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我身在纽约，打开电视机，听到台湾歌星林志炫：
散了吧！算了吧！
人真傻，情真假，
别回想，别留下，
认了吧！散了吧！
蓦然一惊，这是一九九七年的歌，怎么唱出我们一九四五年的心声！
电视画面是逆光拍摄的，林志炫的青春身段，站在远处的悬崖上，张开双臂，朝着大海，反复呼喊。散了吧！散了吧！歌声亢急迫切，带着绝望不甘，短句回环往复，不能尽言而情溢于言，正是我们一九四五年秋天的心境。
八年抗战，大体上是日军自东向西进攻，国军且战且走，无数机关团体一同西撤。国军固守从北到南一条长线，用黎东方教授的说法，这条线“起自黄河由北向南的一段，连接伏牛山脉，汉水由北向南的一段，长江在岳阳与汉口由西向东的一段，与洞庭湖、湘江、大庾岭”。
今天查地图，在这一条线上有许多大山，国军利用山地作战，拖住日军。这条线上有山西的吕梁山、中条山，河南的伏牛山，湖北的鄂西山地，湖南的湘东山地，广东的大庾岭和云开大山，广西的南岭和十万大山。中国的山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山是老天预设的防御阵地，人挡不住的、山来挡，后来有句话，说是“抗日靠山”。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又有三年内战，共军破坏陆上交通，国军主要由海上运输支援，因而出现了下一句话“反共靠水”，此是后话。
那时有几千万中国人，被日军压缩到黎东方所说的长线之西。战争期间，无论如何这些人总有同舟共济的心情，说个比喻，大家像在寒夜围着一堆火，利害相同，心念相近。
可是这些人原本有富有贫，有贵有贱，有智有愚，一声胜利复员，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立刻表面化，当时有一句流行的口头禅：“复员就是复原”。复员使人人脸朝东看，这就不像烤火而像是看电影，虽然座位挨着座位，心与心之间却互不相谋，彼此中间等于筑起高墙。
举个例子。我们校中的将军之女，平时和大家守望相助，一声复员，马上有了孤芳自赏的架势。她坐飞机去徐州，住在司令的官邸里，临行虽然留下地址，可是谁也没再接到回信。那个和她秘密交换了三年情书的男生，专程奔赴徐州，登门求见，吃了一碗冰冷坚硬的闭门羹，造成他终身的抑郁沮丧。
所谓人生经验是什么？和将门之女谈情，他预先知道不会有结果，他得有五十岁。她动身登机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完了，他得有四十岁。当女生不肯回信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他们完了，他得有三十岁。可是那时他们十六十七岁，还要去敲官邸的大门，摘下苦果。
这几千万人都想赶快越过这条纵线，向东涌去，情势仿佛大江溃堤，奔流向海。这些人在战争期间千辛万苦，所有的欲望也都用一条线封锁起来，这条线就是“等抗战胜利再说吧”。现在抗战突然胜利了，人欲的堤防也突然溃决，于是出现了“劫搜”和“有条有理、无法无天”，这也是后话。
我们滞留在鄂西山地之西，秦岭之南，汉水上游，教育部除了发给经费和学生贷金，别的事也管不了许多，学校一向由创校人李仙洲将军出力照顾。李将军是当时有名的“山东三李”之一，这时他非常失意，虽然一心想把学校迁到山东，“把山东子弟还给山东父老”，实际上没有力量做到。
复员声中，学校里的教职员心念浮动，本事大的想“接收”，本事小的想衣锦还乡，学校算是个跳板，学生完全成了累赘。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都生了麻风病，住在疗养院里，有病人，某些人才有职业，得到了职业，病人又实在讨厌。
今天看地图，重认那些崎岖闭塞的山区，想起希腊神话里潘多拉陪嫁的箱子。抗战胜利好比把箱子打开了，飞出无穷“后话”来。我们一群刚刚成丁的流亡学生，有幸（或不幸）躬逢其盛。
我们听到一个新故事。据说，美军的一个大兵向长官请假，以便照顾即将临盆生产的妻子。长官责问他：“你爱国家还是爱妻子？”这个大兵回答：“国家有一亿七千万人爱她，我的妻子只有我一个人爱她。”（当时美国人口为一亿七千万。）
据说，长官立刻批准这个大兵的要求。
这是从潘多拉的箱子里飞出来的新观念，我听惯了“牺牲小我”的教训，觉得这个故事完全是讽刺。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讲到“我的妻子只有我一个人爱她”，故意停顿一下，察看反应。听故事的人都点点头，说一声“对呀”！没有人批判他、驳斥他。
