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为由索罗斯基金会赞助的东欧私有化项目工作。我五年前见过他，那是在意外地接到他的信之后。“这有点碰运气的成分。”他写道，接着描述了他正在从事的一个项目，一本关于对文学、音乐和艺术中所反映的大屠杀的审美反应的书。“你去年春天在罗格斯大学纽奥克市分校的会议上所说的话一直困扰着我。你的那句萦绕在我脑海中的话是：大屠杀的商品化。”
我们设法在曼哈顿的一家爱尔兰酒吧见了面。他向我说起他的祖父，一文不名、年轻气盛的他移居到美国，最终成了著名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他还说起他的法国裔的母亲，她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还有他在越南战争中死去的兄弟；以及他自己，好几本书的作者，即将进行一项有关现代保守主义的批评研究。渐渐地，我们之间产生了友情。我欣赏他的开放精神和他四海一家的观念，这根源于他的法国和爱尔兰血统，以及他的牛津大学的教育、他的天主教徒的道德感，以及他的快活的美国人的公平竞争意识。
他从莫斯科来看我，在这里，我过去的生息之地。“当你用罗马尼亚语对接待处的年轻人说话时，”当我们在洲际饭店的大厅里重逢时，他对我说，“你的脸亮了起来。你很放松，甚至容光焕发。我看得出来，语言对你来说始终是个未愈合的伤口。”
在与一位我对其秘密效忠对象一无所知的国家饭店的雇员谈话时容光焕发？然而，我接受了挑战，语言的确是个值得谈论的话题。1979年，当我的美国亲戚不断劝说我尽可能早地离开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时，我的回答是：“我的祖国就是我的语言。”我最终离开了，但是我没有离开我生活在其中的语言，只是离开了使我再也无法透过气来的国家。“我真心祝愿，一天早晨醒来，我们都在说罗马尼亚语。”意识到我的语言伤痛的辛西娅（Cynthia）一次写信给我说。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不是在布加勒斯特。也许肯是对的。我沉浸其中的语言正在我身上施展它的魔力，这也许很不错。不过我又得说，这也许不怎么样。我发现，在我离开的这些年里，罗马尼亚语一再使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僵硬呆板的陈词滥调，只不过里面注入了源自美国电影和广告的混杂语。昨天，当我打开旅馆房间的电视时，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群罗马尼亚参议院的成员，他们全都无法清晰地说出一个结构完整的句子。在法兰克福的候机厅里等飞机时，向我袭来的是同样的窃窃私语、同样的支离破碎的词汇。
肯和我向我以前的家走去。我们途经国家图书馆，这是座雄伟却积满灰尘的建筑；然后继续沿利普斯坎尼街向前，这条街有点像条集市长廊；接下来我们又经过了斯塔维若坡雷欧斯教堂（Stavropoleos Church），它如同一粒微型宝石，颇显突兀地位列于周围的一片灰暗与贫困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坑洼不平的人行道，斑驳朽烂的墙壁，滑稽可笑的商店招牌，神经紧张、浑身颤抖、疲倦不堪的路人。我们走过以前的喜剧剧场，穿过横跨丁布维塔河两岸的新桥，发现自己置身于胜利大道上。该街道2号的那座老建筑依旧伫立在那里。我将位于第15号公寓的三楼阳台指给肯看。
我们搬进去时，阳台用玻璃嵌板围了起来，这样可以生出一点儿额外的空间。正如古利阿努会说的那样，毁掉这种扩充空间的命令来自国家第一夫人墨尔杜同志。我相当大胆地发起了一场反对权威的合法战争，只为了获取这种侵害的书面证据，这又一天真之举增列进了我的乔尔马尼亚人传记的表格之中。
“我们要不要上去，看看公寓里现在住着什么人？”肯问。
“我知道谁住在那里。”
肯坚持要上去，可我岿然不为所动，这并不是因为我以前的居所会令我感伤。在我离开祖国后，在1987年、1988年、1989年这几年里，我一直在为这间公寓付房租，这几年间，我从德国漫游到了美国。1989年，在共产党政权土崩瓦解、独裁者及其配偶遭到追捕时，该楼的管理者强行打开公寓房门，迅速搬了进去。他显然得到了国家最高秘密机构的帮助，他像所有自己的同类一样，一直在为这个机构秘密工作。那位天真的大西洋彼岸的承租人将管理人告上法庭，可当局站在自己的合作者一边。不可能性再次被证明是可能的：民主的罗马尼亚的民主的司法体系在1990年和1991年两次宣布，支持管理人，反对大洋彼岸的叛国者。那位外侨不仅被判承担法庭诉讼费用，而且还得用他那肮脏的美元去支付重新装修公寓的费用，自从他背井离乡之日起，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为它支付房租。
