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仁、宣，论者比之周有成、康，汉有文、景，为嗣主守文太平极盛之世。两朝之治，可并计作一时代。一、仁宗享国不足一年。二、仁宗之得位颇赖宣宗，仁之善政皆宣所能法。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十五日即位，改明年为洪熙元年，即于元年五月辛巳十二日崩。仁宗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册为燕世子。成祖举兵，世子守北平，拒李景隆五十万来攻之众，使成祖得于其间袭大宁，劫宁王，挟三卫之众，以成靖难之武力。然其弟高煦、高燧俱慧黠有宠于成祖，高煦尤从军有功，白沟、东昌之战，危急时高煦皆预其事。建文四年，燕兵已至江上，复为盛庸所败，成祖欲且议和北还，会高煦引北骑至，成祖抚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战，庸军小却，而陈暄以舟师降，遂渡江。叛逆之人，父子间亦以权位为市，高煦之蓄意夺嫡，成祖实诱导之。篡国既成，议建储，淇国公邱福、驸马王宁等时时称高煦功高，成祖以世子为太祖所立，高煦又多过失，不果。永乐二年，卒立仁宗为太子。
《史·解缙传》：“储位未定，邱福言：‘汉王功高，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太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
仁宗之立，即由宣宗之不凡，为成祖所深属望，故得立。而解缙则以是为高煦所谮，屡贬窜而不得保，身为纪纲所杀，家属且籍没徙边矣。
宣宗生之前夕，成祖梦太祖授以大圭，宣宗生于建文元年。曰：“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既弥月，成祖见之曰：“儿英气溢面，符吾梦矣。”既立太子，高煦与弟高燧，日夜伺隙谗构。始建文时，方孝孺以书抵北平间世子，宦寺黄俨为高燧党，潜报成祖：“世子与朝廷通。”成祖大怒，而世子不启缄，遣使驰上军中，成祖发书乃叹曰：“几杀吾子！”九年，又立宣宗为太孙。北征时，太子辄监国。
《高煦传》：“成祖尝命同仁宗谒孝陵，仁宗体肥重，且足疾，两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从后言曰：‘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时宣宗为皇太孙，在后应声曰：‘更有后人知警也。’高煦回顾失色。”
十年，北征还，以太子遣使后期，且书奏失辞，悉征宫僚黄淮等下狱。
《仁宗纪》叙此事在十年，《纪事本末》作十二年，证之黄淮、杨士奇等《传》皆作十二年，《仁宗纪》误也。今故宫所刊重修《明本纪》，仍未改正。《成祖纪》明明书：“十二年闰月闰九月。甲辰，以太子遣使迎驾缓，征侍读黄淮、侍讲杨士奇、正字金问及洗马杨溥、芮善下狱。未几，释士奇复职。”《黄淮传》：“淮及杨溥、金问皆坐系十年。仁宗即位复官。”
十五年，高煦以罪徙乐安。
《高煦传》：“封汉王，国云南。高煦曰：‘我何罪？斥万里。’不肯行，力请并其子归南京，成祖不得已，听之。请得天策卫为护卫，辄以唐太宗自比，已复乘间请益两护卫，《职官志》：王府护卫指挥使司设官如京卫。又洪武五年，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设三护卫，卫设左右前后中五所，所千户二入，百户十人。所为益恣。高煦长七尺余，轻善骑射，两腋若龙鳞者数片。既负其雄武，又每从北征，在成祖左右，时媒孽东宫事，谮解缙至死，黄淮等皆系狱。十三年五月，改封青州，又不欲行。成祖始疑之，赐敕曰：‘既受藩封，岂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远惮行，今封青州，又托故欲留侍，前后殆非实意，兹命更不可辞。’《纪事本末》敕文较全，语更明显，盖云：“与尔青州，今又托故。果诚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还？是时朕欲留尔长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实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辞。”然高煦迁延自如，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隶籍兵部，纵使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之，高煦怒，手铁爪挝杀野驴，众莫敢言，遂僭用乘舆器物。成祖闻之，怒。十四年十月，还南京，尽得其不法数十事，切责之，褫冠服，囚系西华门内，将废为庶人。仁宗涕泣力救，乃削两护卫，诛其左右狎昵诸人。明年三月，徙封乐安州，趣即日行。高煦至乐安，怨望，异谋益急。仁宗数以书戒，不悛。”
