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总会催生一些奇特的伙伴。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堂而皇之地印在一本备受尊崇的书上，供全家人阅读。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提及拉伯雷的名字，就会被视为有伤大雅了。这个家伙的确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以至于我们国家已经有法律规定，禁止让无辜的儿童接触他的邪恶作品。在许多州里，他的著作只能从一些胆大妄为的书贩子手中购得。
诚然，此事是技穷的寡头政治的恐怖统治强加给我们的荒唐事例中的一个。
首先，阅读拉伯雷的作品，20世纪的普通人大概和阅读《汤姆·琼斯》《七面山墙的宅第》(1)等作品一样感到枯燥无味，很少有人能读完冗长不堪的第一章。
其次，在拉伯雷的作品中没有什么意图明显的寓意。他用的都是当时常用的词汇，今天已经不怎么常用了。但是在那个充满乡村韵味的田园时代，90％的人都仅仅依靠土地生活，一把“铁锹”就是一把“铁锹”，不会有其他什么含义。也不会有人把“母狗”误当做“贵妇的狗”(2)。
不，现在对这位出色的外科医生作品的非议，不是因为不赞成他那丰富而稍显直白的词语，而是要深刻得多。起因缘于恐惧。是因为面对不肯向生活低头而且直言不讳的人时，很多出色人物都会感到一种恐惧。
延续我们的时代的旧建筑
据我的看法，人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是对生活持“肯定”态度的人，一种则是对生活持“否定”态度的人。前一种人接受生活，并且勇气十足地付出努力，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命运对他们提出的挑战。而后一种人也接受生活（这又怎能由得了他们自己呢），但是这类人对所得到的东西却抱有极端轻蔑的态度，甚至还会闷闷不乐。就像是一心想要得到一个木偶或者玩具火车的小孩子，结果却得到了一个小弟弟。
“肯定”派的快乐弟兄乐于接受愁眉苦脸的“否定”派对自己的评头论足，对他们报以宽容的态度，即便是“否定”派为自己的绝望筑起吓人的尖碑时，“肯定”派也不去阻拦他们将悲伤洒满大地。而“否定”派的弟兄则对“肯定”派很少有这样的礼遇。
事实上，假如“否定”派有办法，会立刻把“肯定”派清除出地球。
既然这一点很难做到，“否定”派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嫉妒心，就不断地迫害那些声称“世界属于生者而非死者”的人们。
拉伯雷医生属于“肯定”派的人。他的病人，或者说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向往过墓园。这在当时无疑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总不能全部都去做掘墓人。这世上应该有些乐天派，如果世界上都是哈姆雷特，那住起来岂不是非常可怕？！
至于拉伯雷的生平，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的朋友写的书中遗漏的少数细节，在他的敌人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他的生平足迹。
拉伯雷属于紧随伊拉斯谟的那一代人，不过他降生时世界仍然在僧侣、修女、执事和无数托钵僧的控制之中。他生于芝农，他的父亲要么是药剂商，要么是售酒贩（在15世纪这可是不同的职业）。老人家家道富裕，完全有能力送儿子上个好学校。在学校里，年轻的弗朗西斯·拉伯雷结识了当地著名的杜贝拉·德朗家族的后裔，这些男孩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有一点儿天才，很擅长写作，偶尔也很能打仗。他们都老于世故——这个词常被误解，在这里用于褒义。他们都是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担任数不清的公职，当上主教、枢机或者大使，翻译经典，编辑步兵、炮兵训练手册，出色地完成了当时的贵族该做的很多有用的事情。那时，一个头衔会让人陷入除了义务和职责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乐趣的生活。
后来杜贝拉家族对拉伯雷的友谊表明，他显然不是他们的酒肉朋友。在一生经历的坎坷沉浮之中，拉伯雷总能够得到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每当他和自己的上司有麻烦，杜贝拉家族城堡的大门都会向他敞开；每当法国的土地容不下这个唐突而率直的年轻道德家，杜贝拉家总会有人恰好出使国外，而且急需一个精通拉丁文而又懂点医术的人做秘书。
这些可不是什么琐碎细节。不止一次了，每当这位博学的医生的生活似乎就要突然在痛苦中戛然而止的时候，都是他的老朋友把他从愤怒的索邦神学院，或者咬牙切齿的加尔文主义者手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本来把他当做自己人，可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嘲讽加尔文派教主的狂热，就像他在枫迪南和马尔塞斯讽刺自己从前的同事一样，这让加尔文主义者深为失望。
在这两个敌人中，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当然要厉害得多。加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发雷霆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出了瑞士一个小小地界，他的雷霆大怒也就像几个爆竹，没有多少威力了。
索邦神学院则不同，它坚定地捍卫正统派和旧学，在其权威受到质疑时绝不容情。而且，法兰西国王和他的刽子手总是给予其由衷的合作，何况还有牛津大学助阵。
天哪，拉伯雷一离开学校，立刻就被人盯上了。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喝美酒，爱讲同伴僧侣的可笑故事，他的所作所为比这些严重得多——他经不起诱惑学起了“邪恶”的希腊语。
这消息刚一传到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长那里，就立刻下令搜查他的寝室。结果发现满屋子的文学禁书，还有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和一本希罗多德(3)的书。
