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卡车停在两条街道的交汇处。卡车尾部的木头挡板被挪开，以便让乘客们出来。又是片刻的等待，一个没有尽头的混乱时刻。等它过去之后，一切都重新快速运转起来。死寂的街道上突然间冒出一群陌生人，从而变得活跃起来，那是些跑向卡车的男男女女。不到几秒钟，他们就来到这些已经从卡车上下来，站在人行道上——进入现实世界——的孤魂野鬼身边。接下来的是拥抱，悲叹，眼泪。
突然间，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小男孩盯着他的父母，那迷惘的眼神与他凝视那些陌生人时一模一样。又过了一两秒，轮到他来接受拥抱和亲吻，抱他的人长着陌生的、有雀斑的脸，有大而粗的手，还有喉咙咕咕作响的声音——伯父伯母，表兄表妹。团聚的兴奋喜悦！团聚？他甚至不记得曾见过这些人。然而，世界刚刚被重新带回到生活中，这些人便身居其中。
这是真正的回归，从于1945年4月将我们带回的卡车上下来，从雅西带回到法尔提西尼，一个摩尔达维亚小镇，这里到处都是鲜花和明信片中的风景，我父亲的哥哥便居住在此。阿伦伯父矮矮胖胖，双颊红润，目光热切，快言快语，是那种哭起来和笑起来都会浑身颤动的人。他用强壮有力的胳膊一个劲儿地紧紧拥抱我们，一个接着一个，热情似火。由于他们居住在摩尔达维亚的法尔提西尼，而不是住在布克维纳的苏恰瓦，所以家族中的这一支未被放逐。法尔提西尼与苏恰瓦间的距离仅为25公里，可此类琐事正是历史闹剧所搬演的东西。
我们被驱赶至蛮荒之地几达四年之久，不到一个月前，战争正式结束，噩梦的幕布即将合拢。在那个早春的午后，未来重新显现，它是个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为了吹起它，我使出浑身力气，充满了眼泪、口水和呻吟，就这样将自己从往日的钳制中拯救出来。这个小演员就此登场，他对赞誉如饥似渴，对新的体验充满渴望。他活着，他幸存了下来，周围的一切都存在着——真是不可思议！有树，有天空，有话语，有各种各样的食物，而最重要的，是有了充满快乐的天地。
1945年4月，我是个9岁的老男人。40年后，在1986年春天，我发现自己身在布加勒斯特的联合广场市场（Piata Unirii Market）。我注视着一辆停在一座官邸似的白色建筑前的卡车，那里是曼努克酒吧，车上拉的是苹果。卡车的后挡板已被打开，两个黑黝黝的年轻人正在把小山似的苹果推倒在人行道上。1986年的那个春季，布加勒斯特几乎样样短缺，却有大量的苹果，它们漂亮极了。
几个月后，我将年满50岁的幼龄。多年来，我已获得了足够的理由去怀疑周年纪念和巧合事件。可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在市场上，在40年后，我突然间在那辆似乎是陡然出现的装苹果的卡车前呆住了。我视若无睹地凝望着卡车及其装载的金灿灿的苹果。我住在附近，离此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就在几天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刚刚发生。我很少外出，避免去公园、露天大型运动场和广场。我公寓的窗户已经连续关了好几天了。
然而，吸引了屋内三个人注意的并不是切尔诺贝利，这三个人是坐在沙发上的我母亲，我本人，以及刚刚从以色列来的堂妹露蒂，我俩都坐在镶边的扶手椅中。
“马尔库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坐在沙发中的瞎眼女人正在说话。“他父亲死于1945年，你说得对。他有九个孩子。我的祖父，你们的曾外祖父，有10个孩子。那时候，人们会生很多孩子。”
“我们父亲的父亲，我们的祖父，是个农民，”我向露蒂解释说。尽管这个故事她已经听了许多遍了，但也许在10年后，由于她定居在远方的圣地，她已将所有这些东欧故事忘得一干二净。“他是个乡村面包师。他有栋农舍，家里养着牛、羊、马。当我们的父亲还是孩子时，我们的祖母去世了。他留下了三个孤儿：阿伦，马尔库，也就是我父亲，还有努卡，他是最小的孩子，也就是你的父亲。祖父续了弦，又生了六个孩子。我在1945年见过他，当时我们刚从流放地回来。”
瞎眼女人耐心地等待着，等着轮到她继续讲故事——一个苍老、疲倦的声音，慢慢渗入倾听者的记忆中。
