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在悔恨中找到了焦点，那悔恨将我们与那些我们再也无法带回的东西绑在了一起。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秋天的午后，地点在小小的布克维纳火车站。那一时刻的宁静一直萦绕在两位旅客的脑海中，即使是在他们已经登上火车后依旧如此。他们沉默地在窗边面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一种无法言说的忧郁淹没了他们。他们说出的最初的几个词汇，特别是他们的语调，表达了对那种安宁的接受，这安宁自那个秋日下午的午餐过后就降临在了他们身上。老妇人似乎不喜欢向她提出的问题，可她显然沉浸在那一和谐时刻所带来的喜悦中，沉浸在有机会感受旅伴带给她的亲密感和兴趣的喜悦中。
犹豫了片刻之后，她开始诉说自己的故事。她说起自己的年青时代，说起她居住的小集镇的日常生活，在这个镇子上，你通常会以为这个镇子具有那种偏远地区的停滞状态，许多事情往往未等发生，就会窒息而亡。事实恰恰相反，许多事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生了。某人与某人私订终身，并私奔到了巴黎，使女孩子贫穷、虔诚的父母惊骇反感，更别说整个社区了。新娘被迫进入枪口的射程之中——想象一下。一个少年每周走二十多公里的距离——想象一下——来与家具商雷米尔下棋。糖果制造商内森开始了又一桩对邻居的诉讼，这是一年中的第六次——你能想象吗？——因为邻居侵占了他商店门口的人行道。他的儿子——也叫内森，也是个糖果制造商——不厌其烦地谈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往昔岁月里的一个小集镇的大戏……
书店呢，我问。邻村的农人来书店不仅是购买孩子要的教科书和学习用品，而且也谈论他们的法律困境，或弄清谁赢了选举，是自由党还是基督教农民党，因为书商阿夫拉姆无所不知。
“父亲早晨很早就起床，走着去车站，去取成捆的报纸，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都雷打不动。他常常不停地说笑话，对每个人都很好；他从未失去过信仰。可母亲是个疾病缠身的可怜虫。”
麻烦和痛苦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回答。“那时你有麻烦吗？”我轻声地问，“阿里尔提到一些谣传，一些麻烦。”
“什么样的麻烦——他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在巴黎，1979年？”
转眼之间，我们已变成了保护者和被保护者。这个问题无意间增加了儿子的烦恼，他一直觉得母亲想要保护他。她一直在保护他，甚至使这种保护成为一种窒息。可现在，局面颠倒了过来，他在保护她。这似乎并没有搅扰她，实际上她似乎被感动了，甚至有些自得。在他的坚持中，她感到的不仅是好奇，而且还有温情，这与那个影响了他俩的宁静的午后甚为和谐。她正在被推回过去，有人正在向她提出理应远远地抛在脑后的问题，可这一次，她似乎并不介意。
“是的，当时有些有关离婚的麻烦。”
“什么离婚？谁离婚？”这是个没有说出口的问题。故事还几乎算不得开始，它需要呼吸的空间。
“由于那次离婚，我们失去了一所房子，是给我当陪嫁的房子。我的哥哥因为是男人，所以拥有优先权，可虽然我是最小的，而且是个女人，我却是那个幸运儿。”
我本来就不再望着窗外，但现在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说故事的人身上。
“你以前结过婚？”
“是的，嫁给了一个骗子。他把一切都赌得精光。他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场灾难，持续了不到一年。”
“而你从未说起过它？”
她似乎没有被儿子天真的困惑所打扰，也似乎不急于作答。
家族中谁都不曾提起过那段往事，连一点儿暗示都没有。这些年来，大家对此一直三缄其口，直到现在，沉默才被打破，在这节火车车厢里，母亲与儿子再次陷入沉默。就连那日在巴黎，在我们唯一见面的场合，阿里尔，她的表兄，也未提到那次离婚。他只是微笑着，让人联想到自己表妹过去的某件令人生疑的事情，却从未提及另外一桩婚姻。阿里尔迅速转向我们会面时的核心话题——离开。“你怎么能，”他问，“生活在那条死胡同中？你怎么能够忍受那微不足道的小地方的快乐、那微妙的微言琐事、那魔力和粪渣？”
