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玛丽完成一次光荣的旅程归来时，总会有一个女儿到火车站接她，等她出现在头等车厢的一个车窗里。居里夫人到死都一直给人一种行色匆匆、穷困潦倒的印象。她神色谨慎，双手牢牢地抓着她那个一成不变的棕色皮包，那是多年前波兰妇女联合会赠送给她的。手提包里塞满了各种文件、文件夹、眼镜盒。她臂弯里夹着一捧路上人们送的花，虽然花很普通，而且已经开始枯萎发蔫，同时还给她带来许多不便，可她无论如何也不敢扔掉。
卸下行李后，这位科学家爬上自己在圣路易岛上那座没有电梯的三层楼房。在她清理邮件的时候，艾芙跪在地板上，打开行李，替她整理。
艾芙发现在熟悉的衣物中夹杂着几件天鹅绒和丝质的博士袍——这标志着玛丽又得到几个新的名誉博士头衔；几个装有奖章的皮匣子、几卷证书，以及比其他一切都更为珍贵的宴会上的菜单。玛丽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这些菜单保存下来，因为这些用厚厚的硬纸片做成的菜单正好可以用来方便地记录数学算式！
最后，当艾芙窸窣窸窣打开一些皱纹纸包装后，她看到玛丽给她和艾莱娜买的“纪念品”和礼物。玛丽给女儿们买的礼物总是具有异乡情调，但也都很廉价。
从得克萨斯带回的“木化石”被用来当镇纸；从托莱多带回镶嵌着金银线的刀，后来用于裁开装订不良的科学书籍；波兰山地居民编织的粗羊毛地毯却铺在了桌子上。玛丽黑上衣的领子上别着从大峡谷带回的小首饰：几个刻有闪电花纹的印第安小银饰。这几个银饰，加上一个波希米亚石榴石扣子、一条金丝项链和一个漂亮的老式紫水晶胸针，这些就是我母亲的全部首饰。我猜把它们全加在一起也卖不了三百法郎。
位于白求恩码头路的这套公寓虽然宽敞，却不很舒适，因为房子设计得很奇怪，走廊迂回和楼梯凌乱。而居里夫人一生中倒有二十二年在这里度过。这座房子里气势宏伟的房间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只有配上高雅的扶手椅和沙发才显得和谐。居里博士留下的红木家具随意摆放在能够容纳五十人的巨大的客厅里，可现在难得有四个人在此相聚，上了蜡的地板光滑得有如滑冰场，走上去吱呀乱响。房间里既没有铺地毯，也没有挂窗帘。高大的窗户上，百叶窗永远敞开着，上面还吊着一层几乎连光也挡不了的网帘。玛丽讨厌帘子、地毯之类装饰。她喜欢光滑的地板和毫不阻碍光线射入的玻璃窗。她要完完全全、不打折扣地欣赏塞纳河、码头和塞德岛的美丽景色。
过去那么多年，她一直穷得没法给自己布置出一个漂亮的住所。现在她已经失去了装饰自己住所的愿望，而且也没有时间去改变生活陈设的简洁。不过，陆续收到的礼物还是给这些明晃晃、空荡荡的房间增添了一些装饰。有匿名崇拜者送给居里夫人的几幅以花为主题的水彩画、一个蓝色的哥本哈根花瓶——这是那个工厂最大最漂亮的产品、罗马尼亚某工厂赠送的一块棕绿色相间的地毯、刻有华美题字的银花瓶……玛丽自己只买过一件东西，那就是送给艾芙的卧式钢琴。她那个年幼的女儿曾经一弹就是几个小时，而居里夫人从来不抱怨那如洪水倾泻般急促的琴声。
艾莱娜继承了母亲对物质淡漠的态度，在出嫁前一直都惬意地住在这座冷冰冰的公寓里。艾芙尝试了各种办法装饰她自己的小窝，但结果往往更糟。可她一有点钱就又开始重新折腾。
这座房子里唯一有生气的屋子就是玛丽的工作室。一幅皮埃尔·居里的画像、几玻璃橱的科学书籍、几件古老的家具，为这个房间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
当初玛丽从众多房子里选中这座房子，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幽雅，可后来它却成了世界上最喧闹的地方。钢琴家练习音阶、电话铃声刺耳、门铃响亮的丁冬声在高大的墙壁间回荡、家里的黑猫来回狂奔，这只猫的拿手好戏是扮作骑兵在走廊里冲锋。塞纳河上拖船发出不断的汽笛声经常把年轻、孤独的艾芙吸引到窗前，前额抵在玻璃上，按名称给那些轮船分组：火枪手组：阿托斯、波尔托斯……候鸟组：雨燕、红雀、燕子……
