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本该为你讲述最近50年中的政治改革的信息，但实际上它包含的是几点说明和几分歉意
如果早知写一部世界历史如此困难，我就不会贸然接受这项工作。当然，任何人如果足够勤奋，有足够的毅力，乐意花上五六年时间泡在图书馆的旧书堆里面，他都能编出一部记载每个国家，每个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但这不是我出本书的宗旨。出版商希望出版一部富于节奏感的书——一个精神抖擞跳跃的而不是蜗牛般的缓慢爬行的历史书。现在，当这本书即将完成时，我发现有些章节生动流畅，有些章节却好像在久已遗忘的年代的荒凉沙漠中蹒跚跋涉，时而毫无进展，时而过分沉溺于富有动感和浪漫色彩的爵士乐中。我并不喜欢这样。建议将整部手稿毁掉，从头再写过，但出版商并不同意这样做。
还有解决难题的第二个方法，我将打出的手稿带给几位乐于助人的朋友，请他们阅读之后，帮忙提出宝贵意见。可这个方法同样令人失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喜好与至爱。他们都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提及他们最喜欢的国家、最崇敬的政治领袖、甚至他们最喜欢的罪犯。对其中的某些人来说，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是应该受到最高评价，而在我看来，两者远不如乔治·华盛顿、居斯塔夫·瓦萨、汉谟拉比、林肯及其他的许多人。我解释说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对拿破仑的公正性，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能用短短的几段进行描写。至于成吉思汗，我只承认他在大规模屠杀方面表现出来非凡的能力，因此我不打算为他费更多的笔墨。
“到目前为止你写得很好，”另一个批评家说道，“但是你为什么没有提及清教徒？我们正在庆祝清教徒抵达普利茅斯300周年。他们应该占有更多的版面。”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写的是一部美国史，那么我一定会用前十二章的一半篇幅来介绍清教徒。可这本书是一部“人类的历史”，而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的事情，直到好几个世纪以后才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再说，美利坚合众国最初是由13个州共同组建的；并且，美国头20年历史中出现的杰出人物大多来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尼维斯岛，而不是马萨诸塞。因此，用一页的篇幅和一幅地图来讲述清教徒的故事，已经足够了。
随后，史前学家站出来了。他们以恐龙的名义质问我，这是史前期专家的质问：为什么没有给神奇的科洛马努人进行更多的描述？因为早在10万年前，他们就已经创造了相当高级的文明了。
是的，为什么没有描写他们呢？原因很简单。我并不像某些最著名的人类学家那样对早期人类的成就那么有兴趣。卢梭和一些18世纪的哲学家创出“高贵的野蛮人”一词，他们构想了这么一群生活在创世之初的幸福境界中的人类。我们的现代科学家把这些误为我们的祖父辈所喜爱的“高贵的野蛮人”扔掉了，并开始对法兰西谷地的“优秀的野蛮人”顶礼膜拜。他们在3.5万年前结束了矮眉毛、低等的尼安德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邻居的原始野蛮的生活方式，还向我们展示了克罗马农人的绘画和雕刻的作品。因此，我们在他们面前必须极尽溢美之词。
拓荒者
我并不是说科学家的研究有什么错误。可我认为，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还非常肤浅，要想精确描述早期的欧洲社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宁愿闭口不谈某些事情也比瞎编乱造好得多。
另外还有一些批评者，他们直言不讳地指责我在叙述中的不公平。为什么我不提爱尔兰、保加利亚、暹罗（泰国的旧称），却硬把荷兰、冰岛、瑞士这样的国家拉进来？我的回答是本人并没有将哪个国家硬拉进来，是由于当时形势的主流将它们推向了我，我根本无法将它们排除在外。为了让大家理解我的选择，请允许我申明这本历史书在选择那些主要成员时的依据。
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某个国家或个人是否倡导了推动文明发展的新思想或者进行了某些影响历史进程的活动。”这不是个人的好恶问题。凭借的完全是客观冷静、几乎是数学运算般精确的判断。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种族扮演过比蒙古人更形象化、更为独特的角色，但是从成就和知识进步的角度来说，每个民族都不输给其他民族。
亚述国王提克·皮莱萨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色彩。可对我们来说，很可能不存在他这个人。同样，荷兰共和国的历史这样吸引人，也并不是因为德·鲁伊特（17世纪荷兰海军上将）的士兵曾经在泰晤士河中垂钓过，而是因为北海边的这块弹丸小国竟成为无数纷繁复杂的逃亡人士的避难所，这些奇怪的人们在这里讨论着不受欢迎的话题，发表奇怪的看法。
