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创业失败的经历，成了我宝贵的财富，这也让我明白了，刚刚出校门就创业，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决定。
到了今天，我根据这些经验会和很多年轻人去讲我的创业观：创业是一种精神，但是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不要把创业狭义地理解为开一个公司，当一个CEO。这种事情太容易了，但是它未必能成功，我做了两个失败的公司，这其中有大跃进和揠苗助长的意思。
到今天我做创业“起飞计划”，会和很多创业者交谈，很多年轻人往往乐观地评估自己的能力和操控能力，特别是技术男，掌握了技术会给人们一种幻觉，认为“我操控计算机的能力很强，所以我操控市场的能力自然就很强”。其实，市场上的血雨腥风远远不是年轻人一上手就能适应的。
这正是年轻时的两次失败创业给我留下的深刻教训。
1995年应该是我硕士毕业的年份，本来，我是连硕士文凭都不想要的，但是出去打拼了一年，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憔悴、瘦削、没有精神。而我的资产也变成了负值，出去折腾了一年，我不但把反病毒卡挣的一点钱全都赔进去了，还欠了很多债。
我身心俱疲，自己知道现在已经到了承上启下的阶段，人生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我忽然意识到，我其实是需要这个硕士文凭的。自己去创业行不通，我必须去学习商业知识，再把所有新的积累重新消化再去理性创业。经过两年在社会上的摸爬滚打，我领略到了现实的残酷，开始对外部世界充满敬畏。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并且被现实不断地打击，但是我已经学会了在每一次失败之后进行阶段性总结。
暂停创业并不意味着我的创业之心已死。所有的失败和磨难只改变了我急躁的心态，并未改变我的终极目标。我想通了，等我硕士毕业之后，我需要找一家大公司踏踏实实地工作几年，看看正规的公司究竟是怎么运作的。我要在成熟的公司把自己打磨成一个成熟的人。
1995年大年初二，我回到了学校，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毕业时的那个原点。
我给导师李怀祖写了一份检查，宽容的导师原谅了我。我至今还记得我去找导师的那天，李教授不但没有大肆批评我无法无天的“消失”，反而当着在场的二十多个博士和十多个硕士表扬了我，这个场景非常具有戏剧性。他说：“在你们这些人里，就小周将来可能最有出息。”我听了这句话，本来低着的头马上抬了起来，感觉不敢相信。导师接着话锋一转，说：“因为我发现，你们都是正常人，只有小周不太正常！”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导师接着说：“小周的思维方式和正常人不一样，将来，他要么就是最失败的那个人，要么就是大获成功。”
我露出了惭愧的笑容。
我颠沛流离的两年确实异于常人，导师说的并没有错，对于他说的我的未来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论调，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但是，在潜意识当中，我已经意识到我可能并不会走一条和很多人一样的道路。
我这两年读到万维钢的《智识分子》，对里面的话深有同感。
少数人，就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说的异类，他们就是王小波所说的，拒绝被安置的“特立独行的猪”，他们就是《黑客帝国》里跟机器人对抗的反抗者。他们就是《分歧者》里总能比别人多个心眼的分歧者。
进入自由王国，他们只对自己的实名负责，不受任何外力的限制，他们敢问不该问的问题，敢挑战周围人的共识，不屑于取悦任何人。
我只想对自己内心的想法负责，并不想被任何期待安置。
当年那个25岁的年轻人，遭遇了人生里的失败和背叛，体会着创业的艰难和人性的复杂，我的特立独行让学校和同龄人将我视为一个不正常的年轻人，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我的内心对未来的规划依然非常清晰。我知道我要走的路，注定崎岖不平。
回到学校之后，我开始恶补论文。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卖给我字库的师兄李钊。那个时候，他已经从西安交大毕业了，回到学校只是为了看望女朋友。没有想到，和他的这次相遇无意中给了我关乎未来工作的方向。我问他在哪儿工作。他告诉我：“北大方正，王选那里。”
“北大方正？”
