等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让战争推翻阻碍她们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藩篱。因为直到1900年之后，中产阶级的女性——上流社会认为女性读书有失身份——才开始作为正式学生踏入大学的校门。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女性不但可以学习哲学、社会学，也可以学习医学。因为对贫苦的妇女而言，为生计而工作远比人权重要得多。男人们外出从事重体力劳动，例如到冶金厂做工，女人们则会在家附近的纺织厂里织织缝缝，而家里只留下老人照顾孩子。在手工业时代，女人们的生活大体就是记账、照料家里的孩子们以及反抗丈夫的权威。她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更多的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
柏林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并未顾及西部、南部和萨克森居民的感受。“我们害怕大都市”，歌德借《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的主人公之口道出。他指的便是柏林。事实上，歌德一生中只去过柏林一两次，也没有喜欢上那里。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邦联的外交中枢就设在法兰克福的托恩-塔克西斯亲王（Prince of Thurn and Taxis）的巴洛克式的砂岩质王宫中。1848年革命期间的全德国民议会曾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共商国是，直到被解散、被羞辱及被贬低至历史的边缘。柏林却在近代德国历史上频频以胜利者的姿态出场，1834年就成为德意志关税联盟的首府，只因为普鲁士力主实现德意志的自由贸易，而奥地利却违反潮流，力主保护主义，终致失败。普鲁士还是德意志诸邦中经济最强的一个，表现为财政健康、金银货币稳定、税收管理完备。北德意志自由市、科隆和南德意志各省的居民并不赞同将柏林设为帝国首都，不过俾斯麦也不打算征求他们的意见。尽管他仍对各邦原来的君主们以礼相待，不过毋庸置疑，他才是真正掌握德意志大权的人。
柏林不仅是新帝国的首都，还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工业中心。柏林据有哈韦尔河和施普雷河交汇之处的优越位置，区内是易北河冲击形成的大片沙质平原，同时也与奥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相隔不远。柏林还是巴黎到莫斯科、哥本哈根到米兰等国际铁路线上的重要枢纽。1848年竣工的科隆-明登铁路将德意志西部与柏林相连，几乎穿越了北德所有的主要河流，并在驶过柏林后继续向东延伸了500英里，直达位于德意志最东部的东普鲁士港口和要塞。与地处巴伐利亚南部的慕尼黑相反——那里的王室机构为留住本地古老的安宁与祥和而一直限制工业的发展——柏林的工业发展一向受到普鲁士政府的鼎力支持而显得高于一切，为的是解决就业、增加税收。这里存在一种奋斗意识，即普鲁士这么一个只剩泥沙而无其他资源的国家，政府能做的便是鼓励工业发展，创建夏洛腾堡工业大学，为工业提供先进技术，从英国的兰开夏和伯明翰引进技术，从伦敦引进资金。遭受路易十四宗教迫害而流亡德意志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奠定了新教的劳作精神，再加上本土的虔敬主义和清教主义教义，这些造就了柏林人的创业精神。
自1815年起，普鲁士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规划的国都柏林显现雏形：除了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建筑，其他建筑都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几乎历代普鲁士统治者都十分痴迷于建筑，因此比起维也纳，柏林从不缺乏新鲜感——因为不断被推倒又不断被重建。柏林城的人口也从1800年的近20万人增长到1900年的近400万人，这一增长伴随着德意志东边乡村的人们来此寻找更幸福、更自由的生活的历史进程。德意志西边的人们对柏林并不感冒，但对德意志东边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俄国侵占的一部分波兰国土上的犹太人而言，柏林就意味着希望。来自东欧犹太聚集区一户犹太人家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前，就曾在柏林上过大学。世纪之交柏林最受欢迎的画家——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同样来自东边，而他已在勃兰登堡门旁建有宅邸、在万湖畔修有别墅。柏林拥有诸多大型工业公司——波尔西克（Borsig）生产铁路机车，西门子（Siemens）生产电报设备，而更晚的通用电气公司则生产电气装置，这些公司为移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时便明确指出，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而要用“铁和血”来解决。而75年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纠正了俾斯麦这一老套的说法，指出德意志的统一是通过煤和钢在经济上实现的。也正是在柏林，统一各方力量才得到汇聚。