“年仅18岁时，我的祖父，你们的曾外祖父，已经是个鳏夫了。他又结了婚，娶的是祖母的妹妹，当时她14岁。15岁时，她生下了自己的头生女，阿德拉，也就是埃丝特的母亲。你们可能听说过埃丝特，她有个儿子，是个独生子，死于“六日战争”[1]。在阿德拉之后出生的是我父亲——亚伯拉罕，阿夫拉姆——然后是两儿一女，女孩是芬妮，阿里尔的母亲。你在巴黎见过阿里尔。”她转向我说，“然后出生的是挪亚，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接下来又生了一个，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老早之前就夭折了。接下来是利厄姑妈，利厄·雷米尔，我们回来后在她家住过。还有一个儿子，他去了美国，死在了那儿，是因为癌症，当时19岁。当然，还有他第一任妻子的孩子。所以，他们总共有10个，我祖父的孩子，10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非常穷，穷极了，可每周五晚的餐桌上，都会有个叫花子或乞丐与他们一起吃饭，没有一个星期不是如此。”
“吃什么？”
“啊，有什么吃什么，没东西，没什么可吃的。”
“那么你的祖父呢？你了解他吗？我们的曾外祖父。”
“不，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马瑙留，那个兽医，还有杜米特雷斯库，那个公证人，过去常对我说：希埃娜——他们是这么叫我的——真可惜你没见过你爷爷……他雪白的长袜，他的完美无瑕，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情。他是个宗教人士，非常博学，非常严厉，这就是他们告诉我的全部。”
“希埃娜（Sheina），这个名字是否来自schön？在意第绪语中，shein是美丽的意思。”
“哦，他们是这么说的……”
她继续说着，可她的声音永远不再能恢复以前的活力。我提出的问题未能取得希望的效果。这不是个新鲜的故事，我们这些以前已经听过许多次的人也不再年轻。这种近乎仪式性的重述是为了来自远方的客人，以提醒她，她把什么留在了身后。
“曾外祖母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生了那么多孩子的寡妇。她是怎么过来的？”
“社区给她提供了一小笔养老金。孩子们都工作，从小小年纪就开始，特别是男孩子。这是种家族特性。利厄姑妈常说，她的孩子们也常说：‘人必须工作，人必须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她的儿子从10岁时就开始干活了。他们很穷，他们没衣服穿。那些寒冷的冬天……他们给富家子弟当家庭教师，如法尔提西尼的努斯格尔腾家和霍夫曼家。下午5点，这些人会停下手中的事情，喝茶，吃蛋糕，可他们从未想过要给这些可怜的家庭教师一点儿东西。”
“这些人就是你的犹太同胞，全都是虔诚的人？发明阶级斗争的不是你的叔叔马克思……现在跟我们说说外祖父，你的父亲。”
“那时候，布杜杰尼没有报纸。你只有在几公里外的大城市苏恰瓦才能买到报纸。布杜杰尼当时真的只是个小镇子，可是它很有活力，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我们全家都来自那里，来自布杜杰尼，我祖父，我父亲，我们所有人。我父亲是布杜杰尼第一个通过邮局订阅报纸的人，《晨报》（Dimineafa）——一份，只给他。”
“可你说过，他从未上过学。”
“不，我的意思是他从未上过罗马尼亚语的学校。他在星期六会做什么呢？他自学，那就是他。一直以来，许多人都来向他咨询，就像向律师咨询一样。他是布杜杰尼第一个订阅《晨报》的人。邻居们每天都来读报纸。过了一阵，他订了五份报。他的经营活动就是这样开始的。麻烦也就是这样开始的。当韦克斯勒——这是他的名字——看到我父亲订了《晨报》，他就订了《密涅瓦报》（Minerva）。可韦克斯勒是有钱人，花五个巴尼他就给你一份《密涅瓦报》，还外加一品脱啤酒和一支香烟。这是针对你的竞争，足以毁掉我们。”
“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外祖父多大？”
“在布杜杰尼开始他的第一项报纸业务时，他约莫17岁。最后，他成了该地区第二大报纸发行人。《世界报》的主管斯特里亚·波佩斯库给他授了勋。”
“《世界报》？那不是份右翼报纸吗？”
“当然，还反犹太人。不过，他们还是给他，一个犹太人，授了勋。康斯坦丁·米尔也给了他奖励。我以前告诉过你这些。米尔是民主党派报纸《真理报》（Adevǎrul）的主管，他非常喜欢我父亲。我姐姐丽贝卡结婚时，父亲给他发了邀请信，康斯坦丁·米尔回赠了一份礼物，一条绣花的丝绒床单，还有一封精美的电报。”