“是的，大家用的电脑照排系统就是它家的，还有WPS汉卡，现在大家用的打字系统都是方正的。这个公司的气氛很自由，年轻人都在那儿写软件。”
简单的几句介绍，在我看来非常有蛊惑力。在李钊说话的过程中，我的脑子正在快速处理这些信息。在那个时代，北大方正对于学理工的年轻人来说，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有关北大方正的各种报道常常见诸报端。
1988年，北大新技术公司，也就是北大方正公司的前身，全面推出北大方正系统，接着又推出报纸大屏幕组版技术、采编流程的计算机管理和新闻综合业务网络。短短几年里，国内1000多家报社和6000多家印刷厂都用上了激光照排系统，把国外的同类产品挤出了国内市场，美国的HTS公司因此破产。后来，几家外国巨头纷纷宣布，在汉字激光照排领域，他们放弃了在中国的竞争。最终，这几家外国巨头灰溜溜地退出了中国市场。
90年代初，这家风头正盛的公司账面资金达到2亿元，是中国最大的校办企业。它推崇自主知识产权的理念，让很多年轻人跃跃欲试地想加入。
这些事实大家并不陌生，但是让我心动的不是这些，而是WPS汉卡借助方正成功的例子。这个成功让求伯君成了我当时的偶像。求伯君在1989年研制出了集文字编辑、排版、打印功能的中文文字处理软件WPS（Word Processing System），并以WPS1.0为核心软件推出了金山汉卡，这填补了中国的整个汉卡产业。后来WPS成了中国软件销售的神话。从1990年到1993年，WPS汉卡逐年升级，每年销售几万套，“WPS”这个由求伯君制造的名词，一度成了电脑的代名词。
我自己做过平面创意系统，还花3000块钱买过字库，是伴随着中国计算机行业的成长而成长的青年人。我目睹了计算机领域悄然发生的一切，自然而然，对WPS汉卡的诞生和成长过程谙熟于心。其实我的内心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行业兴起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了那么多汉卡，为什么只有WPS汉卡最成功？是因为产品做得最好吗？其实不是。那是因为求伯君的战略很成功，他投奔了北大方正。借助方正的渠道，汉卡的销售如虎添翼。这给当时不谙渠道威力的我很多启发。
在李钊随意介绍他的工作单位时，我已经萌生了投奔北大方正的想法。我看过求伯君的文章，佩服他的商业智慧。成为下一个求伯君的意念看似不知天高地厚，其实在我心里已经暗潮汹涌。而促使我加盟北大方正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过两年的摔打，我清楚地认识到我本质上还是技术人才，不是商业人才，经验的缺乏让我在做公司时弄得这儿叛乱那儿辞职的，搞得到处鸡飞狗跳。所以，我想去北大方正，去耳濡目染计算机公司是怎么进行管理的。
我立刻对李钊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李钊对我说：“方正能学到好多东西，不过我唯一的感觉是你这样的人去了不能乱说乱动，你太爱说话、太活跃了，你只要在公司不那么活跃，就肯定混得下去！”
我心想，这还不简单。
当时我已经参加了很多面试和招聘，简历上看不出我在研究生期间逃过那么多课，我又获过很多各种大赛的奖，简历上的辉煌让很多工作单位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包括深圳的一家金融机构。但是，听了李钊对北大方正的描述，我的北上之心已经悄悄定了下来。
方正的面试一共进行了两次，我先去的李钊的老板周宁那里，他是方正软件部的副总，正在搞方正的飞腾，之前还有一套维思排版。第二次面试是去王选那里，还见到了他的太太。我不错的简历为我的面试加了分儿，两边的面试我都通过了。不过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面试的职位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周宁那边是北大方正下面的软件部，王选那边是北大的计算机研究所。一时间，我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边才好。
“你说我到底去哪儿呢？”我问李钊。
“还是来我们这边吧。公司比较自由，王选那边很学术，肯定不喜欢你这样乱说乱动的人。”
“那好吧。”
就这样，我的第一份工作，决定了。
我清晰地记得面试结束之后，我来到了我一直向往的天安门广场，当时正值春节，广场上有很多放风筝的人，高高的风筝五颜六色地在天空里优雅地飘扬，阳光温暖，天色湛蓝。一种久违的放松心情涌上了我的心头。我也希望，我的将来能够像一只风筝那样，在北京的天空里自由自在地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