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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的奥妙:我们怎样过节》序编 重振传统节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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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用“像过节一样”形容美好日子。谁心中没有儿时过节的愉快情景呢?成人尤其是老人,许多往事已经如烟,而过节的温馨仍藏在心底,历久不磨。是的,节日是生活长链中闪闪发光的珠宝,是记忆长空中远远闪烁的星光,它未必给人强烈的震撼,却深深嵌入生活、浸入情感、沁入心田,对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潜移默化却是刻骨铭心难于磨灭的影响。

节日是人们祈愿的生活状态,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理想因素,具有提升精神的作用。它有几大优势:首先是广泛性,群体性参与,覆盖面广;其次是周期性,每年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强调,入心至深;再次是欢娱性,寓理于乐,而且有丰富的感情色彩,以情动人。节日是好载体,即使从文化普及和教育推广来说,节日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的岁时年节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成长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形于隋唐两宋时期,元明清时期又有重大发展,近百年受到冲击,但民间乡土社会一直坚持着,延续至今。

现在是我们重振中华传统节日体系的时候了。精神是要有体系的,有个体系,精神才有归依,才有一个坐标,人才明白自己在这个坐标中间是处在什么位置,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归宿。我们要共建精神家园,就得要建设体系,有体系才有精神家园。我们要建设好中华节日体系,让政府管理好时间,让公民安排好生活,使中华节日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组成部分。

四大传统节日放假是怎么来的

节日体系随时代发展而发展。我国传统社会有传统节日体系。建国初制定了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放假的传统节日只有春节一个,独木难成林,传统节日体系在制度层面被废置。

中共十六大有了关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决策,2003年3月在新任有关领导人与七位高级专家座谈时,笔者发言认为传统节日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沃土,应当重视传统节日。领导人当即肯定,其后多次批示要研究传统节日。中央文明办多次邀请笔者参加有关研讨会,笔者的意见编为简报上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上每位领导人,送中央“两办”,发中央文明办副局长以上领导干部。2004年起笔者就率先连续在全国政协提案吁请重视传统节日,建议清明、端午、中秋、除夕要放假。这些都为中央出台关于传统节日的正式文件作了铺垫。2005年,中央五部委出台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以下简称“关于传统节日第一份意见”),大政策已定,2006年回答笔者提案时已持肯定意见,到2007年终于采纳,国务院颁布了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修改,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四大传统节日都放假(笔者被媒体称为传统节日放假的推手)。看起来只改了几个节假日,实际上体现出节日体系在变化。这个变化是不是就已经定型了?笔者觉得不是,这是渐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节日体系还在与时俱进,还要再发展。

七大传统节日:4+1+1+1

本世纪初叶笔者亲历了这种发展:现在放假的是原“四大传统节日”即春节、清明、端午、中秋。2005年中宣部等五部委制定“关于传统节日第一份意见”时,笔者参与了,重要传统节日在“四大节”之外加上重阳节,成了“五大节”。当时央视拍《我们的节日》电视系列片,笔者就主讲重阳节。主编中央文明办组编的《我们的节日》书时,笔者坚持增加七夕节,被采纳了,2006年6月正式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将七夕纳入成“六大传统节日”。笔者又建议元宵节应独立出来,也被采纳了。9月,《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列出“七大传统节日”: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而且说要充分发挥这七大传统节日的作用。《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补上元宵节。所以笔者写了一篇短文叫4+1+1+1,短短两年我们国家认定的重要传统节日,由原来的四个,2005年加了一个重阳,变成五个,2006年6月加一个七夕,变成六个,2006年9月又加了一个元宵,变成七个。就这两年我们认定并写入中央正式文件的重要传统节日就由四个变成七个。至此,我们已经复建起中华传统节日体系的大框架,并恢复显现了这个体系的特色:

以天时地气为凭依、与生命节律相呼应,以人伦精神为灵魂。

一句话:循天时重人伦。以下分两方面阐述。

循天时而立节

中国传统节日是在天人合一的主导观念中氤氲化育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是大自然所化生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几十万年的阴阳转化化育人类,人身上有着大自然的密码,人类和自然界有统一性。《易传》就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人要与自然的“四时合其序”,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中国传统节日基本上是按天人和谐的精神设立,按时令顺序相继排列的,与大自然的节律相适应。“节”是天地时气的交合之处,是“天”、“地”、“日”、“月”的节奏,因此,也应当是“人”的节奏。它区隔出一年生活周期中的各个阶段,展现出一年生活中各个阶段的涵义,有如生命成长过程中各个阶段,是连通自然节律与人生节律的“节点”。大自然有阴阳,人也要讲究阴阳的消长平衡。这种理念明显地体现在传统节日体系中:自然时间(节气时间)的过程与人文时间的意识有机结合,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的节律和谐共振。

