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我回到苏恰瓦。五年前，我离开了那里，去上大学，如果不是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1]那样赢得了全世界，那么至少也得到了可以保护我不受外在环境和自身弱点的攻击的盔甲。但我来了，回到了苏恰瓦，又成了个安分守己的人，容我这样说。我的工程师工作没有提供丝毫的保护，此外，事实还证明它完全不适合我。不过，如果你23岁，街道，房间，隐藏在片刻的神秘之后的面孔，女人，书籍，朋友——全都会强化我存在的磁场。
然而，对最终一事无成地被扔进失败的垃圾箱中的畏惧，那轮番扩张和紧缩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总是纠结在我的内心，无论是在沉睡中还是在清醒时。至于我的逃避策略，我对政治事务的不信任甚至扩展到了私下里的人际关系领域。我发现，当我拥有一种“双重解决方案”，即二中择一的可能性时，我会表现得更出色，包括在恋爱方面——就我而言，B计划，也就是由我的工程师工作所构成的安全舱口，在极端或无法预测的状况下非常管用。我的年轻气盛使我蔑视该项工作的暧昧不明和我家族不高不低的社会地位，一面竭力控制着那隐藏的恐惧，像蓄势待发的蜥蜴般不为人注意。永远都那么令人惊艳的艾伯特太太再次扮演起她的家庭角色。她的女儿现在已嫁为人妇并生下一个婴儿，这时也回到了镇上，一如我们青春期恋爱时的情景。我们身边的家人没有改变，他们的后代离开家去上学，等待移民的机会。我身旁的制图板后坐着一位苗条的金发碧眼的苏联女郎，她总是会让我知道——用她那无与伦比的语法错误和不可抵御的口音——她的丈夫将在何时离家。有大量的机会谈情说爱，消遣解闷，而我的职业责任并非能够压倒一切。
曾目睹我昙花一现的声名的高中已经变成了男女合校，我应邀参加的毕业庆典还包括一场舞会。1959届的学生似乎非常放松。在同以前的老师和刚毕业的学生一起度过两小时后，我带着那晚的约会对象离开了，去参加一个为工程师及他们的妻子和女友举行的晚会。那位毕业生只有18岁，可浑身上下毫无幼稚和小家子气的地方。她优雅大方，无拘无束，颇具幽默感。她穿一袭蓝纱礼服，肩上别着一束小花。黎明时分，因饮酒过度和夏日夜晚而变得昏昏沉沉的我们爬上了她家附近的小山，那是古老的扎姆卡（Zamca）要塞的所在地。她似乎既天真无邪又风骚迷人。她身上有种气质，是地中海人、斯拉夫人和安达卢西亚人的混合。她扑闪扑闪的眼睛充满媚惑，但又笃定可靠。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进行了稳定的对话，其标志是一种不曾缩减的惊奇感。手和唇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在身体上漫游的手指变得越来越大胆。
我们决定在附近的山中共度周末。然而，在我能那么做之前，我得先杀死昔日的邪魔。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亚美尼亚街，站在一所房屋前，从街道上可以看到它高高的阳台。像以前那些日子一样，我爬上木制楼梯，小心翼翼地叩响门扉。屋内被一片黑暗所笼罩，屋外，按照电影剧本的要求，一轮血红的月亮熠熠生辉。那个夏夜星光闪烁，形单影只的街灯投下昏黄的光影。我到了那儿，从容不迫地让自己挤过那扇昔日的门扉。像过去一样，我刚敲了第一下门，门就打开了。在那个7月的夜晚，命运将这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艾伯特先生和太太去度假了，他们的女婿在外面忙生意。他们的女儿，我以前的甜心，像电影剧本所描述的那样欢迎我。我可以听到她在我发烧的耳根低声说着接下来的舞台对话的台词：“慢点，慢点，朝左，慢点，我们别把他吵醒了。”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不知道会在何处。美丽的艾伯特太太的美丽女儿最终没有嫁给她想嫁的人，而是按照她生长于斯的社会所要求的规则，嫁给了她现在所拥有的人。这对现在已育有一子的年轻夫妇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所以与她的父母住在一起。
