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郑愁予的名句：“出门一步，便是江湖。”离家五百里算是很远了吧，哪想到后来更远，更远……
我一生漂泊无定。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半流亡”，离开家，没离开乡。十七岁正式流亡，离开乡，没离开国。后来“国”也离开了。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说不完。
现代中国，有个名词叫流亡学生，它前后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内战期间，各地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那时流亡是一种潮流，流亡的青年千万百万，流亡很苦，很孤独，有时也壮烈，危险。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离开家乡，前往安徽阜阳。一九四二，那是个什么样的年头？
那年是民国三十一年，我十七岁。
那是中国对日抗战第六个年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依照欧美人的说法）第三个年头。那年中日两军在浙赣路会战，在太行山会战，在湖北宜昌会战，在湖南长沙第三次会战。这年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与日军作战，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与苏联苦战。
那时，山东省铁路公路沿线的据点，腹地重要的城镇，都驻扎日军，我们称为沦陷区。但日军以线制面的构想完全失败，广大的农村和山区由两种武力分治，那就是：国民政府派出的正规军，老百姓称为中央军，加上亲国民政府的游击队，他们的地盘称为游击区；还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老百姓通称之为八路军，开辟了解放区。今日话当年事，这些名称先要交代一番。
那时，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国变成日本的属国，先用暴力侵略，后用怀柔安抚。但是，民族主义是无法融化的冰。中国人对暴力造成的伤害不忘记，对怀柔施与的恩惠不感激，想加减换算，没那么便宜，大家指天为誓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年轻人，愤懑之情溢于言表，骂“日本鬼子”，唱《中国的青年遍地怒号》。
中国人管日本人叫“鬼子”，一直叫到抗战胜利，叫到对日和约签订，叫到一九七几年，我在台北进电视公司当编审组长，政府官员以电话指示，电视剧对白的“日本鬼子”一律换成“日军”或“日本军阀”，大家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改了口。
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在台北设立大使馆，抗战时期的愤怒青年虽然渐渐老大，胸中怒气未消，每逢行经馆外，总要对着太阳旗骂句脏话。日本在台北举办第一次商展，开幕之日，群众一拥齐上，把日本馆的太阳旗扯下来。
且说华北的“沦陷区”里，日本控制学校，修改文史课程，培养以日本为宗主的思想，办理各种亲日的活动。青年人和他们的家长拒绝这样的教育，大批失学的青年另寻出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战时学校，收容他们。在日本的高压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苟全，年轻人血气方刚，看鬼子不顺眼，心里窝一把火，留在家里很危险。“出门一时难”，但是在家已非千日好，家长们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出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名字，成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都说那个时代是洪炉，说这话的人自命是铁匠，他要把人百炼成钢。现成的燃料，那就是每人胸中的怒火。半个中国给日本占了，国仇家恨。铁匠以高明的技术使我们自我熔化，再乒乒乓乓打造。
小时候，我身体孱弱，家乡话有个很好的形容，叫“病病歪歪”。老师家长从来不督促我用功，而是叮嘱不要太用功。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外婆家，一连几天没上学，等我回学校上课，跟那些不知情的老师同学见了面，有人问我：“好了吧？”他们以为我又病了。我家虽住在乡下，但世代重视子女教育，做流亡学生纵然千辛万苦，父母终于下了决心，我已十七岁，实在不能再拖延了。
这一年，鲁籍名将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率九十二军驻扎安徽阜阳，就地成立“私立成城中学”（不久改称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收容山东逃出的流亡青年。阜阳离我家五百华里，那时交通不便，人们又安土重迁，我的家乡兰陵镇一带没人去过阜阳，没人听说过这个地名。只因为李仙洲是山东长清人，山东老百姓相信他；只因为我的二表姐已经早走一步，入学读书；只因为那时基督教掩护抗日青年，而我家是基督徒。所以我在这年夏天也到了阜阳，从此天涯海角，再无归路，山东，临沂，兰陵，永远只能在地图上寻找。
七七事变发生后，有一个青年对他的母亲说：“我已经十八岁了，不应该留在家里，我要去参加抗战。”
母亲非常感动，问他打算跟谁一起。
他说：“我去参加八路军，您看好不好？”
母亲说：“很好！很好！”动手为儿子准备行李。
三年以后，这个青年的弟弟对母亲说：“我也十八岁了，我要去参加抗战。”
母亲非常感动，问他打算跟谁一起。
他说：“我去参加中央军，您看好不好？”
母亲说：“很好！很好！”动手为儿子准备行李。
可怜的老百姓，可爱的青年，他们怎能预料，他们以后用很多很多时间互相厮杀。
那时，有人到大后方（后来叫做国统区），有人去解放区（当时也叫共区），大半由因缘决定，人人以为殊途同归，谁能料到这一步跨出去，后来竟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二十二中的老同学屡次受到严厉的责问：你当年为什么不投奔解放区？被问的人哑口无言，因为它实在没有答案。
一九八零年，中国对外开放，内战期间逃出来的人回乡探亲，回首三十多年，家乡的亲人少者已壮、壮者已老、老者已死，历劫余生悲愤怨恨，责问归人：你当年为什么投奔国统区？这一问，只有一把鼻涕一把泪，也没有答案。
李仙洲氏办这所学校，网罗了山东的许多精英，他用人以行政干部和党工为主，没有倚重教育家。以二分校的骨干而论，战后有人做济南市长，做青岛市民政局长，做省干训团教育长，做国大代表，做行政督察专员，穷则办学，达则做官，教育理念和专业热忱有局限，似乎谈不到春风化雨。
那时国立一中与六中与我们声气相通，校长都是教育家。教育家的作风是自由开放，而那时，一中六中都在偏僻的地方，触角不及于省会，遑论欧风美雨。那时所谓自由开放，只能表现在阅读左倾书刊、包容中共地下组织、资助学生投奔延安等几件事情上。这和二十二中可说是大异其趣了。
那时日本侵略中国，中共以联合抗战为号召，热血青年同仇敌忾但各有因缘，不管北上延安或西去重庆，不管进二十二中还是进一中六中，应该说大家都对。不幸后来有了内战，内战后又有政治运动，二十二中校友的罪孽沉重。留在大陆上受尽政治运动煎熬的那些同学，颇有人恨自己“走错一步”。然而那一中和六中的进步青年，后来也多是伤心人。
抗战胜利后，李仙洲将军再度入鲁，兵败被俘。从台湾的角度看，他是降将，我在台湾是降将的学生，常常被人多看几眼。总之，不论在大陆，在台湾，李仙洲的学生都有历史问题。司马桑敦的长篇小说《野马传》，主角是一个绰号“野马”的女人，国民政府要捉她，因为她是共产党，可是共产党也要捉她，因为她对党不能绝对服从。一位韩国小说家写《呜呼朝鲜》，南北朝鲜交战，他从北朝鲜逃到南朝鲜，南朝鲜认为他是北朝鲜间谍，连忙逃回北朝鲜，又被认为是南朝鲜间谍。这都是造化弄人，只有哭之笑之。
平心而论，我当初入二十二中读书，并没有错；像我这样的人，中共要计较阶级成分，他也没错；台湾操危虑深，处处防患于未然，更没有错。推而广之，中国人的这一场大悲剧，竟以“谁都没错”酿成，真是诡异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