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进程犹如一个巨大的钟摆，它不断地前后摆动。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对艺术与文学的热爱及对宗教的淡漠，在随后所经历的宗教改革中，人们却表现出对艺术与文学的淡漠及对宗教的热爱
你们应当听说过宗教改革。一听到这个名词，你肯定想到的是一些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清教徒。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他们漂洋过海，在新大陆开辟了一番新天地。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别是在我们新教的国家里，宗教改革逐渐变成了“思想自由”的代名词。在这个进步运动中，马丁·路德被视为先锋和领袖。不过，历史并非由一系列对于我们光荣祖先的溢美之词而组成的。用德国历史学家朗克的话来说，人们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会用一种全新的理念去看待过去的历史。
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少有事情是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好坏只是相对而言的，世界也并不是黑白分明的。作为一个诚实的编年史家，他的责任就是要对每一历史事件的好与坏进行真实的描述。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不过，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尽量做到公平理性地判断事物，不要让自己的偏见过分地影响我们。
就拿我自己为例。我成长的国家是一个崇拜新教的国家，并且新教气氛异常浓厚。在我12岁之前，我从未见过一个天主教徒，所以当我后来遇见他们，和他们打交道时，便觉得很不习惯，心里有些不安。我听说过成千上万的新教徒受到西班牙宗教法庭极端残酷的惩罚，他们有的被绞死、有的被烧死、有的甚至被五马分尸，那是当时的阿尔巴大公为惩罚信仰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荷兰异端们所采取的极端手段。这些恐怖故事在我眼里既真实又切身。它们好像就发生在几天前，并且它们完全有可能再次重演。我想象着另一个圣巴瑟洛缪之夜（这天晚上法国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进行了大屠杀），瘦小可怜的我会在睡衣的包裹中被杀害，我的尸体被抛出窗外，就像尊贵的柯利尼将军所遭遇的那样。
很久以后，我在一个天主教的国家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居住在那儿的人们不仅更友善、更宽容，和我以前国家的同胞们一样充满了智慧。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开始发现在宗教改革中，天主教和新教的理由一样充分。
不过，那些16世纪和17世纪的善良人们，他们亲身经历了宗教改革动荡时期，因此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冷静地看待问题。他们总认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而他们的敌人永远是邪恶的。在要么绞死别人，要么被别人绞死。这个问题上，当然，人人都选择绞死别人。这只不过是人的本性，也不会因此受罪恶感的折磨。
让我们看一眼公元1500年的世界，这是一个很容易记住的年份。在这一年，查理五世降生了。此时，中世纪的封建混乱的局面逐渐让位于几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国。所有的君主中，最有权势的君主是查理大帝，不过当时他还是睡在摇篮中的婴儿。查理大帝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家族，他是西班牙的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外孙，同时又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中世纪骑士马克西米安和勇敢者查理的女儿玛丽的孙子。查理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勃艮第大公，在成功地击败法国后，被独立的瑞士农民所杀。所以说查理大帝在很小的时候就继承了世界地图上的大部分土地。它们全是他在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及西班牙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堂兄和姑妈们留给他的，还有他们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在命运之神的操纵之下，查理出生在根特的那座德国人不久前入侵比利时时用作监狱的弗兰得斯城堡中，这位既是西班牙国王又是德意志皇帝的君主，他本人接受的却是弗兰芒人的教育。