我们将会在这所房子里做下不法行径，而就在不久前，我在这里尚被视为这个女儿的丈夫的不二人选。我没有成为惹人注目的艾伯特太太的女婿，她曾有一次突降凡尘，走进我们那狭小而世俗的厨房，带来她非凡的宣言：“我想见见这男孩儿的父母。”男孩没有将期望化为现实，但这个不太可能的夜晚既为最终的结局提供了机会，也为复仇提供了机会。她忙碌的手巧妙而耐心地引导着我，穿过时光的隧道，走向左边的那扇门，它通往昔日的起居室，我对那里了如指掌，因为几年前，我曾在许多个快乐的周六夜晚光临其间。在那里，在那个家庭会客厅中，即将上演悖天逆理之举。
我关上门，将黑暗留在身后。诸神已经点起了罪人之灯，一根小蜡烛在房间的一角摇曳闪烁。客厅中曾安放着一条华贵的沙发的地方现在立着一张双人床，那是为这对年轻夫妇安置在那儿的。一张婴儿床紧靠在双人床边——紧靠在罪恶之床旁边的天真无邪的婴儿床。空气中弥漫着撩人的含蓄，可我们已迫不及待。我冲向那通往过去的灼热的隧道，立即因她身体的每一阵痉挛颤动而旗鼓重振。排射紧接着排射，呻吟紧接着呻吟——精疲力竭，汗湿全身，夜晚的主人们看到了各自所追求的复仇与偿赎。
在旁边的婴儿床中，婴儿浑然不觉地沉睡着。我以前的情人还是同一个人，却也发生了改变。她学会了取悦人的新方法，她老练而充满激情地使用它们。她修长光滑的双腿抬向空中，我们的血液在急剧地泵动，不可阻挡的青春赢得了胜利。
黎明时分，我头昏眼花地将自己扯离那位不贞的妻子的睡床。婴儿一直在安详地熟睡，对婴儿床边淫逸放荡的通奸行径一无所知。
夏日清晨的万应灵药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所感受到的不是爱情，而是饱受蹂躏的迷恋的残渣余孽。事事都进行得完美顺畅——思想，感觉，身体，片时的盲目，随后的分离，发狂似的同步。那是种孩子气的满足感，正是我所需要的，是我所接收到的，是我所带走的。我精疲力竭地爬向亚美尼亚街头，晨风习习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我慢慢前行，经过老教堂，左转弯，拐向一片新的公寓街区，直走一段后再次左转，沿着瓦塞勒·伯姆巴克街向前。在街角，在第18号，狭窄的人行道将我带向一扇门，像往常一样，又有一位侍女正睡在那扇门后。
那晚所发生的一切不同于10年前那个少年笨拙的暗中摸索，不同于5年前在弗鲁莫赛街的妓院中的失败努力，不同于2年前与妓女莱切尔·杜·加德相处的夜晚，也不同于仅仅一个月前同那位苏联女郎的调情取乐。终于，所有那些纠结不清的东西达于沸点，轰然爆发。所有那些在jeunes filles en fleur（含苞欲放的处女）的示意下度过的狂热骚动的时光，我用自己那色情过头的笨拙摸索去征服她的所有那些年，那些月，那些天，终于复仇心切地带来了一个愉情悦性的夜晚。
那少女已经牺牲了她的处子之身，不是在爱的祭坛上，而是在婚姻的祭坛上，这婚姻给了她一个儿子。可是，她的美丽没有丝毫的削减。相反，她眼中的蓝色加深了，她金色的头发更加夺目，她的胸脯更加丰满，她的腰身曼妙无比，她的皮肤光滑，闪着古铜色的光芒。她比任何时候都要美丽。她的纵欲不曾失去其分毫妙不可言的激情，反而因她现在经过教育的感官的才能而有所丰富。她似乎命中注定不是为一位丈夫或一个情人而生。可这种怀疑并没有困扰我，反而刺激了我的兴奋感。在那个心醉神迷的夜晚之后，按说我应当通晓事理地给她打电话——那是常规——可让我着迷的不是那个快乐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保持了沉默。虽然我们那晚激情澎湃，我还是没有受到将来相遇的可能性的诱惑，我担心，那会变得普普通通和平铺直叙。
在我同我的新女友，也就是那位高中毕业生前往山中之前，我还有两天的时间。那段时间就像童话故事中所说的那样被拉长了。在魔梳扔下的地方，山脉开始耸现。重新拾回的时光，以及那个帮助我重新拾回它的夜晚，现在已经远去，远在那山脉之后。它们已经属于过去。