我过去常会对此类傲慢自大的侵犯感到怒不可遏，在罗马尼亚和国外，我多次成为这种侵犯的靶子，可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专政的灾难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我没有可以争辩的余地。我的母亲，阿里尔的表妹，被同样的困扰所折磨，离开，但她已学会不用问题给我施压。她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离开，并不再追问。阿里尔本人现在了解了我选择留在这个他老早就已离开的死胡同的原因了——我是个作家，我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毕竟，他在年青时代也曾萌生过写作的念头，而且始终是位如饥似渴的读者，那些塞满书籍的书架、堆满书籍的椅子，以及被书掩埋的桌子、沙发和地板，都是明证。
“那人叫什么？”阿里尔问。“在20世纪30年产生了如此的激情的作家？内在灾难和外来灾难，这正是他常常谈论的，不是吗？”他陷入了沉思，他知道没有什么可以治愈写作的疯狂。可过了几秒钟，他转向我，用他那盲人似的大而混浊的眼睛盯着我，然后又用力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左臂。“那东西没有良方，对于写作来说，就连女人也不行，就连金钱也不行，就连自由或民主也不行。”他大笑着说。
然而，他确实知道一种治愈方法。他把我的胳膊紧紧夹在他的臂膀中，用那双大而无神的眼睛盯着我，使我呆若木鸡，他准备把新发现传授给我：“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治愈作家的疾病，或者至少是信仰。”
“也许吧。可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个宗教信仰者，你看不到迦南之地[1]的吸引力，我不久之后退了休，就将在那里度过余生。当然，你不会是出租车司机或冰激凌小贩，或者会计，就像那个体面人，你父亲，我可以看出来。可这样一来，我又要提出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的犹太高等学校读书，在那里你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我竭力想挣脱他的钳制，并睁大眼睛盯着这个瞎子，他用自己那视若无睹的眼睛回望着我。
“犹太高等学校？什么样的犹太高等学校？在我这个年龄，凭着我对信仰的缺乏？”
于是，我来了，投身于对话之中。这会是个信号，表明这个荒谬的念头居然能够与把我束缚在多瑙河畔居民的微言琐事中的荒谬的喀迈拉[2]相互竞争吗？叛逆的阿里尔连一根头发或一丝目光也没留下，但那恶魔的火焰仍旧在他那妖孽丛生的脑子里熊熊燃烧。
“一所特殊的犹太高等学校，一所神学院，为那些从未有机会研究这些论题，但需要提出与宗教有关的问题的知识分子开办，即使他们也许心存怀疑。我可以保证你能够进去。我与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系密切。相信我，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是真正的灵感，我很长时间都没有灵感了。但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灵感自然会来。”
对我母亲说出这一切徒劳无益，只能使她增添毫无意义的希望和幻想。我从布加勒斯特回来后，得到灵感的阿里尔会在夜晚最古怪的时间把我叫起来，不仅仅是要重复他的犹太高等学校的建议，而且是为了对他抛在身后的国家大肆嘲笑。“微言琐事，甜言蜜语，就是这些东西让你一直窝在那里吗？”他用自己那法国化的腔调低语道，而值班的安全部特工们正在勤勤恳恳地进行窃听。“我警告你，正如我在半个世纪前警告你母亲一样，恐怖将会到来。这样的爱，即是对你们那结结巴巴的总统的热爱。我听说人们叫他Puiu，小鸡雏，你能相信吗，Puiu！于是，Puiu出了国，得到了这个星球上的戴王冠的猿猴、总统、总书记以及动物园主管的拥抱……”
无疑这是说给安全部的窃听者们的，好让我的生活变得艰难，也许会让我被捕，或者至少强迫我离开那条死胡同，通过遥控，径直前往位于首都的神学院，他将在那里算总账。他一次也没问起过他的表妹，我母亲。至于那次奇异的离婚事件，命运将它保留到了几年后那个阳光灿烂的罗马尼亚秋日的火车旅途中，这秋日现在正爱抚而温柔地拥抱着母亲与儿子。