正如我试着向肯解释的那样，社会主义法律规定，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永远地”离开祖国，他就得将公寓无条件地遗赠给国家。可即使我没有将公寓“归还”给国家，而且社会主义的法律已不再适用，但社会主义的秘密警察，以及它的线人及行政人员，都生存了下来。
我们沿胜利大道向前，经过中央邮政局，转入国家历史博物馆，它由齐奥塞斯库所建，但事实上是纪念他与墨尔杜同志对国家和人民的辉煌贡献的神龛。这条像后世本身一样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不具人格的街道似乎并不想我，也并没有意识到，那么多年来，我是它的忠实的步行者。在我们的左侧，紧挨着胜利百货商店（现在恢复了它战前的名字：Lafayette[1]），一座丑陋的现代建筑正在拔地而起。它旁边是过去的民兵组织驻地，现在变成了布加勒斯特城市警察总部。我们的右侧，像过去一样，是时装店和实验电影院。
永远也不应该轻视死后的浏览观光。我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特权，并认识到了它的虐待狂的直接好处。在抵达与林荫大道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后，我们右转，向大学广场走去，在那里，我们迎面看到一条用巨大的黑色字母涂抹在墙上的标语：MONARHIA SALVEAZÃ ROMÃNIA（君主政体拯救罗马尼亚）。我们穿过现在充斥着小商店的地下通道，然后出现在另一端，在马格合鲁林荫大道上，就在饭店对面。
1点钟，我在雅典娜神殿音乐厅与利昂再次碰面。排练正在热烈进行中，乔安娜一如既往地助人为乐。我发现，很难将十年前那个用其对艾伦·金斯堡[2]的《嚎叫》一诗的翻译令听众浑身战栗的诗人形象添加到她目前的文化官员的化身之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正在雅典娜神殿音乐厅门前等候我们，以便送我们去进午餐，那是负责公共关系的大使约翰·卡特兹卡（John Katzka）为了对我们表示敬意而准备的。
我们——美国明星与罗马尼亚流亡者，一个无与伦比的组合——走上那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的台阶。高大、惬意、优雅的白小丑在紧张而缺乏诚意的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的陪伴下，受到文化专员（一个面无表情的女人）及卡特兹卡先生的欢迎。卡特兹卡先生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十分健谈，他立即对巴德学院、我于1992年获得的麦克阿瑟奖以及我们的行程安排表示出兴趣。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们陆续到达，邀请函上称他们为“学者”。我把安德烈·普乐苏（Andrei Plesu）介绍给利昂，乔治·索罗斯对我说过，安德烈·普乐苏很有可能成为布加勒斯特的中欧大学校长的首选候选人。普乐苏对我没有让人们事先知道我的来访表示遗憾，他本可以安排一次与新欧洲学院的一个“有趣的团体”的会面，现在他担任着该团体的负责人。我还来不及对自己错过快乐机会的才干表示自谦，就发现自己被拥入了劳仁提乌·乌利茨（Laurentiu Ulici）的怀中，他是现任作家协会主席，比我记得的样子显老。他也满口责备我不曾提前告知我的来访。他坚持要我顺便访问作家协会，他愿意在协会“组织点什么”以庆祝我的归来：一次会议，一次欢宴，一次讨论会。那个“什么”理应是个令我的前同事们终于可以表达七年前他们未曾表达的愤慨的机会吗？当时，到处都在散播有关他们的作家同伴的公开谎言。劳仁提乌·乌利茨垄断了我的注意力，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在这些“艰难岁月”中协会所获得的组织上及金融上的成就——例如，通过将建筑物出租给外国机构所获得的金钱，他们正在建立基金、病假资助及文学奖励；他们已建立起一个国际作家联合会，为翻译项目提供度假屋和膳食住处；建立在罗马基础之上的罗马尼亚图书馆（Biblioteca di Romania）将成为国际作家的重要会议的举办地；协会还与巴黎建立了有风险的合作出版关系。我点头表示欣赏，对他没有对我自己的事情提出问题感到释然。午餐时，我们全都被利昂生动有趣地讲述的音乐界的奇闻逸事迷住了。大使是位出色的东道主，食物丰盛，美酒可口。
