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这次美国之行让我的母亲明白了一些事情。
她终于明白，那种自我隔绝是荒谬的。她在学生时代可以把自己和书籍关在阁楼里；从事研究工作时，她也可以与世隔绝，全身心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实际上要想不让她干都不可能。但是已经五十五岁的居里夫人不再是学生，也不同于研究员：玛丽负责一门新学科和一种新的治疗系统。她的名字带给她的特权使她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手势，或者仅仅是在场，就能够保证那些她所关心的、事关共同利益的项目获得成功。从此以后，她将在生活中为这种交易和任务保留一席之地。
我不想介绍玛丽的所有行程，因为它们都大同小异。居里夫人去过许多国家的首都，去参加科研大会、讲座，出席各个大学的仪式、参观实验室。在所有的活动中，她都受到人们的赞誉和欢呼。她也为那里的工作尽一点力。但是她经常需要与自己脆弱的健康做斗争。
当她完成她的正式职责时，她得到的最高奖赏就是发现新的风景，满足自己对自然的好奇。三十年枯燥的工作增强了她对世界一切美好事物的崇拜，那种热情仿佛她是个异教徒似的。她乘坐一艘安静的意大利小轮船横渡南大西洋，这趟旅行带给她孩童般的乐趣：
她在写给艾芙的信中说：
我们看到了飞鱼。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小得跟没有一样，因为太阳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然后我们看到那些常见的星座消失在海平面下：北极星、大熊星座。从天空的南边升起了一个叫做南十字星的美丽星座。我对这里看到的星星几乎一无所知……
在里约热内卢度过的四个星期是一段让她愉快的插曲。在那里她和艾莱娜一道做了几次讲座。每天早晨，她都乔装打扮在海湾游泳。到了下午，她们要短途旅行，要么徒步、要么搭车，有时甚至乘坐水上飞机……
她曾几次应邀前往意大利、荷兰和英国访问。一九三二年她和艾芙在西班牙进行了一次眼花缭乱、难以忘怀的旅行。在捷克斯洛伐克，马萨里克总统与她一样，也是农民出身，于是邀请她到自己的乡间农舍游玩。她定期到布鲁塞尔参加索尔韦大会，在那里她不是被当作尊敬的客人，而是被当成了一个朋友或邻居。她喜欢这些大会，因为在这些大会上，她在一封信中称作“物理爱好者”的人们讨论各种发现和新理论。这些大会结束时通常会有一次盛大的晚宴，或者拜访王室成员：玛丽就是在比利时边界上结识阿尔伯特国王和伊丽莎白女王的，他们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世界没有一个角落不知道她的名字。在中国一个古老的省会太原，那里的文庙里有一幅居里夫人的画像，和笛卡尔、牛顿、菩萨和中国著名帝王的画像并排挂在一起，被称为“对人类做出贡献的伟人”……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国际联盟理事会一致选举“斯科洛多斯卡—居里夫人”为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的成员。斯科洛多斯卡—居里夫人接受了。
这是玛丽生命中重要的一天。自从她出名以来，数百家慈善机构、联盟和协会请求她加盟，以她的名字扩大自己的影响。她一直没有同意。玛丽不想加入那些她没有时间做实际工作的委员会。而且她希望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保持政治中立。她拒绝放弃自己“纯粹科学家”的头衔，不愿陷入各种派别的纷争，即使是最无恶意的宣言也无法获得她的签名。
因此居里夫人加入国际联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是她对科学研究仅有的一次偏离。
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的成员中有许多贤达之士：伯格森、吉尔伯特·默里、朱尔斯·德斯特埃、艾伯特·爱因斯坦、罗伦茨教授、保罗·潘勒韦等。玛丽担任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还是几个专家委员会和巴黎知识合作研究院理事会的成员。
如果认为她会满足于一般概念的虚职，那就是对这位讲求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缺乏了解。玛丽·居里在日内瓦工作，而且再一次成功地为科学服务。
她反对世界上的“科研工作无政府主义”，努力劝说同事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些问题虽然貌似琐碎，但是正是依靠这些问题，知识才得以不断进步；由于在文献目录上进行了国际合作，研究人员才能够迅速查找到自己研究领域中他人的研究成果。他们统一科学标志、术语、科技性发行物的形式、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编目，并创建了常数表。
长期以来，大学的教学法和实验室的工作规程一直引起她的注意。她希望能完善这些方法。她提倡那种协调研究工作人员之间工作的“直接工作法”，提出由所有负责人成立一个参谋部，统一指导欧洲大陆科研活动。