这位可怜的人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但这种传说从来没有得到证实），他的母亲也疯了（她带着丈夫的棺材，在自己的领土上四处旅行）。小查理是在姑妈玛格丽特的严厉管教下成长的。长大之后，查理成了一个地道的弗兰芒人，毫无选择地统治着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100多个大大小小陌生的民族。他是天主教会忠实的孩子，却极其厌恶宗教的不宽容。从小到大，查理一直是一个懒散怠惰的人，但是当这个世界处于一片宗教狂热和喧嚣声中的时候，命运之神注定要由他来统治这个世界。他不得安宁，总是急匆匆地从马德里赶往因斯布鲁克，又从布鲁日奔赴维也纳。他热爱和平，向往安宁，可他的一生都处于战乱之中。在他55岁的时候，他对人类产生了怀疑，对人类的仇恨和愚昧感到极其厌恶。3年之后，他在精疲力竭与极度失望中孤独地死去。
关于查理大帝就讲这些。当时世界的第二大势力——教会又是怎样的状况呢？从中世纪早期开始，教会致力于征服异教徒，告诉他们虔诚正直的生活会有什么好处。教会逐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会变得极其富有了。教皇不再是一群卑微的基督徒的牧羊人。他住在宽大豪华的宫殿里，身边围绕着一大群艺术家、音乐家和著名文人。大大小小的教堂中绘满了各种各样的崭新的圣像，这些画像看上去像希腊诸神，然而这一切看上去都没有必要。教皇把自己的时间不均衡地分布在国家事务和艺术上。国家事务大概只占用了他10％的时间，其余90％的时间都花在欣赏古罗马雕塑，研究新出土的古希腊花瓶，设计新的夏宫，以及一出新戏的彩排上面。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们争相以教皇为榜样，而主教们又努力模仿大主教。只有乡村地区的教士依然保持着他们忠诚的职责。他们尽力与世俗世界的邪恶以及对美和享乐的异端追求保持着远远的距离。他们小心翼翼地远离那些腐化堕落的修道院，因为那里的僧侣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应该过简朴、贫穷生活的誓言。他们只要不制造出过分的公众丑闻，就凭着自己的胆子尽情享乐。
最后，让我们看看一般的老百姓。他们的状况比过去好多了，他们更加富有了，住的房子也比以前宽敞舒适了，他们的孩子也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的城市也比以前更加漂亮整洁，他们手中的武器也使得他们能够与老对手——强盗对抗了，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那些强盗随意对他们辛辛苦苦的生意课以重税。
关于宗教改革的主角们，我就讲这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文艺复兴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然后你就能理解，学术与文艺的复兴之后，为什么会是新一轮的宗教复兴。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法国，可它在西班牙并不是很成功，因为同摩尔人之间进行的长达500年的战争使得人们变得心胸狭隘并且对宗教事务变得十分狂热。虽然文艺复兴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可一旦越过阿尔卑斯山，情形就发生了变化。
北欧人与南欧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完全不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意大利人生活在户外阳光灿烂的辽阔的天空下，到处都是欢乐和歌声。德国人、荷兰人、英国人和瑞典人，他们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静听雨水拍打他们舒适的小房间紧闭的窗户。这种单调的声音使他们不苟言笑，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每一件事。他们时刻想到自己不朽的灵魂，而且不喜欢拿他们认为是神圣庄严的东西开玩笑。他们只是对文艺复兴中“人文主义”的内容，包括书籍、关于古代作者的研究、语法和课本感兴趣。但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主要成果之一，即全面地恢复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异教文明，却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
然而，教皇和红衣主教基本上都是由意大利人组成的。他们把教会变成了一个轻松愉快的俱乐部，在那里，他们优雅地谈论着艺术、音乐和戏剧，却少有提及信仰的问题。所以，个性严谨的北方人与高雅文明、但对信仰淡然处之的南方人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痕，但是似乎没人意识到这会给教会带来多大的威胁。
路德翻译《圣经》
