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记述一个人，一个同班同学，他的老家在鲁西，却取了个名字叫王吉林。这人瘦弱沉默、平常不大引人注意，谁能料到，就是他，把我们这些风筝的线割断，以致我们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他在我们面前死去，死亡的冲激永远是最有力的。
那时我们睡大统铺，也就是十几二十几个人排列在一起睡眠，王吉林睡在门口，和我的位置隔着三个人，我早晚出入经常看见他，夜晚也常听见他的鼻息。有一天，他忽然不能起床了，我们轮流送饭给他吃。再过几天，他忽然不能吃饭了，我们轮流送水给他喝。再过几天，他忽然不能喝水，而且昏迷不醒，我们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
从王吉林不能吃饭那天起，我们天天去见分校主任，请他想办法治病。唉，他冷淡地把王吉林的命运推给事务主任，事务主任，那个油腔滑调的人，教我们去请中医。蒲溪当地的医生来了，开了一张药方，教我们到五十里外的汉阴县城去请名医。名医来了，开了一张药方，教我们送病人到九十里外的安康县城进医院。办住院、必须学校派教职员拿着公文出面交涉，我们以王吉林命在旦夕，再三恳求校方施恩，主任坚决拒绝，他最后说，即使是我的儿子得病快要死了，我也不答应。
我们极其愤怒。所谓我们，是指王吉林的鲁西同乡李蕴玉、李广恩、袁自立、毕德厚、程佩瑞，这些鲁西同学的龙头崔昆，还有与我来往密切的李孔思、徐秉文，还有我们的班长、颇有领导能力的曹湘源。我们觉得王吉林好像被谋杀，而我们奉命在旁参观全部过程，这是一种愤怒。那分校主任和事务主任都是我们瞧不起的人，被迫向你瞧不起的人求告，又遭到冷酷的拒绝，这是另一种愤怒。
我替王吉林煎过两次药，那明知无效还要虔诚郑重对待的草汁。中国人说“自古书香药更香”，可是我觉得药的气味又酸又苦。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母亲也是在那浓烈的酸苦中无救的，煎药的气味一直祟着我，直到今天，我经过中药店门口，闻见那气味，仍然痛感中国人的无助。
有一天，黎明时分，李广恩把我摇醒，他就睡在王吉林旁边，他说有奇怪的臭味从王吉林身上散发出来，这表示病人快要死了，他在家乡有经验。一个濒死的病人不能再躺在大宿舍里，必须和团体隔离。
我们在附近农家找到一间空屋，确实是空屋，屋子里一根干草也没有，好像早已收拾妥当，准备收留异乡人的尸体。我们弄到许多干草，在地上铺成临时的病床，空屋“空”到连门板也不见了，几个同学轮流守卫，替病人抵挡猫狗的侵扰。
夜间守卫的时候，我反复思索生死。奔波千里的尽头是死，不早不晚，恰恰是抗战胜利，好像一个人用全部钱财参加抽奖，却在开奖之日遗失了奖券。
王吉林“骨细肉薄，步轻脚浮”，没有寿者之相，上帝为什么给他这样一副相貌？为什么要他的父母这样失去他们的儿子？如果这是上帝的安排，到底有什么必要？依照中国人的说法，造化是个顽皮的孩子，世人都活在他的恶作剧里，这和《圣经》的启示相差太远，为什么反而比较贴近事实？我对基督教传统教义疑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我的宗教观才重新建构起来。
在这间小屋里，我看见由人变成尸体的全部过程，气味次第改变，表情次第改变，颜色次第改变，层次分明，每况愈下，仿佛日落时的云霞景色。然后他吐出大量白色的泡沫，满腮像圣诞老人的白胡须，然后喉头格格作响，据说这是文豪雨果断气时的声音。最后，王吉林死亡，用一位美国诗人的名句来形容，“他为将军和虱子所弃”。
鲁西同学邀我一同整理王吉林的遗物，大家围成圆圈，看我蹲在地上打开包袱。崭新的枕头套，用乱针绣出一盏灯、一只雄鸡，代表“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崭新的小褂，衣襟里面绣一行小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想必都是慈母手中线！望着遗物，我的脑血管膨胀，鼻腔呼呼有声。
十个字，一针一针，仿佛绣在我的心上。这一次，我意识到自己对文字的敏感，以后终身为文字所苦，也终身被它牢牢吸住。
怨天必定尤人。王吉林的生命，对他自己、对他的家庭、有极大的价值，可是这个价值被管理学校的人藐视了，一个母亲对儿女的苦心痴爱，被践踏了。我想起在校每一个同学和他们的母亲。死的不止王吉林，我们都死了，我们的母亲都受到侮辱。我们竟是这样的微贱吗，竟是这样无能无用吗，刹那间，我们一跃而起，俨然成了还魂的僵尸，立志要给人间添一点祸害，出一口恶气。
西迁一年以来，我们眼见四个同学病亡，都没有得到认真的治疗，分校主任没有到病床旁边站一分钟，也没在丧事前后叹一口气，这不是“战时物力艰难”一句话可以遮盖的。女生学生队的队长，男生尊为刘大姐，她替衣服破了的人缝补，为想家哭泣的小男生擦眼泪，她死得很苦，事务主任抹黑她，掩饰自己的残忍，散布流言，说她死于堕胎，言外之意是，她自取灭亡，不值得同情。他伤害死者，也伤害了未死者，未死者还有知觉，还能反应，因死者不能反应而过度反应。