明年，十六年黄俨等复谮太子擅赦罪人，宫僚多坐死者。侍郎胡濙奉命察之，密疏太子诚敬孝谨七事以闻。成祖意乃释。其后黄俨等谋立高燧，事觉伏诛。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自是太子始安。
《高燧传》：“二十一年五月，帝不豫，护卫指挥孟贤等结钦天监官王射成及内侍杨庆养子，造伪诏，谋进毒于帝，俟晏驾，诏从中下，废太子，立赵王。总旗王瑜姻家高以正者，为贤等画谋，谋定告瑜。瑜上变，帝曰：‘岂应有此？’立捕贤，得所为伪诏，贤等皆伏诛。升瑜辽海卫千户。帝顾高燧曰：‘尔为之耶？’高燧大惧不能言。太子力为之解曰：‘此下人所为，高燧必不与知。’自是益敛戢。”
成祖崩于榆木川，高煦子瞻圻在北京，潜遣人以朝廷事报高煦，一昼夜使六七次，高煦亦日遣数十人人京伺有变。仁宗知之，既即位，遇高煦益厚，倍加岁禄，赏赉万计，高煦乃上瞻圻前后觇报知朝事。先是瞻圻母为高煦所杀，怨父，屡发父过恶，高煦亦以此陷之。帝以示瞻圻曰：“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穉子不足诛，遣往凤阳守陵。”仁宗崩，太子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高煦旋奏利国安民四事，宣宗曰：“永乐中，皇祖尝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今所言果诚，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命有司施行，仍复书谢之。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高煦遣枚青人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辅系青以闻。御史乐安人李浚亦弃其家变姓名来京上变。帝遣中官侯泰赐高煦书，高煦陈兵见泰，南面坐不拜敕，令泰跪，大言：“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太宗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徙以金帛饵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泰归不敢言。锦衣官从泰往者具陈所见。帝怒泰二心，曰：“事定治汝。”高煦疏言朝廷罪过，指斥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又索诛二三大臣夏原吉等为奸佞。帝议遣阳武侯将兵讨之，杨荣力言不可，曰：“独不见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顾原吉，原吉曰：“臣见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兵贵神速，一鼓平之，先声有夺人之心，若命将出师恐不济。”杨荣言是。上遂决意亲征，令大索乐安奸谍，敕遣黄谦、陈暄防守淮安，勿令贼南走。芮勋守居庸关，留重臣亲王守南、北京，余扈行。辛未，八月十日。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遂发京师，阳武侯薛禄为先锋。庚辰，十九日。禄驰奏已至乐安，约明日出战。上令大军蔫食兼行。辛巳，二十日。驻跸乐安城北，贼乘城举炮，大军发神机锈箭，声震如雷，城中人股栗。上不许急攻，先敕谕高煦，不报，至是复谕之，又以敕系矢射城中，谕党逆者以祸福。城中人多欲执献高煦者，高煦狼狈遣人奏，明旦出归罪。是夜，尽焚所造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通夕城中火光烛天。壬午，二十一日。出降，其党王斌等止之，愿一战，高煦绐斌等复人宫，潜从间道衣白席藁出见，顿首请正典刑。上命煦为书召诸子同归京师，赦城中胁从者，改乐安日武定州。乙酉，二十四日。班师，中官颈系高煦父子，锦衣卫械系王斌等归北京。户部尚书陈山于路迎驾，言宜乘胜向彰德袭执赵王，杨荣赞之，蹇义、夏原吉不敢执，惟杨士奇言赵王同反事无实，上亲叔止二人，当仰慰皇祖在天之灵，杨溥与士奇合，白上，事乃止。锢高煦于西内，废为庶人，诛王斌等。及发觉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约举城应者，凡诛六百余人。帝亲制《东征记》示群臣。以玺书封群臣言章示赵王，赵王献护卫表谢恩，伐赵之议始息。四年，宁王权请赦高煦，不许。一日，帝往西内，熟视高煦锁絷状，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命力士舁三百斤铜缸覆之，煦多力，顶负缸起，积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时，火炽铜镕，高煦死，诸子皆死。
