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我姥姥他们家有3个姑娘1个儿子，我妈是大姑娘，我还有两个姨儿，一个舅舅。我姥姥一共生了4个儿子，死了仨，到六七岁就死。一生儿子，没到六七岁呢就发愁了，从三四岁时候就发愁了，这又要走，我就听我姥姥说，说这就是坑人来的呀，这是该着他们的。后来我舅舅小名为什么叫钉哥儿呢，就是把他钉住了，别再走了。满族人好起这路名字。就活了这么一个舅舅，但是这个舅舅到日本(侵略中国)时候，让日本人给弄去灌凉水，给打了，这事我知道，因为我舅舅比我大点儿，大点儿也就大个十几岁。我妈结婚的时候我舅舅都不大。
我舅舅叫王绪昆，都管他叫绪昆绪昆的嘛。好容易活了这么一个儿子，养得娇啊，真是娇生惯养。又小，又贪玩，就知道成天昏天黑地的。要不是养得那样，不那么异性，他也不至于最后精神分裂，他就觉得我不是皇亲国戚起码也沾点血统啊，我怎么能受欺负哪，但是那不是那个时候了，那是日本侵略中国了，可是他脑子转不过来。
定：他怎么就叫日本人给逮了去呢？
李：我舅舅在有轨电车上卖票，过去那叫铛铛车。也是一个朋友给介绍的，说钉哥儿人又老实，又好看个书什么的，去卖票吧，当完这班，下班就回家，省得受人欺负。就去那儿了。满族的子弟不就提笼架鸟吗？弄个画眉叫唤，画眉没有了，就逮个老西儿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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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什么叫老西儿？
李：鸟啊，叫老西儿，比画眉个儿大一点，叫唤也挺好听的。我舅舅他就干这个。养个猫呀，狗呀，鸟呀，还养鱼。家里头一进来就有一个跟瓦盆似的那种鱼缸，有上水石，搁点小亭子呀，小麦子什么的，我舅舅就好这个，下班没事了，弄这山子石，鼓捣鼓捣这个。那时候西总布胡同里头有电车公司的一个什么单位，他们卖票的回来都上那儿去交款。我舅舅从西总布胡同下车交完款回来，正好那儿有个日本兵的土木工程，门口卸的有沙土跟石头子儿，我舅舅看见那小花石头了，他就挑了点比较好看的石头，拿回来搁到山子石里头，鱼缸里头了。后来那儿不知道丢了什么了，就问谁来了呢，就有人说，就是卖票的里头有一个，就是他，说是他拿的什么什么。这日本人一听，就等着，把我舅舅给带走了。逮进去了日本人就打呀，灌了一回凉水，就让他招，问是不是他偷的，那他哪儿能承认呢，没有啊。实际上我舅舅拿的就是石头子儿。肯定是有通风报信的人，石头子儿也至于你就报告日本人？日本人丢的这个东西是石头子儿吗？我那时候也就十几岁，不知道这里头究竟是什么事情。哎哟给我姥姥、姥爷急得哟，急得就没法子，就哭天抹泪的，就说这钉子哪儿受得了啊，日本人给逮去灌凉水，这不就死了吗，我们好容易留下这一个儿子，怎么又短命啊！
那时候我姥爷推那个卖饭车就推不动了，自个儿找了个门脸儿，在禄米仓注44开那么一个小饭铺，我父亲挣钱，我姥爷也帮着点儿。可是我们这么多人哪，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难，我姐姐就必须得出去工作了。我姐姐干什么呢，也是经人给介绍的，叫生计所，就在现在社科院的边上，就是腮帮子上，那个位置。现在叫贡院的那条街，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大的生计所。生计所是干吗的？卖菜、卖水果，卖这些东西，我姐姐就上那儿，按现在说就是售货员，就那么着挣点钱。她得跟日本人打交道，又搭着(年龄)小啊，就学点日文。
