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本书在写作中都会出现危机，有时它出现在前50页，有时则直到手稿快要完成才冒出来。实际上，一本没有遇到过危机的书，就好比是一个没有出过天花的孩子，很可能隐藏着什么问题。
这本书的危机几分钟前刚刚出现，因为现在我感到，在1925年写一本主题是宽容的书籍，似乎显得很有些荒唐。迄今为止付出的全部劳动看起来都是浪费时光。我本来想把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怀特的著作堆起来，用我自己的书籍把它们引燃，一把火烧光。
这该怎样解释呢？
原因有很多。首先，一位作者用过长的时间对一个主题冥思苦想，心情必然会感到有些烦躁。其次，是担心这种书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再次，还担心这本书会为那些不太宽容的同胞提供素材，让他们顺手从中找出一些事实作为为自己的恶劣行径辩解的依据。
但是除了这些问题（大多数严肃书籍都有这些问题）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困难，那就是“体系”的问题。
一个完整的故事必须有开头、有结尾。这本书已经开了头，但是它能有一个结尾吗？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列举出一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都打着正义和公正的旗号，骨子里却是不宽容的结果。
我可以描绘出当专制（不宽容）被抬高为美德时，人类陷入的苦难日子。
我可以对专制进行谴责和嘲弄，直到我的读者们异口同声地高声呼喊：“打倒这该诅咒的东西，让我们全都变得宽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知道这个令人向往的目标该怎样达到。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都有各种各样的书告诉你该怎样做。上个星期日我读到一个函授课程的广告，里边有249个科目，这家学院保证把你教得出神入化，而且学费比较低廉。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承诺，能用40（或者400）个课时教会你“如何变得宽容”。
就连被人们认为能够解开很多秘密的历史，也无法在这种紧急时刻提供帮助。
是的，人们能够写出大部头的学术专著，论述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或者哥特式建筑的产生和发展，因为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具体的事实。即使缺乏其他资料，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维护这些东西或者反对这些东西的男男女女的生活。从这些出色人物解决问题的方式，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交往，从他们对饮食的爱好，对烟草的态度，甚至从他们穿什么样的裤子，我们都能够对他们积极拥护或者强烈痛斥的思想得出某些结论。
但是从来没有把宽容当成自己事业的人。那些为这项伟大的事业热情工作的人，他们的宽容之举也只是偶尔为之罢了。宽容是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一种副产品。他们可能是政治家、作家，可能是国王，也可能是医生或者谦恭的艺术家。国王处理日常事务时，医生为病人治疗时，艺术家制作雕塑时，也许会为宽容说上一两句好话，但是为宽容而奋斗并不是他们的终生事业。他们对它感兴趣，和喜欢下棋或者拉小提琴一样。而且因为他们各自属于某一个群体（设想一下斯宾诺沙、腓特烈大帝、托马斯·杰斐逊和蒙田是如何能够成为好朋友的！），所以不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所具有的共同之处。不论是当兵的人、测绘人员，还是拯救世界免除罪孽的人，都会在性格中有相通的特质。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很想求助于名言警句。不论碰到什么进退两难的困境，总会有一两句名言警句能够解决。但是对现在这个问题，《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1)，甚至老贝恩汉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提示。在我的记忆中，乔纳森·斯威夫特(2)曾经说过，大多数人从宗教中学会了痛恨别人，而不是热爱别人。很遗憾，这句金玉良言对解决我们面临的困难并不能提供什么帮助。有些人拥有的宗教理念并不比任何人少，却竭尽全力地痛恨别人；还有些人完全缺乏宗教的慧根，却对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和基督教世界的人们都充满了慈爱。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找出自己的答案。经过一番必要的思考（但是还掺杂着一种不确定的感想），我想说一说我以为是正确的东西。
那些为宽容而奋斗过的人们，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信仰中都掺杂着疑虑，他们可能确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他们的疑虑决不会达到转化为绝对信念的程度。