她一生中常常为一个想法耿耿于怀：由于出身低微，一些人的聪明才智无法发挥，天赋被浪费了。在某些农民和工人身上可能藏着作家、科学家、画家、音乐家的天赋。玛丽便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从而致力于国际科学奖学金的发展工作。
她在一份报告中提出：
社会的兴趣究竟何在？难道社会不该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吗？社会是否已经极为富足，不需要关注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的科学事业？我认为不是这样，真正的科学事业需要的智慧无比珍贵，又极为脆弱，放弃智慧是愚蠢行为，更是一种犯罪。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它，给予它获得成功的机会。
到头来，这位一直回避为自己谋取物质利益的物理学家，却一反常态，为她的同事谋取了最大的“科学财富”：她希望为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建立一种版权，以奖励那些不被人注意却能成为工业应用基础的研究工作。她的梦想是通过使用商业利润补偿纯粹的研究，从而解决实验室的窘迫状态。
只有一次，在一九三三年，她放弃了这些实际问题，到马德里主持一场辩论，题目是“文化的未来”。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作家、艺术家都参加了这次辩论。这次辩论会的发起人是保罗·瓦雷里，他称这些人具有“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精神。她那谦恭的权威和独到的用语，使她的同事感到惊讶。与会者非常惊慌，公开指责专业化和标准化的危害，而且认为科学对于世界的“文化危机”也负有部分责任。我们再次看到玛丽·居里，这个最具有堂·吉诃德式精神的人，出于年长者的真诚，怀着对研究的热爱和冒险进取的精神，在自己遵循的生活热情指引下，提出了反驳：
她对对方说：
有些人认为，科学中蕴涵着无限的美。我就属于这种人。在实验室搞研究的科学家不仅是个懂技术的人，而且还像个孩童，自然现象在他眼中有如童话世界一般动人。虽然机器本身也有其美丽之处，但我们不该让人们认为，科学进步就是简单的机械构造，就是机器设备和齿轮装置之类。
我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冒险精神有消失的危险。我认为，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就像好奇心一样，永远不会消灭……
居里夫人从事的活动领域还包括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国际文化、保护一切个性和天才、为“增强科学在世界上的精神力量”而斗争、为“道德裁军”而斗争、为和平而斗争。对于这些斗争，她从来不曾指望轻松取胜。
一九二九年七月，玛丽·居里在写给艾芙·居里的信中说：
我认为国际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还是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本着牺牲精神学会如何去做。无论日内瓦的工作中存在多少问题，它仍然是一项值得我们支持的伟大事业。
她多次赴波兰旅行……
居里夫人回到自己的同胞中不是去寻求休息，或者去忘却烦恼。
自从波兰恢复了自由，一个伟大的项目一直萦绕在玛丽心中：她希望华沙能够拥有一座镭研究院，一个进行科学研究和治疗癌症的中心。
单凭她自己的顽强无法克服面临的重重困难。从长期奴役中获得解放的波兰，什么都匮乏：既没有资金，也缺乏技术人才。玛丽无暇亲自过问一切，也没有精力为祖国募集资金。
玛丽那个招之即来的盟友，不用说名字我们也猜得出是谁。布罗妮娅虽然年事已高，工作起来却依然像三十年前一样勇敢热情。她同时还是建筑师、代理、会计……很快，整个波兰到处都是海报和印有玛丽头像的邮票。人们被要求捐助钱物，更准确来说是捐砖瓦。在成千上万张明信片上印着“请为玛丽·斯科洛多斯卡—居里研究院买一块砖吧！”的口号，还有这位科学家亲笔写的宣言：“我最强烈的渴望就是能在华沙创建一座镭研究院。”这次活动得到了波兰政府、华沙市政府以及波兰各大机构的慷慨支持。
捐得的砖瓦数量越来越大……一九二五年玛丽到华沙为研究院奠基。这是一次胜利的访问：过去的回忆，未来的希望……一位演说家把这个充满热情的妇人称作“波兰共和国的第一侍女”。波兰的各大院校、学会，以及各大城市都纷纷授予玛丽最高的荣誉，而且在几天内，毕苏茨基元帅就成了她真诚的朋友。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波兰共和国的总统为研究院砌下第一块砖，居里夫人砌下第二块，华沙市长砌下第三块……
所有的仪式中都没有正式场合那种刻板。斯坦尼斯拉夫·沃耶兹乔夫斯基这时成了国家元首，他对玛丽在远离祖国多年仍然能讲流利的母语表示非常惊奇，这并非仅仅出于礼貌。在巴黎时，他曾是斯科洛多斯卡小姐的好友；于是大家回忆起一桩桩轶事。
