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只承办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多由民间自办，称为私塾。私塾（即小学）也叫作学塾、蒙馆、冬校、家塾、杂字校等，是中国古代私学的一种常见方式。明清时期的蒙学就以私塾为主。
私塾一般在较大村落或大户人家设立。各类私塾规模不等，学制因人而异。教学目的一为实用，一为做官。私塾的教师称先生，多为当地文化、德行较高的童生、落榜秀才、贡生或是退职官员。多数塾师（先生）是穷困的读书人，也有少数儒学名流因仕途无望而借此栖身。
私塾多在农历十月初一开馆，次年九月初九解馆。此时，新生可以报名，旧生可退学或续读，先生也可辞退或签约续教，束修（工资）数额也可另议。外地教师多由学生家长轮流管饭，也有个别的自起炉灶。私塾学生年龄非常悬殊，小的七八岁，大的十几岁，文化基础也参差不齐，有的在私塾学6年便能考入县学获得生员资格，有的十载寒窗也背不下来《三字经》。
私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即所谓“三、百、千、千”教材。启蒙阶段必须会背会写，然后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所选篇目要求学生读完、背过，背熟后先生才能开讲，在读“五经”之始，便讲“四书”，间或学八股文写作。边读书边写作，讲完《春秋》私塾课业便告结束。塾师水平高学生基础好的塾馆，也选学《古文观止》《朱子家训》《幼学琼林》《杂学》等。
私塾的教学方法主要靠背，即所谓熟读成诵。熟练的程度应达到凡读过的书不管从哪里提示一句（叫提书），学生都能随口接下去背出来。达到这种程度的叫作“包本”，意为学深学透。私塾一般上午读新课，中午习字，下午背诵。次日清晨，塾师检查背诵情况，背不过指定内容的要罚跪或打戒尺。学生终日在教室非背即写，没有课间。授课时间学生上厕所要到先生处领出恭入敬牌，而且每次只准一个出去。一年到头只有清明、春节放假，没有星期日或其他假日。再加上教室狭小，光线昏暗，儿童身心多受摧残。
私塾的教法虽然十分陈旧，但它遵循了知、情、行的一般法则，所学的文科基础知识十分牢固，基本训练相当扎实。其重视教养，以心养德的原则，成为流传至今的良好传统和宝贵经验。
近代兴办普通教育之时，国家无力一切求新，对大量存在的私塾，采取改良政策，这就极大地加快了新型普通学校的发展速度，也为私塾找到了转轨变型的最合适的道路。
清宣统元年（1909年），清学部诏令全国对私塾进行改良，强调改良过程中，对私塾“不应歧视”，指出改良私塾可以增加就学人数。从发展教育角度讲，“国内多一就学之人，教育即有一分起色”。这种改良私塾的观点和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既有助于儿童就学，也有助于塾师就业。为敦促改革有序有效地进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颁布了《改良私塾章程》，提出“改良私塾以私塾教授渐期合法，并补助地方教育为宗旨”。此《章程》颁行之后，全国各地渐次对私塾进行了改良。改良的主要措施是：
首先，对私塾进行登记、调查，摸清改良的难易程度。
其次，对塾师进行劝导，并且发给学部编定的简易课程表及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管理通则等。
再次，各学区成立私塾改良研究会，向塾师传授新知识，尤其加强教育和教授管理法等教师必备专业知识的传授与灌输，给教师洗脑。
第四，对塾师开展“甄别”工作，评定其教学的优劣等级，经督学局局长核定后，对最优等、优等、中等水平的塾师张榜表扬，并酌量颁发名誉金，以示鼓励。
第五，把合格的私塾立案，并换上私立初等小学堂的牌子，规定其毕业生享有与官立小学堂毕业生的同等待遇。
经过这次改良，近代私塾的发展出现生机，很多私塾变为私立小学，塾师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但限于人力、财力，近代私塾的改革是不彻底的，直到新中国成立，私塾在我国农村依然大量存在。比如，在偏僻落后的皖南地区，刚解放时，全区有私塾3768所，相当于正规小学总数的两倍以上，塾生45327万人，相当于小学生人数的1/3，塾师3768人，相当于小学教师总数的3/5.私塾的长期存在，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停滞不前相适应，私塾简易省钱，一师一屋，便于深入到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满足了当地儿童受教育的需要。由于私塾具有这样的特点，又不限定入学年龄、修业年限，所以很容易植根基层、润物无声，它在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全面普及初等教育的情况下，默默无闻地承担起了普及教育的责任和义务，从这种意义上说，私塾所进行的普及教育的工作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