在当前这个超级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满腔热情地高喊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个，百分之百地赞同那个。我们也许很有必要看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迪，它似乎对任何标准化的理想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大家都知道，纯粹由人工养大的小猫小狗都是些笨蛋，没有人把它们从雨中带走，它们就会很容易地死掉；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人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叫做钢的混合金属；没有哪一个珠宝商会费力做百分之百纯金或者纯银的首饰；不论多么好的小提琴，都是由六七种不同品种的木材制作而成的；至于百分之百地由蘑菇做成的饭菜——谢天谢地！我可不想吃！
一言以蔽之，世上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是混合物，而且我看不出信仰为什么应该例外。除非我们“肯定”的基础上包含有一定量的“疑虑”的合金，那我们的信仰听起来才会像纯银制成的铃铛那样悦耳，否则听起来就会像黄铜制成的长号那样刺耳。
正是对这一事实的深刻赞赏，宽容的英雄们才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在个人品行方面，若论信仰真诚，忠于职守，以及其他平常的美德，他们中大多数人完全可以通过清教徒检察官的审查。我想说得更进一步些，现在看来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从生到死都可以被称为圣人，但是他们却受自己良心的驱使，成了某个组织公开的死敌，而只有这个组织才有权把普通人加封为天上的圣者。
不过，幸运的是这些人对上天持有怀疑态度。
就像从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早就知道的，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问题十分广大，头脑正常的人绝不会指望解决它。也许他们希望，并且祈祷自己脚下的路最终能够把他们引向安全的目的地，但他们绝不会把这当成唯一正确的道路，不会认为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欣然踏上的都是歧途，是通向罪恶的路。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有悖于我们的《教义问答手册》以及伦理学教科书的观点。这些教科书宣扬的是在绝对信仰的火焰照耀下的一个具有高度美德的世界。也许是这样的吧。但是在这团火焰最耀眼的几百年中，各行各业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却很难说特别幸福与舒适。我并不希望什么激进的改革，只是觉得为了有一点儿变化，不妨尝试一下别的光亮，看看那些宽容的兄弟们是怎样看待人间万事的。如果那样做不成功，我们总还可以回到父辈的体系中。但是如果它确实能够投下一缕宜人的光芒，为社会带来一点儿仁慈和包容，使社会少一点儿丑恶、贪婪与仇恨，人们的收获一定会非常丰富，而所花的代价也会小很多。
吓人的小书
孰轻孰重，世间自有公论。我还是回到我的历史上来吧。
最后一个罗马人被埋葬之时，也就是最后一个世界公民（取这个字眼最好、最广的含义）烟消云散之际。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社会才重新为包容万物的博爱——这古代世界精英头脑中的精神特质——敞开安全的栖身之所。
我们都已看到，这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国际贸易的复苏，为备受贫穷之苦的西方国家注入了新鲜资本。一批新的城市逐渐崛起，一个新的阶层开始资助艺术。他们花钱出版书籍，还捐款给那些紧随经济繁荣而新建起来的大学。人文学科——就是那些大胆地将整个人类作为试验对象的科学，这时也找到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这些人奋起反叛旧式经院哲学那些狭隘的局限，一些虔诚信徒认为他们对古代智慧和原理的兴趣是邪恶不法的好奇心的表现，他们便与这些守旧的信徒分道扬镳了。
那些走在最前面的一小队先锋的故事，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讲述。在这些人当中，很少有谁的功劳能够超过一个性格羞涩的人，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伊拉斯谟。
尽管他性格羞涩，他却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大论战，而且他准确地掌握了各类武器中最致命的一种——幽默的远程大炮，成功地令他的敌人胆战心惊。