每天早晨不到八点钟，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佣人弄出的叮当声和居里夫人轻快急促的脚步声就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吵醒了。差一刻钟九点的时候，居里夫人的小轿车停在房子前面的码头上，有人按三声喇叭。玛丽赶忙戴上帽子，穿上大衣下楼。实验室等着她呢。
法国政府的津贴和美国人民慷慨赠予她的年金，使她不用再为金钱烦恼。虽然居里夫人的收入在一些人眼中少得可笑，但是对于她来说，已经足够她活得舒舒服服了，只是她不懂得享受。她从来不知道让仆人伺候。每次让司机多等几分钟，她总会感到隐隐有几分愧疚。她和艾芙一起逛商店时从来都不看价钱，不过凭着她一贯正确的直觉，哆哆嗦嗦的手总是指向那些最简单的衣服和最便宜的帽子。她只喜欢这种廉价的物品。
她喜欢把钱花在植物、石头、乡下的房子上。她在乡下盖了两座房子：一座在拉古埃，另一座在南部。随着年纪的增加，她喜欢到地中海去寻找比布列塔尼更炽热的阳光和更温暖的海面。她的新乐趣变成了躺在卡瓦莱尔别墅的露台上小憩，欣赏海湾和西尔莱斯群岛的美景，在山坡上的花园里栽种桉树、含羞草和柏树。萨伦纳芙夫人和克莱芒小姐是她的邻居，这两位漂亮的朋友非常崇拜她的水上技巧，不过旁观她游泳时又不无几分恐惧。玛丽在参差的岩石丛中游泳，从一块岩石泅到另一块岩石。她还仔细向两个女儿描述她的冒险经历。
她在信中写道：
这里的浴场很棒，就是得走很远的路。今天我在高耸在拉维齐海湾上的岩石间游泳，游的距离真远哪！！！这三天大海一直很平静，我觉得自己能游很长时间，而且能游很远。在平静的海水中游三百米丝毫也不会让我害怕，而且我肯定还能游得更远。
她的梦想是像从前那样离开巴黎到西奥克斯去过冬。她在那里买了块地，打算盖一座房子。可是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拿定主意。每天吃午饭的时候，人们都可以看到她从实验室步行回家，她以几乎与往日一样轻快的步伐穿过拉杜尔内罗桥，在圣路易岛的老房子爬楼梯时有点喘。
艾芙挺小的时候，艾莱娜已经成了居里夫人的小助手，和母亲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大家聚在厚实的圆桌边吃饭时，这位科学家就和她大女儿讨论科学问题。各种专业公式撞击着艾芙的耳膜，可她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些高深莫测的问题，于是小姑娘心里得到了巨大的满足。比如当母亲和姐姐说到一些代数术语，她就解释为：“质数”宝宝和“平方”宝宝。艾芙觉得玛丽和艾莱娜总是提到的这些她不认识的宝宝一定很有趣……但是为什么宝宝是“平方”的？而那些“质数”宝宝为什么又有什么优先权呢？
一九二六年的一个早晨，艾莱娜平静地向家人宣布她和弗雷德里克·若里奥订婚了，若里奥是镭研究院最有才气、最富热情的工作者。这座房子里的一切立刻被打乱了。一个年轻男子突然出现在这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家庭里，而这个家里除了像安德烈·德比尔纳、居里、佩林夫妇、波瑞尔夫妇和默汉夫妇这样不多几个的亲密朋友外，从来没有过外人。这对小夫妇先住在白求恩码头路那所房子里，后来搬到一个独立的公寓。玛丽看到女儿快乐，自己也很高兴，但是从此不能时时和自己的工作伙伴住在一起，不免有些难过，甚至难以掩饰内心的沮丧。
后来，玛丽通过日常接触对这个成为她女婿的学生有了更好的了解，她开始喜欢这个英俊、健谈、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也欣赏她的超人才能。她意识到情况比以前更好，现在不是一个助手而是两个助手分担她的烦恼，讨论正在进行的研究，听取她的意见，而且还可以给她提供建议和新想法。“若里奥夫妇”非常自然地走进居里夫人的生活，他们每周四次和居里夫人一起吃午餐。
