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那家公司实在是没有什么商业模式，什么业务都做。除了倒货卖货，另一项业务就是开设电脑培训班，做培训业务。他们没有钱外聘老师，就让我这个大学生直接去站台。因此，在那家公司上班时，我第一次成为老师给别人讲课。
电脑培训班来的都是一些20到30岁的姑娘，她们有的是文秘，有的是家庭妇女。在我的想象中，第一次传道授业解惑，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当老师是一种很神圣的体验，但是我刚刚讲了几节课，就已经大汗淋漓。并不是我讲课的水平不够高，而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些人确实是实打实的小白用户，很不开窍。
对这些小白用户来说，你必须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所有的问题。
我做事情比较投入，无论这件事情是简单还是复杂，我都能够乐在其中。认识到这些学生的真实水平，我开始为这些小白用户精心地备课，绞尽脑汁想出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计算机语言尽量变成白话。
我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小白用户，并开始了解他们是用什么思维方式思考的。这个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产品观。在和小白用户的接触过程中，我开始明白做产品不能总从程序员和产品经理的角度出发，还要化繁为简，达到使用的极简主义。当这种思考潜移默化地进入我的生命，一种做产品的思路也默默地根植到我的思维当中。
讲课对于我的帮助不只如此，在每天试图讲解计算机语言当中，我的演讲能力也得到了潜移默化的提高。很多年后，我才认知到这是一种必需的能力。很好的表达能力，无论对于程序员之间的沟通，还是与用户之间的交流，都至关重要。这对于今后作为企业的创始人，和员工之间的沟通、领导力的建立都很关键。创业之后我需要经常上台演讲，没有想到的是，这时我已经变成了续航能力极强的“麦霸”。我喜欢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喜欢被打断。因此，每次演讲之前，我的员工都小心翼翼地提醒我，一定要注意控制时间。后来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天生就很会演说。其实，没有任何人是天生会演讲的，这个能力是我从年轻时开始慢慢锻炼而获得的。
在研究生阶段，我就开始创建自己的公司。我接触很多年轻人，今天还在雇用年轻人来公司工作。我经常给一些年轻人分配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很多年轻人听到不喜欢的工作，或者认为不该自己做的工作，会有抵触情绪，认为这事儿不符合自己的身份。我觉得这种观念是很错误的，任何一件小事情里，都隐藏着大天机。对能力的训练来自对每件事情的体验。所有的经历都不会白白浪费。
我的大学生活很充实，但似乎很难用开心和不开心来总结。开心来自简单的事情：吃了一顿好饭、听了一首好歌、疯狂地读了一晚上的程序，或者暑假的时候邮购了音响零件，自己制成了一个噪声巨大的音响。而不开心的时候也是有的：走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林荫大道上，没有姑娘的瞩目，没有浪漫的故事，有的只是一颗理工男的寂寞心，偶尔悲壮。
后来经常有人好奇，问我除了学习，大学那时到底有没有谈过恋爱。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如实回答：虽然我对恋爱这事儿并非没有向往，但是当时确实没机会。我“痛恨”当时女生的择偶标准，她们不是倾心于学生会干部，就是喜欢高大威猛的体育特长生，会写诗的文艺男青年也颇得她们芳心。像我们这种其貌不扬的“草根”和极客，基本上没有任何市场。我们只能在夜谈会中谈谈对女生的向往，抒发一下愁苦情绪。
我对女生也并不是全无行动。有一次去北京，为了去清华大学见一位我少年时认识的女生，我狠狠心，用一整年做家教的钱买了一双彪马旅游鞋。我清楚地记得那双鞋需要120元人民币，而我一年做家教只挣了100元。当我到了商店，我发现我的存款不但不足以购买这款名牌旅游鞋，而那鞋也根本没有我的号。但是我实在不想错过装扮自己的机会，依然执着地买下了大一号的鞋子，现在看当时的照片，我如同脚踩两只大船。不但如此，我还借了班干部的一身运动服来搭配这双彪马鞋。那是一身蓝色的滑雪绸运动服，束腿束腰，当时看来是很顶级的衣服，现在看来很廉价。
精心装扮了一番，我去清华看望了心中的女生，不出所料，这次看望最终无果而终。
在大学期间，无论是出于主观因素，还是出于客观因素，我都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毫不惊奇，我把图书馆里所有有关计算机的书基本都通读了一遍，那是一种一个人日夜独处的狂欢。当时流行的歌手是李宗盛和王杰。在这种日夜独处的狂欢中，我常常哼唱李宗盛的《寂寞难耐》：“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走过了这段难忘的大学岁月，我非常感谢所有的孤独。正是因为严谨的学习氛围，西安交通大学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基本功扎实的程序员。在那段晃晃悠悠没有爱情的时间段里，我完成了从一名计算机爱好者到专业计算机从业人员脱胎换骨的蜕变。
多年后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我听到了同学们对很多往事的回忆，大家在欢声笑语中纷纷对我当时的标准形象进行了描述，他们说，当年的我通常是，腋下夹着一堆软盘，头发乱如茅草，但是眼睛贼亮，除了接学校外面的活儿，一有空就往机房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