外面变得越来越暖和，阳光也越来越明媚。也许我应该出去走走，也许再去看看达乐斯书店。我要让自己有一个放松的时刻。我脱下夹克和鞋，躺倒在饭店的床上。疲惫袭来，并越来越沉重，当我沉浸在空蒙状态时，就如同被包裹在迷雾之中。
“欢迎欢迎，敏西尔。”那声音有点儿沙哑，带着点儿酒意和喉音。“你回到心爱的祖国了？”
我知道那是谁的声音，可无法看清说话者。我知道谁过去常常称我为“敏西尔”，以及为什么。
“回到了心爱的祖国，诺德曼先生？”
如果他第三次问这个问题，他肯定会称我为“坦克师将军”。“你很羞涩，却又很暴力，诺德曼先生。”他在读过那篇1982年在社会主义新闻界引发了马内阿丑闻的文章后对我说。“如你所知，我的双脚是泥捏成的，就像泥人[3]一样，可我在此，单腿站立，读着你的文章。我无法将脚放下来，我太激动了。Mes hommages,Général！[4]你是个坦克师将军，mon cher[5]诺德曼。”在电话中，他用喘息的声音重复道。
“你从资本主义的天堂回来了吗？那里，在伊甸园，情况如何，将军？”
我现在完全清醒了，正望着窗帘，望着那个死去的人，他曾是我的朋友，共产党员，起绰号和散布闲言碎语的大师。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迅速将我的名字改成了诺德曼[6]。我立即变成了北方来的人，不仅来自布克维纳北部，而且来自北大西洋。我可能是在70年代中期见过他。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在一本文学周刊上读到过我的一篇小文，邀请我参加一个朋友的晚会，晚会地址是在斯弗因图尔·帕维尔街24号，第12号公寓。给我打电话的人有着美妙的声音，似乎是个有鉴赏力的读者。她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原来她是一位著名批评家兼作家的妻子。那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即使对一个在文学圈外养家糊口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听过许多有关这位在斯大林教条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的éminence grise[7]的事，听说过他的富有传奇性的双重生活，这位老于世故的图书和阴谋的爱好者。
在我初次在唐娜·奥尔巴的圈子亮相的那天晚上，我很快就被美丽的女主人那古典的旧式优雅所征服。这位肤色浅黑的纤弱女人以一种柔中带刚的智慧周旋于人们中间。她的闻名遐迩的丈夫不在那里。那位背叛者常与情妇一起共度周末，在另一个对称的文学沙龙，主持者就是他本人及其年轻的缪斯。
这故事似乎有点儿巴黎味道，但并非与巴尔干人的风情毫无干系。由于安东内斯库的爪牙的审问，那位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批评家和作家已经变成了残废，现在他肥头大耳，久坐不动，甚至连几步路都走不了。他从自己居住的市中心前往他与自己的周末情妇共度良宵的郊区爱巢的旅程是借由老哈恰图良的汽车进行的。那位退休司机也是战争期间就入了党的共产党员，他们从那时起就认识，可他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价格优惠，哈恰图良反而对他提起了三次以上的诉讼，如同某种不道德的税金。
他不可能直接从三楼的床上跳下来，坐进等候着的出租车中。只有电梯才能将这个残废的泥人运到底层，萨赤兹·哈恰图良同志的汽车已经等候在那里。他的泥捏的双脚再也无法胜任前去电梯的那几步路，唐娜·奥尔巴不得不伸出援手，目送他进入电梯，然后，在司机的帮助下，帮助他坐进汽车。然后，她回到公寓，打电话给自己的情敌，让她知道转运已完成，像往常一样，她周游的丈夫将在大约40分钟后抵达目的地，到时候，情妇已等在自己位于德鲁穆尔·塔贝雷（Drumul Taberei）郊区的公寓外，以便将她心爱的人从汽车里弄出来，帮他进入电梯，上到八楼，最终进入爱巢。这一切都发生在周五的午餐时间。接下来的周一的早晨，还是在哈恰图良的合作下，他回到家，他的妻子正等在斯弗因图尔·帕维尔街24号前，帮他进入电梯，照看着他安全地回到这对夫妇的住所。两个女人显然都很崇拜自己那具有超凡魅力的残疾人。