“格劳尔，也就是丽贝卡的丈夫呢？他靠什么维生？”
“粮食。”
“那么，一个人做粮食生意，一个人做报纸生意，还有一个人做鸡蛋生意。国际同盟，其总部在布杜杰尼！难道挪亚，也就是外祖父的弟弟，过去不是卖鸡蛋的吗？”
“没错。挪亚——你说对了他的名字——住在博托沙尼时常卖鸡蛋。如你所知，罗马尼亚王公允许犹太人进入该国，就是为了这一点，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事——我们只被批准从事经商活动。于是挪亚将罗马尼亚鸡蛋出口到整个欧洲。他就死于那些灰尘，那些打包时的灰尘。他一生都在吸入干草里的灰尘。他得了喉癌，50岁时死去。贝拉婶婶，他的遗孀，继续经营这项生意。她能用三种语言写信，是个一流的女商人。”
“比你更优秀？”
“也许。是的，甚至更优秀。人们过去常常告诉我，我可以当个好律师。他们也是那么说父亲的。他们过去全都常常跑来向他请教。”
“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位优秀律师的，我敢肯定。也许那会让你平静下来。诉讼会让你精疲力竭，帮你放松下来。几年前你告诉我，你多么后悔不曾抽烟喝酒，没有任何也许能让你平静下来的恶习。你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记得吗？”
“我的生活不大平静，这是真的。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工作。父亲，上帝保佑他，因为生意的缘故常常出门。家里的杂事都留给了我。有时他走得比苏恰瓦还要远，到了相邻的国家，到了博托沙尼，多罗霍伊（Dorohoi）。他与学校做生意，出售教材有10%的佣金。作为回报，学校保证，他们的全部教材和文具都印上我们的图章。”
“Librǎria Noastrǎ，‘我们的书店’，这不是它的名字吗？一个很社会主义的名字，不是吗？那么，正是你们将社会主义引入这个国家的。反犹分子对犹太人的观点也许是对的。难道你不记得，到50年代和60年代，所有的书店都叫作Librǎria Noastrǎ？20世纪50年代，你在苏恰瓦的一家Librǎria Noastrǎ工作过；所有书店都为国家所有，都叫作Librǎria Noastrǎ。战前，你们全都被指责为吸人民鲜血的资产阶级剥削者。而当时，你们受到的是传播共产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的指控。”
她视若无睹地看着我们。这个玩笑似乎没有令她感到欢欣鼓舞，政治从来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只想能够回到往日的传奇中去。
“我们努力工作，艰难度日。是的，Librǎria Noastrǎ，‘我们的书店’，就是这个名字，它是我们的，不是国家的。一个大差别。”
“哎哟，是的，一个本质的差别。”
“学校只买印有我们图章的书籍和文具，这就是协议。学校9月开学时，订单源源不断，就像面包店的订单一样。晚上，我停下工作时，总是觉得精疲力竭。我从很早就开始努力工作。我们全都工作得很辛苦，父亲，我，还有苏利姆，我的哥哥。结婚后，我还继续帮父母干活。我们被送入集中营时，我父母只带了5000列伊[2]，他们只有这么多钱，不过留在书店的股票值100万列伊。”
“你说你什么都扛。”
“当然。萨多维亚努、雷布瑞亚努[3]、埃米内斯库写的书，所有人写的，方多亚努[4]、塞巴斯蒂安写的书。还有报纸，各种各样的报纸。父亲甚至参加过出版会议。”
“他常常自己从车站把报纸扛回来。这是你告诉我们的，全都是他亲自出马，在黎明，沿着两旁长满白杨的公路。我知道这路，我最近从那条路上走过。”
我在巧妙地利用怀旧情绪，它是往昔岁月的诡计，我的老母亲现在从中检索出的只有一些奇特的口头遗存。就连这也会在不久之后消失，我知道。一切都会消失，那些老故事，还有这个故事，此刻的重述，不久都将成为过去。她正凭着她那看不见的眼睛滑下人们称作传记的雪橇的最后一个弯道。露蒂即将返回耶路撒冷，至于我，谁也不知道到了秋天我会身在何方。我们三人都在试图缓解团圆的紧张感，梳理过往的冲突。1986年是个流氓年，就像以前和此后的那些年份一样，社会主义年，变成国家社会主义年。这就是我现在对这些我通常当作耳旁风的故事倾耳聆听的原因吗？以前，我对这些眼泪汪汪的故事很不耐烦，只因为我无法忍受那恼人的重复：离开，离开，离开。是我终于了解到她是对的呢，还是我只是试图减缓我们近在咫尺的分离的打击？
