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为建立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
在应对法国大革命爆发负责的那些人中有一小群正直的拥护者，而德·孔多塞侯爵是人格最高尚的人物之一。他为救助穷苦和不幸人们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德·朗贝尔和狄德罗编纂著名的《百科全书》的助手之一，在大革命爆发的最初几年，他还是议会中温和派的领袖。
国王和保皇分子的叛国阴谋使得激进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控制政府并大肆屠杀反对派人士的时候，孔多塞侯爵的宽容、善良和坚定的平民意识使他沦为了被怀疑的对象。孔多塞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或者说是非法分子，任何一个所谓的爱国主义者都可以把他处死。他的朋友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把他隐藏起来，但孔多塞不愿意连累他们。他偷偷逃出巴黎，试图回到老家，那里或许是一处安全之地。经过整整3天风餐露宿的生活后，已经奄奄一息的他不得不到一家小旅店要些食物充饥。警惕的乡民对他进行搜身，找出一本他随身携带的古拉丁诗人贺拉斯的诗集。这证明他们的俘虏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时，身份尊贵或受过教育的人都被视为革命的敌人），但他不该无故地的处乱跑。乡民们将孔多塞捆绑起来，塞住他的嘴，将他扔进乡村拘留所。但是当第二天早上，当士兵们要把他押回巴黎斩首的时候，孔多塞已经死了。
这个人为人类的幸福奉献了一切，却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他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绝望。他曾经写过一段话，到今天仍然与130年前一样铿锵在耳。在这里，我为你们摘录下来：
“自然赋予人类无限的希望。现在，已经冲破了愚昧的牢笼的人类正在以坚定的步伐追求真理、美德和幸福。这一美好图景足以使哲学家在数之不尽的谬误、罪恶和不公正中得到莫大的安慰。”
我们身处的世界刚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与之相比，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一起偶然的小冲突。这次打击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扑灭了成百上千万人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他们日夜唱着歌颂进步的赞美诗，可随着他们的和平祈祷而来的，却是4年残酷的战争。“这值得吗？”他们问道，“为这些尚未超越穴居阶段的人类拼命工作，这些究竟是不是值得？”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值得”。
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可它并不代表着世界末日。正好相反，它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要写一部关于古希腊、古罗马或中世纪的历史是非常简单的。因为那个时代早已逝去，在那个早被遗忘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角色的演员们都已经作古，我们可以冷静地评判他们。在台下鼓掌呐喊的观众也已经烟消云散，任何评论都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可是，要对现代发生的事件作出真实的评述却是异常困难的。许多难题不仅让我们同代人疑惑不解，也让我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它们或者伤害我们太深，或者取悦我们太过，让我们难以用写作历史所必需的公正态度进行叙述。可历史并非宣传，应该做到公正。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告诉你们我非常佩服孔多塞对美好明天所持有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过去，我经常提醒你们注意这种划分所造成的错误印象。我们通常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及现代，而最后一个阶段的称谓是最具危险性的。“现代”一词仿佛在暗示我们，20世纪的我们已经处于人类发展的最高峰了。50年前，以格莱斯顿为首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们认为，第二次大改革法案已经完全解决了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的问题，该法案规定所有的工人都享有了和雇主同等的政治权利。当迪斯雷利与他的保守派朋友批评此举是“暗夜中的瞎闯”时，自由党人回答说“不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深具信心，并相信从今往后，社会各个阶级将通力合作，使他们共同的政府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自那以后发生了解许多事情，那些还在世的自由主义者开始明白他们所犯的错误。