中华传统节日循天时而成俗,它成形于农业文明时期。农牧业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生产活动的,跟天候、物候、气候的周期性转换的大自然律动关系非常密切。传统年节体系兼顾天、地、人:太阳、月亮与地球、人类的关系,农耕社会民众劳逸结合的需要与自然节奏、气候周期的关系。从时序安排上传统节日宛如一条由自然节气生成而贯穿春夏秋冬的农耕操作链。

重视个体生命与自然节气和谐,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传统节日体系是传统社会人们生活的统一时间体系,既按照自然的时序,又与生命时序、人生的自然阶段相呼应。我们可以透过传统节日的内涵,阐述其与个人生命中每一特定成长阶段的相关性。对这种关联性的诠释,不仅教会我们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还能唤起我们对生命本身的体悟,掌握自然的节奏与律动,主动安排自己生命的途程,做好自己生命的主人,发挥好自己生命的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程颐把“元亨利贞”相对于春夏秋冬,他说:“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参合以上,我们把天人合一在一年四季的特征概括为:春生、夏长、秋收、冬成。这也恰可比拟为个体生命一生的途程。

四时各有当令节庆、合令节俗。例如:新年迎春,元宵节是过年的压轴大戏,狂欢热闹后就投入新的劳作。清明时节生机勃发春意盎然,在春播春种之时感恩先人和大自然母亲、生身母亲赐予生命和生机。端午迎夏,生命加速成长繁茂,百虫也孳生,及时辟灾驱疫、卫生健身。夏末七夕节银汉秋光,瓜果成熟在望,爱情和婚姻也充满期望。中秋节秋收有成,祈愿人月两圆共享成就。九九重阳,阳极将转阴,惜秋敬老,感恩父祖辈和师长。入冬冬闲,以过年为中心安享一年劳动成果,并积储能量迎接新年新春。这个年节体系,盖以自然节气的规律性变化为依托,宛如一幅自然节候的流程图,也恰是生命的流程图。这是在天人合一宇宙观下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充溢天人之情的民族生活时间坐标,而且恰与人类生命、自然生命的节律相呼应。无怪乎人们把春天比作勃发的少年,夏天比作快长的青壮年,秋天比作有成的中老年,冬天则进入安享的老年继续培养新一代。以下是各主要传统节日与人类生命、自然生命节律相呼应的略表:

中华年迎春生命的萌发元宵迎春生命的起步清明春生生命的传承勃发的少年中华母亲节母教子孝生命的养育端午夏长生命的成长和保健快长的青壮年七夕成熟生命的茁壮和婚恋长成的青壮年中秋秋收生命的成就有成的中年中华教师节尊师爱生生命的教育重阳敬老以及人之老生命的登高熟年转老年除夕冬成生命圆满育后人安享的老年

增强人伦主题节日形成九大节

中华传统节日,感自然节律而起,孕人文精神而丰。它从历史长河中走来,不断融入人文内涵。

在精神文化层面,西方文化重宗教,中华文化重人伦。这也体现在传统节日文化中。西方传统节日大都与宗教有关,英文holiday或holyday一词是“神的日子”或“奉献宗教的日子”,如圣诞节是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等等。

中国是无“国教”,而有“国德”:没有国人普遍信仰的宗教,而有国人普遍崇尚的伦理道德。西方提到信仰,首推宗教信仰;儒家提到信仰,首重人伦道德。最明显的物态表现如:西方传统的村镇设教堂,我国传统的村镇有祠堂。祠堂记录着血缘传承、伦理次序,是伦理文化的载体,尤其在我国南方非常发达,至今很多年轻人成婚要进祠堂。

在中华文化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是上帝造人,人是娘生父母养的,是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华人特别感恩父母和祖先,所谓“慎终追远”的“追远”,就是一代一代追寻上去,追本溯源,寻根问祖,认祖归宗。这就是寻根意识,敬祖意识,“祖宗崇拜”。华人的人生价值观之一是光宗耀祖,至少不辱没祖宗,不做对不起祖先的事。连祖宗都忘了,叫“数典忘祖”,这是不齿于人的。这种以血缘亲情为根基生发出来的感情,是与生命意识血肉相连的感情,是植根在人性中的感情,是最自然的感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比那种以利益为权衡的感情,要崇高得多。这种意识代代相传,不断强化,积淀成伦理型的中华文化,最注重人伦道德。由这种人伦文化熏陶,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流淌在华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铸成中国心、中华魂。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异国他乡,永远保持着中国心,永远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华人都同种同祖、同根同源,血浓于水!