情势酝酿，条件成熟，于是出现领袖，这个人是我们的班长曹湘源。
曹湘源是行动派，要带几个同学去把分校主任和事务主任痛殴一顿，他当场征求敢死队。实在冰冻三尺，积怨很深，说到一个打字，个个摩拳擦掌。
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比他们多一点见解。打人，我力言不可，我说，学校里的风波只能“闹”、不能“打”，闹是教育问题，打就是法律问题了。他们说不过我，暂时作罢，不过他们是不甘心的，是不甘休的。两个月后，我们辍学离校，曹湘源还想打人，没打着。直到今天，老同学说少年事，还有人批评我稳健误事，害他们生命中少一件响叮当的回忆。
曹湘源也许是天生的领袖，他知道怎样用人。他问我，除了打人，还有什么妙计？我主张谈判，好，你出的主意你执行，他派我去找分校主任摊牌。
每一次，都是我硬着头皮走进办公室，那时我清清楚楚告诉自己，要实现自己的理念，只有自己赴汤蹈火。湘源带领大队人马包围前门后窗，每逢听到分校主任口气硬，大家一致喊打，活像拉拉队。分校主任很镇静，江湖风波见过许多，他那一脸永不改变的猪肝色，也帮忙掩护了他。不过他最后还是一一妥协，到底他输不起，我们输得起。
我出头，分校主任非常生气，据说他在内部点名批评：“他是可以读书成器的青年，为什么和败类混在一起！”奇怪，他为什么不当面告诉我？训导工作不是有个别谈话吗？只要有人劝我一句话，我立刻可以安静下来，可是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我并非坏分子，我是苦闷的分子，只想放一挂炮仗，表示自己还有作为。
老实说，在我们心目中，王吉林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努力放大了他，以彰显我们的行动合乎正义。把主观的利害客观化，原是政客的把戏，我不懂，湘源懂。依中国民情，死亡可使弱者突然变大，活人总是理屈三分。我们倒是都懂，都抓住了机会。闹到兴高采烈的时候，总觉得欠王吉林一点什么。也许我们利用他多于同情他。后来我知道，学潮无论多么波澜壮阔，大抵不出这样的框架。
中国人最忌“撕破脸”，整人用阴功，表面照常君君臣臣，一旦公开决裂，难以善了。既然走到这一步，我们就自暴自弃了，山东有句俗语：“一个牛也是牵，两个牛也是放”，意思和“一不做、二不休”相当。一旦越过这个门槛，我们就是浪子。管理学校的人冷冷地（或者说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往前走，没打算拦阻我们，该说的都没说，该做的都没做。
借着治丧，我们和校方大闹，以鲁西同学为骨干，吸引了二十几个人参加响应，一时成群结队，横行校园。学校给王吉林准备的棺木太薄，我们大闹。起灵时，分校主任不肯到灵前致祭，我们大闹。我们“规定”全体教职员送葬到墓地，校方拒绝，我们大闹。曹湘源有斗争经验，他提出威胁，要抬起王吉林的尸体，送到分校长家中停放，校方的态度只好软化。
曹湘源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事务处为王吉林搜购柏木寿材，用水泥青砖砌墓，备妥长明灯、招魂幡、倒头饭，请四个和尚来通宵念经、超度亡魂。那事务主任悄悄对我说，你们要用这样好的棺材，实际上是害了他，我看盗墓贼不会放过这口棺材，不出三个月，一定有人把坟墓挖开。我很厌恶他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到底影响了我。
鲁西的几位同学说，王吉林留下的新衣服、新床单，都可以放入棺中陪葬。我想起事务主任的话，想起盗墓贼。一个人说的话（即使内容令人厌烦）怎样影响另一个人，生出意料之外的事故，我亲身体验到了，我说死者已矣，班上有一位同学正在生病，满脸蜡黄，不如拿衣服被单卖钱，救那位同学的急。大家没有异议，就这样办了。
亡人入土为安，生者余怒未息。今天想，我们对校方的要求，多半存心无理取闹，可是全校同学们一致鼓掌叫好，“杀君马者道旁儿”，我们也就戮力演出，不能下台，而且所有的“无理”都是表象，深层都藏有“至理”。可以说，这是战后学潮的基本结构。
两个月后，我们再闹一场，然后集体离校，颇似战场上佯攻急退。分校主任额手称庆，他说坏分子都走了，学校去了心腹之患，从此可以风调雨顺。却不料“坏分子”生生不已，学潮也是前浪后浪，一波又起，而且后浪总比前浪高，闹到他下台，也闹到国民政府垮台。正是由于里层依然，表象也就继续。
一年以后，全国才进入学潮期，想不到我们在最闭塞的地方，糊里糊涂做了前卫。二十二中以后几次学潮，都和中共的学运没有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学运人物细说革命功劳，二十二中无份。
没有共产党的地方照样有学潮，学潮由国民党自己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