阿里尔在暗示自己表妹纷乱的年青时代时，只是微笑着，从未提起过另外一桩婚姻。离婚的原因也许甚至不是老妇人现在揭示的那个原因。它是那种人们绝口不提的问题之一，人人总是对此话题保持缄默。你对与自己一起生活了整整一生的人的了解近乎于无。
母亲现在已过了75岁，儿子即将45岁。他们正前往巴克乌（Bacǎu）——距苏恰瓦大约两小时——去看一位眼科医师。她的视力已显著恶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最近几年她的整个身体普遍虚弱，饱受疾病与痛苦的侵袭。儿子从布加勒斯特一路陪她去看病。他们没有行李，只有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他们夜里要用的东西和一些冷食。旅馆的房间已事先订好。他小心翼翼地扶她下了火车。老妇人倚靠在儿子的手臂上，他们慢慢地离开了火车站。旅馆就在附近，房间位于第三层，很干净。她随后将食物从包中取出，将它放入小冰箱中。她从包中拿出的还有自己的拖鞋、睡衣和家常便服。她脱下衣服，站在那里，光着脚，穿着贴身女背心。这是尴尬的共谋关系中的一个令人羞辱的时刻：瘦削的身体，下垂，衰老，以及不成比例的大手和大脚——她通常不怎么羞怯。早已忘却的记忆的闸门立即被打开了，那些青春期的怀疑与困惑，那些罪恶的时刻——出生前的家，胎盘。只要是为了儿子，女人会在任何时候献出身体的任何部分，就像一个牺牲品。
他窘迫地转过身去，像以前多次做过的那样。他走到窗边，将目光投向远处的街道。他可以听到她缓慢的动作，穿睡袍的窸窣声。她慢慢将睡袍套在她那哀伤、卑贱的身体上，一只袖子，然后是另一只。然后是静寂……她一定在系紧睡袍。然后她弯腰去穿拖鞋，先是左脚，然后是右脚。太阳正停留在窗户那狭窄的边框上。她在火车上那令人惊讶的坦白回荡在空气中。然而，那天的和谐并未被打破。她拿出自己的编织物。他走出去，到了市中心，但很快就回来了。他发现她还在织着东西，很平静，甚至很快乐。我们与世界的短暂和解仍在持续。儿子去了哪里，去书店了吗？她了解他的习惯。他饿了吗？她已经把食物从冰箱里拿了出来，将它放在一只盘子里，好让它解冻。她坐在桌边，面对着他。他看着她，沉默不语。除了在火车上，在那节恍如梦幻的空荡荡的车厢里，他问她的那个问题，他还带来了另一个吃惊的发现。
他几年前就在布加勒斯特犹太人社团的档案中发现了有关布杜杰尼的文献，那个集镇是他的曾外祖父、外祖父、舅舅和姨妈生活过的地方，现在坐在他对面的老妇人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嫁为人妇，不只是嫁给他父亲那一次，而是两次，正如她现在所揭示的那样。她在这个地方离婚，再婚，生子，她现在正在同这个儿子共度这田园诗般的秋日时光。他想要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纸片，他敢肯定，她会觉得很有趣。但那用平铺直叙、实事求是的语调做出的令人感动的坦承（仿佛那个消息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评论），不知何故使他停住了手。他突然意识到，长时间保持一个秘密是多么容易，秘密被揭露又会是多么偶然，与这一令人震惊的时刻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包含在那些打印的纸页中的过去的编年史会胜过他那天下午刚刚了解到的秘密吗？
“如果我读给你听，你会感兴趣吗？”他本应这样问。是的，毫无疑问，她怎么可能不感兴趣？毕竟，她一定了解人们在文献中所提及的一切，她一定知道所有的地点和日期，那些人及其家人、职业、年龄、相貌、环境。可他什么也没说。文件留在了他的口袋中。
当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还没有习惯于不可挽回的失去。很多时候，我也对将它们存档的可能性心存怀疑。因此，我没有录音记录，我没有转录事件，我没有保存当时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在我面前的那个女人的声音和话语。
[1]迦南之地（Land of Canaan），《圣经》故事中称其为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祖先的“应许之地”，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的古称。
[2]喀迈拉（chimai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