全盛时期的雅典或佛罗伦萨，其人口也只不过是堪萨斯城的十分之一。可如果这两个地中海小城中只要一个不曾存在过，我们目前的文明就会是另外一种景象。密苏里河畔的繁华大都市堪萨斯城显然没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我谨此向怀安特县的好人们致以诚挚的歉意）。
由于我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请允许我讲述另一个事实。
当我们准备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必须事先弄明白他到底是外科医生、门诊医生、顺势疗法医生或者信仰疗法医生，因为我们要清楚他会从哪个角度来为我们治病。我们在为自己选择历史学家时，也该像选择医生那样谨慎。我们常常这样认为，“好呀，历史就是历史”，于是抓起一本历史书就乱读一气。可一个在苏格兰偏远落后、受严格长老会教派教养长大的作者，和一个从小就被领去听不相信任何魔鬼存在的罗伯特·英格索尔的精彩讲演的邻居，他们看待人类关系中的每一个问题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即使他们后来早就忘记了早期的教育，也不再踏足教堂或讲演厅，但是童年时代在他们身上烙下的早年的印象会一直跟随他们，在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写作中无可避免地流露出来。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曾告诉你们，我并不是没有错误的历史向导。现在本书将近尾声，我还是要重复这一点。我生长在一个老派的自由主义家庭，在这个对达尔文及其他19世纪科学先驱持宽容态度的环境中成长。我的童年生活几乎是和我的叔叔一起度过的，他收藏了16世纪伟大的法国散文作家蒙田的全部著作。因为我出生在鹿特丹，在高达市求学，不断接触到埃拉斯穆斯这位伟大的宽容者，出于某种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原因，这位“宽容”的伟大倡导者征服了并不宽容的我。后来，我发现了阿尔托·法朗士（法国小说家），而我与英语的第一次接触是偶然看到一本萨克雷的《亨利·艾司芒德》。在所有的英文作品中，这部小说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如果我出生在一个舒适的中西部城市，也许会对童年听过的赞美诗情有独钟。可我对音乐的最早记忆，要追溯到童年的一个午后，我母亲第一次带我去听巴赫的赋格曲。这位伟大的清教徒音乐大师完美乐章征服了我纯洁的心灵，以致一旦我听到祈祷会上普通的赞美诗，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严厉的惩罚，令我苦不堪言。
如果我出生在意大利，从小就享受着阿尔诺山谷温暖和煦的阳光，那么我也会热爱绚丽夺目、光线明亮的图画。可我现在对这些之所以毫无感觉，那是因为我早期的艺术熏陶来自于一个天气阴沉的国度。那里少有阳光，天空灰蒙，极少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偶尔投下的阳光猛烈照射着大地，使一切都呈现黑白分明的景色。
我特意举出这些事实，好让你们了解这本历史书的作者本人的倾向。这样也许你们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观点。
征服西部
说过这段简短但必要的题外话之后，让我们回到最近50年的历史上来吧。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但似乎都不是那么至关重要。大多数强国不再仅仅是政治机构，他们还变成了大型商业企业，他们修筑铁路，他们开辟并资助通往世界各地的新航线。他们发展电报事业，将自己与不同的属地联系起来。并且，他们稳步扩充着在各大陆的殖民地。每一块可能的亚、非领土都被这些敌对强国中的某一个所占有。法国宣布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安南（今越南）及东京湾（今北部湾）是他的领地。德国声称对西南及东部非洲的一些地区拥有所有权。他不仅在非洲西海岸的喀麦隆、新几内亚及许多太平洋岛屿上建立了定居点，还以几个传教士被杀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霸占了中国黄海边上的胶州湾。意大利人阴谋将阿比尼西亚（埃塞俄比亚）据为己有，结果被尼格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黑人士兵打得惨败，只好从土耳其苏丹手里夺取了北非的的黎波里聊以自慰。俄国占领了整个西伯利亚，又强占了中国的旅顺港。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强占了台湾岛，1905年又宣布朝鲜国是他的殖民地。1883年，世界上空前强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对埃及采取“保护”措施。他竭尽全力完成这项任务，并且掠取了这个被忽略的国家的物质财富。1886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埃及就一直处于外国侵略的威胁之中。英国卓有成效地实施着自己的“保护”计划，同时攫取巨大的物质利益。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英国发动了一系列殖民战争。1902年，经过3年苦战，他征服了由德瓦士兰和奥林琪自由州组成的布尔共和国（即现在的南非）。与此同时，他还鼓励野心勃勃的殖民者塞西尔·罗兹为一个巨大的非洲联邦打下基础。这个国家从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一直延伸到尼罗河口，还一个不漏地把没有欧洲主子的岛屿和省份都纳入自己的囊中。