现在，在开往摩尔多瓦地区肯普隆格（Cîmpulung Moldovenesc）的火车上，那个姑娘兴高采烈地坐在我身边，一会儿把腿交叉起来，一会儿又放开。她正是我与过去迅速了断的原因。我们发现了出人意料的惊喜——庄严肃穆地俯瞰着小镇的山顶小木屋，朴素无华的木头房间，星光灿烂的不眠之夜，照射在染有鲜红的处女之血的床单上的晨光。这没有丝毫的拙劣模仿。它是真实的，自然的，没有假装或回忆，没有斥责或对未来的计划。它是简单的，完整的，就如我们周围的森林。在新的一夜那轻松自如的做爱后，我变得焕然一新。
然而，不久，积淀的传统风俗宣布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触即溃的沉默似乎降临在互不了解的蒙太古家族与凯普莱特家族[2]居住过的小房间中。这两个来自社会主义省份的中低阶层的家庭有无可能发现，它们陷入了一场更适合于贵族气的维罗纳[3]的极富戏剧性的冲突之中？流言蜚语的佞臣已经将阴谋付诸实施。小房间被扩大，以适应大戏剧的有毒呼吸。空气中弥漫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征兆，历史像出闹剧似的反复上演。小心包裹起来的定时炸弹复苏了犹太人区那永无休止的恐惧——非犹太姑娘，信仰基督教的妖妇，污言秽行的甜蜜陷阱，禁止接近的尤物。
在心甘情愿地献出处女之身之后的几周时间里，那位布克维纳的朱丽叶与父母和亲戚隔绝开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为考大学而用功学习。她的情人在海边，沿着海滩独自漫步，在餐馆进进出出。与此同时，他的家人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曾看到那对快乐的人儿一起出现在黑海海岸。这可能是亚美尼亚街的那个犯有通奸罪的妻子的杰作吗？千年的焦虑已让犹太人区的许多触须行动起来，它们现在正伸向各处，搜寻可疑的迹象。
“雷米尔妹夫说，他当教师这么多年，还从未见到过一个比她更聪明的女孩。”那个犹太人的母亲一再地说道。可她将赞美变成了讥讽，不认为这是那个学生兼敌人的学识渊博的优秀标志，而是她诡计多端的暗示。场景喜剧变成了受焦虑折磨的情节剧。似乎受害者的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精神错乱，他们的恐惧，他们发狂的记忆，在最近恢复了活动。你根本无法招架，也不可能忽视那些长篇大论的演说、心脏病发作的宣告，以及自杀的威胁。悲悼圣母（Mater Dolorosa）在这类事情方面可不是新手，她将自己既定的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这一次，没有争吵，没有也许可以令人解脱的药剂。她的逻辑是不可预期的，她的表演也是如此。这是多年集中营生活所造成的伤害的结果，还是它们被更早的恐惧所唤醒？不论有无理由，危机逐步增强。最初，我能感觉到的只有对这出由失望构成的戏剧的同情，但光是同情无法阻止在这位受虐的儿子心中积聚起来的愤怒。正如维罗纳的小说主角已经告诉我们的，灾难远不能摧毁激情，只能火上烧油。所以爱情故事还在继续，在田园诗般的小树林中，在借来的房间里。
初秋，朱丽叶离开了闺房，去布加勒斯特上大学。10月，年轻的工程师本人从苏恰瓦前往布加勒斯特。回来后，罗密欧搬进了自己位于市中心的一家旅馆的单身汉房间。首都与地方省份间的联系始终很紧密，危机似乎已经减弱。然而，这出戏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导致了更多的惊奇。一个冬夜，两个脸部隐藏在围巾后的年轻男子出现在伊特卡尼—苏恰瓦火车站的站台上。时间已过午夜。外面，一辆汽车等在那里。司机，也就是站台上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已经简明扼要地获知了自己的使命：将那对情侣带到罗密欧的旅馆二楼的金笼子里。天上飘着雪，寒风凛冽，站台上空无一人。按照计划，在凌晨1点20分，布加勒斯特至苏恰瓦北站的特快列车会驶入车站。哆哆嗦嗦的乘客们一个接一个地下了车，然后消失在北站的暗夜之中。