母亲没有听到我才说的话。最近，她开始变得衰弱起来。
“他常常亲自从车站扛报纸。”我重复道。
“马车只要一个列伊。‘只要一个列伊，父亲，为什么你不雇辆车呢？’‘我需要锻炼。’他说。他每天要走13公里。清晨，在他出发去车站之前，他会吃烤牛排，并喝一杯酒。如果不是那次放逐，他会活到高寿。他很健康，强壮。我的早晨从7点开始，喝点不加糖的咖啡，然后直到下午五六点钟，什么东西都不吃。”
“他付你工钱吗？”
“付我工钱，他自己的女儿？我是他喜欢的女儿。我什么都不缺，他对我有求必应。当然，我工作很努力。我始终都是个快手。”
“还有那个婴儿，你的儿子？你在这件事上也很快吗？”
“你未满九个月就出生了。我生你时差点儿死掉。医生在我的床边从周三守候至周日的早晨。他不知道如何帮我，他认为我要死了。至于婴儿……毫无希望。婴儿会是个死产儿，人们都这么说。所以，当你出生后，没人相信你会活下来。你是那么小，低于正常体重。他们把你放进早产儿保育箱中。只有我父亲保持乐观。他问你有没有指甲：如果他有指甲，他就会活下来。就是这么说的。”
“我在后来的生活中差点儿失去了指甲。他是对的，它们不会在任何年龄都唾手可得，一种生命的标志。”
我们三人都笑了，母亲的笑声短促而虚弱。她几天前才刚刚出院，这也是露蒂风尘仆仆地从耶路撒冷赶来的原因。露蒂就像她的一个女儿，这位自幼就失去母亲的侄女，我父亲弟弟的女儿，是在我们家长大成人的。
我小心翼翼地给咖啡桌上的录音机倒带子。坐在沙发上的瞎眼女人看不到这机器，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录音。她完全瞎了，手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你的丈夫呢，也就是婴儿的父亲。他是怎么赢得你的芳心的？”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夏天常去法尔提西尼。那是在7月20日，圣埃利亚斯节。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从布杜杰尼去了那儿，都是些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我正等着从法尔提西尼往家开的汽车，我每年都是那么做的。突然，这个衣着漂亮的年轻人出现了，还带着只折叠凳。”
“折叠凳？”
“汽车总是很挤。他把小凳子摆放在我旁边。过了一会儿，他问，你是雷米尔太太的亲戚吗？法尔提西尼的利厄·雷米尔。雷米尔太太是我姑妈，我说。我长得非常像利厄姑妈，人们都这样说。”那张苍老、皮肤下垂的脸，因时间和疾病而饱受摧残的脸，看着比利厄·雷米尔的脸还要老。大约20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利厄·雷米尔，当时她来——家族的外交使节——说服我中止与那位非犹太姑娘的不合教规的爱情关系，这种关系已招致了整个家族的反感。利厄·雷米尔那平静无忧、一本正经的脸上，没有我现在从面前这位瞎眼面具上读到的那种沧桑感。
“他认识雷米尔太太，还有她的丈夫基法，他是位国际象棋手，是作家米哈伊·萨多维亚努的象棋搭档。基法很难相处，利厄与他经常吵架。他很聪明，从生意方面来说是个家具商，可他总是出入于咖啡馆，将钱赌得精光。那年轻人还认识雷米尔的孩子们，那些聪明、勤奋的学生。当时，雷米尔家在家时说希伯来语，镇上只有她家如此。他问我认不认识波丽娜，那个跛脚的裁缝，她嫁给了他的一位表兄。接着，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正在追求一个人，兰多小姐。我认识她，伯莎，那个药剂师，一个不错的姑娘。”
“那么，是一见钟情。”
“哎呀，从法尔提西尼到苏恰瓦能有多远？只有一个多小时。他在刚到伊特卡尼时下了车，他在那里的糖厂上班。我继续前往布杜杰尼。我一回家就去找阿玛丽亚，告诉她这一切。阿玛丽亚是我的邻居和朋友。我告诉她，我刚刚在汽车上遇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年轻人，伯莎的一个朋友。”
“那人50年前要比现在好，难道你不会这样说吗？”
“接下来的星期六，我接到他的一张明信片。”康复期的病人继续说，仿佛没有听见我的问题。“‘致珍尼塔·布朗斯坦小姐，尊贵的书商。’上面就写着这些。接着，有一天，我看到他骑着自行车经过布杜杰尼。他停下来，告诉我这个周六在伊特卡尼有场舞会，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一起去。那个周六的5点钟，他出现了，当时布杜杰尼的所有人都在屋外的走廊上。他穿着漆皮皮鞋和一件漂亮的夹克。一辆出租车等在那里，可我父母不让我去，他们不知道他是谁。”
