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最后一次在朝堂上见到宋神宗是哪一天，已无从稽考。那天的气氛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王安石便谈起对吕嘉问的安排。当时，吕嘉问已经回到京师，参与了王雱他们与吕惠卿的斗争，但没有被追究。于是，王安石便建议任命此人为集贤院学士，皇帝的答复则是放放再说。[33]
结果，一放就是半个月。
因此这天上朝，王安石便旧话重提。皇帝陛下却仍然不肯表态，只是回过头去发呆。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神宗却又转过脸来问：听说相公想辞职，已经很久了？
王安石猝不及防，低头答道：是。
又说：陛下坚留，不敢马上就走。
大殿中安静得能听见心跳。
皇帝不再说什么，王安石也很快便离开相位。[34]
此事未被正史采信，因此真伪莫辨。照理说，似乎不该有这样难堪的场面。毕竟，太祖皇帝留下的祖宗家法，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从太宗到神宗，北宋历任皇帝对朝中大臣都礼遇有加，政治文明的程度远远高于明清两代。孔子主张的“君使臣以礼”，在宋代应该说得到了实行。[35]
事实上，王安石离职以后的待遇并不低。他在罢相一年多之后的元丰元年（1078）正月被封为舒国公，又过了一年多，改封荆国公，从此人称“王荆公”。甚至到他病故时，虽然掌权的已是反对派，也仍然被追赠了太傅的头衔。
宋，是彬彬有礼的。至少，这时还是。
然而客气礼貌并不等于满心欢喜，宋神宗对王安石恐怕也早有不满。责任当然在王安石。众所周知，此人素有“拗相公”称号，一根筋认死理，只论事不看人，在皇帝面前也倔头倔脑，说起话来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跟他自己的穿衣戴帽一样不修边幅，常常弄得皇帝和同僚下不了台。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熙宁五年到七年讨论市易法和免役法，就是皇帝或他人问一句说一句，王安石就顶一句驳一句，简直问都问不得。说到激动时，不是指控同僚结党营私破坏改革，便是批评神宗不识好歹不明是非。[36]
如此作风，谁受得了？
所以，神宗第一次罢免王安石，固然有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恐怕也未尝没有这样的考虑：安石呀安石，回到江宁冷静冷静，改改你那臭脾气吧！改了，朕还用你。
可惜，王安石就是不改。
其实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也非麻木不仁。据说他曾经对亲近的人说：现在圣上对我，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还是依然故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想闹情绪就闹情绪，想请病假就请病假。[37]
这在王安石，或许既是出于对主义的坚持，也是出于对神宗的信任。他曾在复出之后两三个月时说：臣之所以敢于直言，只因为陛下能够容忍臣下犯颜谏争。否则，安石就算有十个胆子，又岂敢忘记明哲保身的古训？不过，陛下修身立德虽然堪比尧舜，是非分明却不如唐太宗。如果敢直言的不能赏，出问题的不能罚，岂能要求大家都说真话？
听完这话，宋神宗也笑了。他说：台官只有挨骂挨批和撤职查办的份，何尝有过奖赏？现在找个愿意干的都难。
王安石说：不知道唐太宗那会儿，是不是也这样？[38]
这当然可以传为美谈。可惜好景不长，皇帝陛下的忍耐也有限。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应该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当时宰相韩绛和副宰相吕惠卿都已离职，朝廷急需人手，王安石却又请病假了。神宗一天十七次派人探望，也不管用。
皇帝只好问个究竟。
王安石的回答，是要狠狠整治那些反对新法的人。
神宗很为难。他说：据反映，民间也叫苦。
王安石说：冬天刮寒风，夏天下暴雨，老百姓不也叫苦连天吗？有什么了不起，值得大惊小怪？
神宗说：就不能没有寒风和暴雨吗？
王安石不高兴，继续生病。
这一次，神宗又迁就了王安石，只要是他推荐的人都予以重用，王安石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但，这并不等于皇帝心中就没有阴影，没有想法，没有疙瘩。[39]
是啊，这大宋的江山，究竟是谁的？
宋神宗心里翻江倒海，吕惠卿也来火上浇油。熙宁九年六月，被王雱等人逼得跟王安石彻底翻脸的吕惠卿，在奏折中说了这样的话：请陛下想想，陛下平时是以什么人的待遇对待王安石，王安石又是以何等人自许的？三纲五常、君臣大义和政治规矩，难道可以由于他一个人而废掉吗？[40]
皇帝很可能心头一紧。
我们不知道，皇帝此刻是否想到了熙宁五年七月。那时有个名叫郭逢原的小官突发奇想上书朝廷，请求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礼仪由君臣改为师生，还提出取消枢密院，把权力集中到中书省，以便王安石大权独揽，令行禁止。
这真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
神宗当时就极为不悦。他对王安石说，这肯定是个轻浮浅薄的家伙。王安石却说：人才难得呀！[41]
嗯？什么意思？皇帝不能不有所警惕。