华人把祖传姓氏放在个人名字之前,而不像欧美那样把自己名字放在最前头,这也是华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反映。而死后如果有魂灵的话,也不离开家庭,而是世世代代地坚守住家庭,护佑着子子孙孙,至少逢年过节必回家与子孙团聚、接受子孙的供奉。所以传统家庭家里都设祖宗的牌位,让祖宗有个位置,至少反映自己心里有先人的位置;逢年过节要上供,至少是反映自己不忘先人。笔者到台湾看到三个亲戚家里都有祖宗牌位,令人十分感动。

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伦理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优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伦理道德是做人的根基,我们以伦理道德作精神家园,我们的精神家园不在彼岸的天堂,而在此岸的天伦。天伦之乐,这是华人的“福”,华人的天堂。

最近托名某大国某著名智囊公司者诬称:中国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是从根上抹黑中华文化,也有悖于西方有识学者向来的谈论,例如:17—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千古绝伦的大智者”,他说中国“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我们从前谁也不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斯宾格勒把道德灵魂当做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二战之前,欧洲学者曾经探讨,世界四大古文明为何只有中国文明屹立至今,他们推论:“可能是中国人特别重视家教。”达尔文就说:相对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更具有典范意义。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认为:在科学知识及应用领域,现代西方文明确占优势,但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最高意义的洞察上,西欧文明却远非中国文明那样深刻。他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说:“在有益于人类幸福的所有方面,中国文明都优于欧洲文明。在中国,……若能获得适当时机,他们就能使自己返老还童,创造出较之西欧机械文明远为优秀的文明。”英国史学泰斗汤因比1974年在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的“展望21世纪”的对话中断言: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尤其是天人合一式的保持人与自然平衡的和谐。

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情感信念来处理的关系。重视伦理道德和人伦情感,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连美国前总统布什都承认这点,他在任的一次中华年时,对华人讲话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很大,其中一个贡献就是家庭伦理。

中国自古便以家庭为社会的细胞。现代中国的家庭结构已经过历史巨变,《红楼梦》时代、巴金《家》时代的家长制大家庭已经解体,造成家庭文化有负面作用的历史环境和人为因素已基本消失,现在应当重建新型的家庭文化。现在绝大多数小家庭只有直系的亲子关系和一对夫妻关系,培育子女成为生计之外的家庭生活中心。

人之初,从家教始。亲子之互爱出诸人的自然天性,是不计功利的,是不计“支出”、“收入”的,与市场上的买卖交易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亲子间的天然关爱和无私慈孝精神,是其他人际关系所无法比拟的,这是人类爱心的最初种子,是起点和基石。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也是道德启蒙的起点和基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爱之心,博爱精神,都是这种爱心的推衍和升华。《孝经·天子》云:“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中华文化“立爱自亲始”但从来不停留于“亲亲”,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家庭和血缘为主导的“亲亲”扩及“仁民”,再扩及“爱物”,乃至具有“民胞物与”的胸怀。《礼记》说“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人早就把家这个基本关系扩大了,已把人类的爱心和德行由本义属于家庭的亲子之爱,推广到对所有的人、乃至天地间所有的物的更为广泛普遍的爱,把人伦的观念贯彻到天地万物之中。从爱亲走向“泛爱众”,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自然。爱是道德的基础,珍惜这种爱亲的情感体验,把它培育起来,推展开来,就会养成健康发达的爱心和德性。以此为根而繁衍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应是天然而富人性的。情感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如果没有这种淑世情怀,而让单纯“以利相交”、以利益为取舍的处世原则主宰人世,那么,见利忘义的世风就难拂去。

中华文化从来就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对家庭的责任感、整体感中培育对国家民族、对天下的责任感:“位卑未敢忘国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庭是培育爱心和责任感的全天候学校,受益的却不仅是家庭,而是全社会,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如果说我们现在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的话,其原因不是人伦道德多了,而是人伦道德削弱了。

我们的传统美德本来就深深扎根于百姓日用伦常之中,我们的道德建设应当继承传统美德的这一优良传统,从百姓日用伦常抓起,从每个人自小怎样待人接物抓起,下大力气建设新伦常规范。