还是在那张圆桌旁，他们又讨论起“平方宝宝”和“质数宝宝”。
“妈，你不去实验室吗？”
那双灰色的眼睛无限温柔、毫无戒备地看着艾芙，这几年这双眼睛前总有一副玳瑁框的大眼镜。
“我过一会儿就去。不过我得先去一趟医学研究院。而且因为开会要等到三点钟，所以我想我还有时间……对，我可以到花市转一圈，说不定还有时间到卢森堡公园走走。”
那辆停在房前的福特车已经响了三声喇叭。几分钟之后，玛丽已经置身在花盆和花篮丛中，为实验室的花园挑选植物，然后用报纸包好，小心地放在汽车座位上。
园艺师都认识她，但是她却从来没有进过一家花店的大门。难以名状的本能和贫穷养成的习惯使她总是跟那些名贵的花朵保持着距离。让·佩林是一位最快乐、最体贴的朋友，他常抱着大捧的鲜花走进居里夫人家。玛丽仿佛欣赏珠宝一样，注视着大朵的康乃馨和美丽的玫瑰，惊奇中带着几分胆怯。
两点半，福特轿车把玛丽送到了卢森堡花园的门口，这位科学家匆匆走向约定地点，“靠近左边的狮子”。这时候，公园里有上百名儿童在玩耍，其中有一个小女孩看到了她，立刻用两条小腿全速朝她跑过来。这个小女孩是艾莱娜的女儿海琳·若里奥。表面上看，居里夫人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外婆，但是她花了那么长时间，绕了那么远的路只为和这个穿鲜红色衣服的小家伙待上几分钟。这个小家伙口气专横地问：“你要去哪儿，姥姥？为什么不和我一块玩？”
上议院的钟已经差十分三点了。玛丽必须离开海琳，让她独自捏泥饼玩。玛丽来到波拿巴路庄严的会议厅，在习惯的位置上靠着老朋友罗克斯大夫坐下。她作为六十位值得尊敬的成员中唯一的女性，开始参与医学研究院的工作。
“哦，我太累了！”
玛丽·居里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说这句话，她脸色苍白，由于疲惫而显得又憔悴又苍老。她总是很晚才离开实验室，有时七点半，有时八点。司机开车送她回家，可三层楼似乎越来越难爬。她换上拖鞋，披上一件黑呢上衣，在屋里随意踱着步子，等着仆人叫她吃晚饭。这时，房子里比白天安静了许多。
“你工作太辛苦了。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不该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她女儿对她说这样的话一点用都没有。艾芙很清楚居里夫人不可能减少自己的工作，她认为少工作等于承认自己衰老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只能希望她母亲能够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精力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
自从艾莱娜搬出了白求恩码头，就剩下艾芙和母亲两个人一起吃饭。玛丽白天遇到无数的事情，所以晚上忍不住高声说起这些事。每天晚上这些零散的话语，描述出那个占据了居里夫人身心的实验室里的紧张工作，那是一幅神秘而迷人的景象。艾芙像玛丽的同事一样熟悉了她从不曾见过的仪器。玛丽说起这些同事时总是使用大量的人称代词，口吻热情洋溢、近乎温柔：
“我真对‘我’年轻的格雷瓜尔感到满意。我早知道他很有天赋……”喝完汤后，她又接着说，“今天我去物理室见了‘我的’中国学生。我们用英语交谈，说了好长时间：在中国，驳斥别人是不礼貌的。我提到一个假说，这个年轻人刚刚做实验证明这个假说是错误的，可他还客气地表示同意。我不得不猜测他是不是有不同意见！在这些来自远东地区国家的学生面前，我总是为自己的粗鲁感到羞愧。他们可比我们文明得多！”她吃了些蜜饯后，又接着说：“啊，艾芙，哪天晚上我们应该邀请‘我’今年的波兰学生来。我担心他在巴黎一定感到非常不知所措……”
来自各个国家的工作人员相继在镭研究院这座巴别塔(1)里工作，而其中总有一人来自波兰。如果有更优秀的申请人，出于公平居里夫人无法为自己的同胞申请到大学奖学金，她就自己出钱支付来自华沙的学生的费用，而这个年轻人永远也不会知道，慷慨支持自己学习的人是她。