“你就那么顺从？我不相信。”
“在那之后，马尔库和我参加了所有的舞会。他总是骑自行车在周六、周日下午来，还有周三晚上。伊特卡尼总有舞会，慈善舞会，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募捐，一所学校，一座溜冰场，猎人俱乐部。我每次都会穿着不同的衣服参加舞会。那套紫色的礼服引起了轰动：紫色的绸缎，加上与之相配的鞋子和帽子。”
“他能够负担得起所有那些舞会吗，靠一位会计师的工资？”
她用手指指了指她干燥的嘴唇，她渴了。我倒了杯水递给她，可她没看见。我把她的手放在玻璃杯上。那手在握杯子时颤抖着。她啜饮了两口，示意我将杯子拿开。我把杯子放在她前面的桌子上。她没有看到它。
“当然，靠他的工资，他在那家工厂收入不菲。他会给我送花，紫丁香和玫瑰，还有信。我们都很年轻，那是不同的时代。”
“给你做衣服的人是谁？”
“沃斯洛威茨太太。”
“那位波兰女士。与我10年前、20年前认识的那个沃斯洛威茨太太同名同姓？她现在一定有200岁了。”
“每套衣服她要300列伊。她现在90岁了，可我听说，礼拜日她还去教堂，每个礼拜日，无论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那么，她在国王统治时期、在绿衣军团统治时期，以及在红色斯大林主义者统治时期都为你做衣服？还有现在，在我们热爱的红绿相间的领袖的统治下。你在1941年消失时，她说了些什么？她一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有，等你们回来时，她说了些什么？”
“我们被带走时，市长甚至不允许我把拖鞋放进背包中。我把它们留在了走廊上。玛丽亚在车站抓着我们不放，她想跟我们一起上车，不想离开我们。在边境，德涅斯特河附近，在阿塔基，他们让我们下了火车。那是列运送牲口的货运列车，我们一个摞一个，像沙丁鱼。在阿塔基，抢劫开始了，尖叫，殴打，枪击。等我们缓过神来，我们已经到了桥的另一侧。我父母留在了后面。我看到一位士兵，他可能是用枪将我们推出火车的人中的一个。我现在老了，贫穷而可怜的我，可那时……那时我很勇敢。我走向那个士兵，告诉他：先生，我父母留在了后面的阿塔基，他们老了。我给你1000列伊，请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特兰尼斯特里亚在我们家里的谈话中一直不怎么被提起。大屠杀还没有变为后来那些年中的流行话题，痛苦也还没有因公开的认罪而痊愈。通常，犹太人区的这些伤心悲叹会令我义愤填膺。但我们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心平气和了吗？那痛苦的、棘手的矛盾冲突能够变成笑谈吗？
“我们走吧。”她会在1945年和1955年以及接下来的所有年份里不断这样说。“天要黑了……我要走了。”正如诗人所预言的那样。她在布杜杰尼的“我们的书店”中读到过方多亚努-冯达所写的这句诗吗？这位罗马尼亚诗人从巴黎去了奥斯维辛，而不是耶路撒冷。我已最终接受了这行诗句的负重，以及我那现在双目失明、哪儿也去不了的母亲的强迫性预见吗？当听到“异教徒”、“非犹太人姑娘”、“滚开”等词汇时，我不再跳脚大怒，我现在可以容忍所有那些我以前竭力逃避的犹太人区的习性。她又一次示意她的嘴干了，要喝水。她喝了一小口，将杯子递回给我，然后准备重返舞台中央。
“‘我给你1000列伊。’我对他说。他本可以开枪打我，或是搜我的身，把钱全抢走。‘好吧，’他说，‘我会去把你的人带回来，为了1000列伊，可我还想要一罐尼维雅奶油。’”
“尼维雅？他要尼维雅干什么？你怎么会带着尼维雅奶油？”
“我带了，这是上帝的一个小玩笑。我往背包里塞了两罐尼维雅。”
“那么，没带拖鞋，可你带了尼维雅。”
“我把尼维雅给了他，他把我父母带了回来。我们一路都带着他们，直到他们死去，他们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当我父亲临死时，弗洛·多克托尔·黑尔曼告诉我，她有一小瓶药，德加冷滴剂，也许会对心脏有所帮助。她问我要1000列伊。”
“在集中营里与死亡做交易？”
“是的，人人都在那么做。我给了她1000列伊。多罗霍伊的韦斯曼恩医生说那毫无用处，已经太迟了。‘你最好用那钱给孩子们买衣服或食物。’他说。可我非得试试，不管什么方法。我父亲那时连药滴也咽不下去了。”
