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从没有成功过。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成功。首先，南部的人并不把宗教看得很重，犯不上为它而刀枪相见；其次，紧靠罗马，它是宗教法庭的中心，五脏俱全，随便发表个人见解是很危险的，而且还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不过，半岛上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中间当然会有几匹害群之马，重视亚里士多德而轻视圣克里索斯顿。但这些人也有许多机会来发泄多余的精神力量，有俱乐部、咖啡馆和注重礼节的沙龙，在这些场所，男男女女可以发挥知识上的激情又不得罪帝国。这一切都是那样悠闲宜人。其实生活不就是调和吗？它过去不是一直这样吗，难道在世界的末日到来之前就不调和了吗？
为什么要为信仰中的琐事而大动肝火呢？
经过几句介绍之后，读者在我们的两名主角出场的时候，也就不会再希望有大吹大擂或鸣枪放炮的声音了。他们是说话斯文的绅士，做事情来既郑重又愉悦。
索兹尼叔侄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难许久的暴政上，他们的贡献却比那支咋咋呼呼的宗教改革大军还要大。不过，这也是一件无法预见的怪事，可事情确是发生了。对此，我们谢天谢地，可是要问是如何发生的，哎呀，我们却弄不太清楚。
在理智的葡萄圆里默默干活的这两个人姓索兹尼。
他们是叔侄。
出于某个不明的缘故，叔叔雷利欧·弗朗西斯科拼写名字时用一个“Z”，而侄子福斯图·保罗却用了两个“Z”。不过，人们更熟悉他们名字的拉丁文形式“Socinius”（索西尼厄斯），不熟悉意大利文的形式“Sozzini”（索兹尼），我们可以把这个细节留给语法学家和词源学家去解决。
在影响方面，叔叔远不及侄子有影响力，因此我们先谈叔叔，然后再讲侄子。
雷利欧·索兹尼是锡耶纳人，出身于银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要以法律为业。但他和许多同代的人一样自行其是地搞起神学来，不再研习法律，而是一心摆弄起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最后（也像大多数同类人的结局一样）成为理智神秘主义者——既很通晓世故，又不那么老练。这听来很是复杂，不过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着进一步解释，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费唇舌也没用。
然而他的父亲对儿子能否成为世界文学圈中的人物感到怀疑。他给了儿子一张支票，让他出去长长眼界。于是雷利欧离开了锡耶纳，在以后的10年里从威尼斯到日内瓦，从日内瓦到苏黎世，从苏黎世到威登堡，然后又到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和克拉科夫，不时在城镇或小村里住上数个月或一年半载，希望能找到有意思的伙伴和学到一些有趣的新东西。在那个年代，人们一谈起宗教就没完没了，就像如今我们谈生意一样。雷利欧搜集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由于他竖起耳朵四处打听，所以他很快便熟悉了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的各种离经叛道的异端论调。
不过当他携带着知识的行囊抵达日内瓦的时候，迎接他的是客气但绝非友好而热情的接待。加尔文那双暗淡的眼睛疑心重重地望着这个意大利来访者。他是个出身高贵的杰出青年，不像塞尔维特那样贫困且无亲无靠。可是据说他倾向塞尔维特。这可太烦人了。按加尔文所想的，随着对那个西班牙异端派的火刑，支持还是反对三位一体就已经确定了。其实，恰恰相反！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塞尔维特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的主题，世界各地思想严肃的人开始站在反对三位一体的一边。这还没有完。他们还利用古登堡的该死发明——印刷术来向四面八方传播自己的观点，由于离日内瓦很远，他们的言辞也往往不敬。
在这之前不久，出现了一本才学横溢的小册子，收录着历代教会神父对迫害和惩罚异端分子的事情所说所写的一字一句。在加尔文所说的“憎恨上帝”的人们、或按他们自己反驳的“憎恨加尔文”的人们中，这本书立刻大为畅销。加尔文已经放出风声，愿意和这个珍贵小册子的作者单独谈谈。不过作者早已料想到了这个邀请，明智地在书名页上删去了姓名。
据说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曾经在日内瓦一所中学任教。他对形形色色的神学罪孽很有看法，因此招致了加尔文的憎恨与蒙田的欣赏。不过这件事并没有人证实，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不过呢，凡事一有人领头，便会有其他人追随。
因此，加尔文对索兹尼敬而远之，只是建议说巴塞尔的柔和空气比萨沃伊的潮湿气候更适合这位来自锡耶纳的朋友。待索兹尼一动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此次行程一路顺风。
使加尔文暗自庆幸的是，索兹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雷利欧被没收了基金，还发高烧卧床不起，年仅37岁便在苏黎世归西了。
他的英年早逝在日内瓦引起了欢腾，不过高兴的时期不长。
雷利欧除去遗孀和几箱子笔记本外，还有个侄子。这个侄子不仅继承了叔叔未问世的手稿，还很快成为更胜过叔叔的塞尔维特的热情追随者。