在下一次的晚会上，我发现自己与那位多情的通勤者面面相对。“我不知道你听说了我些什么，诺德曼先生，我猜，我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怪物。事实上，我站在托洛茨基一边，我猜这也使我成了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怪物。作为英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你会说这是一码事。不过，不是一码事，相信我的话。不是一码事。”
他一定猜出了我的想法，“诺德曼”这个绰号就是证明。
“我会因我所取的绰号和所说的双关语而名留青史。”他粗声粗气地说：“人们记住我，不是因为我在‘强迫性的十年’中所写的大量社论，‘强迫性的十年’，这是你们这些反共产主义者对阶级斗争时代的叫法。人们记住我，也不是因为我所谓的自由化时代的多义性，‘自由化时代’，这是你们这些和平主义者对赫鲁晓夫设下的那个陷阱，即所谓的和平共存的叫法。很有可能，我在这个新国家社会主义阶段所写的小说将被人遗忘。但我取的绰号和玩的文字游戏将会被记住。”
尽管他不曾意识到，可他本人也有个绰号——“飞象”——这是他的绰号为“保加利亚人”的医生给他起的。此类面具和消遣是使这个貌似狂欢而没有真正狂欢的国家充满活力的全部遗存。共产党地下工作时期的那位年轻、修长、热情的青年人，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因安东内斯库的审讯者而致残，在40年的社会主义之后，已变成了残疾大象，动弹不得，几乎不能在桌子、床和卫生间之间挪动。尽管如此，他的头脑依旧灵活多变。这头大象仍然能够举起自己的鼻子，发出一声吼叫。
“那么，天堂怎么样，将军？”
我再次打起盹儿来，或者说也许我只是陷入了过去的迷雾之中。我可以听到那个过去的声音，略带醉意，含沙射影，可我看不到他，最好那样。自从他在电话那头将这个我并不热切想要的名衔赠与我起，时间已经过去了16年。
“我读了你的采访，它是小镇话语。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正在为你们的自由主义的勇气欢呼喝彩，坦克师将军。你内心中有位坦克师将军正在挣扎着想出来，你知道。你不会相信，我是在站着读它，一只泥脚抬在空中，另一只泥脚站在地上。你必须知道，这对一个像我这样的残疾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先是“诺德曼”，然后是“将军”——谁知道他在一轮轮的电话闲谈中还会给我的名字加上何种假名。电话已经成了他仅有的消遣和唯一的社交生活。在我离开前的几个月中，我得到了一个新绰号：“敏西尔”。这是我刚出版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名字，不是《魔山》中的荷兰巨人的名字[8]。
“那么，敏西尔，你对我们现在没有了共产党员的伟大祖国有何见教？绿色，讨厌的绿色，就如军团兵的绿制服一样。我提醒你。”
并非普天尽绿，正如过去并非普天尽赤，我会这样回答，像一个我曾经是的那种过时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假如他能够听到我说话的话。我可以真真切切地听到他的声音，并且认出他——他就在某个地方，尽管我看不见他，而我唯恐真的看见他：那像严重膨胀的气球般的便便大腹；那象鼻般的又粗又大的鼻子；那双突出的、悲哀的眼睛下的深深的眼袋；那些中间存有缝隙的又大又黄的牙齿；那双烟碱斑斑、指如腊肠的小手。他两手撑在桌边，以便减轻自己那不听使唤的双脚的负担。在我离开后，他蓄起了一把乱蓬蓬的白胡子。最近几年，他已无法爬出床外，他的肚子和胡子的生长速度旗鼓相当。
他现在沉默下来，但过去正在用昨日的声音喃喃自语。“那么，在大西洋民主政治中，有关这位斯大林主义的怪物的狂言在如何持续？我们不是身在英国或亚特兰蒂斯[9]。这是我们自己的本乡本土，它要么一片赤色，要么一片绿色，除此以外别无选择。Niente[10]。例如，由于你那本支离破碎的自传，你理应害怕绿色更甚于害怕红色。你受到了自由的亚特兰蒂斯那金钱乐土的诱惑吗？你也许会发现，那里对你而言更加艰难。”