这个发现太骇人了，他那些有势力的朋友们到处活动，才帮着他摆脱了困境。
这是教会发展史上一个有意思的时期。
前面我已经讲过，起初修道院曾经是文明的前哨阵地，僧侣和修女为提高教会声望方面作出了不可估价的贡献。然而，不止一位教皇已经预见到，修道院过于强大的发展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事情总是这样，尽管人人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却迟迟不见什么行动。
在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种共识，觉得天主教会是一个平稳的组织，由一小撮高贵的独裁者无声无息地，甚至是自动地管理着，从来没有遭遇过普通百姓构成的其他组织中司空见惯的内部动荡。
这真是大错而特错。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或许是由于误解了一个词造成的。
沉迷于民主思想的人们，听到谁宣扬有“一贯正确”的人，便会大为震惊。
所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如果这个庞大的组织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只需要跪在地上说‘阿门’服从他，这个组织管理起来倒也不难。”
对于一个在新教国家长大的人来说，要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取得正确而公正的看法，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关于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样屈指可数。
而且，凡是属于重大的决策，一定要经过充分的商讨才能确定，决定之前的辩论常常会动摇教会的整个躯体。因此这样产生的宣言是“一贯正确”的，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贯正确”一样，因为它们是“最终”的，而且一旦生效并入国家的最高法，任何进一步的争论都将结束。
倘若有人声称，治理美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有紧急情况，全体人民都会坚定地支持宪法，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好像说，所有的天主教徒在事关信仰的重大问题上都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所以他们都是些驯顺的羔羊，会放弃任何拥有自己独特思想的权利。
果真如此的话，住在拉特兰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日子就好过了。但是只需对近1500年来的历史稍作肤浅的研究，就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有些维护新教的斗士们写文章，说罗马当局对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全力谴责的那些邪恶事情一无所知，其实他们才是对事实一无所知，要么就是被追求美好事业的热情冲昏了头脑。
像阿德里安六世和克雷芒七世这样的教皇，都知道自己的教会存在严重的问题。可是，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王子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指出丹麦王国内有些腐败的事情是一回事，而要铲除那些邪恶的弊端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劝诱
有人以为，一个诚挚的人凭借无私的努力，能够在一夜之间推翻数百年的积弊。那位不幸的王子并不是这种美好幻想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当年俄国有很多有识之士都清楚地知道，统治着他们的帝国的旧官僚机构已经腐败无能，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于是他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推行改革，结果失败了。
有多少美国公民对这件事进行过反复思考，却仍然不能看清，如果不建立代议制政府（像共和政体的创立者希望的那样），而推行民主政体，最终将造成体制上的一系列无政府的状态啊。
然而，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这种问题开始引起公众注意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十分复杂的地步，除非经历一场社会动乱，否则几乎没有办法解决。而社会动乱是大部分人都想竭力避免的可怕事情。他们为了不致走向极端，便对旧的、老朽的机制竭尽全力地修修补补，同时祈祷出现奇迹，使机制再次运转起来。
依靠一些宗教组织建立起来的并维持运转的蛮横的宗教和社会独裁，是中世纪末期最臭名昭著的邪恶之一。
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军队跟随总司令而去的事情。直截了当地说，局势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教皇的控制。他们能做的只有稳住阵脚，改进一下自己的聚会组织，同时尽力妥善安抚那些引起托钵僧人不满的人（现在这些托钵僧也成了教皇的敌人）。
伊拉斯谟是经常受到教皇保护的众多学者之一。不论卢樊(4)如何发怒，多明我会如何生气，罗马总是坚定地一动不动，对这个无视自己命令的人无可奈何地说：“由这老头儿去吧！不管他啦！”
介绍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当思维敏捷但桀骜不驯的拉伯雷即将受到本修道院的上司处罚时，他总能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当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研究不断地受到干扰时，又能够顺利地得到批准，离开修道院。
就这样，拉伯雷轻舒了一口气，弹掉脚上马尔塞斯的灰尘，来到法兰西南部一个名叫蒙彼利埃的城市，再到里昂学习医学课程。