福斯图斯·索兹尼从小就像老雷利欧一样四处游逛。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小块不动产。他直到近50岁才结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他喜好的神学问题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生意人，但他做买卖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的经历，似乎使他更坚信，如果对手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谋杀对手或发脾气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在一生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种头脑在公司办公室里虽然司空见惯，但是在神学院里却比较罕见。
公元1563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造访了日内瓦。但他好像没有去拜访当地的主教。况且，加尔文那时已经卧病在床，索兹尼家族的人来访，只会徒增他的烦恼。
在以后的10多年里，索兹尼在伊莎贝拉·德·梅迪希那儿工作。但公元1576年在这位太太为结婚欢庆了几天之后，被丈夫保罗·奥希尼杀死了。于是索兹尼辞了职，永远离开了意大利，来到巴塞尔，把《圣经·旧约》中的《赞美诗》译成意大利的白话文，还写了一部关于耶稣的书。
从福斯图斯的作品来看，他是个审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这样的人都天性谨慎。其次，他的收入来自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产，托斯卡那的地方当局曾经暗示他说，被怀疑是“路德学说”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不愉快的题目时，只要不过于胆大妄为就行。于是他使用了许多笔名，出版一本书之前，必须请朋友们传阅一遍，他们认为比较安全时，才送去印刷。
这样一来，他的书没有被列入禁书目录，他那本论述耶稣生平的书一直流传到南喀尔巴阡山，落到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他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某些贵妇的私人医生，入赘于波兰和南喀尔巴阡山的贵族。
那个时候，南喀尔巴阡山是欧洲的“远东”，直到12世纪初期还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来安顿德国的多余人口。勤劳的撒克逊农夫把这片沃土变成了一个繁荣有序的小国家，这里设有城市、学校，甚至还有一所大学。但这小国家还是远离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希望远离宗教法庭的耳目，最好在与他们相隔十几米的沼泽地和高山，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理想的安身之地。
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主义。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16世纪前半期，它却是名副其实的避难所，保护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吃苦受难的人们。这是个惊喜吧。
这个出乎人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造成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它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在当时是大家都知道的。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放荡和乡村牧师的酗酒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并没有人充分重视波兰的情况。
但在15世纪后半期，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多，这引起了威登堡和莱比锡当权者的关注。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沦落到破败的地步，可怜的波兰学子要想接受教育就不得不出国留学。不然，就无校可读了。不久之后，条顿诸大学受到新教义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了潮流。
他们返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羽翼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消除“谬误”思想的传播还轻而易举。不过这样的措施要求共和国的统治者们必须团结在一项明确的政策之下，这当然很矛盾，因为这个奇怪国家的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就可以推翻一项即使由国会其他全部议员都支持的法律。
没过多长时间，那位威登堡的著名教授在宣扬他的宗教时又推行了一个经济副产品，那就是没收教会的全部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乌拉蒂斯家族以及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显地倾向于另一种理念，即口袋里要有钱的理念。
随着这一发现，出现了对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进行的非神圣的掠夺，造成了一次有名的“间歇”，自从有人类记载之时起，波兰人就一直靠这种“间歇”拖延人们的思维时间。在这期间，所有权力机构都按兵不动，新教徒便充分利用机会，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这些教堂遍布全国各地。
当然，新教长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最后又使农夫回到了天主教的怀抱，于是乎，波兰再一次成为天主教的一个坚固堡垒。可是到了16世纪后半期，波兰当局允许各种宗教派别并存，人们获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当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迫害再洗礼教徒时，幸存者自然向东逃窜，最后定居在维斯杜拉河沿岸。就在这时，布兰德拉塔医师拿到了索兹尼那本论述耶稣的著作，并表示想结识这位作者。