最后一名乘客离开站台几分钟后，那位扮演朱丽叶的神秘女子登场亮相了。她裹着一件暖和的白色大衣，提着一只黑色的小行李箱。她没有左顾右盼，急匆匆地径直朝停在站台后靠近布告板的破旧汽车走去。车门突然打开，司机迅雷不及掩耳地帮她上了车。凯普莱特小姐在那个快乐的囚牢里待了一个星期，严格遵守该阴谋的全部条例。她没有走出过房间，没有接过电话，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年轻工程师在布加勒斯特找一份安稳工作的努力总是功亏一篑。他档案中那些暧昧不明的细节每次都会横插一杠。1961年春，在他前往布加勒斯特的一次旅行中，他在距布加勒斯特50分钟路程的小城普罗耶什蒂（Ploiesti）稍作停留，接受当地建筑信托机构经理的面试。这里的市中心当时正在建设中，建筑工地亟需工程师。申请人在当时当地就收到了一份信函，批准他从苏恰瓦的工程项目研究所调往普罗耶什蒂的建筑信托机构。但是，依照法律，刚毕业的大学生必须在由政府委员会分配的工作岗位干满头三年。在递交了辞职信后，苏恰瓦的党政领导人警告他说，他会被“戴着锁链”带回。我的家族的葬礼般的沉默也令人联想到锁链。可将那个叛逆的儿子与家人的温暖怀抱维系在一起的真正锁链，当然是爱的锁链——一个亲情的囚徒，一只戴着天鹅绒手套的占有的利爪。
一个周一的早晨，仍然提着两只行李箱的工程师抵达了普罗耶什蒂的经理的办公室。科泰伊同志的两条腿如同蜘蛛腿般纤细虚弱，那是小儿麻痹症带来的后果，所以他不得不撑着双拐，否则，他就是个英俊睿智的人，以前是工艺学校的高才生。他既和蔼可亲，又沉稳严厉，你很难不被他的直率所征服。新来的人将于第二天早晨到位于市中心的建筑工地报到。
事实上，普罗耶什蒂是布加勒斯特的外延部分，两者之间的距离很短，坐火车只需要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事实证明，朱丽叶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时，是个聪明伶俐的倾听者，而且擅长冒险。她狂放不羁，富于冒险精神，无拘无束，拥有一副敏锐而具有高度直觉的头脑，就如她的老师雷米尔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位表亲总是像劳伦斯神甫[4]那样在家族传奇中忽进忽出。
这是个残酷的4月，这对新人生活中的第一个春天。在那个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时代，堕胎仍然容易且合法。候诊室总是拥挤不堪，病人来来往往，如同一出悲伤的肥皂剧中的人物。那位犹太人区的母亲如果知道在那些白色门扉后所发生的事——懊悔、内疚、同情，一定会深感震惊。那位敬畏上帝的老妇人会只关心她自我专注的迷睡吗？心怀内疚的情人坐在医院花园的长凳上等候自己受伤的朱丽叶时，不断地这样问自己。那是一次病态的等待，因害怕和内疚而备受折磨。难道那个被爱者成了对她爱人的局限性和两面性的测试场？这种私通的确是家庭的不幸，还是他自己模糊不明的希望？它是未知事物的诱惑，还是禁果所带来的喜悦？
“我的快乐婚姻要感谢谁？也许那魔法筛子也在为我而转动？”以前的罗密欧如今已有很长的婚史，20年后，他会这样问自己的母亲。“你妻子不是我介绍的。你是自己找到她的。”1986年，蒙太古家的老妇人这样回答，那时她已几乎失明，但仍能捕捉到暗影。
“是的，你没有介绍她，我想娶另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不合你的心意，你却阻止了。”她的儿子坚持道。
“命运总是注定的。”回答紧随而至。
“确实如此，你保护我，你让我保护自己，不受既定命运的影响。”过去的伤口所留下的只有讥讽与挑衅。“你，保护自己？你从未受到保护。”苍老的声音立即回击道，仍然与古老的神经症保持一致。“那个基督徒女人不是你的命运。”她加了一句。“基督徒女人？她没有名字吗？难道不是你要求所有的拉比，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让她失去自己的名字吗？”这就是他在1961年、1962年和1963年，而不仅仅是在1986年夏天，所能做出的反驳，1986年，那位逝者已经老去，疾病缠身，遭到忽略。