突然间，玛丽停了下来，不再继续讲述实验室的事情，转向女儿，换了另外一种语气说：
“哦，亲爱的……和我讲点别的。告诉我有什么新闻？”
无论什么，甚至十分幼稚可笑的事都可以跟她说。艾芙找到了一个最理解她的听众，满意地说起她可以把车开到每小时四十五英里。居里夫人虽然开车谨慎，却也热衷开快车，所以饶有兴趣地关注着她自己的福特车的竞赛速度。关于她外孙女海琳的趣闻，或者这个孩子说过的什么话，都能让她像年轻人一样爆发出突然的笑声，而且能笑得流出眼泪。
她还懂得如何以愉快的口吻讨论政治。啊！她那令人鼓舞的自由主义……如果法国人在她面前赞扬独裁制度，她就会温柔地回应：“我在独裁制度下受过压迫，可你们没有。你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里有多幸福……”赞成暴力革命的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驳斥：“你们可以说把拉瓦西埃送上断头台有理，可你们永远也说服不了我。”
她还保留着原来那个年轻波兰“进步分子”的勇气与热情。法国缺少足够的医院和学校，数以千计的法国家庭生活在不卫生的房子里，妇女没有足够的权利，这些问题都让她感到心痛。
玛丽没有时间好好地教导自己的女儿。但是艾莱娜和艾芙都从她身上获得一份珍贵的馈赠：与一个非凡杰出的人一起生活。玛丽的非凡不仅在于她的天赋，更在于她伟大的人性和她对庸俗、狭隘的排斥。居里夫人甚至避免了人们绝对能原谅的虚荣心，不让别人把她当作妇女的榜样。有时，她对一些过分激进的崇拜者说：“你们没必要像我这样不按自然规律生活。我是因为自己喜欢研究工作，所以把大量时间都用在了科学上……对于妇女和年轻女孩子，我希望她们过上简单的家庭生活，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在这些安静的晚餐中，居里夫人和艾芙有时会谈起爱情。这个富于悲剧、饱受生活摧残的妇人对爱情没有多少崇高的看法。她乐意引用一位法国文学家的话：“爱情不是一种可敬的情感。”
一次她写信对艾芙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从理想主义中寻求精神力量，这种理想主义不会让我们骄傲自满，同时还能把我们的愿望和梦想推向高尚的境地。我还认为把一个人的全部生活都寄托在像爱情这样激烈的情感上，必然会产生失望……
她知道如何听别人向自己倾诉心事，并且仔细替他们保守秘密，仿佛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样。她还知道当自己的亲朋好友发生危险，或遭遇不幸时，如何赶去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一旦谈起爱情，人们永远也无法和她真正交流。她的意见和她的哲学总是客观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玛丽都不触动自己悲伤的往事，既不从中吸取教训，也不向任何人敞开心扉。这是一个属于她个人的世界，无论和她多么亲密的人都无权闯入。
她只让女儿猜到自己因为年迈而远离家人有一种怀乡之情，她一直都很怀恋自己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先是流落他乡，后来又孀居，她被两次剥夺了甜蜜的家庭温暖。她在给一些无法常见的亲戚写信时非常伤感。她写信给住在蒙彼利埃的雅克·居里，写信给约瑟夫和海拉，还有生活和她一样不幸的布罗妮娅。布罗妮娅的两个孩子早已夭折，一九三〇年她的丈夫卡什米尔·德卢斯基也去世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二日，玛丽在写给布罗妮娅的信中说道：
亲爱的布罗妮娅：