他没有出席我1986年7月举办的聚会，当时我是为了庆祝在祖国半个世纪的生活，并且向利奥波德·布卢姆献上贡礼。他也没有出席我最后的告别晚餐。但后来听说我已逃跑时，他勃然大怒。在我离开后，他没日没夜地打电话。他打电话给我们共同的熟人，散布足够的绰号和谩骂之语，以确保有人会将它们说给我听。他的痛苦日益加深，他没有活着看到那位遭鄙视的独裁者的垮台或资本主义的胜利，他从来不曾停止过对资本主义的仇恨。
透过迷雾，我再次听到他刺耳的声音。
“你是怎么去爱我们亲爱的小家园、我们亲爱的小公民同胞的？我敢肯定，他们对你充满敬意。你是否记得，要么你拒绝想起？我已经告诉过你，将军，这里没有民主混乱和软弱无力的立足之地。它是红的或绿的，这就是可以得到的一切。你曾是绿的，然后是红的，然后是红绿相间，然后你当了逃兵。你在天堂是否生活得更好？你现在是否拥有了一道包含着光谱中的所有色彩的彩虹？我也一直在旅行，现在身在死后的亚特兰蒂斯。我们都会去那儿。只是我可怜的配偶迟迟未到。你见过唐娜吗？你是否看到过无与伦比的唐娜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不，我还没有见到她，我将在周六见她，今天才是周二。
突然，我想起我有个约会。我仍然睡眼蒙眬，但我知道我在某处有个约会，尽管我不十分肯定它在何时何地。我受到了午睡的诱惑，社会主义将这种东方的休息方式变成了标准的日常行为，那位前共产党批评家的小说一直试图为之增添趣味。午睡耗尽了激情，却刺激了当机立断、吃苦耐劳的行动。这是头脑对空乏无力的身体和空无一物的灵魂的报复吗？午睡是否是旨在粉碎平庸、迟钝、庄严和懒惰的救赎的柴堆、革命的火焰？“Alles Groβesteht in Sturm。”马丁·海德格尔[11]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胳膊按照纳粹的敬礼方式举着，为的是向柏拉图的这句引语致意——所有伟大的事物都会在喧嚣与骚动中发现。飞象本人时常举着拳头重复说：“无拘无束！天启与返老还童！Sturm,Sturm und Drang！[12]”
现在我已完全清醒过来。我看了看表。只过去了八分钟，我与飞象的重逢持续了八分钟。我还有些空闲时间。毕竟，也许我可以在书店驻足，买一张老布加勒斯特的地图，这样，我的朋友索·S.（Saul S.），像我一样是生活在纽约的罗马尼亚人，就可以大声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读出所有那些迷人的名字：康科迪埃路，兹姆贝图鲁伊路，根提拉路，日诺瑟如鲁伊路，以此来减轻他反瓦拉几亚[13]的愤怒。
我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于是我重新躺回床上，仔细地看着时针嘀嗒转动。我闭上眼睛，又一次置身于美国大使馆，还是那张餐桌，还是那些摆放井然的餐具，还是那些未被时间改变的熟悉面孔。那里有诗人慕图（Mutu）和诗人穆古，我的老朋友们。他们在微笑。他们看着我，但始终冰冷僵硬，沉默不语，如同木乃伊。
“你对这些死者有何看法，敏西尔？慕图拉扯和邦尼兔曾经是你的朋友，不是吗？”那泥人又在低语。
慕图拉扯和邦尼兔，是的，配得上“绰号大王”的诨号。
“邦尼兔也是我的朋友。半骑人半独腿兔，还记得吗？我们的朋友的所有恐惧忧虑、卑躬屈膝和小小谎言，还记得吗？还有他的汗流浃背，他永远都是汗流浃背，还记得吗？他总是在寻求恶兆，总是焦虑烦恼，追逐那微不足道的荣耀、那不值一提的阿谀奉承。然而，他是个优秀的诗人，那个邦尼兔。现在，在他死后，这甚至更加显而易见。在这里，在先验王国，他的名字流传下来。毕竟，诗人不必非得勇敢无畏，诺德曼先生，我俩都知道这一点。这也是在亚特兰蒂斯家喻户晓的真理。”麦克风开始噼啪作响，干扰了长距离的传输吗？泥人的声音始终遥远而清晰，正如我记得的一样。刺耳的杂音属于麦克风。
“不，道德不能用短长格和长短格[14]来计算，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有限止，我们也都知道这一点。”
桌边的两位诗人仍然一动不动，仿佛根本听不到正在说的话语。我也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警察，那就是限止！诗人是诸神的特务，不是警察的特务。他得不到允许成为警察的特务。我们的小邦尼兔只不过是恐惧缪斯的特务。他强迫她写诗。他的诗行在战栗，正如他常常在战栗。它们仍能打动人，我听说。所有那些痛苦使他成了嫌疑犯，还记得吗？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不是警察。”