等到世纪之交，柏林当之无愧地成为集繁忙、乐观、魅力——实际上还有革命以及德意志工业于一身的中心。柏林还是德国金融服务业的中心。1866年法兰克福被普鲁士占领，普鲁士以其支持过奥地利为借口要求其支付巨额赔款，而自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兰克福再也没有恢复昔日德意志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过，彼时的法兰克福业已错失了以股份制公司和股份制银行等大商业为特征的新型工业的发展潮流。首批诞生的这类股份制银行旨在保护股东投资铁路公司等新行业时不受各种风险的影响。这些银行中的典型有科隆的萨尔·奥本海姆财团（Sal. Oppenheim Jr. & Cie）所创立的达姆斯塔特银行（Darmstädter Bank），它不久便被迁往柏林。为了更靠近这座权力和工业的中心之城，贴现银行（Disconto Gesellschaft）、德累斯顿银行、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等一众银行纷至沓来，今日的德意志银行也是从柏林起家的。如果说柏林股票交易所是德意志的晴雨表，那么1873年成立的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则使柏林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稳固。在随后的20多年中，柏林银行业掌管着俄国人的借款、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和大量在南北美进行的投资。
俾斯麦治下的柏林与同时期英国帕默斯顿首相治下的伦敦和法国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首相治下的巴黎更为相似，而不像1919年后魏玛共和国治下的喧嚷、花哨、神经质的柏林，也不像纳粹残暴统治下的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彼时的柏林一度是欧洲大陆中央的重镇，同时也是一个夹杂着无数乡村的“大县城”，柏林人借此揶揄他们的“市郊”——一种本地社区。柏林能把波茨坦公园和宫殿的田园牧歌之美与德国一流大学的庄严之感融合在一起。柏林企业的水平与美国比也不落下风。柏林还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无论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王太子创建的国家美术馆、德皇威廉二世创立的威廉皇家科学院，还是艺术大师威廉·冯·博德（Wilhelm von Bode）创办的大型博物馆群，都是这种爱国主义的写照。在历经一代人的建设之后，即便那些最不看好德国的人士也会承认，柏林除了呈现出城市的肮脏、无情的剥削和有组织的犯罪等近代工业社会的阴暗面外，也展现出良好的艺术、工业、银行业、建筑和城市规划，完善的卫生保障、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更是无可挑剔。
除《法兰克福报》和那时的德国《金融时报》外，所有大小报纸都在柏林出版发行，每天会有两到三种报纸详尽地报道帝国议会的开会情况。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咄咄逼人而又目空一切的传媒界，它选址在柯赫大街，在腓特烈大街、威廉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构成的政府广场之南只几百米之遥，坐落在宫殿广场和巴黎广场之间，靠近勃兰登堡门。德国各大利益集团和有组织的利益团体都在柏林设立了自己的总部，主要做一些打探情报、游说、募集资金、举行集会并发行一些几乎无人理会的手册的事情。随着1873年大萧条的来临，自由贸易主义被迫让位于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利益组织也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据此主张国家必须做出干预，并将之与帝国对财政收入的紧张相提并论。这一主张不仅立足经济层面，而且涉及政党制度。通过对各类政商联盟的管理和操控，俾斯麦轻易控制着政局，这一幕幕每天都在威廉大街的首相府、巴黎广场的阿德隆酒店、滨海大酒店以及两三个高档餐厅如博尔夏特餐厅及御林广场旁的路特·韦格纳餐厅之间上演。俾斯麦式政治体制常常被描述成近乎独裁的体制，但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游说政治，这种政治模式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英国或美国相比并无不同。
很多人难以适应国家出现的急速变化。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因此担心柏林这种无节制的生活与政治前进节奏会让人们既得的一切面临丧失的危险。不过，更多的人感受到的只是全欧洲由工业发展、殖民扩张和生活水平高涨而激发的普遍的乐观主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对危险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以至真正地一语成谶。
在考察完德意志帝国的兴衰历史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指出：“政治家必须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危险正游荡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但是，这还不能成为位居工业革命前列的德意志人民的主流意识，因为俾斯麦似乎还能掌控欧洲局势，国力、科技和工业实力每天还在增强。这一次，历史似乎出人意料地与德意志人民站在了一起，而任何不和谐音符则被有意地排斥在这场歌舞升平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