那些炮弹带着他的智慧做成的芥子气，从四面八方射向敌人的国土。这些伊拉斯谟式的炸弹初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但实际上都有着各种形式的危险。它们没有吱吱作响的导火索，看上去像是新式的花炮，但是上帝保佑那些把它们带回家让孩子们摆弄的人吧！它的毒素一定会侵入那些幼小的心灵，而且毒性持久，过上4个世纪，人类都无法免受它的侵害。
说来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出生在北海东岸的泥泞滩涂旁边一个没什么生气的小镇。15世纪时，这片被水浸透的土地上还没有建起那个独立富足的共和国。这里形成了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人们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地带。空气中长年飘着鲱鱼的气味，那是他们的居首位的出口产品。如果说他们曾经吸引过什么来访者的话，也只能是在那该死的岸边触礁沉船的孤注一掷的水手。
但正是这种恶劣环境带来的童年时代的恐惧，激励着这个好奇的孩子积极挣扎，最后终于挣脱出来，成为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伊拉斯谟）从一出生就麻烦不断。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和上帝、大自然都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但对私生子却比我们敏感得多。他们对此深感遗憾。这种事情本来不应该发生，他们自然也极力表示反对。除此之外，这些心地单纯的人倒不会惩罚摇篮中无助的小生命，因为这完全不是他自己犯下的罪过。不合法的出生给伊拉斯谟带来的最大麻烦就是，他的昏头昏脑的父母完全无力应付这种局面，于是把自己的孩子们（伊拉斯谟还有一个哥哥）交给亲戚抚养，而这些亲戚不是笨蛋就是恶棍。
鹿特丹市
这些监护人压根儿不知道拿这两个小家伙如何是好，等母亲一死，这两个孩子就无家可归了。他们先是被送到了荷兰中部的一个城市德温特一家有名的学校，那里有好几个教师属于“共同生活兄弟会”。不过按照伊拉斯谟后来所写的书信判断，这些年轻人只是在与字面意思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有一些“共同”之处。后来，这两个小男孩被分开，弟弟被送到荷兰西部的一个城市戈达，由一位拉丁学校的校长直接监护。这位校长是孩子继承的微薄遗产的3名指定监护人之一。假如伊拉斯谟当年所处的这所学校像我400年后参观时那样糟糕，我只能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难过了。更糟糕的是，几名监护人这时已经把孩子们的钱花得分文不剩。为了逃避起诉（当时的荷兰法庭对此类案件十分严厉），他们匆匆忙忙把孩子送进了斯泰恩修道院，催促他进入圣洁的修行，还说什么“现在他的前途有保障了”。
神秘的历史磨盘终于把这段可怕经历碾成了某种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东西。中世纪末期，修道院中的僧侣半数以上都是大字不识的乡巴佬和粗手粗脚的庄稼汉。我真不愿意设想，这个敏感的少年如何在那种环境中度过终日与他们为伍的可怕时光。
幸运的是，由于斯泰恩修道院纪律松弛，伊拉斯谟可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前任修道院长留下的拉丁文手稿中。他汲取着这些书稿中的营养，终于成了经典学说的活百科全书。这些对他后来的发展大有裨益。他总是搬家，很少有条件去图书馆查找资料，但这似乎并不必要，因为他可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摘取所需的东西。凡是领略过他那厚厚的10卷著作集，或者只读过其中一部分内容的人（现在人们的生命太短暂了），都会赞叹15世纪的“经典知识”意味着什么。
纪律松弛的斯泰恩修道院
不用说，伊拉斯谟后来离开了这座古老的修道院。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受环境的影响的。这样的人能够用最不可思议的材料，创造出自己的环境。
从此，伊拉斯谟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他终其一生都在想办法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以避开大批慕名而来的朋友，不受干扰地安心工作。
然而，直到生命的弥留之际，带着童年时代对“活生生的上帝”的渴求，灵魂即将滑入死亡的沉睡时，伊拉斯谟才享受到片刻“真正的悠闲”。对于追寻苏格拉底和芝诺足迹的人而言，这样的时刻真是难得的佳境，可惜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到达。
哪里是真正的智者聚居的地方，伊拉斯谟就一定会在那里露面的。这样的迁居过程已经被人们介绍得很多，这里就不必重复详情了。