《史·高煦传》末，但云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其死状《史》不载。《纪事本末》及《史窃》等书皆载勾上踣地，为铜缸所覆，燃炭镕铜而死之。《史》以为煦自应处死，不足致详。当时刑人之法，本不尽由正轨，官吏之处豪恶，往往立毙以立威取快，世亦无非之者，则此事固无足异也。
亲征之举，惟平此种内乱最有效。高煦所恃尊属至亲，同时将帅多共在行间，既情熟，又慑于帝子之积威，倘少主畏葸深宫，在外互相煽诱，偏裨亦心力不齐，难使用命，无论大将或有二心矣。赫然亲行，人心大震，临之以名分，威之以天下之全力，即军实亦万非一隅之比，逆势瓦解，束手就缚，希冀苟存生命而已。二十余年间事耳，建文初，齐、黄诸公有此识力，何至成靖难之祸？然高煦亦父作子述，直以靖难之举为可世业也者，骨肉相残，固亦逆取之报矣。
仁、宣两朝之善政，无重于作养循良，与民休息，前已言其略矣。安南之得而复弃，隳成祖已成之功，论者有两说：蹇义、夏原吉主不弃，喜边功者和之；杨士奇、杨荣主决弃，喜安静者称之。此固各有是非，然其病根为成祖以来，皆爱用宦官，以扰此新辟之土，不予以同享内地良吏长养之利，而任一太监马骐，括取财物，以失民心，诬蔑长官，使贤者不安其位而去，是宣宗时之弃安南，不过完成其事实耳。永乐中已弃之，洪熙时又重弃之，故不必执安南以言安南，但言三朝之纵容宦寺，即知弃不弃无可争论。其地愈远，朝廷愈欲用阉人为耳目，不弃亦徙损将士，糜国努，疲中国以召祸而已。
《安南传》：“永乐十四年，张辅召还，明年，命丰城侯李彬代镇。交人故好乱，中官马骐以采办至，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桀黠者鼓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陆那阮贞、顺州黎核、潘强与土官数州县一时并反，人名地名详《传》原文。彬皆遣将讨灭之，而反者不止，又蜂起十余处，人名地名详原文。俄乐巡检黎利即在其中。署官爵，杀长吏，称王，称太师平章，有称年号者，详原文。皆以不堪马骐虐而反。十八年，命荣昌伯为左参将助剿，降敕责彬，彬皇恐剿贼悉破，惟黎利不能得。”安南之不可收拾盖由此。成祖能督责军帅，而不能知祸由中人，军帅亦惟皇恐追剿，而不敢言中人之召祸。以安南为新服之地，抚循之使同化，犹惧不易，乃以贪其珍宝而使往采办，所使又为外廷不敢指摘之中人。《纪事本末》言：“李彬代张辅镇交趾，中官马骐为监事，定岁贡扇万柄，翠羽万个，骐墨而残，交人苦之。”是采办亦即为监事。太监之为镇守，前此犹不为久任，久任之镇守，盖自马骐始矣。《明通鉴》、《明纪》皆书马骐出镇在永乐八年，则以是年敕中官王安等，监都督谭青军，牵连及骐，非确。成祖以无人敢言内官而终其世不知骐恶。仁宗方为太子，耳目较易清明，当永乐间，黄福以尚书兼安南布按二使，深得安南人心。马骐怙宠虐民，福数裁抑之，骐诬福有异志，帝察其妄不问。夫既察其妄矣，不问福，即当问骐，均以不问了之，则中官虽妄亦无罪也。仁宗既即位，召骐还，亦召福还，而交人无所倚以自安，黎利遂不可制。当此反侧方亟，而必易此贤长官，谓非仍惑于马骐之诬，不能解其故矣。骐还未几，于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又矫旨下内阁书敕，复往交趾办金珠，内阁复请，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骐在交趾，荼毒军民，卿等独不闻乎？自骐召还，交人如解倒悬，岂可再遣？”然亦不诛骐也。《纪事本末》记此，《明通鉴》因之。以荼毒军民而召还不问，已可异，矫旨下内阁书敕，帝自言无此事而又不问，则明一代之阉祸，不必末代之暗君乐成之，仁宣英主，其爱阉纵阉，早出于情理之外矣。
仁、宣之用阉，合各书证之，亦应为《史》补一大特笔。盖阉人出镇，读《明史》者皆知为各边之监军，创自永乐，至嘉靖朝而尽撤，直至天启间魏忠贤而始渐复。盖明之不用宦官，以建文、嘉靖两朝为最有诚意，太祖则知防之，且立法以严制之，自余皆为阉所蔽者也。殊不知仁、宣两朝之设镇守，乃更设及各布政使司，是不独军事有监，民事亦有监也。《史》不清叙其事，惟《职官志·宦官职掌》后有云：“永乐八年，敕王安等监都督谭青等军，马靖巡视甘肃。此监军巡视之始。及洪熙元年，以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遂相沿不改，敕王安镇守甘肃，而各省镇皆设镇守矣。”据此则省与镇在仁宗皆设镇守。《明通鉴》：“宣德十年二月庚寅，宣宗崩于十年正月三日乙亥。二月庚寅，英宗已立。罢十三布政使镇守中官，惟南京守备，诸边镇守，及徐州、临清收粮，淮、浙巡盐者如故。”据此十三布政使皆有镇守，宣宗崩后乃罢。终明之世，幸未复设。而在仁、宣时，腹地镇守中官亦未尽公然为恶，无大节目可纪。既罢不复设，《史》遂略之，仅散见其文。《职官志》言其设，《明通鉴》言其罢，合之知仁、宣两朝尚有一全国军民之政皆受监于阉之事。假使宣宗崩后不罢，不知王振、刘瑾等用事遍天下成何景象。英宗初政成于太皇太后，任用三杨，此为明代一大关键。太皇太后即仁宗张后。后之贤有造于三朝，既崩而后王振肆恶，此不可不纪之又一事也。《明通鉴》此节本《纲目三编》，《三编》则本之《实录》。此最可信，亦最要之纪录，《本纪》不载，失之。
