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进京那天,万人空巷。
这是元丰八年(1085)三月的下旬。二十多天前,神宗皇帝驾崩,享年三十八岁。已经在洛阳住了十五年的司马光接受程颢的建议前来送别大行皇帝,刚刚走到殿门就被卫士认出。他们以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啊!百姓们也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将司马光团团围住说:相公不要走,留下来辅佐新皇帝,给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儿一条活路吧![46]
司马光惶恐不安,也心潮澎湃。
很难说正史的这段记载有没有夸大其词,但高层和底层都有人对变法不满则恐怕是事实。尽管导致不满的原因各不相同,比如权贵集团因为改革本身被动了奶酪,普通民众则因为执行有误加重了负担,但不满却一模一样。
不满是一种情绪,而情绪是不讲道理的。
这很麻烦。
更麻烦的是,现在行使皇权的人恨透了新法。此人就是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神宗去世后,继位的哲宗实足年龄不到八岁半,只能由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47]
实际上这位太皇太后非比寻常。她是将门之后,曾祖父在太宗时便以武功起家。母亲则是仁宗曹皇后的姐姐,因此从小就在宫中生活,与英宗皇帝青梅竹马,神宗赵顼和岐王赵颢都是她的亲儿子。她的地位,谁能挑战?
何况老太太的道德品质也无可挑剔。她从不为自己牟取私利,就连高家盖房子搞装修都是她掏私房钱。有一次神宗的奶妈来走后门,太后说:你来干什么?又想重蹈外戚干政的覆辙,替人说情要官吗?下次让我看见,立马杀了你!
于是大家都说:女中尧舜啊![48]
这下麻烦大了,因为司马光也是公认的君子。女中尧舜加臣中皋陶,首先就占领了道德高地。最高权力被道德理想和民意基础武装起来,那可是如虎添翼所向无敌。高太后和她姨妈兼婆婆曹太后共同反对的新法,则必死无疑。
事实也是如此。垂帘听政两个月后,太皇太后就调整了中央政府的班子。一位后面将要讲到的变法派人物改任知枢密院事,司马光接替他担任门下侍郎。这时,由于神宗的元丰改制,宰相不再叫平章事,改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第一宰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第二宰相。副宰相也不再叫参知政事,改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和尚书右丞四人。所以,司马光此刻的职务是第一副宰相。[49]
司马光也当仁不让。一个月前,他的主张还只是对新法进行甄别: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现在却全面否定变法,指控青苗、免役、市易和其他新法都是“生事之臣”的肆意妄为,不符合先帝本意。至于废除新法是否会违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伦理,这位历史学家也有解释:太皇太后做主,明明是母改子,怎么是子改父?
此言一出,高太后如释重负,复辟派也一片叫好。至于那八岁半的小皇帝,当然也没有意见。他发表意见,并把那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到九年以后。[50]
该残卷是司马光唯一传世的《资治通鉴》手稿,为一份提纲,上面有司马光修改的痕迹。纵33.8厘米,横130厘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人事安排和组织工作也进展顺利。当年与司马光并肩作战的范纯仁,被王安石排挤出京的吕公著,还有苏轼和苏辙兄弟都回到了京师。范纯仁被任命为负责审读诏旨和奏状的给事中,吕公著更担任了副宰相尚书左丞。至于宰相蔡确和韩缜,则既不团结,又都被弹劾,下台只是迟早的事。[51]
形势大好,司马光却犯错误了。
问题出在如何看待曾经的改革措施。正确的做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废的废,该留的留,该纠偏的纠偏,可以改良的改良。然而做起来却其难无比。不但司马光和王安石不可能达成共识,就连苏轼和范纯仁都有不同意见。
比如免役法。
这是王安石最看重的,也是司马光最痛恨的。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大病一场,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便强支病体致函中央政府,声称当务之急莫过于废除免役。又亲笔写信给吕公著,留下政治遗嘱说:我已将贱体托付医生,将家事托付愚子。国事未有所托,现在就拜托仁兄了。
他还说:恶法不除,我死不瞑目。[52]
在司马光的坚持下,免役法于元祐元年三月被罢。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目瞪口呆。他说:怎么,就连这个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呀!说完,王安石不禁老泪纵横。 [53]
看来,他也死不瞑目。
免役法的成败得失,恐怕只能在下一章再讨论,苏轼的故事也将在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对司马光的决定也不赞成。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何况政策要有延续性,就算要改也不能急刹车。这话很是在理,司马光却在政事堂发起脾气来。苏轼便说:当年韩琦做宰相,阁下做谏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就不许苏轼知无不言了吗?