我对我们分开也感到非常难过。但是虽然你感到孤独，可至少还有一种安慰：你们三个人在华沙，所以还能有人相伴，受人保护。相信我吧，家庭团结才是最重要的。而我知道我是无法享受这种团结了。努力从中获取安慰吧，别忘了你在巴黎的妹妹。让我们尽量多见面……
如果艾芙吃完饭后要出门，居里夫人就会到她的房间，躺在沙发上看她换衣服。
她们对服装的看法和审美观点截然不同。不过玛丽早已放弃把自己的原则强加给女儿。母女两人，倒是艾芙常常专横地坚持要母亲换掉那些即将磨成破布的黑衣服。所以母女俩的讨论仅限于形式，母亲一贯退让，甚至带几分愉快和幽默地评论女儿：
“哦，我可怜的孩子！这鞋跟太可怕了！不，你可永远都别想让我相信女人应该走在这种高跷上……这又是什么新时尚，在衣服背部开口？胸前开口还可以忍受，可是干吗要露出几英里的脊背！首先，这不雅观；其次，还有得胸膜炎的危险；而且，这样实在不好看。即使你不在乎其他两条，这第三条理由也应该让你有所触动……不过，除此之外你的衣服还是很漂亮的。不过你的黑衣服太多。你这个年纪不适合穿黑色的……”
最痛苦的是化妆。当艾芙费了好大的劲，自认为非常完美，她母亲却挖苦地说：“转过来点，让我好好欣赏你！”居里夫人用科学眼光仔细地观察她，最后感到非常惊讶。
“当然，我原则上不反对这种涂抹。我知道自古以来人们一直都是如此。古埃及妇女还发明过更糟糕的东西……我只能告诉你一点：我觉得这可怕极了。你折磨自己的眉毛，而且在嘴唇上涂抹颜色，这毫无意义……”
“但是，妈，这样确实更漂亮！”
“更漂亮！！！听着，我明天早晨要赶在你还没有把这种可怕的东西涂在脸上的时候来吻你，免得让我难受。我喜欢你不打扮的样子……现在你快走吧，亲爱的孩子。晚安……哦！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读的东西？”
“当然有。你想看什么？”
“我不知道……一些不让人心情低落的东西。只有像你这么年轻才能忍受那种让人痛苦的小说。”
她再也不读俄国小说，连她曾经非常崇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不读了。艾芙尽管和她的文学品味不同，但是她们俩都喜欢吉卜林、科莱特等作家。玛丽·居里对《丛林故事》、《黎明》、《西多》和《吉姆》这几本书中关于大自然栩栩如生的描写从来都读不厌，大自然永远都是她的安慰和世界。她还熟记了数千首法语、德语、俄语、英语和波兰语的诗歌。
她拿上艾芙给她选的书，逃进书房，躺在铺着红天鹅绒的躺椅上，头下垫一个天鹅绒垫，翻上几页。
但是过了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后，她放下了书，站起身，拿起一枝铅笔、几个笔记本、几份科学手册。她要开始工作了，通常会一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
艾芙回来的时候，从狭窄的走廊能看到母亲书房的灯光从圆形玻璃窗射出。她穿过走廊，推开门……
每天晚上都是相同的景象。居里夫人坐在地板上，四周堆放着纸张、计算尺和小册子。她永远也无法习惯像“思想家”那样，坐在扶手椅上，在桌前工作。她需要无限的空间摆放自己的文件和图纸。
她正忙于一个理论计算，虽然知道女儿回来了，却没有抬头。她眉头紧锁，神情专注。
她的膝头放着一个笔记本，她在上面画符号、记公式，同时嘴里还在喃喃自语。
居里夫人低声念叨的是些符号和数字。和六十年前在西科尔斯卡小姐的寄宿学校上数学课上一样，这位巴黎大学的教授在用波兰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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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别塔：《圣经·创世纪》中说，人类向往“大同”，要筑一座通天高塔，扬名天下。这触怒了上帝，上帝惩罚人类，让人类流离四方，言语不通。作者在这里显然指镭研究院的人来自各国，说多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