如果神宗还想起熙宁七年四月，就更会心惊胆寒。当时旱情严重朝野不安，自己也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王安石却说什么水旱常数，不足为虑，丝毫不肯为朕分忧。好吧！你既然是连天命都不畏惧的，想必也不在乎天子。[42]
不用想了，宰相必须换人。
毫无疑问，熙宁九年十月下旬神宗的心理活动，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这里说的都是猜测。但，接任的是枢密使吴充和参知政事王珪，却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吴充虽然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对王安石的做派却不以为然。正史也说得很明确，吴充担任宰相，是因为中立无私。[43]
至于王珪，更是阿弥陀佛。此人是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的同一天任参知政事的，之前则与王安石和司马光在翰林院共事。熙宁元年八月，那两人为一件事争得不可开交，王珪却对神宗说，从不同角度看都有道理，唯陛下圣裁。[44]
担任宰相后，王珪变得更加乖巧，决不多嘴多舌，一切听从皇帝指挥。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上殿叫取圣旨，进殿叫领圣旨，出殿叫已得圣旨，人称“三旨宰相”。[45]
神宗皇帝很满意。
这就是邓绾他们看错宋神宗的地方了。没错，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也主张集权。但，王安石是为了变法而集权，宋神宗却是为了集权而变法。因此，当他实现了集权之后，就不能容忍有人分权。王安石也必须走人，哪怕没有了王安石的朝廷和岁月变得非常无趣，简直乏善可陈。
实际上，尽管为了厉行改革，神宗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王安石不喜欢的人打发到外地，终使王安石一家独大，但这绝不是神宗理想的模式，也不是大宋传统的模式。赵宋官家最喜欢的，是朝中大臣既不铁板一块，也不撕破脸皮，总有人发表不同意见，然后由皇帝来终审和仲裁。
这，大约就是所谓“帝王之术”吧！
不过，之前北宋朝廷基本上没出大乱子，也因为士大夫和皇帝都对这祖宗家法心领神会，小心翼翼维持着方方面面的平衡。这一点，富弼是懂的，但被王安石搅黄了；神宗更是懂的，但被司马光搅黄了。因为按照神宗的想法，最好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同时在朝。哪怕轮流坐庄，也不错。
问题是，司马光做了宰相，就一定很好吗？
也难讲。
[33]吕嘉问参与王雱违法乱纪一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4]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注引（南宋）吕本中《杂说》。
[35]见《论语·八佾》。
[36]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日条、卷二百三十九熙宁五年十月丁亥日条、卷二百四十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日条、卷二百四十二熙宁六年正月辛亥日条、卷二百四十六熙宁六年八月庚寅日条、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庚戌日条、癸丑日条及戊午日条。
[3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注引（南宋）吕本中《杂说》。
[3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巳日条。
[39]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熙宁八年十一月丙戌日条。
[40]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
[4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五、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熙宁五年七月条。
[4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己巳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四月辛未日条。
[4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
[44]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下熙宁元年八月癸丑日条，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见本书第一章第六节。
[45]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五十六、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丰八年五月庚戌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