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但依然不改。[54]
范纯仁也认为,免役改差役,不妨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要改也最好先试点,循序渐进。何况宰相应该抓大放小集思广益,最忌谋自己出。什么事情都自己拿主意,下面的人就会揣摩上意谄媚逢迎,那可就更糟糕了。
司马光根本不听。
范纯仁一声长叹:又来了个王安石![55]
也许,这就是悲剧所在了。实际上,从担任副宰相门下侍郎算起,司马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时间,加上闰月也只有十六个月,任宰相后七个月就病故。拜相那天,司马光躺在床上不能动,太皇太后派人将诏书和印玺送到府上,又颁下恩旨特许他不必朝觐。司马光却不敢当。他说:不面君岂能视事?终于在病情好转之后奏对于帘前,然后上班。
唉,他这是奋不顾身啊!
显然,如果说王安石是宁可得罪所有亲朋好友,也要将变法进行到底,那么,司马光就是拼了命来唱反调,累得吐血也要把那些新法都推翻了。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个人的利益驱动,完全是为国为民,因此义无反顾。在高举道德旗帜的国度里,遇到这样的人,鬼神都要让他三分,谁胜谁负就只看权力在谁那里。现在,当然是司马光占上风。
但,他的生命也到了最后一刻。
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是在元祐元年八月十二日。六天之前,青苗法被废除。对此,司马光原本犹豫,甚至认为该政策的立法精神并不错,只是执行中出了问题。范纯仁这时已经升任同知枢密院事,便奏请朝廷继续发放青苗贷款。
苏轼却认为,青苗法不是执行有问题,而是立法本身有问题。他说,老百姓过日子,从来就是量入为出,因此勤俭持家,虽贫亦足。现在额外多出一笔钱来,难免会变得大手大脚。朝廷却不管这些,只管收利息,这不是坑人吗?
司马光听了这话,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冲进宫中在帘前问太皇太后:是哪个奸贼蛊惑陛下再发放青苗钱的?
范纯仁吓得面如土色,一句话不敢说。[56]
王安石更是说不成,五个月前他就去世了。
二十五天后,司马光也撒手人寰。
至此,各种新法基本上都废除净尽,但这绝不等于戏已演完。要知道,就连许多反对王安石的人,比如前面说过的李常,也认为新法并非一无是处,真心拥护变法的就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只要时机成熟,便会卷土重来。
比如章惇(读如敦)。
◎本节及下节有关事件一览表
[46]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五十三元丰八年三月壬戌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丰八年三月庚申日条。
[47]见《宋史·哲宗本纪一》。哲宗生于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初七,到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五,实足年龄八岁三个月。
[48]见《宋史·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传》。
[49]见《宋史·哲宗本纪一》。
[50]以上所述司马光主张甄别新法,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五十五元丰八年四月庚寅日条,全面否定新法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丰八年五月戊午日条。母改子说李焘系于四月庚寅日,毕沅系于五月戊午日。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认为,司马光提出此说是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似欠妥。毕竟,新皇帝只有八岁半,如何跟他讨论国家大事?
[51]吕公著的任命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丰八年七月戊戌日条,范纯仁的任命、韩缜攻击蔡确、蔡确和韩缜被弹劾见该书同卷同年十二月甲戌日条及丙子日条。
[5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正月丙辰日条。
[5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三月庚申日条、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丞相荆国王文公言行录》。
[5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巳日条。
[55]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巳日条。
[56]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日期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八十五、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元祐元年八月丁酉日条,后述事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八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元祐元年八月辛卯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