乔古奥·布兰德拉塔是意大利医生，这个人多才多艺。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是一名优秀的妇科专家。他自始至终都被流言飞语环绕，却很睿智。他像同时代的许多医生一样（想一想拉伯雷和塞尔维特），既是神学家又是神经病专家，扮演的角色时常互换。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皇太后的病，她最初总是死心塌地地认为，凡是怀疑三位一体的人都错了，但在病愈后开始悔恨自己之前的错误，此后就只判决那些赞同三位一体教义的人了。
哎，这位好心的太后一命呜呼了（是被情人杀死的），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布兰德拉塔作为她们的医疗顾问，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他知道，波兰的内战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除非采取措施终止宗教上的争吵。于是他想方设法在对立教派之间实行停战。但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一个比他更精于错综复杂的宗教之争的人。他灵机一动，想起了论述耶稣生平的那个名叫索兹尼的作者。
他给索兹尼写了一封信，请他东行。
遗憾的是，索兹尼抵达南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刚刚爆出了布兰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丑闻，布兰德拉塔这个意大利人被迫辞职，躲到了无人知晓的地方。不过，索兹尼留在了这个偏远的土地上，还娶了个波兰姑娘，公元1604年客死在这里。
他一生的最后20年，是最有意义的阶段，因为这一时期他具体表达了他的宽容理念。
这些理念可以在《拉可问答手册》一书中见到。索兹尼把这本书写成了一本共同的守则，献给所有心怀好意，且希望未来的教派之争可以终止的人们。
16世纪后半期是大量出版宗教问答手册，进行信仰、信条和教旨告解的时代，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和丹麦，人们都在编著这类书籍。可是各地印刷出的粗制滥造的小册子都表明一个糟糕的观念：他们（也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真理——用一个大写的“T”（真理）字母表示，所有宣过誓的当局者的职责，就是捍卫这个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屠刀、十字架和火刑柱惩处那些肆意信仰其他劣等真理（只用小写的“t”来书写，因此属于劣等真理）的人。
索兹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该书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宣称，它的真正意图绝不是和别人争吵。
他继续说道：“不少虔诚的人都有理由埋怨说，现在已经出版以及各个教会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义和宗教手册是基督徒之间产生分歧的祸端，因为它们都试图把某些原则强加在人们的良知上，并把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视为异端。”
于是，该书以最郑重的方式宣布，索兹尼派绝不主张剥夺或抵制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讲到广义的人性时，该书又作了如下的呼吁：
“让每个人自由判断他的宗教吧，因为这是《新约》定下的法则，早期的教会已经做出了先例。我们这些悲惨的人有什么资格去熄灭上帝已经在人们心中点燃的神圣精神之火？我们谁能独占《圣经》的含义？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都是兄弟，谁也没有权力去压服别人的灵魂，可能其中一个兄弟比别人博学一些，但是在自由和基督的关系上，众生是平等的。”
这些话讲得多么绝美无伦啊。可惜的是，早了300年。索兹尼派和其他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那个动荡的世界里长期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经气势汹汹地开始了。大批的耶稣会神父在失去的省份里横行放纵。新教徒们一边工作一边辩论，致使东部边疆的人们很快又回到了罗马教廷的怀抱。如今来到这些远隔文明欧洲的地方的人们，恐怕很难会想到，这里一度是最先进、最自由的思想堡垒；他们也不会想到，在可怕的立陶宛山脉的某处曾经有一个小村庄，世界在那儿第一次获得了实践宽容的清晰之路。
在闲散好奇的驱使下，我最近抽出一个上午来到图书馆，浏览了供我国青年了解历史的最流行的教科书。没有一本内容涉及索兹尼派或索兹尼叔侄，所有的书都从社会民主派跳跃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撒拉森斯跳跃到索比斯基。其实在这个被跨越的时期里，伟大的宗教革命领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兰帕鸠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只有一卷提到了这两位来自锡耶纳的人文主义者，不过是出现在路德或加尔文所说所做之事的一个模糊不清的附录里。
作出预见的确有危险，但是我却怀疑，在以后300年的通俗历史里，这一切会有所改变。索兹尼叔侄会独自享有一小章节，而宗教改革的传统主角则降低到次要的地位。
那时，即使是把他们的名字放在脚注里，也会显得咄咄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