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中开始，我受到《中国青年》杂志那篇有关创业的文章的感染，内心一直憋着一个做公司的梦。我暗自朝着那个目标前进，从来没有觉得任何时期的学习是任务。相反，我像饥饿的人渴望食物一样，渴望了解世界的真相。
在中国计算机事业正在起步时，美国硅谷的计算机事业已经蓬勃发展了一段时间，其中一些优秀的公司已经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我渴望着了解另一个世界科技发展的现状。
大三时，我去上海的一个单位实习，坐在火车上，我阅读了一本对我影响至深的书——《硅谷热》。埃弗雷特·M.罗杰斯的这本著作荡气回肠，回顾了硅谷兴起的过程、描述了硅谷当前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这本书如同一场饕餮盛宴，让我如痴如醉。这次阅读给了我丰富的精神滋养，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硅谷热》总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硅谷的崛起”，以苹果电脑的传奇故事为主线，讲述了硅谷的发展历史；第二部分是“高技术文明”，从风险投资、创业故事、人物传奇等各个方面描绘了硅谷的生态状况；第三部分是“硅谷的明天”，讲述了硅谷模式在全球的扩散、硅谷面临的全球竞争和对世界的深远影响。
这本书严谨的风格、美式的语感，以及里面传递的舍我其谁的精神，像一针催化剂，让我这个理工男的内心波澜壮阔。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乔布斯。
乔布斯说他年轻的时候曾想：一个人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世界太大了，十分复杂，威力无边。但是，他近年来创办苹果公司的经历，使他产生了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他说：“你可以在这儿激励世界，也可以在那儿影响社会。”这种效能感，就是给许多企业家生活带来欢乐的原因。
当某个人有了这种能驾驭未来的威力感，他就会勇往直前。乔布斯喜欢用一些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问题。例如他说：“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就像朵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在那本书里，我看到了硅谷的年轻人的工作状态：
硅谷是袖珍计算器、影像游戏机、家用计算机、无线电话、激光技术、微处理机和数字显示手表的诞生地。近年来，在电子产品方面的每一样新产品，都是从硅谷出来的。工作的人的信条是“猛干，猛玩”，没什么差别。在硅谷，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工程师往往一天干15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许多人计划干上10年成个百万富翁，然后就退休。
在那本书里，我看到了信息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区别：
今天的信息革命不同于过去的工业革命。其中一点不同是，当前的这场革命进展要快得多。向工业时代的转变用了几代人的时间，而信息革命却只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就发生了。另一点不同是，在信息革命产生的同时，我们就认识了它，而一百年前，在曼彻斯特或其他工业城镇，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社会在发生什么变化。
使用计算机的数量，标志着信息革命的飞快速度。由于硅谷使用计算机的体积越来越小，价格越来越低。1984年，计算机已经变得到处都有。
在车库里创造出一个产品，孵化出让人受益的理念，没日没夜地去改变世界、去拥抱信息时代的革命……看着让人热血沸腾的文字，我恨不得马上投身这场革命。
《硅谷热》成为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它对我是一种价值观的影响。当时我对VC没有兴趣，因为我还想象不到VC的作用。我看到的是一堆孩子在车库里做出的神奇的产品。“产品为王”这个想法对我影响很大，因此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是在做产品。另外，这本书还提及那些硅谷人怎么藐视大公司的，书中的人个性都很鲜明。最早这些人都是从大公司里出来的，但是他们不怕挑战大公司。最经典的是苹果和IBM的故事——其实IBM做PC胜过了苹果，从商业上讲，苹果败给了IBM，但从价值观来说，苹果被当成硅谷的英雄。我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很大——如果一个社会只以成败论英雄，或者只以金钱多少论英雄，是不可能鼓励年轻人创新的。
自从看了这本书，我就决定要像那些硅谷的年轻人一样——“在这儿激励世界，在那儿影响社会”。这让我浑身充满了创业的欲望。
大四毕业之后，我被保送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生院，但读的是管理专业。当时我的想法是，既然决心要做一家软件公司，除了计算机知识外，一定要知道管理知识，所以研究生想当然选读了管理。但是刚刚学了几天我就失去了兴趣，我觉得没有进入过任何公司就学习管理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候我就觉得，要不要研究生学位我无所谓了，要一个没用的学位简直是在浪费生命。于是，我开始逃课，心里有个声音正在对我振臂高呼：此时不创业更待何时？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想再浪费一分钟了。于是，我一头扎进了市场，要去做一个产品疯子。
至于做什么产品，我经过思考，做出了一个宿命般的选择——我要做一块清除计算机病毒的电脑外接卡，简称为反病毒卡。除了觉得研究反病毒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以外，我做这个产品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当时的计算机发展过程中，病毒的出现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它逐渐成了人们使用电脑的一个痛点。顺延着解决这个痛点的思路，我制作产品的想法就是，用一块外接的硬件来帮人们查杀电脑病毒。根据我连续几年阅读《计算机世界》的积累，我知道瑞星公司已经进入了这个领域，而且做的硬件卖得很好。
当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做硬件，除了因为已经声名鹊起的瑞星的榜样作用，还有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用户当时认为所有的软件都应该是免费的，因此把软件做成一个生意很难，而硬件却有得到利润的可能。其次，通过设计，我们有信心通过外接硬件，在电脑的操作系统启动之前，就获得电脑的控制权。最后，我倾向于用一种更加通用的方法来解决电脑病毒的问题，比如根据病毒的行为而不是根据病毒的特征来防范病毒。
我给反病毒卡配一张软盘，让电脑插上反病毒卡之后，通过调用软件来实现整个功能。可以说，这是一种软硬件结合的思考方式。
想好了这些，我的内心便非常笃定。《中国青年》上的那篇文章的场景，我想我准备亲手去缔造了。《硅谷热》中年轻人的狂热，我也要去亲自感受了。不眠不休我完全可以做到，我甚至可以更狂热。
我一头扎进了我的理想。当然，早期创业我们并没有注册公司，而是希望想方设法先把产品做出来再说。直到今天，我也认为注册公司等琐事只是创业的形式，而创业的关键取决于推出什么样的产品。我找来负责技术的范刚和负责统筹的石晓虹和我一起工作，而我作为产品的总策划和推进者，每天都在思考着一件事，那就是怎么尽快把反病毒卡生产出来，并迅速推向市场。
理想如此丰满，但现实往往骨感。一个希望以查杀计算机病毒起家的学生公司，需要每天在电脑上调试程序，寻找病毒特征，而此时，我们却连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都没有。
这一切看起来多像痴人说梦。这时候，已经有人在说我们几个办公司的事儿是异想天开了。
讥讽和嘲笑开始在空气里无声流动，我们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