伊拉斯谟曾经在巴黎研读，那时他是个穷学者，险些冻饿而死。他曾在剑桥讲过学，在巴塞尔出过书。他还曾试图将启蒙的火花带进闻名遐迩的卢樊大学，最终徒劳而返。他在伦敦度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还在都灵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他熟悉威尼斯的大运河，对荷兰西南部的希兰和意大利北部的隆巴蒂的糟糕道路了如指掌。罗马的天空、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希腊神话中遗忘河(3)的水也不能把他对这座圣城的记忆洗去。只要他肯迁居威尼斯，便能够得到一笔丰厚的年金；每一所新建的大学都会向他发出隆重邀请，请他担任一个自己中意的职位，他可以教授课程，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他偶尔光顾一下校园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总是坚决地谢绝这些邀请，因为这些邀请似乎都意味着久居和依附。在万物之中，他最离不开的是自由。他喜欢舒适的房间，讨厌破败的居所；他喜欢风趣、快活的谈伴，而不愿意与乏味的人交往；他不会把勃艮第那块土地上出产的甘醇的葡萄酒，和亚平宁山地寡淡的廉价红酒相提并论。但是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倘若他必须把别人视为“主人”，就没有办法这样过日子。
他为自己选择的角色是一盏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不论地平线上出现了什么新物体，伊拉斯谟都会立即把他智慧的明亮光束投射过去，竭尽全力让其他人看清事物的真面目，剥掉那些装饰，戳穿他无比痛恨的愚蠢和无知。
他在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能够做到这些事，而且既能够成功躲过新教狂热分子的怒火，又避免了宗教裁判所的薪柴，这是他一生中招来最多指责的一点。
后代子孙提起祖先的时候，似乎总是对殉难者怀有一种真切的热情。
“为什么这个荷兰人没有勇敢地站起来支持路德，和其他改革家并肩奋战？”这样的问题似乎已经困扰了至少12代算是有知识的人们。
回答是：“他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做呢？”
做激烈的事情不符合他的天性，何况他从来没有想过做任何运动的领袖。想告诉世人应该怎样迎接新世纪的人们都有一些自以为正确的信念，但是伊拉斯谟缺乏这种自以为是的感觉。而且他觉得，不见得每次重新规划住房时都要把老房子拆掉。的确，地基需要修理了，下水道已经过时了，花园里扔满了过去的住户丢下的垃圾和破烂，但是只要房东说话算数，愿意花些钱马上改进，而且给他一定的时间履行诺言，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伊拉斯谟所期望的就是这些，他也不希望走得太远。尽管伊拉斯谟的敌人轻蔑地嘲讽他为“温和派”，但是他的成就绝对不差于（也许更高）那些极端的“激进派”——从前世上的暴君只有一个，他们却带来了两个。
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伊拉斯谟不支持任何制度。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只要改造了个体的人，就可以改造全世界。
因此，他直接向平民百姓发出呼吁，以这种方式对当时的不良现象发起攻击。而且他的手段又十分巧妙。
首先，他写了大量的信件。这些信件是写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恶棍等各色人的。他向每一个不怕麻烦而愿意接近他的人写信，提起笔至少就要挥洒8页之多。
其次，他编辑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原先这些作品被传抄次数太多，以至于错误百出，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为此他必须学习希腊语。他多次试图掌握这种被禁的语言，因此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从骨子里觉得他和地道的异教徒一样坏。这一番话听起来有点荒唐，但这是事实。在15世纪，有身份的基督徒做梦也不会想到学习这种被禁的语言。它就像现在的俄语一样，被当做一种名声不佳的语言。懂得希腊语会给一个人惹来各种麻烦。它会诱使一个人忍不住拿原文的《福音书》和自己读的译本作比较，而对这些译本，教会都早就保证过是绝对忠于原文的。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不久，他就跑到犹太区去，学会了希伯来文法，这离公开背叛教会的权威只差一点儿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拥有一本写着奇形怪状的弯弯曲曲的外国书籍，就可能会被当做有秘密革命的倾向。
教会当局时常会突然闯进屋子搜查这些违禁物品，拜占庭难民中那些以教授本族语言为生的人，经常被赶出这座借以避难的城市。
尽管有种种困难，伊拉斯谟还是学会了希腊语。他在编辑西普里安(4)、克里索斯托和其他教父的文集时，加入了不少附注，这些附注里隐藏了许多对时事的议论，这些东西如果写在单行本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版的。
而在伊拉斯谟发明的另外一种文学形式中，注释的顽皮精灵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了。我指的是他那些著名的希腊语、拉丁语格言集。他把那些格言收集在一起，是为了让当时的儿童能够学会用优雅的文字写古文。这些所谓的“格言”评论得妙语连珠，在保守的人士看来，绝不是出自教皇的朋友之手。
最后一点，他还写了一本反映时代精神的奇特小书。它实际上是为博得几位朋友开心一笑而作，结果不经意间享有了一部文学经典作品的美誉。这本书叫做《愚人颂》，而我们凑巧知道了该书是如何写成的。