任何历史问题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奋斗，否则就会像那些进化迟缓的史前动物一样永远消失。
一旦你掌握了这一伟大的真理，你将获得一种新的、更开阔的人生视野。然后，你不妨再往前跨一步，设想你处于公元1万年时你的子孙们的位置。他们同样要学习历史，可他们对于我们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短短4000年的行动与思想会有什么想法？他们会把拿破仑与亚述征服者提拉华·毗列色置于同一个时代，也有可能把他同成吉思汗或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混为一谈。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会被他们当作是罗马与迦太基为争夺地中海霸权所进行的长达128年的商业战争。在他们看来，19世纪巴尔干半岛上的骚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就像是大迁徙时代的混乱状态的继续。他们看着昨天刚刚被德国枪炮摧毁的兰姆斯教堂的照片，如同我们打量250年前在土耳其与威尼斯的战争中被毁的雅典卫城的照片一样。他们将把在许多人中普遍存在的对死亡的恐惧看成是幼稚的迷信，这对直至1692年还在把女巫施以火刑的某个种族来说，也许是极自然的事。甚至连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医院、实验室和手术室，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稍加改进的中世纪炼金术士和江湖郎中的作坊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离谱儿的情况呢？原因非常简单。我们所谓的现代人其实一点儿都不“现代”，正相反，我们仍然属于穴居人的最后几代。新时代的地基只是在不久前奠定的。只有当人类有勇气去质疑一切，并以“知识与理解”作为创造一个更理性、更宽容的人类社会时，人类才第一次有机会变得真正“文明”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个新世界所经历的“成长中的阵痛”。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会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籍来证明，是这个或那个人导致了这场战争。社会主义者也会纷纷发表著作，谴责“资本家”们为“商业利益”而发动了这场战争。资本家们会极力反驳，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的远远多于他们的所得——他们的子女最先奔赴战场并战死。他们还会证明，各国银行家是如何为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倾尽全力。法国历史学家会严厉谴责从查理曼大帝时代一直到威廉·霍亨索伦统治时期德国人所犯的滔天罪行。德国历史学家同样会还以颜色，痛斥从查理曼时代到布思加雷首相执政时期的法兰西的深重罪孽，然后他们自我满足地指责对方“引发了这场战争”。各国的政治家们，无论是已故的还是健在的，他们都拿起打字机，解释说他们如何尽力阻止战争爆发，而那邪恶的对手又是如何迫使他们卷入战争，等等。
100年后的历史学家会对那些道歉和辩白不屑一顾，他们将会看透外表下面的真实动机。他会明白，个人的野心、邪恶或贪婪与战争的最终爆发关系不大。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根源，其实早在我们的科学家忙着创造一个由钢铁、化学和电力组成的新世界时就已经种下了。他们忘记了人类的思想比众所周知的乌龟还要缓慢、比出名的树獭还要懒惰，跟随一小撮胆大妄为的领导后面从100年走到300年。
披着羊皮的祖鲁人依然是祖鲁人；一只会骑自行车、会抽烟的狗，也依然是狗。同样的道理，一个有着16世纪思维的商人，即使他开着1921年的新款罗尔斯·罗伊斯汽车，他依然是只有16世纪商人思维的人。
如果你们还不明白这一道理，不妨多读几遍。你们就会明白最近6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许我应该给你们举一个你们更熟悉的例子，来告诉你们我的意思。在电影院里，银幕上常常会出现笑话和滑稽的解说词。下一次进影院的时候，你注意观察一下观众的反应。一些人似乎很快就理解了笑话的意思，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用了不超过1秒的时间。有一些人则慢了一拍，他们要花上二三十秒才笑出声来。最后，就是那些勉强能识几个字的人，他们在反应快的开始破译下一段话时才对上一段若有所悟。正如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人类的生活也是如此。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曾经告诉过你们，罗马最后一位皇帝去世整整1000年后，罗马帝国的概念依然并未随之消失。它导致无数“帝国复制品”层出不穷。它使得罗马主教有机会成为整个教会的首脑，因为他们正好代表罗马教廷最高权力这一理念。它驱使许多原本善良的蛮族酋长卷入一种充满犯罪和无休止杀戮的生涯，因为他们被这个富有魔力的“罗马”一词迷住了心窍。所有这些人，无论教皇、皇帝还是普通士兵，他们与我们本无多大差异。只不过他们生活在一个罗马传统笼罩下的世界，而传统是某种永不磨灭的东西，代代相传。所以，他们殚精竭虑，耗费终生，为了一种今天很难寻觅的无可取代的事业而战。