“你是个与痛苦斗争到底的斗士。”
“那又怎样！马尔库从一开始，从他们把我们推上火车起，就变得垂头丧气，到他们把我们扔下火车时也不见起色。我们半夜被辱骂声惊醒，刺刀就在胸前。当他看到自己的衬衫爬满了虱子时，他叫道：‘这不是生活。’他丧失了希望。他一直是个干干净净的人，那么优雅和挑剔，同一件衬衫不会穿两次，连短袜也要熨烫，想想那情景。‘这不是人该过的日子。’他不断地重复说。在特兰尼斯特里亚度过起初的几天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着这句话。‘再也不值得活下去了，不值得。’‘值得的。’我总是对他说。‘活着是值得的，就是值得！如果我们挺得住，如果我们活下来，你就会重新穿上干净的衬衫。让我们为了这一点坚持下去。’我们做到了。谁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回来？”
她突然把身子转向门——有人进来了。
“塞尔路塔？是你吗，塞尔路塔？”
茄拉已平静而快乐地出现在舞台的入口处。
“有许多次，塞尔路塔，我比他还要绝望。”她对自己的儿媳妇说。
茄拉站在门口，看着沙发上的我们三个。我母亲正在对她说话，就好像她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在场似的。
“有多少次……我得紧紧抓住什么，抓住德国军官的外套不放，求他把我们从想杀掉我们的乌克兰人手中解救出来，那些为德国人服务的乌克兰帮派。我抓着我为其工作的农民的胳膊不放，大冬天里，我得穿着麻袋布做的衣服走上八公里。我工作整整一周，只能换来几个土豆、一条面包和一些豆子。1944年，当苏联人解放我们时，我紧紧抓着约赛尔，我们的拉比，求他上演奇迹，救救马尔库。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把犹太男人送到前线去与德国人作战。他们比骷髅好不到哪儿去……”
“可拉比能做什么呢？他认识你吗？”
“约赛尔，苏恰瓦的拉比？他和我们同时遭到了驱逐。他当然认识我。他还认识我父母，在伊特卡尼，在战前。我们过去常定期地给他送钱、油和糖。我去找他，开始哭泣：瞧啊，拉比，瞧我们变成什么样子。我住在没有窗玻璃的破屋子里。孩子们在挨饿，我丈夫正要被苏联人送走。我又孤独又绝望。我瘦得不成样子，体重只有44公斤。”
“他帮你了吗？”
“他帮了，他帮了。他坐在那里，手托着下巴看着我。然后他说：‘回家去。回家去，明天早上，真的会出现奇迹。’每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这样说：上帝的奇迹。‘回家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明天早上，你就会好起来的。’他告诉我。”
“你好起来了吗？”
“马尔库已经逃离了红军。一个奇迹，不是吗？他跑过森林，跑了几天几夜，然后他设法在那里找到了我们，在比萨拉比亚中部，又一个奇迹。”
“瞧啊，逃兵来了。优雅，挑剔，正像你说的那样，穿着白衬衫，像平常一样完美无瑕。”我宣布道，把磁带翻了个面。
“马尔库，马尔库回来了吗？”她焦急地问道。
我父亲刚刚走进来，戴着漂亮的帽子，穿着灰色的夏季西装，白衬衣，蓝领带。只是那只三条腿的折叠凳似乎不见了。像往常一样，还是那个逍遥自在的自我，平静，踱着方步。
“马尔库，你去市场了吗？你买什么东西了吗？”
“他还能到哪儿去？”我插嘴道，“你还以为他会像过去一样，给你带来紫丁香和玫瑰花吗？”
“我买了份报纸，”父亲干巴巴地宣布说，“还有苹果。他们正在卸几辆装着苹果的卡车。”
他把报纸交给我，《罗马尼亚自由报》（România liberǎ）。头条新闻是：“党和国家委员会关于控制和监控环境的公告。5月6日，据记录，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包括布加勒斯特自治市在内，核辐射的程度都有所降低。”
“听听，听听，污染减少了，”我说，“自打露蒂从圣地来了以后，新闻公告就变得较为乐观起来。”
报告继续说：“在某些地区，核辐射程度有轻微增加，但它们对人不构成危险。”不构成危险，不过还是建议我们在饮水、吃蔬菜和水果时要更加小心。儿童和孕妇被告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空旷处。空旷处，确实如此！我们应当只消费在官方商业网点出售的牛奶和乳制品——木头语言，比核辐射还要死气沉沉。那么，既然危险已经减少，谨慎务必增强。你真的相信他们吗？控制与监控，那是唯一可以相信的消息，控制与监控。