泥人又奖给自己一次停顿，然后接着说下去。
“另一个，你的密友慕图拉扯，是的，我知道，没有出席你向利奥波德·布卢姆致敬的年度聚会，没有出席告别晚餐。我也没有出席。我的所有内在器官都受了伤害，我的头也受了伤，不仅仅是我的腿，它们似乎是泥捏的。也许慕图拉扯认为，他不出席是对你的保护。假如——谁知道呢——圣廷要求他写一份有关最后的晚餐的备忘录该怎么办？人们发现他赤身裸体地死去，不允许进行调查。哪怕是死亡及其秘密，当局都握有拥有权。”
就连这最后的语句也无法刺激坐在那里的木乃伊们。无动于衷，他们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一切，可始终冰冷僵硬。
“死亡，诺德曼先生，是真正的快乐终点。死刑是不能减刑的。现在你也知道了这一点。正如骗子马尔罗所言，流亡最终将证明自己是正当的。只有死亡才能将生活变成命运。还记得吗，敏西尔？但有人告诉你我们的朋友邦尼兔是怎么死的吗？”
我听说，穆古是猝死，一手拿着本书，一手拿着面包和意大利香肠。我所不知道的是，死者是否知道我本人死后的不端行为。
“不端行为，诺德曼先生？你是说不端行为吗？噢，你想向两位诗人解释误会，是吗？你不必为自己辩护，敏西尔！你是个身处错误境遇中的怀疑论者。噢，他不想被怀疑为天真无邪的人，我们的敏西尔。对你而言，坚定不移和简单直率显然是一回事，是一码事。你为坚定不移、前后一致和天真烂漫感到羞愧，不是吗？但你不必在这两位绅士面前为自己辩护，也不必在其他绅士们面前为自己辩护，相信我。”
那些坐在桌边的人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语，他们已经昏昏欲睡地进入了冥府世界。我想拥抱他们，至少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在这时，警铃大作，电话开始响起。
“我是服务员。有人在大厅等你。弗朗索瓦兹·吉拉尔德（Françoise Girard）夫人。”
我看了看时钟。我约会迟到了五分钟。我匆匆梳洗了一下，乘电梯下楼。我因自己不停顿的角色扮演而疲惫不堪，迷惑不已。
大厅里有位背着小背包的年轻女子。她看到我，走过来，伸出手。“弗朗索瓦兹。”她说，是东欧索罗斯基金会的新任主管。昨天在雅典娜神殿音乐厅，我曾看到她经过，那是在排练期间，她穿着不同的装束，留着不同的发型，面孔也大不相同。我们找了两个座位，立即开始谈事情。我告诉她，我不打算参加基金会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宁肯参加克卢日（Cluj）的一项受巴德学院资助的项目。虽说不合适，我还是礼貌地听她不得不谈及的基金会在罗马尼亚的作为。她微笑着，低声说着有关“这个拜占庭式国家”的事情。她告诉我，她是加拿大人，我们同意，等她下次来纽约时讨论那个巴德学院项目。一次轻快的美国式的会面，像在布加勒斯特的这头几天那样快速紧凑。
我又一次走在马格合鲁林荫大道上，朝雅典娜神殿音乐厅走去。我再次有种化了装的感觉，一个间谍，装成游客的样子从我身边走过。如果揭去面具，我能够与我的那些公民同胞们进行友好的闲聊吗？他们也许会认出我，但不再称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可能不确定这个陌生人配不配得上他们的友情或憎恨，正如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该不做片刻停留地匆匆前行。
我在斯卡拉糕饼店前停下脚步，凝视着街对面的那座建筑。过去，它的一楼是尤尼克商店，顾客们总是为了买鸡或乳酪排队等上几个小时。我在想B单元及其成排的信箱，特别是84号信箱，五年前，1992年，在一个很像今天的春日，它遭到了焚烧，那是在我《新共和》上的关于米尔恰·伊利亚德的文章用罗马尼亚语重印之后。“你的文章在这里受到恶劣对待。”茄拉的母亲伊夫琳当时写信说，她就住在B单元的84号。“非常恶劣。”我的岳母在电话上重复道。“这里，媒体的宠儿现在都是些反共产党的英雄——伊利亚德，齐奥朗，尼库·斯坦哈特，约尔加[15]，纳艾·伊奥奈斯库，甚至于安东内斯库，甚至于科德雷亚努，那个老铁卫军怪物。”
我肯定不会写迎合罗马尼亚媒体的评论文章，但我不曾料到那飞出的弹片以及对一位老妇人的生命威胁，我甚至来不及向她发出警告。“对你文章的敌对反应是无异议的，”她写道，“最近连续好几个月，我们的信箱总是不断地遭撬，两把锁都坏了，还有纵火的痕迹。现在我们安装了一把耶尔锁，花了500列伊。假如你想让我们收到你的信，就写我们邻居的地址。”84号信箱上仍然留有遭袭的痕迹吗？与此同时，84号公寓的那位房客已经在另一个世界找到了新家。我不想拜访那个公寓。