我们要建设的人伦关系,是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双向互惠互动的伦理关系。我提出,现代应优先建设三大人伦关系:亲子关系(血缘伦理)、夫妻关系(婚姻伦理)、师生关系(层级伦理代表之一)。要构建和睦共荣的血缘关系、和美共生的婚姻关系、和谐共进的层级关系。具体而言可落实到:亲子爱、夫妻情、师生义。我们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大力建设好这三大人伦关系。

龙门农民画中的夫妻亲子

中华传统节日就是培育人伦道德的沃土,是人伦教化的好载体。2015年2月17日在春节团拜会上国家主席致辞说:“春节是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游子归家,亲人团聚,朋友相会,表达亲情,畅叙友情,抒发乡情,其乐融融,喜气洋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我国的传统节日一般都是综合性、多义性的,缺少单项突出的人伦主题节日,而现代社会又很有表达单项人伦感情的需要,于是西方的此类节日就乘虚而入。但异质文化的人伦节日难于承担传承中华人伦传统之任。而且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所以笔者一直建议主动设置植根中华文化土壤的以夫妻、亲子、师生三大人伦关系为主题的中华人伦主题节日。中华情侣节、中华父亲节可以分别叠加在七夕节、重阳节上(详下说)。中华母亲节当在春天,以孟母生孟子而成母亲的农历四月初二为基准日。教师节当恢复清雍正五年以降的传统,定在“万世师表”孔子的诞辰日。加此二节后共成九大节。

重振传统节日体系

传统节日体系是按农历设置的,与农历关系至密。人类各民族创制的历法主要有三:

一种是阳历:我们现在采用的公历,即格里高利历,系在古罗马儒略历基础上加以改进的结果。它只考虑地球与太阳的相互关系,因而是一种纯阳历。它的每月日数和月的大小,都是人为设定的,和月亮的运行没有关系。格里历简便易行,得到公认,成为今日地球人公认的公历。另一种是阴历:伊斯兰民族的回历是一种纯阴历,它只考虑月亮的圆缺(即朔望月),以初见新月的那天为每月的第一天。纯阴历的回历年与地球绕太阳的周年运动(回归年)也没有关系。

第三种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历法阴阳合历:古代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太阳和月亮(太阴)各自的回归周期规律——阳历和阴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的历法就已经是阴阳合历。天干配地支,天干是太阳运行规律,地支是月亮运行规律。从阳历部分来说,《尚书·尧典》就有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节气的划分,也就是“二分二至”。至迟在春秋时代,又有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也就是“四立”。二分二至和四立合称“八节”,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时的开始和到达一半的节点。“四时八节”构成了中国传统历法中阳历的最基本的部分,从战国到汉初,已发展成为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即将回归年平分为24等份,这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对天文、气象、物候进行观测、探索、总结的结果。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5—104)颁布《太初历》,引二十四节气入历,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历法的基本格局。

再从阴历部分来说,人们对朔望月的认识还要更早些,至迟在西周开始有了“朔”的概念,是指月亮与太阳同出没,在地球上看不到月光的月相(月亮与地球、太阳成一条直线)。由朔日到下一个朔日就是一个朔望月。由于十二个朔望月的长度比回归年少11日多,因而必须置闰,即每隔一定时间增加一个闰月。春秋时代人们就已经掌握了“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十九年七闰”的置闰规律。二十四节气就是运用阳历(所以与公历的对应日期基本固定),朔望月就是运用阴历(所以与公历的对应日期就不能固定),阳历一年365日,阴历一年354日,两者相差相当于11日,三年就相差约一个月,为了兼顾二者,我们先人编制出一套阴阳综合的年岁历法——农历,用分别加插闰日和闰月来弥合。它既考虑地球绕太阳的周年运动(回归年),也考虑月亮的圆缺(朔望月)。它是一种独特的阴阳合历,过去有人称之为阴历,这是不对的,现在我们称之为农历。

由于同时考虑太阳与月亮各自的运行情况,所以农历与公历的对应日期就不能固定,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传统历法不科学,而是由于我们祖先的哲学观念与西方人不同。西方哲学强调对立,其历法就以太阳为唯一依据;中国哲学强调和谐,阴阳调和,才能生生不息,所以我们的历法对太阳与月亮并重。中西两种历法的不同反映了中西两种哲学的不同,这是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中华文化讲“究天人之际”,必须提高到天地自然的高度与广度,才足以论中华文化。以农牧业生产为主,“一年之计在于春”的中国,其春夏秋冬语序早已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时间顺序基因之中。对自然存在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农历历法三要素的年月日全是依据日(太阳)月(太阴)天象得出。西汉《太初历》确立了中国阴阳合历的基本格局,中国的阴阳合历是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的伟大创造!是我们先人所编串的时序长链,其上设置着闪烁了几千年的彩色明珠:中华年、元宵节、春分、清明节、端午节、夏至、秋分、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都顺应并反映着自然的节律、生命的时序。这是中华民族观象授时的智慧结晶、人类文明的瑰宝。