仁、宣朝事之美，《史》不胜书，尤多见于《仁宗张后传》、《杨士奇传》。君明臣良，谏行言听，读之令人神往。此不备录。顾纵容内监，则如上所述矣，设内书堂，教宦官得为秉笔，事在宣德元年七月。每日奏御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行，遂与外庭交结往来矣。太祖定制：“内侍干与政治者斩。”既奏御文书必经秉笔之手，则无政不与矣。宣宗英明，尚有亲批数本，后来嗣主之怠荒，即入主不与政，惟有秉笔太监与政矣。历代阉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当即位初，诏求直言，有湖广参政黄泽上书言十事，其言远嬖佞，即反复以宦官典兵干政为戒，帝嘉叹而不能用，旋即设内书堂，可知嘉叹之为好名浮慕。宣德六年十二月，诛中官袁琦，逮其党十余人皆弃市，先自经之马俊亦僇尸枭示，命都察院榜琦等罪示天下。然明年正月，即赐司礼太监金瑛、范洪免死诏，词极褒美。既罪琦等，以此示赏罚之公，而于中官之宠任者如故，免死诏乃与元勋之铁券相同，又开隆重刑余之特例。明一代之于宦官，真有固结不解之缘，安能为成祖以来解也？
至纳谏之美，《史》于仁、宣纪不胜纪，然其心以为忌而勉强容纳者，且不必论。仁宗之于李时勉，宣宗之于陈祚，则拒谏之烈亦奇。《李时勉传》：“洪熙元年，复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对不屈，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明日，改交趾道御史，命日虑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锦衣卫狱，时勉于锦衣千户某有恩，千户适莅狱，密召医，疗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渐，谓夏原吉曰：‘时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已逾年，或言时勉得罪先帝状，帝震怒，命使者：‘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已又令王指挥即缚斩西市，毋人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而前使者已缚时勉从端东旁门人，不相值，帝遥见骂曰：‘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时勉叩头曰：‘臣言：“谅暗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帝闻言色稍霁，徐数至六事止，帝令尽陈之，对曰：‘臣惶惧，不能悉记。’帝意益解，曰：‘是第难言耳。草安在？’对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称时勉忠，立赦之，复官侍读。比王指挥诣狱还，则时勉已袭冠带立阶前矣。”此仁宗之本色发露时也。《陈祚传》：“出按江西，时天下承平，帝颇事游猎玩好，祚驰疏劝勤圣学，其略曰：‘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圣贤格言，无不毕载。愿于听政之暇，命儒臣讲说，非有大故，无得间断，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开广聪明，增加德业，而邪佞以奇巧荡圣心者自见疏远，天下人民受福无穷矣。’帝见疏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大学》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诛。’学士陈循顿首曰：‘俗士处远，不知上无书不读也。’帝意稍解，下祚狱，逮其家人十余口，隔别禁系者五年，其父竟瘐死。其时刑部主事郭循谏拓西内皇城修离宫，逮人面诘之，循抗辩不屈，亦下狱。英宗立，祚与循皆得释复官。”此宣宗之本色发露时也。仁宗闻直言而扑折其人胁骨，临死尚以为大恨；宣宗因《大学衍义》之书名，疑为藐其未读《大学》，至逮其家属隔别系狱，终其世不释，至瘐死其父，虽极暴之君不是过矣。然两朝之致太平则非虚语，惟尽心民事之效耳。民为邦本，使民得所，即为极治。虽有暗昧之嗣君，万恶之阉宦，穷荒极谬，犹数百年而后亡。读史者以此为龟鉴，无得罪于百姓，即为国之根本已得，其余主德之出人，皆非损及国脉之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