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6日，露蒂返回了耶路撒冷。两天后，我的父母返回了布克维纳的苏恰瓦。这是在我母亲做完手术之后，要证明手术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的日子是利奥波德·布卢姆有可能开始四处漫游的日子，他可能比我本人还要超然。可假如就像流亡的詹姆斯·乔伊斯似乎想要表达的那样，都柏林不怎么像一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地方，那么1986年春天的布加勒斯特就达到了连讥讽也不足以表达的衰败程度。就连客迈拉们都无法在拜占庭式的社会主义的迷宫中生存下来。似乎每样东西都将陷入衰朽与死亡，包括客迈拉。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事，一位作家只能要么变成小说中的人物，要么彻底消失。
我仍然应当是个作家。按照当时在布加勒斯特的说德语的文人中的传言，我已经获得了联邦德国授予的某种奖项。然而，前往都柏林的邀请函从未变成现实。难道这一切全都是布加勒斯特的知识分子的闲言碎语中的凭空捏造？一向以做事严谨闻名于世的德国权威，即使在这个例子中，他们只是些文化权威，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他们不会忘掉通知我获奖的消息，如果获奖的事是真的话。因此，一连几个月，怀疑和希望对位出现。最终，我决定采取行动。
6月16日，也就是詹姆斯·乔伊斯派他的主人公、新时代的尤利西斯利奥波德·布卢姆在都柏林四处闲逛的这一天，我到了警察局，填写一份护照申请书，要到腐化堕落的西方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旅行。我留下了我神秘的数字和名字，让命运去做解释。
我口袋里放着一条早已烂熟于心的信条：“我将不为我不再相信的事物服务，无论它称自己为我的家、我的祖国还是我的教堂。”我终于要离开了，我拒绝在这个我曾希望被承认是个作家的地方成为纯粹的小说中的人物，我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将不会死在我出生的地方。不过，在流亡过程中，我将只能成为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个没有国家和语言的尤利西斯吗？然而，我别无选择，我已经编好了延迟不归的理由。
我反反复复地将那爱尔兰人的信条阅读过很多遍，我对它了然于心，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将它写下来，像某种身份证一样，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是件重要的事。“我将不为我不再相信的事物服务，”我一面慢慢地向对应的队列走去，一面默默地重复道，“无论它称自己为我的家、我的祖国还是我的教堂；我将努力在某种尽可能自由的生活或艺术模式中表达自我。”该信条值得重复：“……尽可能自由和完整地。”接下来的字句使那个对我来说的纪念日和我选择的庆祝方式合理合法化：“……在进行防卫时，我只使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武器。”是的，“……在进行防卫时，我只使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武器——沉默，流亡和诡诈。”“流亡”这个词在那个周年纪念日——布卢姆日，揭示了它真正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