“你还记得三十年前我回波兰执行秘密政治任务时，你借给我的那个小旅行靠垫？”总统问玛丽，“它可是派上大用场了！”
玛丽笑着回答：“我还记得你忘了还我。”
如今在大众剧院的舞台上，向居里夫人致辞的是德高望重的艺人科塔宾斯奇先生。昔日年轻欢乐的玛妮娅曾用野花编成花环，献给一位演员，那位演员与这位艺人正是同一个人……
几年后，砖块已经变成了墙壁，可是玛丽和布罗妮娅并没有停止努力：尽管两人把自己大部分的积蓄都捐赠给了研究院，可是还缺少资金购买进行治疗癌症所需的镭。
玛丽没有失去勇气：她在脑海中思索一番后，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转向了曾经给予她巨大帮助的美国和梅乐内夫人。这位慷慨的美国妇女明白，在玛丽心中，华沙的这座研究院和她自己的实验室一样重要。她再次创造了一个奇迹，募捐到购买一克镭所需的款项——这是美国送给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镭。一九二一年发生的一切又重新上演：一九二九年十月，玛丽再次乘船到纽约，代表波兰感谢美国。和一九二一年的情形相同，她又一次陷入一片荣誉之中。在这次访问中，胡佛总统邀请她在白宫下榻。
她写给艾芙的信中说：
有人送了我一只象牙做的小象，还有一只非常小的。这种动物似乎代表共和党，白宫里到处都是象的标志，大小各异，或单个，或成群……
美国正遭受经济危机的袭击，人们情绪低落。可是居里夫人受到的欢迎还是一样热烈。在她生日那天，她收到了数百位不知名朋友寄来的礼物：鲜花、书籍、物品、向实验室捐赠的支票等，还有来自物理学家的礼物：电流计、几安瓿的“镭射气”和一些稀土样本。在她乘船回国前，欧文·德·扬先生友好地带领她参观了圣劳伦斯大学，那里的大门上刻有居里夫人的浮雕。她出席了爱迪生的诞辰日庆典：所有的发言中都对她表示颂扬，甚至比尔德司令从南极发来的电报中也不例外。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由玛丽·居里、布罗妮娅·德卢斯基和波兰政府共同开展的工作圆满完成了。波兰共和国总统默斯科斯基先生也是玛丽在化学界的同事和朋友。这位总统、居里夫人和利高德教授共同出席了华沙镭研究院的落成典礼。在布罗妮娅出色的实用审美观指导下，这座建筑物线条和谐，空间宽阔。在这之前的几个月中，这里已经在接纳镭疗法进行治疗的病人了。
这是玛丽最后一次看到波兰，也是她最后一次看到她出生地的古老街道和维斯杜拉河。每次回到波兰，她都会以近似悔恨的思乡之情看着眼前的种种景物。在她写给艾芙的信中，她一次又一次描述她打心底热烈依恋的这条大河、这片土地和这里的山岩：
昨天早晨我独自一人在维斯杜拉河散步……河水沿宽阔的河床蜿蜒向前，舒缓流淌。近处的河水呈蓝绿色，而远处的河水在天空的映衬下，颜色愈发蔚蓝。四周到处是迷人的沙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些沙洲界定了变幻莫测的河道。沙洲边缘有一条色彩醒目的标尺，标出了深水的界限。我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想在这些闪闪发亮的沙洲岸边散步。我承认这条河与那些可以航行的河流不同。未来可能需要稍稍约束它的任性，不过这自然会破坏这份美丽……
克拉科夫的一首民歌中这么歌唱维斯杜拉河：“这条波兰河充满了魅力，人人都受到它的吸引，对它的热爱至死不渝。”这句话至少在我看来是真的。这条河对我有种巨大的吸引力，至于为什么，我也弄不清。
再见，亲爱的。替我亲吻你姐姐艾莱娜。拥抱你们两人，我的心属于你们。
你们的母亲
在法国……
在亨利·德·罗思才德子爵的慷慨提议下，居里基金会于一九二〇年成立。这个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可以募集捐赠，接受资助，用于支持镭研究院的科研与医学工作。
一九二二年，巴黎医学研究院的三十五名院士向其同行发出了以下呼吁书：
在本呼吁书上签名的院士认为，居里夫人入选本研究院，成为自由院士，能够为本院增光，同时表彰居里夫人在发现镭和放射疗法中发挥的作用。
这是一份有创新意义的文件。它不仅提议选举一名女性院士，而且打破常规，在候选人并未提出请求的情况下，自发推举她。这个著名机构的六十四名院士签署了一份宣言，也给他们科学院的同行上了一课。为了居里夫人的当选，所有的候选人都退出竞选。
选举是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医学研究院主席绍沙尔先生在讲台上对玛丽致辞：
我们在此向您致敬。您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女性，始终献身工作，为科学奉献一切。您还是一位爱国者，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您都一如既往，为额外的工作而忙碌。您的加入使我们从您的榜样汲取了精神上的力量，而您的盛名也为我们增光。我们感谢您。我们因您是我们的一员而感到自豪。您是法兰西的第一位女院士，这个称号您当之无愧。
一九二三年，居里基金会决定庆祝发现镭二十五周年。法国政府也参加这一庆祝活动，法国议会一致通过一项法案，授予居里夫人四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金”，而且艾莱娜和艾芙享有继承权。