当然，她有名字——朱丽叶，爱情的通称。这就是昔日那位疲倦的罗密欧耀武扬威地呼喊的名字，在1986年的那个夏天，在谢幕之前，在最终的放逐之前。时光流逝，神秘感不再令人安慰，可陈腐的自我辩白仍在继续。“我不希望她受到任何伤害。”老妇人继续说。“她现在生了孩子，她过得很好。在英国的某个地方。”她当然在英国，她还能在其他什么地方？肯定不会在维罗纳或普罗耶什蒂。她当然与游吟诗人比尔在一起。
爱情开始时是场革命，继之而来的是锁链和暧昧不明，唤起了他们逃避的欲望——逃避爱情，逃避家庭，逃避锁链。我们祈祷，让我们允许生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完成其腐蚀希望和耻辱的工作。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生活将篡夺我们对完美的幻想，侵蚀我们空虚的独一无二感。这正是明智的意愿为我们大家所提供的教训。舞会，重逢之夜，来自维罗纳的班机，然后是依次出现的结局——剧中主人公通过毒药逃避死亡，结果只会被一种药性更慢的毒药所毁灭：时光的流逝。鲜血不仅在动作经过精心设计的决斗中流淌，而且也在悲惨的堕胎门诊流淌。毒药不只是两个家族的对抗状态、他们各不相同的传统和社会阶层，而且是具有局限性和令人惊讶的扭曲的生活本身。
那位爱人在与他们关系的局限性以及不适合他的职业的局限性中苦苦挣扎。至于那位被爱者，轮到她与自己神经质的占有欲苦苦相争了。有了嫉妒感和眼泪。他们现在所感到的紧张状态不再来自于他俩所面对的敌对世界的促动，而是源于他们自身的暧昧不清，他们有了怨恨，不是对敌人，而是对被爱的人，对自身。
我们身上栖息着许多不同的自我。真正的诞生是以这些自我的出现为标志吗？说谎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老师吗？它那油浸浸的分泌物消失了，我们站在此处，还是原来的那个人，没有受到伤害，仿佛一切都未发生过，直到我们滑回到替代法的悲喜剧中。那位爱人因被爱者未予通报的忽然拜访而气恼，当她像一只掠食的猛禽那样盘旋在他的上方，萦绕在他的噩梦中时，他因她占有的利爪而惊恐不安。一次，因无力掩饰或愈合其伤口而焦虑不安的被爱者在午夜过后出现在他的门口，发现他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还有一次，她截获了一份有罪的交流信件。罪恶之花正在怒放，它的闪着磷光的花瓣流出了毒液。
似乎无路可逃，但又有一个逃身之所——谎言。这块呼吸所构成的稀薄云翳时刻准备着帮你摆脱困境，方法是将现实改变为其许多的变量，一只两条舌头的怪物，它会来拯救你。维罗纳的故事会像所有悲剧的重现那样，变成一出闹剧吗？最后一场戏还在延续，分离似乎迫在眉睫，不是由于悲剧和死亡，而是由于厌倦。他希望重新回到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期许的孤独状态。悲剧的主角，那心地单纯的爱人，已经变成了个滑稽角色：一个被自己的配偶和千篇一律的同居生活弄得恼羞成怒的男人。维罗纳的戏剧主人公们已经渐渐为兴奋、怀疑、背叛和懊悔所毁灭。屈从于自身的状态并不能重新唱响那首田园诗。他们的婚姻是在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他们的分手也没有任何障碍。每个人在未来都会找到快乐的婚姻，一次真正的婚姻——正如街角的吉卜赛女人和苏恰瓦墓园中的拉比，以及飘过他们漫长的不眠之夜的云彩的飒飒私语曾预言的那样。
他重温了朱丽叶的形象：血迹斑斑地躺在门诊部，沿着海滩欢呼雀跃，在毕业舞会上翩翩起舞。岁月渐渐驱散了那些形象，直到只留下内疚，以及对充满暴风骤雨的爱情学徒期的感激。年轻抛弃了他，让他汲取了关于不完美的教训。