我们家的两边，住的是两个日本人，一个叫中原，另一个叫长男，这两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咱们不知道。当然日本人也有好人有坏人，中国人不也是那样吗，这两个人呢，就比较不错。怎么认识的他们呢，一个跟我们是街坊，一个是他们老上生计所买东西去，老夸我姐姐：“你小姑娘的好。”晚上回来我姐姐就跟他们学点日文，就跟他们多少能对点话。他们有点什么吃的还给我们送过来，什么日本的饭团，什么豆，什么狗宝：“你们家孩子多，小孩小孩的多，大大的。”我姐姐是跟着我姥姥、姥爷长起来的，我舅舅给逮起来了，他们这么难受，我们也难受啊，我姐姐就说我去找中原跟长男去吧，就托的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说好，给你说说，说你舅舅，那个小孩，大大的好——我舅舅回去不干别的，连门都不出，就鼓捣那鱼啊，鸟啊——赵家楼旁边那口儿住的一个日本人叫岗野，好像是管宪兵司令部还是什么的，我姐姐就托中原跟长男去求的岗野，就把我舅舅给放出来了。
我舅舅放出来以后到家，就一天比一天精神不正常。我姥爷就发现，他弄那鱼抓起来给攥死，攥死就说：“都因为你们，都因为你们。”后来一点儿一点儿地就疯了，越来越厉害。那时候也不讲究说上哪儿去瞧，就找那个巫医，烧香啊，磕头啊，上我们家来就吹口气，“”就打我舅舅脑袋，叫驱邪，那有什么用啊，实际不是那事儿啊，您说那时候人就是无知。后来我舅舅就那么死了，三十二三岁吧。要不我们怎么那么恨日本人哪，日本一投降，哪儿一说有打日本(人)的，我跟我二哥俩人就拿着棍子，跟着打去，在街上看见日本人，逮着什么拿什么打，日本人武士道精神，您打完，他冲您“哈伊，哈伊”不还手。我妈就吓得哟，跟家里哆嗦：“这俩要命鬼又走啦，这俩叛逆又跑啦。”让我三姨夫满街追我们俩人，追不着。我们就恨哪，我舅舅就是让日本人给打疯了的。
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日本一投降，哎哟北京人就全反(指反抗)啦，中国人都恨透了日本人啦，杀死咱们多少拉洋车的？坐车拉着要钱不给，一刀捅死，我跟我二哥都见过。那时候的政局呀，国民政府也没法控制，这些老百姓就反了，打鼓的跟拉洋车的凑到一块儿，就抢日本人。挨着门敲，敲开门进来，一瞅是中国人，扭头就出去了，要是日本人，先给他抢了然后打他一顿。我和我二哥就琢磨了，恐怕中原跟长男他们要挨抢，确实他们是没做坏事，那条胡同对他们印象都不错。我们就跑过去了，说那边没有日本人，那边也是咱中国人，他们就没敲(中原和长男家的门)。岗野就给抢了，也给打了。完了这俩日本人就上我们家，左一个鞠躬噢，右一个鞠躬噢。哎哟那抢得可厉害了，抢的那个被子呀，都堆老高的摞到洋车上。
我们那儿有一个，我们都管她叫王小脚，她也是年轻守寡，守着5个儿子，她怎么活呢，她拉洋车。拉着那洋车跟着抢，哎哟她抢的那日本被卧，我们说这回你可发了哎。
定：女人拉洋车？
李：女的。
定：汉族人满族人？
李：她是汉族人。那脚是后来放的。我们怎么知道她呢，这个人跟我们是街坊，在小牌坊胡同住，小牌坊就在赵家楼的后头，城墙根儿了。我们就瞅着她在街上，拉着洋车呱呱地跑，回来拿这么一小口袋棒子面，养着这5个儿子。5个儿子一个一个都穿不上衣裳，冬天就不出来了，夏天就光着屁股在街上，好几个人盖一个被卧。我就跟我妈说，妈您看那王小脚多可怜呢，我妈就说，可不是，也是个苦人儿哪。你看，弄着这5个儿子。一解放了，她就不拉车了，政府给找的事，就干点别的，她的儿子也都起来了。后来这人得肝癌死了，我说还是挺惨的。
5.父亲和母亲的婚事
李：我妈叫王秀芳，我二姨叫王秀芬，三姨叫王秀英。满族人可讲究了，是亲哥儿们弟兄，叔伯的，你这名字都排上，得挨着，不能瞎叫。
我母亲长得挺漂亮的，那纯粹，您一看就能看出来是满族人。高颧骨，黄眼珠，头发都有点发黄，反正头发不是黑的，满族那模样反正都在呢。
我母亲为什么跟我父亲结婚呢，这是我姥姥跟我姥爷的想法。