1885年，比利时精明的国王利奥波德利用探险家亨利·斯坦利的发现，建立了刚果自由政府。这块幅员辽阔的热带土地最初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大帝国，但是由于多年的治理不善，比利时人将其吞并，1908年沦为他的殖民地，并废除了这位肆无忌惮的皇帝所纵容的官僚腐败现象。只要能获得象牙与天然橡胶，这位皇帝可是顾不上土著居民的命运的。
至于美利坚合众国，因为他们的本土已经非常广阔，所以扩张领土的欲望并不强烈。不过西班牙人在古巴（西班牙在西半球的最后一块领地）实行残酷统治，这实际上迫使华盛顿政府再也不能袖手旁观。经过一场短暂而毫不起眼的战争，西班牙人被赶出了古巴、波多黎各及菲律宾，后两者则成美国的囊中之物。
当然世界格局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自有道理。英国、法国、德国的工厂数量的急剧增加，这迫切要求更多的原料。同时，欧洲工人的不断增加，食品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到处都在呼吁开辟更多更丰富的市场，发现更容易开采的煤矿、铁矿、橡胶种植园和油田，增加小麦和谷物的供应。
欧洲大陆的单纯政治事件在人们眼里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这些人正计划开通维多利亚湖的汽船航线或修筑山东省内的铁路。他们知道欧洲仍然留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他们漠然置之。由于纯粹的冷漠或疏忽，他们为子孙们留下了一笔充满仇恨与痛苦的可怕遗产。不知从何时起，欧洲的东南部一直是刀光剑影，血流不断，惨不忍睹。在19世纪70年代期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今黑山）及罗马尼亚的人民再次打响了自由保卫战，却遭到土耳其人（在众多西方列强的支持下）的残酷镇压。
1876年，保加利亚发生了极其残暴的大屠杀，俄国人民终于忍无可忍，俄罗斯政府被迫出面干涉，这种情形就像麦金利总统不得不出兵古巴，制止惠勒将军的行刑队在哈瓦那的暴行一样。1877年4月，俄国军队越过多瑙河，直取希普卡要塞。接着，他们攻克普内瓦那，然后挥师南下，一直打到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下。土耳其急忙向英国求援，英国政府站在土耳其苏丹一边，遭到许多英国人的谴责，但是首相迪斯雷利决定出面干涉。他刚刚把维多利亚女王扶上印度女皇的宝座，他喜欢活泼的土耳其人，讨厌在国内残酷虐待犹太人的俄国人，决定进行武装干涉。俄国被迫于1878年签署了《圣斯特凡诺和约》，巴尔干问题则留给同年六七月的柏林会议上解决。
这次著名的会议完全操控在迪斯雷利手里。这位聪明的老头，卷曲的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态度高傲却又带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感和天才的恭维本领，甚至连以强硬著称的俾斯麦都要甘拜下风。在柏林，这位英国首相费尽心机地呵护着他的土耳其盟友的利益。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宣布为独立的王国。保加利亚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侄子、巴腾堡的亚历山大亲王的统治下获得半独立地位。然而，由于英国过分关心土耳其苏丹的命运（英国视土耳其为自己阻止俄国西进的重要门户），这几个国家均未获得充分发展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机会。
更糟的是，柏林会议允许奥地利从土耳其手中接管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加以统治。虽然奥地利把这两块长期被忽视的地区打理得井井有条，但这里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塞尔维亚人。这里早年曾是斯蒂芬·杜山创建的大塞尔维亚帝国的一部分。早在14世纪初期，杜山成功抵御过土耳其人，使西欧免遭入侵。塞尔维亚首都乌斯库勒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个半世纪前已经是一个文化中心。塞尔维亚人对自己昔日的光荣刻骨铭心。他们对出现在这两个省内的奥地利人充满了仇恨，因为他们觉得从传统的各方面权利来说，这里是他们自己的领土。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王储斐迪南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被刺身亡。暗杀者是一名塞尔维亚学生，他这样做纯粹是出于爱国动机。
不过，这次可怕的灾难虽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原因，但是它是那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我们不能归咎于那个狂热的塞尔维亚学生或他的奥地利受害者。其根源应该追溯到著名的柏林会议，那时的欧洲过分忙于物质文明的建设，无暇顾及古巴尔干半岛的某个角落里，那个被遗忘的古老民族的渴望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