还有几个次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宗教改革发生在德国而不是英国或者瑞典。德国人与罗马人之间结有宿怨，皇帝与教皇之间永不停息的争吵和战争引起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仇恨。在其他欧洲国家，政权牢牢掌控在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手中，统治者常常能够保护自己的臣民免遭贪婪教士的迫害。而在德国，一个傀儡皇帝统治着一大帮蠢蠢欲动的小封建主，这种政治局面使得善良的市民更加直接地受到主教和教士的摆布。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们有一个癖好，就是兴建宏伟豪华的大教堂，而他们手下的高僧们为满足教皇的心愿，便变本加厉地聚敛钱财。德国人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搜刮，对此他们极端反感。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极少提到的事实。德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在北欧，图书十分便宜，《圣经》也不再是只能被教士们拥有与解释的神秘手抄本，它在通晓拉丁文的家庭中成了许多父亲和孩子们的必备书本，普通人都可以直接阅读《圣经》。这原来是违反教会法律的事情，可现在全家人都开始读起来了。人们发现，原来教士们告诉他们的很多事情与《圣经》中的原文有很多的不同。这就引起了怀疑，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要是得不到适当的解答，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于是，当这些北方的人文主义者向他们曾经敬仰的僧侣们开火时，进攻就开始了。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对教皇怀有深深的尊重和敬畏，不敢将矛头直接指向这位最神圣的人物。至于那些懒惰无知的僧侣们，那些舒舒服服躲在富得流油的修道院高墙之后的寄生虫们，就成了他们难得的嘲讽和戏弄的对象。
不可思议的是，这场战争的领袖居然是基督教会的忠实教徒。此人名为杰拉德·杰拉德佐，人们通常称他“渴望的埃拉斯穆斯”。他是一位贫穷的孩子，生于荷兰的鹿特丹。曾经就读于德文特的一家拉丁语学校，好兄弟托马斯是他的校友。埃拉斯穆斯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士，并在修道院住过一段时间。他周游了许多地方，将自己的旅途见闻写成了游记。当埃拉斯穆斯开始其作为一名畅销小手册作家（在现代，他会被称为社论作家）的生涯时，全世界都被一本名为《一个无名小辈的来信》的手册里一系列诙谐幽默的匿名书信给逗乐了。在这些作品中，他将中世纪末僧侣中普遍弥漫的愚蠢与自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采用的是一种古怪的德语混合拉丁语的打油诗形式给予揭露。埃拉斯穆斯的知识非常丰富，还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对《新约》的希腊原文进行了校订并把它翻译成拉丁文，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本拉丁文《新约》的可靠版本。他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一样坚信，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唇边带着微笑来陈述真理”。
1500年，埃拉斯穆斯去英国拜访了托马斯·摩尔爵士，在此期间，他写作了一本妙趣横生的小册子，名为《愚人颂》。他在书中运用了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幽默攻击了僧侣以及他们盲目的追随者们。这本小册子成为16世纪最畅销的书，它广为流传，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它的译本。这样，埃拉斯穆斯的其他著作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在作品中提倡对教会的诸多陋习进行改革，呼吁其他的人文主义者与他一道，参与到复兴基督信仰的伟大任务中。
不过埃拉斯穆斯提出的这些美妙计划并没有实现。由于他对待事物的方式过于理性，也过于宽容，无法取悦那些心急火燎的教会敌人们。人们期待着一位天性更强悍、更果断的人物来做他们的领袖。他来了，他的名字就叫马丁·路德。
路德是德国北部的一个非常勇敢的农民，拥有一流的才智。他上过学，是埃尔福特大学的文学硕士。后来，他是朵名沃会的重要成员之一。尔后，他到维滕堡神学院担任了大学教授，开始向那些冷淡的农家子弟解释《圣经》的道理。在业余时间里，他研究了《新旧约全书》的原文，很快他就发现，教皇和主教们所讲的话与基督本人的训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1511年，路德因公来到罗马。这一年，波吉亚家族的亚历山大六世，这位曾为子女的利益聚敛大量钱财的教皇已经去世。朱利叶斯二世继承了教皇的位置。此人在个人品格上无可挑剔，可他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打仗和大兴土木上，所以他的虔诚并没有给这位头脑严肃的德国神学家路德留下什么印象。路德非常失望地返回维滕堡，但更为糟糕的事随之而来。
朱利叶斯教皇曾经希望他无辜的继承者修建宏伟壮观的圣彼得大教堂，庞大的工程刚开工不久就需要修缮了。亚历山大六世已经花光了教皇国库中的最后一分钱，1513年接任朱利叶斯的利奥十世，处在了破产的边缘。他不得已恢复了一项古老的做法，以筹得急需的资金。他开始销售“赎罪券”。所谓“赎罪券”，其实就是一张羊皮纸，是人们用一笔钱换回来的一张承诺书，它允诺为罪人缩短他本应待在炼狱里赎罪的时间。根据中世纪晚期的教义，这样做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既然教会有能力赦免那些死前真心忏悔的罪人，那当然也有权力通过祈祷，缩短灵魂待在阴暗的炼狱里赎罪的时间。