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一八九八年皮埃尔·居里、玛丽·居里和格·贝蒙在科学研究院宣读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关于一种存在于沥青铀矿中具有强放射性的新物质》整整二十五年后，无数群众聚集在巴黎大学的半圆形阶梯教室。出席的代表来自法国和世界各大院校、学术性团体、政府、军队、议会、著名学校、学生联合会和新闻界。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公共教育部长莱昂·贝哈尔、科学院院长兼居里基金会主席保罗·阿佩尔、代表外国学者发言的罗伦茨教授、代表科学院致辞的让·佩林教授，以及代表医学院的安东尼·贝克莱尔博士。
在这群社会名流中有一位白发苍苍、表情严肃的老先生，还有两位不停擦拭眼角的老妇人：约瑟夫、海拉和布罗妮娅。他们从华沙远道而来，参加玛妮娅的胜利庆典。斯科洛多斯卡家年纪最小的妹妹获得的荣誉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这三个人脸上从来没有如此激动和自豪过。
居里夫妇的合作者和好友安德烈·德比尔纳宣读了他们曾经宣布关于发现放射性物质的那些科学报告。镭研究院的主任费南·荷尔维克在艾莱娜的帮助下进行了关于镭的几个实验。共和国总统向玛丽·居里颁发了国家年金，“作为全国人民对她表示的热情、尊重与感激的微薄而真诚的见证。”莱昂·贝哈尔先生指出“在提出和通过这项法案时，法兰西的所有议员都在上面签了字，政府和议会两院不得不承认居里夫人的谦逊和无私，虽然并不能在法律上证明其存在”。
最后，居里夫人起身，接受人们长时间的欢呼。她用低沉的声音感谢那些授予她这些殊荣的人，小心不漏掉任何人。她提到了已经不在世的皮埃尔·居里。然后，她展望了未来：不是她个人短暂的未来，而是镭研究院的未来。她请求人们以一如既往的热情给予镭研究院帮助与支持。
我们已经看到玛丽·居里在晚年时获得了人们的崇拜，而且得到了各国总统、大使和国王的接见。
在所有这些盛大的庆祝活动中，我对母亲的记忆中总是同一个画面：一张没有血色、毫无表情、无动于衷的面孔。
她在很久以前曾经说过：“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而不注意人。”这么多年的生活使她明白，公众是通过人来注意事物的，甚至连政府都不例外。无论她是否愿意，她不得不使用自己的声望为科学增光，同时使它更丰富，就像美国人说的，“使之高贵”。她允许人们用她传奇般的经历为自己真心热爱的事业做宣传。
但是她本人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人群面前她仍然有生理上的恐惧，胆怯仍然会使她双手冰冷、喉咙发干，最重要的是她不懂得如何追求虚荣，在这方面她完全不可救药了。尽管她确实努力过，但是她无法与名利和谐相处。她永远也无法赞同各种形式的“拜物主义”。
她在一次旅行中写信给我说：
我发现自己离你们两人很远，而且遇到了一些我不喜欢也不欣赏的现象，让我感到疲倦，所以今天早晨我觉得有点难受。
在柏林，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在站台上，向和我同坐一趟车的拳击手登普西高声欢呼。他走下来，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冲登普西欢呼与冲我欢呼真有很大区别吗？对我而言，不管对象是谁，以这种方式欢呼本身就不值得称赞。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一个人和人们对他的看法会混淆到何种程度……
对二十五年前的发现给予热情颂扬，这如何能让这个心如热血青年的老妇人感到满意呢？她经常说一些抱怨的话，表示自己厌恶能把人过早断送的盛名。她有时会发牢骚说：“当人们对我说起我‘不朽的工作’时，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死了，”然后她又说：“我还觉得对他们来说我现在的贡献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如果我死了他们恭维我就方便多了。”
我认为，正是居里夫人的不满和拒绝，才使她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特殊的魅力。政治家、君主、戏剧或电影演员这类“大明星”一旦走上舞台就成为其崇拜者的同谋。玛丽与他们不同，她从她参加的仪式上神秘地逃离。这位黑衣妇人一动不动的形象，与公众之间完全不存在任何沟通，这反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受到世界尊敬的人往往比居里夫人更加和蔼可亲、更加富有魅力、更加大名鼎鼎，也许他们谁也不像她这样面无表情，谁也没有她那副心不在焉的神色。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谁也不会显出她那样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