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对自由很有益处。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完全可以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事后却平安无事。
没过多久，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改善，国际商贸活动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现象。
以几个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这个论点在一个星期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日，在我国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验证。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的运动，华尔街就会乱作一团，劳工运动蜂拥而起，全城就会被破坏得不可收拾。
中世纪的后半期便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实际上是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惹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激怒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随后，他们便会前往维斯比。
顶楼中的君主
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夫。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城郭里开始对异教徒进行屠杀，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上迁走，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城市就会被逼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家族的领地），却依然按照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意气用事，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彻底地消失不见，就是沦落到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者一般情况下都很尊崇既定的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保持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的客户都能照常做生意，同时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信仰。
为了外表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令，但是十人内阁却小心地叮嘱宪兵，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过于认真，让那些异教徒自行其是吧，愿意信仰什么都可以，除非他们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大教堂占领下来，并把它改成自己的会场。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个礼拜日，新教牧师们都高声斥责“淫荡女人”的罪行。但是在旁边的街区里，可怕的天主教徒却在一个不显眼的房子里悄悄地做弥撒，门外还有新教警长在那里值勤，提防日内瓦宗教手册的狂热崇拜者闯入这个犯禁的聚会，把那些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客人吓跑。
这丝毫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虔诚弟子。他们和原先一样，仍然是好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心底明白，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10个能带来钱财的经商异教徒的良好愿望，要比日内瓦或罗马的10个穷酸教士的认可更有价值，于是他们便让客人们自行其是了。
蒙田有开明而自由的见解（并不总是一种），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经营鲱鱼生意，母亲又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据我之见，商人长辈对蒙田的观念有极大的影响。他当过士兵，也曾涉入仕途，整个一生的特点就是痛恨盲信和偏执，这要起源于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说这些话，他是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所有“生意”的痕迹都从绚烂的家族纹章中小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亲获得了蒙田地方的产业，并花了大把大把的钱财，以便让儿子成为绅士。蒙田刚刚学会走路，私人教师便在他的可怜小脑瓜里填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6岁的时候被送进了高级学校，不到20岁便已经是波尔多市议会的羽毛丰满的议员了。
后来，他在军队中当兵，还在法院工作过一段时间。38岁时，他的父亲离开人世，于是，他辞退了所有的外界活动，把余下的21年（除去几次违心地短期涉入政治）都用在他的马匹、狗和书之上，而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可以称为划时代的人物，不过同样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感情和礼仪，这个鱼贩的孙子认为那才是真正绅士风度的一部分。直到晚年的时候，他还一直声称，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个乡村绅士——一个在冬天无事可做的时候，会草草记下一些略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的绅士。这自然是胡话。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能和不朽的达尔塔昂(1)媲美的开朗绅士。
由于心、灵魂、美德和罪恶都属于这个豁达开朗、深有教养和性格宜人的人，他的全部作品要比文学作品更胜一筹，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明确的生活哲理，它们以常识和实际的日常体面为基础。
蒙田从生到死都是天主教徒，年轻的时候，还是法国天主教贵族联盟的积极成员。这个贵族联盟以把加尔文主义逐出法国为宗旨。
公元1572年8月，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欢庆杀死3000名法国新教徒，这是致命的一天，从这以后蒙田永远离开了天主教会。但他事后始终没有加入另外一派，而且继续参加某些重大礼仪，免得旁人饶舌，然而自从圣巴托罗缪之夜惨案以后，他的作品便全都与马尔库斯、奥里利厄斯、爱比克泰德或其他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如出一辙了。有一篇题为《论良知的自由》的文章很值得牢记，他在文章里使用的语气仿佛是古时帕里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仆臣，他还以背教者朱利安为例，阐释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取得的成绩。
文章很短，充其量才5页，你可以在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中读到。
蒙田
蒙田已经看腻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提倡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在当时条件中）只会激起新内战的爆发。但是只要条件允许，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觉时不再把匕首和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了，开明的政府就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全部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灵魂获得幸福的方式忠爱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想法或大胆公之于众的法园人。早在公元1560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好几个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这个还因此被怀疑是受了再洗礼教的影响）就曾经说过，对异教徒只应该用文字来讨伐。他的令人震撼的观点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靠武力强制改变的。两年以后，他促成了《皇家宽容法》的诞生，该法使胡格诺教派（即加尔文派）有权召开自己的会议，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教派的事务，貌似是一个自由独立的教派，而不仅仅是寄人篱下的小派别。
巴黎律师让·保丹是个令人尊敬的市民（他捍卫人们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反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表达的共产倾向），他的观点也是这样，反对国王有权运用武力强迫臣民进这个或那个教堂。
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极少受人追捧，不过呢，在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士中，蒙田的作品却得以被阅读、翻译和讨论，这些文明人士互相交换有益的看法，并且持续300多年。
蒙田的业余身份和他只为一己之乐而写作的说法，使他拥有了一大批读者。不然人们绝不会购买（或借阅）一本被官方列为“哲学”的书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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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主人公，来自波尔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