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和“山脉”类似的产品，就不能和“山脉”在同一个市场上直接搏斗了。在西安这个市场上，我也没有任何人脉关系。我和靳凯、王航都是郑州人，于是我们决定还是杀回郑州。毕竟，那里我们相对熟悉一些，更重要的是，那里的这块市场可能是个空白。于是，我们在郑州成立了“郑州信心软件公司”，专门卖平面创意系统，目标客户是广告公司。
受到山脉公司的启发，我们把扫描仪、打印机捆绑在一起，这样一来，电脑开机之后就自动进入了功能界面。我们根据系统配置的不一样来给产品定价，配置高的卖十万，配置低的卖五万。第一次卖这么贵的东西，我看到自己的定价也倒吸了一口凉气，当初我一张反病毒卡才卖多少钱呀？
产品定价高，要卖得出去才行。我们再度开启了每天去找客户的日子，但是这次的情况并没有比第一次好多少。我们每天几乎跑断了腿，也没有办法让客户为我们的产品付钱。我们和广告公司的老板去打交道，交上我们的宣传册，推销我们的产品。但现实情况是，这个东西毕竟还是太前卫，广告公司的老板们都不懂电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让他们掏这么贵的价钱买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十分困难。每次去见客户，我都说得口干舌燥，可是销售的数字却根本上不去。时间一长，我们那仅有的信心，也慢慢开始动摇了。
后来有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广告公司的老板（24岁左右的样子），非常崇拜高科技。虽然他对电脑并不很懂，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建议：“不如这样吧，我来投资你几万块钱，你们来我的办公室办公，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干出来。”这个建议让我们大喜过望，有人支持我们的产品，还有人提供免费的办公室使用，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答应呢。就这样，这个年轻人成了我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年轻单纯的我们兴高采烈地搬到了“投资人”的公司里。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一系列灾难的开始。所谓的投资人，其实最原始的目的，只是想把我们的电脑据为己有。
因为销售并不是特别强劲，我的意志力很快就动摇了。不专注的毛病又开始显现出来，我又想汉化别的软件，创造新的赢利点，希望能够用别的业务来带动公司的销售。比如，我汉化了一款家庭装修的软件，能给装修公司做出效果图。
更糟糕的是，我不但在产品上没做到专注，在地域上也没有坚持专注。而不专注的后果是十分可怕的。产品在河南做得不好，我们本应该坚持在河南市场上精耕细作，但我们背道而驰。几款软件出来之后，我的投资人认为我们要各地撒网，全国开花，迅速打开局面。于是，我们做出了一个荒唐的举动，在还没有在一个市场站稳脚跟的情况下，我们就开始在报纸上狂打广告，用3000元的高薪招聘销售人员，用诱人的工作前景吸引人们来工作。广告一打，应聘者无数。公司迅速膨胀到五六十人。而这些刚刚招到公司里的人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进行了简单分组——“你去青岛”“你去济南”，去卖产品了，整个过程十分仓促。现在回想，我们做的一切都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坏消息传来——竞争对手“山脉”杀到郑州来了。“山脉”派来了一个女孩子，她其实不太懂技术，但是人家踏踏实实一家一家地在郑州谈，显示出了超常的韧劲和耐心。在我们还根本打不通河南市场的任督二脉时，这个小女子已经慢慢把郑州的市场给拿下来了，她当时至少给“山脉”赚了上百万元。
竞争对手显示出了专注的力量，而我们这边，分散兵力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当河南的市场正在被“山脉”蚕食时，我们的人还在各地“流亡”着，大家住廉价招待所，跑广告公司，跑报社。当时，我和另外一家广告公司的创始人付强，分赴两地去推销自己的产品。但是，跑着跑着局面就失控了。
留在郑州的研发人员逐渐发现了我们产品的奥秘——我们的产品，说白了不就是汉化软件吗？这个他们也可以做。他们甚至连汉化都不做了，把我们汉化好的东西直接拷走改个名字，就卖了。就这样，在创业的过程中，我第一次遭遇了手下人的背叛。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
这对于一个不到25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考验。
那是我人生中非常灰暗的一段时间，我开始在无锡和济南之间坐着火车两边跑，在两个城市不断地去灭火。眼看着偷我们产品的人和山东的一家公司做着黑单，但是我束手无策。整个公司都乱套了，人心也已经涣散无比。
祸不单行，就在黑单事件让公司大乱之际，大后方也在动荡着。“天使投资人”的真实面目就在此时此刻曝光了。他坚持认为电脑设备搬了进来，就是他的资产，而我们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合约，没有办法证明这些设备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双方陷入了僵局。当我们根本无法再自己做出决策时，我们就决心脱离他。但是，这一切又谈何容易。我们只得在前一天晚上进入办公室，把所有的电脑搬了出去。这当然引发了一系列不堪回首的风波，“投资人”跑来兴师问罪，局面混乱不堪。这个时候，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之前的蜜月期他虽然允诺我们可以免费使用办公室，但是这一切到分手的时候都是需要即时清算的。我对资本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闹剧中逐步获得的。最后我们赔偿了一台电脑和一套系统，当作免费使用一个月办公室的代价。
就这样，在一系列混乱的过程中，我的第二次创业也差不多无疾而终了。所有的信心，终于随风陨落。没有意外，我收获的依然是满满的教训。这让我又不得不开始了自我反思的历程。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我的“信心”失败后，一个戏剧化的结果出现了——在一个“信心”倒下之后，郑州出现了很多“信心”这样的公司，大家还纷纷成立了输出中心，接一些广告设计的活儿。他们买了高档的扫描仪扫描图片，可以帮你分色。而这些复制我们模式的工作人员，很多人是从我们这个公司里出去的，我的公司等于培养了一批这样的人。
在关闭了自己的公司之后，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浮躁。做反病毒卡的时候，我喜欢把所有的责任归到别人身上，觉得失败了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然而第二次创业，我依然犯了技术员容易犯的错误——兴趣点转移得太快，不懂得专注的力量，这和踏踏实实把一个生意做透是相违背的。这次创业，我最终收获的教训是有关产品的。看到了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山寨公司，我意识到了投机取巧的弊端，我去做汉化软件，自以为很聪明，结果发现，你能投机取巧，别人也能，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的产品一点壁垒都没有。
两次创业失败的经历，给了我沉重的打击。到了今天，很多人会向我抛来这样的问题——你赞成不赞成大学生创业？我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说，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我已经算是比一般的学生更接近社会三教九流的人了，但是当我真正走出去的时候，我还是感觉离真正的市场太远太远了。
我做的事情都太表面化了，比如照着《硅谷热》的表面模式，找到了所谓社会上的朋友，获得了所谓的投资，或者免费的办公室或者一些注册资本的承诺。这些都非常表面化，我并没有找到创业的精粹，也没有毅力在一个方向坚持到最后。我最后的失败、最后的头破血流，是必然的。
就这么乱七八糟地折腾了一年，我终于感觉到心灰意懒。我所体验的，和《硅谷热》里所描述的那扣人心弦的生活差了十万八千里，也和《中国青年》杂志上那种浪漫的开疆拓土的剧情丝毫不沾边。我觉得公司再这样做下去，我就会变成一个混混，或者一个挣点小钱的个体户。每天想着投机取巧的事儿，这并不是我的理想。
这个时候已经是1995年了，我25岁。离开了学校，我已经在外面漂泊了一整年，我的搭档石晓虹最终收到了家里给他发出的最后通牒，让他回学校去上课，否则将面临拿不到学位的危险。
面对公司剩下的一堆烂摊子，我忽然觉得，我必须结束这种流浪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