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受敌的中欧变成了一个战场。如果没有那些职业军人和封建管理，欧洲早已不复存在
现在我要讲的是公元1000年时的欧洲的情况。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人过着悲惨困顿的生活，商业凋敝，农事荒废，以至于人们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预言。人们惶恐不安，争先恐后地涌进修道院，为的是在末日审判到来的时候，自己正在虔诚地侍奉着上帝。
北欧人来了
不知什么时候，日耳曼部落离开他们在亚洲的故乡，向西迁移来到欧洲。凭着人多势众，他们强行闯入罗马帝国，肆意推进，毁灭了庞大的西罗马帝国。东罗马之所以能够幸免，是因为不在大迁徙的范围之内，不过它也没有能力延续罗马古代繁荣的传统。
在接下来的动乱时期（6、7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真正的黑暗年代），日耳曼人接受传教士们的耐心教导，皈依了基督教，承认罗马主教为教皇，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9世纪，凭着出色的个人才能，查理曼大帝重振罗马帝国昔日的雄风，把西欧大部分土地统一为一个国家。到10世纪，这个苦心经营的帝国不复存在。其西半部分成为一个单独的王国——法兰西，其东半部分依然是日耳曼民族神圣的罗马帝国，其境内的各国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直系后裔。
不幸的是，法兰西国王的权力并没有延伸到皇家居住地的城堡之外，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则常常受到强大臣民出于自身利益的公开反对。
西欧的三角地带经常受到三个方向的攻击，这无疑增添人民的痛苦。南面是危险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占领着西班牙；西海岸常常受到北欧海盗的滋扰；毫无防卫能力的东部边境除了喀尔巴阡山脉外，只能听任匈奴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和鞑靼人的蹂躏。
太平盛世的罗马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人们只能在梦中重温这一去不返的“美好时光”。如今欧洲面临的局势是“不战即死”。很自然，人们宁愿拿起武器。出于环境的逼迫，公元1000年后的欧洲变成了一个大军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但是国王和皇帝离得太远，解不了燃眉之急。于是，边疆居民（事实上，公元1000年的大部分欧洲地区都是边疆）只能依靠自己，他们很愿意成为国王的代表，由他派到边陲地区做行政长官，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保护臣民免遭外敌的侵害。
很快，欧洲中部诞生了许多的小公国，每一个国家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由一位公爵、伯爵、男爵或主教大人进行统治。这些公爵、伯爵、男爵们统统宣誓效忠于“封邑”的国王（封邑为“feudum”，这也是封建制“feudal”一词的由来），采邑作为他们效忠以及向国王纳税的交换条件。不过在那个交通不便、通讯联系不畅的年代，皇帝和国王的权威很难迅速到达他们属地的所有角落，因此这些陛下任命的管理官员们享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而且这些小公国在他们自己的疆界内获得了绝大多数原本属于国王的大部分权力。
如果你以为11世纪的普通老百姓会反对这种管理体制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支持封建制，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必须且非常实际的政治制度。他们的主人或领主通常居住在陡峭的岩壁顶端或高大坚固的石头城堡里面，或者四周环有深险的护城河。臣民们都可以看得见，这样能给他们极大的安全感和信心。一旦危险来临，臣民们可以躲进领主城堡的坚固高墙内避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想办法住得接近城堡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许多欧洲的城市都是围绕着一座封建城堡而发展起来的。
欧洲中世纪早期的骑士并不仅仅是一名职业军人，他们还是那个时代的公务员、法官和警察。他们会缉拿强盗，保护小商贩（他们就是11世纪的商人）的利益；他们保护大河的堤坝，以免乡村被水淹没（就像4000年前的埃及法老在尼罗河谷的所作所为）；他们赞助走村串户的行吟诗人，让诗人们向目不识丁的居民们朗诵赞美大迁徙时代的战争英雄的史诗。此外，他们还保护着辖区内的教堂与修道院，尽管他们自己不会读书写字（在那个崇武时代，有文化的人会被认为是缺乏男子气概），却雇佣牧师为他们记账，同时也登记发生在领地内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各种他们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
15世纪，国王们又重新强大起来，足以行使那些“神授”的特权了。这样，封建骑士们丧失了原来的独立王国，沦为普通乡绅阶层，因为他们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并且很快就被时代所抛弃。但是，如果没有“封建制度”，欧洲不可能安然度过那个黑暗年代。当然，如同今天存在许多坏人一样，那时也有许多无耻的骑士。总的来讲，12世纪和13世纪的铁腕男爵大多数是些刻苦耐劳、工作勤奋的行政管理者，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那个年代，曾经照亮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世界的文化火炬，它的光芒已异常微弱，差点儿就要熄灭。如果没有骑士及他的好朋友僧侣，欧洲文明就会完全消失，人类就不得不回到择穴而居、茹毛饮血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