我来到雅典娜神殿音乐厅。这一次，排练早早结束，并且颇为成功。我与利昂一起向卡萨·罗马那走去，这是一家位于胜利大道末端的餐馆，紧挨着我在布加拉斯特最后的住处。领班用英语欢迎我们。出于对罗马尼亚填馅甘蓝的热爱，利昂决定再试试运气。为了对过去表示敬意，我点了份鳎鱼bonne femme[16]。结果大失所望，就如那劣等的葡萄酒一般。但利昂对自己的填馅甘蓝很是满意，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我失望的表情。
在邻桌，一出类似黑手党场景的好戏正在上演。那伙儿人的老板长得矮壮结实，看着像个建筑工地的工头，但从我们听到的话来看，他正在做一笔生意，肯定与建筑业无关。他的副手与他年岁相仿，坐在他们中间的年轻人似乎是这场冒险的学徒工。餐馆老板点头哈腰地周旋在他们之间。老板做了个手势，身材魁梧的副手给了餐馆老板一叠厚厚的钞票。三人津津有味地吃着接二连三送上的美味佳肴。他们都穿着牛仔裤和皮夹克，被当地人称作“美国佬”，这并非只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还因为他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这三人对面的桌子上坐着两个浓妆艳抹、笑声粗哑的年轻女人。当我们起身离去时，那两桌并在了一处。
从餐馆出来，我们拜访了一位女作家，她是金头脑的朋友。到此时，我已相当疲倦，脑子里记得的有关那次谈话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她有关自己配偶的独白：“我丈夫，一个令人钦佩的人，令人钦佩，但十分愚蠢，蠢到直到现在，当共产主义的玉米粥已经打翻在地时，他还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你们能够想象这样的白痴吗？”我们在午夜时分回到饭店。我俩都累了。明早利昂要进行最后一次排练，晚上将是他的第一场音乐会，我将出席。午夜是给纽约打电话的时间。茄拉提醒我，菲利浦要求我每天都要给他发份传真，向他保证一切都好。
[1]Lafayette，中文一般翻译为“老佛爷百货商店”。
[2]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美国诗人，“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和“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领袖之一。诗集有《嚎叫及其他》等。
[3]泥人（The Golem），犹太传说中用泥土、水和空气构成的假人，责任是保护犹太人远离邪恶。
[4]法语，很高兴认识您，将军。
[5]法语，亲爱的。
[6]马内阿原名诺曼（Norman），而诺德曼（Nordman）具有北欧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意思。
[7]法语，幕后掌权者，后台人物。
[8]敏西尔，英文为Mynheer，意为先生，是荷兰人对男人的尊称。
[9]亚特兰蒂斯（Atlantis），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海底的岛屿。
[10]Ninete，意大利语，什么也没有，一点儿也不。
[11]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有《存在与时间》等。
[12]德语，喧嚣，喧嚣与骚动。
[13]瓦拉几亚（Wallachia），罗马尼亚南部一地区，此处指罗马尼亚。
[14]短长格（iamb），又称抑扬格，指由一短一长或一轻一重的两音节组成的音步；长短格（trochee），又称扬抑格，指由一长一短或一重一轻的两音节组成的音步。
[15]约尔加（Nicolae Iorga，1871—1940），罗马尼亚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尼亚人民史》《鄂图曼帝国史》等。
[16]bonne femme是法语“好妻子”或“好女人”之意，在烹饪中通常指砂锅菜等家常菜肴。鳎鱼bonne femme是指配以白葡萄酒和黄油沙司的清蒸鳎鱼，通常还会佐以蘑菇和洋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