很不幸的是，这些赎罪券要人们用钱来购买。但对教会而言，这样做确实是一条增加收入的轻松途径，另外，实在太穷的人也可以免费领取赎罪券。
事情发生在1517年。当时，一位名为约翰·特兹尔的朵名沃会僧侣垄断了萨克森地区的赎罪券销售权。约翰是一位擅长强买强卖的推销员。说实话，他敛财的心情太过于急切了。他的商业手法惹怒了这个小公国虔诚的信徒们。路德是一个异常诚实的人，盛怒之下，他做出了一件鲁莽的事情。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萨克森宫廷教堂的门上贴上自己事先写好的95条宣言（或论点），猛烈抨击销售赎罪券的做法。这些宣言全部是用拉丁文写成的，普通老百姓并不能理解。路德不是一个革命者，他也无意制造一场骚乱，他只是反对赎罪券这一制度，他想让他的神职同事们知道他对他们的看法。这原来只是教士和教授们之间的私事，路德并未打算煽动起世俗老百姓对于教会的成见。
很不幸的是，在那样一个敏感的时刻，全世界都开始对宗教事务十分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心平气和地讨论任何宗教问题而不立即引起严重的精神骚动是不可能的。不到两个月，整个欧洲都在讨论这个萨克森僧侣的95条宣言。每一个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支持或反对路德。每一个毫不起眼的神学人员都必须发表自己的主张。教会权威们大为震惊，命令这位维滕堡的神学教授前往罗马，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行为。聪明的路德很快记起了胡斯被处火刑的下场，拒不前往，结果，罗马教会开除了他的教籍。当着支持他的公众的面，路德焚毁了教皇的敕令。从这时候起，路德和教皇之间便不可能再有和平了。
也许路德本人也没有想到，他成了一大群对罗马教会心怀不满的基督徒的领袖。在德国，许多像乌利奇·冯·胡顿这样的爱国者都赶去保护他。维滕堡、厄尔福特和莱比锡大学的学生们提出，如果当局试图囚禁他，他们一定会誓死保护他。萨克森选帝侯（指那些拥有选举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的诸侯）向群情激奋的青年们保证，只要路德呆在萨克森的土地，就没有人能伤害他。
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1520年。此时，查理五世已年满20岁了。作为统治半个世界的君主，他不得不与教皇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发布命令，在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召开一次公众大会，命令路德必须出席，并对自己的怪异的行为作出解释。这时的路德在德国已经成为他们的民族英雄，他慨然前往。在会上，路德拒绝收回他写过或说过的一切。他的良心只受上帝意志的支配，他愿意为他的良心而付出一切，乃至生命。
经过审慎的协商，沃尔姆斯会议宣布路德是上帝与人民的罪人，禁止所有的德国人给他提供庇护和饮食，并且禁止阅读这个异端分子所写的一切书籍，哪怕一个字都不允许，但是这位伟大的改革家却平安无事。对于德国北部的大多数人来说，沃尔姆斯敕令是一项令人愤怒的蛮横文件，应该受到断然唾弃。为了更好地保护路德，人们把他隐藏到维滕堡的萨克森选帝侯的一座城堡里面。在那里，他把《圣经》都译成德语，使所有人都有机会亲自阅读并自己领悟上帝的箴言，得到抗拒教皇的力量。
到了这个时候，宗教改革便不可能再是信仰和宗教的事情了。那些憎恶现代大教堂之美的人们利用这个动荡的机会，攻击并毁坏了他们不喜欢也不懂的教堂建筑。穷困潦倒的骑士们想强占原属修道院的土地以弥补过去的损失。居心叵测的王公贵族趁皇帝不在，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半疯癫的煽动者的领导下，饥寒交迫的农民趁着时局的混乱，进攻他们主人的城堡，并以旧日十字军的疯狂热情进行烧杀抢掠。
整个帝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一些王公变成了新教徒（追随路德的“抗议者”），他们迫害辖区内的天主教徒。另一些王公依然是天主教徒，便绞尽脑汁地要绞死那些新教徒。1526年，在德国召开了斯贝雅会议，试图规范臣民的宗教信仰问题，会议宣布了一条法令，即“所有臣民必须信奉其领主所属的教派”。这项命令把德国变成了一盘散沙，成百上千个信仰不同的小公国和小侯国相互敌对，彼此征伐，造成了在今后的几百年里政治上得不到正常发展的局面。
1546年2月，路德去世了。他的遗体被安葬在29年前他发出著名的反对赎罪券销售呼吁的维滕堡的宫廷教堂里。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里，文艺复兴时期的淡漠宗教、追求幽默与嘲讽的世界，已完全被宗教改革时期的充斥着讨论、争吵、谩骂、辩论的宗教狂热世界给替代了。多年以来，教皇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帝国突然之间便土崩瓦解了。整个西欧再度成了一个战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为了弘扬各自的某些神学教条，展开了难以想象的大厮杀。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些神学教义之深奥难解，简直就像伊特拉斯坎人留下的神秘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