那时，在思想上、我们很迷惑。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我们的模范，只有学习他们才可以救中国，他们怎么会彻底失败？美国人私心很重，贪图安逸，是我们的反面教材，怎么反而把日本和德国打败？人人为自己，谁为我们？我们又为谁？集体主义一夕变为个人主义，我们好像全成了废品，全被抛弃，战时负责引导青年思想的人，怎么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社会大变动的时候传言特别多，有消息说，流亡学生的资金本是战时措施，也是暂时措施，现在战争结束了，政府要把资金取消。如果没有资金，我们不只无法读书，也无法生活。
现在我读《旧约》列王纪上第十二章：“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心中还有当年的彷徨震动。
如果吴培申老师跟我谈一次话，我会振作起来，可是他留在山东省政府，没来汉阴。如果杨奇英老师跟我谈两次话，我会安定下来，可是他去了成都。如果我能和五叔通信，他会告诉我怎么办，可是他进入缅甸作战以后，断了音讯。如果张秀峰老师还做二分校主任，而且身体健康……
我已一无依傍，我只能自己作决定，然后承担后果。
后来我知道，能作出决定并承担后果，人开始成熟。
对着溪水，我告诉自己，你绝对不能、也不该继续受学校的教育，你的生命属于家庭。你也必须走出这一重又一重高山，寻找一个立足点，支持你的父母。
在山东，我家是“没落地主”，人口虽然不多，父亲、母亲太老，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又太小。经过土匪洗劫绑票，农村经济破产，再加上这一次战争摧残，已经要为衣食发愁。我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一方面是不愿进日本人办的学校，尽忠；一方面是为家庭杀一条出路，尽孝。我是长子，在那个时代，长子是不能独善其身的。
一个初中三年级毕业班的学生，本来还可以拖延一些日子再负起家庭责任，可是抗战突然胜利，使我提前面对不可能的任务。
家乡，日军撤出，共军立即进占。中共要用激烈的手段全面改变社会，家人逃亡，成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我必须立刻想办法赚钱，哪怕是极少的钱。胜利像一堵墙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我得思索如何先从瓦砾下钻出来。
赚钱必须有职业，我能做什么呢。记得当初决定离家，五姨非常乐观地说，等到抗战胜利了，你们登高一看，东西南北全是出路。而今现实情况是，东西南北全是烽火，日本宣布投降后一个月内，国军共军为了接收，在北中国十一个省处处开打。
我和我的家，都得马上在烽火的闪光中找路，一条狭窄弯曲的小路也好。我打游击的时候，曾在大雨和雷电之夜爬过山。
我现在离家人两千多里，即使是大雨和雷电之夜，也得从这万仞山丛爬出去，这一步棋我倒看得清楚。我在年轻时没有别的方向感，大家庭牵引着我的灵魂。
我在《昨天的云》里写过，我家为什么有许多空房子，基督教会怎样把礼拜堂设在我的家里，我家怎样以食宿接待南来北往的基督徒。
回想起来，我家接待的过客很复杂。父亲有一个习惯，他陪来客吃过晚饭，问他们的职业，然后指着我提出要求，请他把自己的专长教我一手。客人奔波多是步行，明天还有遥远的路要走，但是在接受款待之后不便推辞，只好答应。有时候，客人一面教我一面打哈欠。
我跟着这些“一日为师”的人，学过很多玩意儿：认五线谱，拉胡琴，画素描，看相，剪纸，打拳，还学过一套简易的魔术。第二天，父亲照例问我学到了什么，有没有兴趣，我那时才读小学，又不是神童，一两个小时之内能学到什么？至于兴趣，一律没有。
《昨天的云》里有一章《插柳学诗》，在那一段日子里，我顺便学过占卦、看相和刻图章。没有兴趣，略知大意而止。父亲的愿望是多么炽烈，他希望能发掘我的才能，及早训练我觅得谋生的技术，分担家计。我约略知道世上有很多很多种职业，不知道世上有很多种学问，不知道每一种职业都可以上升为学问，每种学问都可以落实为职业。也幸亏不知道，少了痛苦挣扎。散了吧，落得慷慨潇洒。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舆论，你尽管不信，仍然免不了受它影响。我爱读课外的闲杂文章，当时流行的论调是文凭无用，学校教育完全失败。他们冷讽热嘲，指责学校把学生的大脑分割成许多小块，一块装数学一块装物理……有人把大学（University）这个英文字音译为“由你玩四年”。一九四九年，我把这个诙谐的译名带进台湾。
林语堂先生的主张，帮助我作了最后的决定。他说读书贵在兴趣，今天的学校不准学生凭个人兴趣读书，强迫学生为考试为文凭读书，以致“学校是令学生看书成为非法的地方”。他讥讽学生在学校里“所读非书，无书可读，不许读书，书读不好”。他的文句又警辟又痛快，我们一群成绩不佳心事重重的学生争相传诵。
如此这般，我跟那一条路完成学业、从无二心的同窗，也就渐渐话不投机了。
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