那是在公元1515年，世界为一本小册子所轰动。它写得非常巧妙，谁也弄不清它到底是在攻击修道士，还是在保护修道院生活。封面上没有署名，但是文学界的知情人还是能辨认出，这略显反复无常的手笔出自一个叫做乌里希·冯·赫顿的作者。他们猜得没错，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兼罕见的城市游民，的确在这本粗俗又有用的诙谐之作中出力不少，而且他也引以为豪。当他听说连托马斯·莫尔这位英国新学领袖都对他的作品称赞有加，便写信给伊拉斯谟，向他询问详情。
伊拉斯谟与赫顿并非朋友，他那有条理的头脑（反映在他那有条理的生活方式上）对这些不重视仪表的条顿作家们向来没有什么好感。这些人上午为启蒙事业舞剑弄笔，下午便躲进附近的小酒馆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借此把这个时代的腐败与堕落抛在脑后。
但是冯·赫顿有自己的方式，还的确称得上是个天才，而伊拉斯谟也不失礼仪地给他回了信。他写着写着，渐渐称赞起自己伦敦朋友的美德，还描绘了托马斯爵士一家美满迷人的家庭景象，简直可以作为其他家庭的永久楷模。就在这封信中，伊拉斯谟提到，作为一个非凡的幽默作家，莫尔怎样给了他《愚人颂》的最初灵感。很可能是莫尔创作的善意闹剧（其中描写了一个地道的诺亚方舟，载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鸟儿、狗儿、一个私人动物园、一个私人业余话剧团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了他，使他写出了那本令人捧腹大笑，并让他永远留名的讽刺作品。
这本书隐隐约约地让我想起了一部名叫《庞奇与朱迪》的木偶剧。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荷兰儿童的唯一娱乐。这些木偶表演有着大量粗鄙不堪的对话，但是又总保持着一种严肃高贵的道德腔调。场景正中是一个声音空洞的代表死亡的形象，其他演员们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位破布做的主角面前，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这永远是最令小观众开心不已的场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人用大木棒在脑袋敲一下，扔进想象中的废品堆。
在《愚人颂》中，当时的整个社会结构被小心地剥开来，而愚人作为一个受到启示的法医，站在公众一边，用他的评论为公众说话，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他的评论。“中世纪大街”上所有合适的形象都被囊括进来，当然喽，沿街叫卖“拯救世界”的僧侣也逃不掉。他们可怕的无知，故作虔诚的言辞，冒充神圣的夸夸其谈地收买人心，都被拿来毫不留情地击得粉碎。
教皇和他的枢机红衣主教以及大主教们——作为加利利贫苦潦倒的渔民和木匠的忘本的继承人——也上了人物表，在其中的几章登场。
不过，伊拉斯谟的“愚人”可要比幽默文学中常见的玩偶更有丰富的人格。在这本小书中（事实上，在他写的所有作品中都一样），伊拉斯谟通篇都在传播他自己的福音书，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宽容”的哲学。
热爱生活，同时允许别人拥有自己的生活；信守神圣教规的精神，而不对那些教规原文中的逗号、分号深加探究；真正把宗教作为一种伦理体系，而不是把它当做一种统治形式接受下来。正是由于这些，一本正经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痛斥伊拉斯谟是个“心无上帝的恶棍”，认为他是一切真正宗教的死敌，他借那本机巧的小书，用滑稽可笑的词句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是在“污蔑基督”。
这些辱骂陪伴着伊拉斯谟一直到他去世，却没有任何效用。这个鼻子尖尖的小个子一直活到70岁，恰好赶上一个给既定的文字加上一字或者减去一字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时代。而他对公众人物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丝兴趣，而且公开这样宣讲。他从不指望凭借剑和火枪能够得到什么东西。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一场小小的神学争执便会导致一场国际性的宗教战争时，世界将是多么可怕。
所以，他像一头巨大的海狸，夜以继日地工作，构筑起理智与真知的堤坝，茫然地希望可以挡住日渐汹涌的偏执与无知的潮水。
当然，伊拉斯谟失败了。那些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倾泻而下的恶意与仇恨的洪水是不可能阻挡住的。伊拉斯谟死后没过几年，他的那些著作也全都被冲走了。
但是他的作品如此精致，当沉船的很多残骸被冲上后人的岸边，那些永远无法制服的乐观主义者们发现，它们仍然是很好的材料，终有一天还可以用来筑起一道长堤大坝，真正把洪水挡住。
公元1536年7月7日，伊拉斯谟与世长辞。
他死在出版商的家中，他把幽默感一直保持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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