中华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和载体。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传承中形成的传统年节体系,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已经成为民族生活、民族灵魂、民族根基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淀着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凝聚着中华文明的精华,是中国人的自然观、哲学观、伦理观、审美观、爱情观的体现。

中华传统节日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和谐理念与道德理想。其体系的形成兼顾太阳、月亮、地球的运行规律,包含着天文、气象和物候的知识,体现了适应自然节奏、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体现了天人合一、重视阴阳平衡、顺应自然而又有所作为的哲学观。节日活动因时制宜,华年迎新、元宵欢闹、清明踏青、端午备夏、七夕观星、中秋赏月、重阳玩秋:亲近自然,感激自然,爱护自然,融入自然,万物共融,与大自然的节律保持一致,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同这种自然观相协调,形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观。在节日里,通过礼节和仪式,营造普天同乐、与人为善的和气人际氛围,营造骨肉情深、天伦乐融的和睦家庭关系,体现人与人和谐的人际观、伦理观。传统节日所蕴涵的和谐理念与道德情操,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当借助的巨大文化资源。

中华传统节日是民族生活中的典礼和仪式,是民族情感的黏合剂,“每逢佳节倍思亲”,其中充盈着亲情情结、敬祖意识、寻根心理、报本观念,最容易唤起对亲人、对家庭、对故乡、对祖国的情感,唤起对民族文化的记忆、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同宗同源的民族情、文化同根性的亲和力,理所当然地受到全世界华侨、华人的喜爱。一个人、一个民族对自己故乡、故土、亲人、民族历史的记忆和追思,无疑是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振传统节日体系,显然有利于培育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团结,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海外华人身处异国他乡,他们面对的主流社会文化和我国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加入了当地国籍,在政治意义上是不折不扣的外国人。但是,他们坚持过春节,坚持继承春节民俗。原因何在呢?海外华人通过春节民俗活动,就是要重新确证自己是一个文化上的中国人!

过节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和普遍存在的亮点,而各个民族的节日又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以无比丰富的多样性,汇成万紫千红的世界节日文化百花园。我们应当汲取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包括节日文化的积极成果,但不是让“洋节”取代中华节,让西洋文化取代中华文化。有个比喻:“吃了牛肉人变成牛”,那就丧失了国家民族的主体地位,被同化;“吃了牛肉比牛更牛”,那就强筋健体,增强国家民族的主体性。

节日的“去中国化”,那是中华节日的悲哀,中华文化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某国前总统在《不战而胜》一书中说:“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时,我们……就不战而胜了。”撇开冷战思维不谈,此话也值得我们深思。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的身份证,而且是民族身份的护身符,从社会层面上说,文化存,民族存,文化亡,民族亡。希特勒就曾说:“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我们不能不传承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不能不尽心竭力使传统节日充盈时代精神而理性回归。

普天下华人对自己的传统节日多怀有温情、怀有亲情,因为它跟中华民族的历史存在方式密切相关,深深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人格需求紧密相连,蕴含着我们祖先几千年的精神承传,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世代相传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滋养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推动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不断发展壮大。

传统节日是我们祖祖辈辈共同拥有的安享天伦之福的时光!是养我育我的中华母亲文化。衣帽不时髦了可以换,民族传统节日可不是衣帽,那是我们的血脉,是我们生命的有机元素!十指连心,割伤了是会痛彻心扉的!俗话说“子不嫌母丑”,是的,不能嫌亲娘不时髦就换个洋妈妈,那是不齿于人的勾当,我们只能克尽孝爱焕发母亲的青春活力,让世世代代哺我育我的中华文化焕发光彩!

当今中国的节日体系主体包括两大方面:有按公历(阳历)计的现代纪念日(主要是政治性的):元旦、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有按农历计的传统岁时文化性节日和植根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人伦主题节日:中华年(简称华年,也叫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华母亲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华情侣节)、中秋节、教师节、重阳节(中华父亲节)等。本书只介绍传统节日和植根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人伦主题节日。以下分冬储迎春、春生时节、夏长养生、秋收时节四编分别介绍九个节。

本书的出版承中华书局、各“范例”作者以及鲍林春前进英才基金会的大力支持,特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