我们等着吃午餐，等着午后的小睡，那些孤独的时刻。我们全都挤在这间小公寓里，一如我们最近40年来一直挤在思想狭隘的社会主义的狭小限制之内。
“听听这个，几天前……”我从堆在桌上的报纸堆中又抽出一张，开始读起来。“几天前，负责控制与监控的同志告诉我们：‘在5月1日和2日期间，由于风从东北方向——辐射发生区域——向西南方向吹送，记录显示，辐射程度有所提高，刚好超过正常水平。’其准确含义是什么，‘超过正常水平’？灾难？”
可我无法引起任何人对此事的关注。全家人都平静地等着吃午饭。
我坚持不懈。“超过正常水平？‘正常’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理解‘正常’的概念？再看看这……”我从报纸堆中又抽出一份报纸，可能引起我的听众的反应的机会微乎其微。
“第二天，它说：‘记录显示辐射性相对减弱，但它仍然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相对减弱……但仍然处于一个高水平。苏联人宣称，核污染只会影响苏联境内，而自由欧洲电台——对非自由欧洲的广播——昨天宣称，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自己进行了测量，如果他们还没有将使馆人员送回加利福尼亚，也许就意味着事情最终真的没关系。谁知道？无论如何，让我们回到勇气妈妈[5]和她疲惫的心脏。”
“我的心脏不太好。可真正的问题是，妈妈看不见。”那老妇人耳语道。“只要我能看见一点儿东西，那做手术的痛苦也就值了。今天早晨在医院里检查时，我同医生一起待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我将来能够看见。啊，谁知道……”
“你能说出光的方向吗？你能看到光吗？”
“是的，我能。”
“还能看到其他什么吗？你能看见谁在房间里吗？或者某人何时在走动？”
“只有些影子。如果有人走近，我可以看见一条影子。现在，当你对我说话时，我只可以辨别出你的影子。我想看看露蒂，那就是我强迫她来的原因。我想再看看她，但至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存在。”
“你是否记得，姑妈……？”
轮到那位以色列客人登台亮相了。
“你是否记得，当我们回到罗马尼亚时，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我弄上火车的？”
“我当然记得，我怎么能忘呢？他们同意将孤儿从特兰尼斯特里亚遣返回国。你是个孤儿，你母亲在我们遭驱逐之前就去世了。这就是我们把你带进我们家的原因，这也正是你同我们其他人一起进了集中营的原因。你列在遣返的孤儿名单上。可当他们把你弄上火车时，莫伊舍·坎德尔hot arranzhirt az zein yingl zol nemen ir ort。”
最近几年，尤其从她看不见时起，母亲就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意第绪语——犹太人区的代码。我转向茄拉，翻译道：“莫伊舍·坎德尔计划让他儿子顶替她。”然后，我恢复了自己的角色，充当一个已经忘记了这个故事的天真无知的人。
“那怎么可能？你向坎德尔的肮脏行径表示感谢了吗？他可能会摆出一副敬畏上帝的样子，不是吗？”
“上帝会感谢他，不是我。他移居到了以色列，他的一个儿子死于一场车祸。”
“你又要说那些了——上帝，拉比，奇迹。当上帝把你送到特兰尼斯特里亚时，拉比能做什么？”
“送我们去的不是上帝，他把我带了回来。拉比真的在我的生活中上演了奇迹。”
“那张筛子的故事怎么样了？”
“什么筛子？”
“那张神奇的筛子。你不是给我们讲过你哥哥苏利姆的故事吗？他是如何那样安于自己的单身汉生活，直到未来的新娘使了一两个有魔法的诡计。她不是去找一个到处转那张魔法筛子的女人了吗？难道这不正是你迷住马尔库的方法吗，用一张筛子？”
她笑起来，大家都笑起来。
“马尔库不需要筛子。我也从未去找过那女人。她早就死了，在战前。”
“那你的儿子呢，我凭什么会拥有幸福的婚姻？也许那张魔法筛子也为我转动过。”
“你妻子不是我介绍的。你是自己找到她的。”
的确，是我找到的。运气按照我的喜好转动了筛子。
“是的，你没介绍，可你曾阻止我娶另一个人。”
“命运总是注定的。”
过去的冲突已经变成了少许的幽默的靶子。只有讽刺还留有某些毒素。
“千真万确，你保护了我，你让我保护了自己。”
“你，保护自己？你从未保护自己。”