他真是一个非凡的天才，不到两年时间，他就从一个本笃会(5)的修士，成为里昂市医院主要的内科医生。但是刚刚得到这些荣誉，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就又开始寻找新的活动领域。他没有丢弃自己的药粉和药片，而是在研究解剖学（一门和研究希腊语一样危险的新学科）之余，又从事文学写作了。
里昂位于罗油河谷的中部，对关注纯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城市。这里离意大利不远，几天的轻松旅程就可到达普罗旺斯。尽管那个特鲁巴德一派抒情诗人的乐园在宗教法庭的手中备受蹂躏，但是它古老的文学传统并没有彻底丧失。更何况，里昂的印刷业十分出名，产品品质优良，书店中还陈列有最新的出版物。
当时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格里菲斯的大印刷商，要找人编辑一个中世纪经典作品集，自然想到应该找这位身兼学者的新医生。他请来拉伯雷做这件事。在加朗(6)和希波克拉底教派的学术论文发表之后，紧接着又是年鉴和小故事集。从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开端之后，出现了那本大部头的著作，使它的作者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拉伯雷追求新事物的天赋，首先使得他成了一位成功的医学实践家，同样是这种天赋，又使他成了一位成功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问津的事情，开始用普通群众的语言写作，他打破了千年来的旧传统，即认为学者只能用老百姓不懂的语言写作的传统。他先用法语写作，后来，在公元1532年又用不加修饰的地方语写作。
拉伯雷是在何时何地，怎样找到他心爱的两个主人公枷冈杜亚和庞大固埃的呢？我很愿意把这个问题留给文学教授们去议论。也许他们本是什么异教的天神，凭着异类的本性，经受了基督教1500年的迫害与鄙视，形象却存活到现在。
也许拉伯雷是在一阵狂欢的发泄之中创造出他们的。
不管怎么说，拉伯雷为各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欢愉，人们说他为人类的笑声增添了内容。对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赞誉了。但是，他的作品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滑稽”作品，它们有着严肃的一面。16世纪前半期教会的血腥统治造成了无数惨剧，拉伯雷的作品通过对人物漫画式的描写，为宽容的事业打出了勇敢的一拳。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神学家，拉伯雷知道怎样避免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直接言论。他的处事原则是，一个在铁窗外自由快乐的幽默家，胜过铁窗里的数十个忧伤的改革者。所以他总是避免用过于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极不正统的观点。
但是他的敌人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巴黎索邦神学院指名道姓地谴责他的著作，巴黎国会也把他的书列上了黑名单，没收并焚毁了自己管辖范围内能找到的拉伯雷的所有作品。但是尽管刽子手们活动猖獗（那时他们也是官方的毁书人），《巨人传》仍然是畅销的经典作品。在将近40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启迪着那些能够从幽默的智慧和善意的笑声中得到欢愉的人们。然而有些人固执地认为，真理女神的嘴角一旦露出微笑，就不再是个好女人，所以《巨人传》还总是让持有这种观念的人非常恼火。
至于作者拉伯雷本人，过去和现在都被视为“一本书成名的人”。他的朋友杜贝拉家族一直对他非常忠实，据说他那本洪水猛兽般的作品能够问世，就是得益于这家人的“特别关照”。但是拉伯雷一生都保持着谨慎的美德，总是对这个名门望族的宅第抱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不过，他曾经冒险来到罗马访问，不但没遭受到任何阻难，反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公元1550年他回到了法兰西，住在默顿，3年后离开了人世。
要准确地衡量这样一位人物产生的积极影响，简直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一个人，而不是一股电流或者一桶汽油。
有人说他只是一个摧毁者。
也许如此吧。
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恰恰非常需要一支摧毁旧社会的队伍，而队伍的领头人恰恰应该是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物。
然而，很多即将出现的新建筑，正在和他们企图摧毁的老建筑一样丑陋不堪，这是谁也无法预见的。
反正，无论如何这是下一代人的错。
他们才是一些我们理应责备的人。
他们本来有一个开辟新天地的千载难逢的良好机会。
可是，他们却毁掉了这个好机会，愿主宽恕这些人的灵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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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别为英国亨利·菲尔丁（1707—1754）和美国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的著作。
(2) 在英语中，“铁锹”（spade）这个词还有扑克牌“黑桃”的意思；而“母狗”和“贵妇的狗”则同为lady-dog。
(3) 希罗多德（约前484至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有“历史学之父”的美称。
(4) 指比利时中部的天主教卢樊大学，比利时最著名的大学。
(5) 天主教隐修会之一。公元529年由贵族出身的意大利人本笃创建。
(6) 加朗（约129—约199）：自希波克拉底之后最杰出的古代医学家。他在动物身上的解剖学研究和对人体功能的观察，指导了其后1000多年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加朗和希波克拉底被西方人视为“医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