我父亲是唐山人，汉族。您知道唐山大地震，我父亲的老家是震中。他家里头就有个哥哥有个弟弟，可他哥哥、弟弟都不在唐山。我父亲是过继的，本来我父亲是四爷爷的儿子，二爷爷没儿子，我父亲行二，就过继给我二爷爷了。他们这一支，反正也是挺讲规矩的，给我父亲说了这么一个(妻子)，农村就讲使人啊，她比我父亲大四五岁。我父亲他不喜欢，结婚两宿也不是三宿，就走了，走了就出来了，也就是说，他是抗婚出来的，他就不承认他结过婚了。
我父亲学问是有，私塾他就上了8年，背古文哪，摇着晃着唱，那时候叫我们学，哼，我们才不学呢，什么呀，唱出那调儿来，还摇着膀子。我父亲后来是干吗的？过去叫账房先生，按现在说就是会计。他算盘打得好着呢，双手，这都教过我们。
我姥姥把我妈许配给我父亲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是一个人。姥爷这边就这一个儿子，我舅舅小也不大懂事，我姥爷家好像没有什么支柱了。我姥姥就跟我姥爷商量，甭管怎么着，人家虽不能更名改姓，人家这也是上咱们家来，能给顶点事，那时候家里头要缺这么一个人也不行啊。再说咱们大姑娘特老实，特窝囊，不能给有婆婆的，将来再给她窝囊坏了。说李先生，李先生人老实。就这么着，实际我父亲又隐瞒了婚姻历史又隐瞒了岁数。因为我父亲人黑点，黑人不显老，当然说多黑呢，也不是特别黑，反正不是那么白净的人儿。隐瞒了多少岁数呢，他隐瞒了13岁。
定：啊？差那么多？
李：您听着呀，隐瞒了十三(岁)，还说比我妈大10岁。实际就是差二十三了。后来我妈就埋怨我姥姥，说这都是为了您，您就为了您自个儿，您把我给了这么一个人。我姥姥就说：“唉，得了，已经这样了，甭管他比你大多少。”这时候我姥姥还不知道大二十三呢，只知道大10岁：“我为什么把你给了李先生呢？因为你太窝囊，太老实，怕你受气。”
“受气？受气也比这强。”
“那我跟你说说，你看我受那气：早上起来，我早晨哪五更天就得起，起来以后笼火归置屋子扫院子，都得悄悄地干，不能出声，干哪样活儿能没声呀？那时候穿的花盆底鞋，还穿着大长袍子，走道儿就得有声呀，就把鞋脱了，那时候都讲究穿布袜子，穿着布袜子在屋里走，出来进去，开门撩帘子都得轻搁轻放。弄好了水，沏好了茶，把茶碗烫了，把洗脸水都得打好，这时候才得上屋请安去，叫你太姥起来，点烟，起来还得在被窝里来两袋烟。大姑子跟你太姥一个屋，也得给点烟，待会儿她们都穿上衣服出来，梳洗、打扮，我就得侍候着。”侍候完了以后，两把头就不是我姥姥给梳了，我姥姥就算是笨的了，怕我姥姥梳不好，就我那姑姥姥给梳。可我姥姥在旁边都得支应着呀，拾掇弄着呀：
“都完了人家吃早点了，到我这时候干脆就别吃了，待会儿就吃中午饭了。抓着工夫就还得做饭，人不多你也得做呀，就说你，你行吗？给你找这个，他不是北京的人，他外头的，他什么都没有，他也就是比你大点儿，大点儿人家不是没学问哪，人家也有学问，人家也有能耐，得了呗，大点儿还知道疼呢。” 还说可别找满族人。就汉族的吧。
定：为什么不找满族的呢？
李：满族礼儿多，规矩多着呢，咱大姑娘受不了哇。就怕受气。我母亲那人比较内向，不爱说。那个社会压抑着，她也没有发言权，那个时候可不就是吗，我妈也就认命了，宿命论哪。命里注定的，那没法子，可她就老委屈，这是我姥爷和我姥姥犯的特大的错误。
我们家原来就租房子，后来东总布的那个院，是我父亲买的房子。就在你们社科院后边，北总布胡同内，也就是前赵家楼那块，其实我们住的那是好房子，原来是一王府，后来就说那院里头闹鬼，可我父亲不信这个。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孩子也多了，还是国民党时候呢，我们就一共有7个孩子了，一说租房谁都不租，人家都愿意清静。我爸爸就说不租，咱们想法买房，我父亲自己多少也积攒点儿，又跟公司找老板借点儿，那刘老板跟我爸爸是同乡。我听我爸爸说，找刘老板借点儿，然后慢慢还，咱们这么多孩子哪儿也租不来房，再有咱还有姥姥跟姥爷呢。我父亲跟我母亲就得带着我姥姥、姥爷，这事就落到我爸爸身上了。您别瞧，我爸爸对我姥爷特好，真跟儿子似的，他对不起我妈的地方就是说了瞎话，瞒了那么多岁数。