最后那条含义模糊的信息如同一次威胁：“是我，我会回来。”接下来，她的形象充斥着夜晚的屏幕。我看见一条长凳，紧挨着海滩漫步小径的石头围栏。女子身穿一袭印有深褐色东方图案的华丽晚装，脖子上围着一条丝绸围巾，穿一双褐色高跟鞋。鞋子与裙边间，可见一段布有蓝色血管的雪白的皮肤。她旁边躺着一只打开的皮包，里面装着小盒子和小包包，它的上面还有一条黄色的薄围巾。她的头发在随风飘拂，她的眼神专注，聚焦于屏幕边框外的某个看不见的东西。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温和的、难以捉摸的孤独神情，可还保持着它过去的激情。
我听到她在说：第一次危机发生在两年前。我刚刚结束一次前往西班牙的愉快旅程回来。我的一个好朋友刚刚死去。接着，我听到消息，说发生了意外事故，我最小的妹妹死于其中，她是我在罗马尼亚的家人中最招人爱的。我住进了医院，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星期。我度过了一段令人绝望的复原期。我真正的救赎来自我的孩子们。我得照看他们，保护他们不受已经吞没了我的痛苦的折磨。
声音似乎来自于那个形象后面，或是来自虚空。还是那同一个熟悉的声音，同一张熟悉的面孔，同一副外表，甚至同一种自我关注的痛苦表情：我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恢复期，如同一场没有尽头的、黑沉沉的睡眠。接着，在部分康复之后，我丈夫的生意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生活，远东、非洲、拉丁美洲。他与共产主义国家做生意，你也许可以从那张他与共产党领袖在一起的快乐集体照上猜出这一点。现在我又出院了。这一次，我试着用了些传统的东方药物、茶和特殊粉末。你可能已经猜出我为什么而痛苦了。
那声音弱了下去。有一段很长的暂停。我等着有东西动起来：她的唇，她的手，她的身体，至少是海浪。我试着原谅、忘记我乞丐公主的骄傲。我祈祷我的心会好起来，我内心里的那个纵容过度的孩子会好起来。你知道，我有时是多么强烈地憎恨我们周围的那些恶意。我太冲动，太诚实，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我们奇怪的亲密关系有时仍然会伤害我。我对你来说是什么呢，纯粹是消遣取乐的对象，一种催化剂？那是我身上的化学家在说话。可我近十年从未进入过化学实验室。他们不会让一个有这种病的化学家进入实验室，对吗？我的孩子们现在已长大成人，我也是。
那个形象始终一动不动，在海边的散步小道上。在她身后，同样一动不动的，是绵延、单调而空旷的水面，以及天空那灰色的地平线。那个身影冻结了，像一张明信片。只有那声音鼓舞着那个奇特的白日梦。没错，维罗纳那日清晨的黎明……青春期的那些重大的、包容的时刻。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完成穿越那种经历的燃烧之旅，直至生命终结之时。现在，在这里，在家里，我猝然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物品——一只三十年前的旧雪茄盒，一小堆土，一根烧了一半的蜡烛。不，我不害怕，疾病保护着我，什么也伤害不了我。
她的脸变得模糊不明，支离破碎，就像她的声音。也许它们以后还会回来，可那个梦消失了，记忆不可能再将它聚拢起来。幽灵已经消失。
[1]拉斯蒂涅（Rastignac），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在巴黎大都市的诱惑下，他从一个朴实的穷大学生一步步走向利令智昏。
[2]蒙太古家族（Montagues）与凯普莱特家族（Capulets），莎士比亚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个有世仇的家族。
[3]维罗纳（Verona），意大利北部城市。
[4]劳伦斯神甫（Friar Laurence），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提供祝福和帮助的神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