在前面另一章里，我还告诉过你们，宗教改革一个世纪后，规模空前的宗教战争爆发了。如果我们将关于30年战争那一章和有关发明创造的章节作个对比，就会发现这场血腥的大屠杀正好发生在第一台笨重的蒸汽机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诞生的时候，但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对这些奇特的机器毫不理会，依然沉浸在那些庞大而空洞的神学问题的争执中。在今天，这些只会令人打哈欠，但不会让人生气。
事情就这样发展着。1000年后，历史学家将会用同样的词句来描述已经过去的19世纪的欧洲。他们会发现，当大部分人们致力于可怕的民族战争时，在他们身边的各实验室里全是一些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这些人只想更多地揭示自然的众多奥秘。
慢慢地，你们就能理解这番话的用意。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工程师、科学家、化学家已经让欧洲、美洲及亚洲遍布他们发明的大型机器、电报、飞行器和煤焦油产品。他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时间和空间变得无足轻重。他们发明出各式各样的新产品，并降低价格，几乎每一个家庭都能买得起。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了这些，但我认为值得在这里重复一下。
为了让不断增加的工厂持续开工，那些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工场主们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和煤，尤其是煤。同时，大部分人的思维还停留在17世纪，依然固守着将国家视为一个王朝或政治团体的旧观念。这一僵化的中世纪体制突然面临一大堆机械和工业世界的现代化的难题，它只能根据几个世纪前的游戏规则，尽力而为。各国分别创建了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用来夺取远方的土地。哪里尚有一小块无主的土地，哪里就会出现英国、法国、德国或俄国的殖民地。若当地居民起来反抗，他们就会惨遭屠杀，但很少有人反抗。殖民地有一条原则：只要当地人不妨碍自己开采钻石、煤矿、油田或橡胶园，就能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并且还能从外国人的占领中捞到不少好处。
有时，刚好有两个正在寻找原料的国家同时看中了同一块土地，于是便导致了战争。这种事发生在15年前，俄国与日本为争夺属于中国的土地，就曾大打出手。不过，这样的冲突只是个例外，因为没人愿意打仗。事实上，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大规模使用士兵、军舰和潜艇进行相互杀戮是非常荒谬的。暴力在他们看来，只限于把不受限制的君权和钩心斗角的王朝联系在一起。每天，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是各种新奇的发明创造，或看到一组组英国、美国、德国的科学家们通力合作，投身于某项医学或天文学的重大进步。他们终日忙碌在商业、贸易和工业的世界里。只有少数人注意到制度的发展（在这个人们抱有共同理想的大社会中）已经落后了几百年。他们试图提醒其他人，但那些人只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务。
我已经用了太多的比喻，请原谅我再用一个。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威尼斯人以及17世纪商业冒险家们的“国家之舟”（这个古老而可信的称谓总是那么生动和形象）是一条坚固无比的船，使用非常好的木材建造，并由熟悉船员和船只性能的领导者指挥。对于祖先传下来的导航术的局限性，他们了如指掌。
随后到来的是钢铁与机器的新时代。先是这只老船的一部分，后来是整个国家之船都全然变样了。它的体积增大许多，蒸汽机取代了船帆。客舱的条件大为改观，可更多的人被迫下到锅炉仓去。尽管工作很安全，报酬也不断增加，但是人们并不喜欢它，就像不喜欢以前操纵帆船索具的危险工作一样。后来，不知不觉地，古老的木船变成了焕然一新的大游轮。但是，船长和船员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仍照100年前的方式被任命或被选举上来。他们所学的航海术还是15世纪的老式航海术，他们的船舱内悬挂的是路易十四和弗雷德里克大帝时代的航海图和信号旗。总之，他们已经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尽管他们本身并没有过错。
国际政治的海洋并不辽阔。当众多帝国与殖民地的船只在这片狭窄海域中相互竞逐时，就注定要发生事故，而且也确实发生了。如果你冒险经过那片海域，你就可以看到失事的残骸。
这个故事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当今的世界迫切需要那些能担负起新的领导职责的人才。他们具备远见和胆识，能清醒意识到我们的航程才刚刚开始，必须学习一套全新的航海艺术。
他们将经过多年的学徒阶段，必须排除种种反对和阻挠才能达到自己的顶峰。当他们抵达指挥塔时，那些嫉妒的船员也许会发生哗变，杀死他们，但是总会有那么一天，会有一个人脱颖而出，带领船只驶进平安港，他将成为新时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