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我5岁时在保定念过私塾，开始是跟我伯伯，他打了我一下，从此我就不去了，我记得我表姐，那时梳个大辫子，跑来请我，请我我也不去。后来没办法，我妈妈只好把我送到所谓的洋学堂，一个女老师带着一个班学生，大小都有，我是最小的。我小时候调皮得不得了，男孩子办的事儿我都能办。人家钓鱼我偷着把竿子撅断了，人家追我就往家跑，那时才四五岁。所以我外婆就说我托生错了。我5个弟弟，都文雅得不得了，就我像男孩。
你别看我父亲是“封建军阀牌”的，他有一个特点：他为什么在东北，让我们在北京呢？他说北京的学府是最好的，他让我上中法合办的孔德学校注166，就是现在的二十七中。我们的学校完全是法国式的，校长是蔡元培。市立中学大概是2块钱学费，我们的学校一个学期要17块大洋。他宁可把他3个孩子送到这儿。
我一年级没考取，因为我不会勹夕冂匚注167，第二年我就考取了。后来我就跳班，因为我别的基础还好。我在学校的样子不像满族人。从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对我都很好。所以人家学生都忌妒我。我小时候当然也活泼一点嘛。从二年级我就跳芭蕾了，所以老师喜欢我。那个时候，在北京城，大概跳芭蕾的就是我老师的侄女，她演的洋娃娃。我个儿高，跳也很简单，就是台上从这儿走到那儿去，然后把洋娃娃抱出来，跟着音乐这么走。大概跳舞也没很长时间，以后又唱歌啊什么的。我从小在学校里是比较受宠，家里也很宠，所以养出我这个性格来。
我们小学的老师全部都是北大毕业的。学校很开放，灌输了很多革命的道理，我尤其是对小时候的课文印象深刻。我们四年级老师姓庞，就讲五四运动。我们五年级老师就讲唐诗，讲莎士比亚，讲莫泊桑的小说，讲《西线无战事》呀什么的，我们才五年级呀，这个老师最近才死，被打了多少年的“反动文人反革命”。六年级是钱三强的长兄钱秉雄注168。
我们学校的宗旨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老师跟学生平等极了。下课时打秋千老师都陪着我们，高小班的主任还跟我一道弹球。我一回家我妈妈就问了，她是很严格的，说你怎么那么多球？我说先生输给我的，我们管老师叫先生。我们对老师都非常尊重。我特别喜欢在学校，那时我家就住在北池子头条，离学校近啊，我带着我两个弟弟总是第一个上学，总是大门还没开，我们3个就等着开门进去。礼拜天我也到学校来。那时候真是黄金时代。
我为什么有这种性格，一是从小学校培养的，二是“一二·九”我参加革命。我为什么参加革命？还是小时候老师的关系。我对共产党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们五年级陶老师的妹妹在北大读书，她就住在我们学校，长得非常漂亮，人家说她就是共产党，我就想共产党那么漂亮？那我也当共产党，这就是启蒙。后来她被捕了，到延安以后被杀了，很惨，最后平反了。她姊妹几个现在还有，除了我这个老师以外，都是老革命。我这个老师在日本留学，她爱人是日本人，但是人很好，一直在中国，解放以后就把他们打成“特务”“反革命”，等到周总理批下来，说他对中国很好，没做过坏事，他人已经死了。我老师就剩了一个女儿，老太太现在九十多了，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人。就因为她丈夫和妹妹，就把她整得连里弄的工作都不让她做，我心里特别同情她。还有个先生姓杜，是个非常好的很有名的诗人。硬说他是“反革命”。那时他在怀柔乡下，我也几次去看他。
反正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功课还可以。可就是好像老有学生忌妒我似的，后来搞什么新文化运动，提倡男女分校注169，我就趁这个机会调到女一中去了。当时我父亲还不愿意，他好的一面就是开明。一到女一中，正好赶上“一二·九”，我也就没好好读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