定：那也还就算不错，您妈也不受气。
李：受气倒是不受，不过就是这点真太对不起人了，一大大那么多。
定：他们俩感情怎么样？
李：原来我父亲不在家，也看不出什么来。我父亲是账房先生，他一直在外头走啊，先在一个福源土木建筑公司，后来在复兴土木建筑公司，什么湖南哪、湖北呀、福建哪，外地公司，包工干活儿，最后落到什么地方呢，开滦矿务局。就跟着公司老在外头。有时候一年回来一趟，有时候两年，这都没准。回来也就回来几天，顶多一个月，完了就走。您看我们间隔的岁数都不一样，我跟我二哥就间隔一年，可是我跟底下的弟弟间隔5年，在我的印象当中只要我父亲一回来我妈就得生一孩子，就是那么个印象。我也没细算过，反正是生了我们这么多孩子。我姐姐是老大呀，我姐姐底下有俩弟弟，接着就是我，我是第四个，我底下还有5个弟弟。我姐姐现在是七十八，比我大10岁，我最小的弟弟，老九，是1950年生人，现在五十二，不到五十三。七十八，五十三，您说我爸爸这人差劲不差劲。
定：您妈妈生小弟弟时候有多大岁数？
李：反正是我出生时候，我爸爸就五十了，您算算，我最小的弟弟是1950年生人，都解放了。多可气呀。
定：您妈也够苦的，生这么多孩子。
李：别提多苦了，要不我一想起来，有时挺恨我爸爸的。你自个儿比我妈大那么多，你都不想想，一个俩仨那么养，你给谁养活呢。我们受多大累都不要紧，我妈受多大罪呀，那时候就没办法。一人造孽，太可气了，要不然我特恨他，到现在人都死了，那我也恨他。
要不我妈那思想怎么那么开通解放呢。她老说我这辈子算是完了，你们可得什么，吃糠咽菜，咱们吃不上饭你们也得上学。我爸爸说丫头家的上啥学呀，我妈妈说别听他的，他一年在家待几天啊，咱们该干吗干吗。
我父亲瞒岁数的事后来怎么知道的呢？刚一解放忠诚老实学习的时候，自己有什么隐瞒的事，都得说出来，我爸爸不打自招，自个儿就全说了。这一说岁数就暴露了，这人已经六十多了，我父亲本身就瞒了10多岁呀，您到岁数了，根本就该回家了，那时候不叫退休，叫告老还乡，那就回去吧。那是1950年，正好就是我要初中毕业，我爸爸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专门给我写的，说：我已经让人给辞退了，回家我再跟你们说详细的事，现在我就告诉你，你应该想出路，再也供不了你上学了。我就跟我妈说，等我爸回来我得问他。1951年他回来，还给派出所写了一份检查呢，把岁数得给订正过来呀。我爸爸让我给派出所送去，我说我才不送呢，谁说的瞎话谁欺骗的组织谁说去。我爸爸只好自个儿去了。
我父亲刚回来的时候还行，后来就有点老年痴呆，就更年期。我父亲是1967年去世的，死在唐山。那时候我正在医疗队，我刚到医疗队13天，我哥哥给我打一个电话，说老家来信了，爸爸病得可厉害。正是“大串联”的时候，连火车我们都挤不上去。
定：那您母亲是哪年去世的？
李：1985年年底，整八十。哟，我母亲可不容易了。自己就9个孩子，然后我弟弟他们的，我哥哥他们的。就是我姐姐那孩子我妈没怎么管，为什么呢，我妈说你姐姐有婆婆，我就不管，你哥哥的孩子，我是婆婆，我是奶奶，我就得管，我不管怎么着？我大哥有仨(孩子)，我二哥一个，我二哥的爱人也死得早，弄一个孩子，仨月就扔给我妈了，我妈就一直带着。没离开过。就我这儿子，也是跟我妈长起来的。我儿子就说我姥姥可是个好人哪，我姥姥就是没文化，我姥姥要有文化，那是相当有领导能力的妇女干部。
定：你们家就属您最厉害了。
李：我觉得我讲理。谁不讲理也不行，你凭什么不讲理？我弟弟他们不听话我真打，我妈就说待会儿，待会儿那“反叛”回来了打你们。管我叫“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