“当我无法保护自己时，筛子就会保护我。你过去常去墓地，吊唁埋在那里的所有拉比。也许他们会按照你的意愿转动筛子，改变命运。”
这个玩笑没什么意思，这个时刻也是如此，我们的和解仅仅意味着我们大家都老了，在这同一个套在大笼子里的小笼子里。
“命运？什么命运？那个你想娶的基督徒女人不是命运。”
“那个基督徒女人？她没有名字吗？她也失去了名字吗？难道不是你要求所有的拉比，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让那个非犹太姑娘失去自己的名字吗？”
那是过去的痛楚在作祟，现在它已变成了好脾气的玩笑。这是顺从还是宽容？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时的宽容？是的，面对死亡。
“拉比真的帮了我，你知道，他们也帮了她，我敢肯定。如果你非得知道，我也在为她祈祷。她过得不错，在英国；她现在有两个孩子，她过得很好。”
“她也许过得很好，可她并没有意识到，你在为她祈祷。”
“她知道，她知道。即使她不知道……”
“你为她祈祷？就连上帝也不会相信这一点。”
“噢，可我确实在祈祷，我祈祷她远离伤害。我不恨她，你一定得了解这一点。”
“为什么你要祈祷呢，既然她安全地远离了此地？她把危险带走了，带到了英国。为她祈祷，这真是太过头了。”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不希望她受到任何伤害，你知道这一点。我从未说过她的坏话。她有两个孩子，我听说，沃斯洛威茨告诉我的。她总是那么优雅，沃斯洛威茨说。她总是那样，可她不漂亮。”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她。可人们都这么说。”
“如果你仍然与沃斯洛威茨有接触，为什么你没有设法给我的前任情人送一张近照，好让她可以看到我的秃脑袋和啤酒肚，让她能够为时间对她的罗密欧的蹂躏而感到高兴？你可能不想让她看见，岁月是如何让我变丑的。那只筛子终有一刻会为我们每个人转动，不是吗？那好，由于切尔诺贝利，筛子现在将唾手可得，它也许会让我们摆脱这些麻烦。你听见报纸上说了什么吗？我们不能待在户外，我们可能遭到辐射。我们不得不保护孕妇和那些可能怀孕的人。烹煮食物，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可买的食物的话。听听自由欧洲电台，从它们那里了解我们自己国家所发生的事……那只筛子可以将一切都挑选出来，只需轻轻一转。如果它能够将一次恋爱筛选出来，那么我猜，一次核事故将只是个孩子的游戏。”
她没有回答。她累了。桌边坐着我们五个人，吃午餐——茄子沙拉、烤辣椒、肉丸子、土豆、煎饼。我们没有理由抱怨，一切都会好起来，在这介于善恶之间的地方……瞧，金黄的苹果，削去了皮，小心地切成螺旋形的薄片；夺人眼目的苹果，从卡车直接卸在了人行道上，在辐射微尘达到高峰值时。
我们躺下来睡午觉，午睡证明了宁静的东方社会主义对垂垂老矣的西方的优越性。睡醒后，我们会置身于有气无力的对话，再蠢头蠢脑地看两个小时的电视，随着小丑总统结结巴巴地越扯越远——又一天结束了，一去不复返。切尔诺贝利事件将不确定性带入了人们的头脑。任何乏力迟缓的希望感注定会在不确定的时候挨上一记响亮的耳光，遭遇某种不正当的诡计的震撼。头疼，肿胀的眼睑，心悸，反胃？这是神经衰弱的常态，不是辐射。这是那几十年来已渗入我们身体和头脑的毒素。许多人早就感受到了那闪现在虚空之中的紧迫性，但冷漠的力量是无法削弱的。
[1]“六日战争”（Six-Day War），以色列为削弱阿拉伯联盟的力量，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67年6月5日发动的战争，整个战争于6月10日结束，持续了六天，故被称为“六日战争”。
[2]列伊，罗马尼亚货币单位，1列伊=100巴尼。
[3]雷布瑞亚努（Liviu Rebreanu，1885—1944），罗马尼亚作家，代表作有小说《伊昂》等。
[4]方多亚努（Barbu Fundoianu，1898—1944），罗马尼亚犹太裔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电影导演和翻译家。
[5]勇气妈妈（Mutter Courage），德国戏剧作家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执导的戏剧《勇气妈妈和她的孩子》中的主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