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难言”：蒋介石笔下之情爱世界（1927～1937）
罗敏[1]
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究竟是政治婚姻，抑或是建立在情爱基础上的福祉婚姻之典范？这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关注、经久不衰的话题。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当我带着这样的疑惑，试图从蒋介石日记中寻找答案时，方感受到民国时期第一家庭的“经”尤为难念。蒋之笔下有关婚姻生活之记述，不仅太过简略，支离破碎，而且在宋美龄缺席作证的情况下，令人有真伪难辨之惑。诚如蒋本人曾在日记中所坦言：“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基于此，本文尝试依据蒋介石笔下的相关记录所拼接的蒋、宋婚后第一个10年之情感历程，或许有为蒋之单方证词所误导之处，其中难免亦有作者主观之误读，敬请阅者明察。
一 敬爱之难制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高调向世人宣告：“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今日始也”。此时，蒋已年进不惑，曾有过“狭邪自娱，沈迷久之”不堪回首之“昨日”。身边先后有过三位女性：一位是元配夫人毛福梅，蒋唯一亲生之子经国之母；一位为侍外家姚冶诚，蒋之养子纬国之养母；另一位是陪伴身边的女友陈洁如。
蒋与元配毛氏的婚姻，因奉母命成婚，毫无感情基础。蒋对毛氏之憎恨与厌恶，甚至到了闻见其“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的地步。蒋母病逝后，蒋与毛氏离异。1921年11月28日，蒋于日记中称：“会议离婚事，亲戚意见参差，致无结果，心殊恼恨……后卒解决，然已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已！”蒋对青楼出身之侍外家姚冶诚，则因姚之嗜赌、无礼而怨恨不堪，懊恼不已。蒋曾考虑与姚氏分手，但考虑到“纬儿无人养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蒋痛感“离舍两难，再三踌蹰，卒无良法，乃决以暂留分住，以观其变”。蒋对上海女学生陈洁如则是爱恨交织，“恨之又爱之也，怜之又痛之也”。[2]因陈之年少无知，治家无方，蒋在日记中颇多怨言。1926年6月20日，蒋在日记中称：“洁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时，不如吾意也。”11月12日，蒋在北伐前线，接到陈洁如来函，“知其迁租七十二元大屋，不胜愤恨。招摇败名，年少妇女不得放纵也”。
直至遇到宋美龄，蒋之感情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才因男女之情感受到“人生之乐”。蒋介石笔下与宋美龄之恋情是“情绪绵绵，相怜相爱”，并由衷地感叹“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3]蒋眼中之新娘美龄宛如“云飘霞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令他陶醉不已，有不知“身置何处”之感。[4]新婚燕尔之际，蒋“在家与爱妻并坐拥谈，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5]
与蒋身边曾经的三位女性相比，宋美龄之家世、才学与品貌显有天壤之别。此时的蒋介石虽已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地位尚未巩固。1927年8月，他因军事指挥失利，受到内部桂系军事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的攻击而下野。细读这一时期蒋之日记，其笔端对宋美龄之爱慕，除去英雄爱美人之自然情愫外，其内心亦多少流露出攀附之不安，担心为宋氏家人所瞧不起，“为爱所轻”。[6]
1927年6月13日，处于热恋中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了宋家大姐霭龄对自己的劝诫，谓：“琳姊（宋霭龄）评余欠准备工夫，全凭临时应付，此诚道着矣。”1927年10月，蒋利用下野赴日游历之机，前往拜访在日旅居的宋太夫人，当面请求其允许与美龄的婚事。宋太夫人虽面允婚事，但不知为何，却不欲美龄来日，恐蒋、宋在日结婚。蒋对此事“不胜怅望”，但已无可奈何。[7]新婚不久，宋家大姐再次规诫妹婿，以其“游怠为虑，且轻视之”。蒋颇不以为然，为自己辩解：“其实不知鸿鹄之志也。”[8]
因为宋家非同寻常之家世背景，蒋对宋美龄的感情显然多了一分“敬爱”。1928年1月2日，蒋在日记中记称：“三妹怜爱可敬。”当日下午，美龄陪同蒋走访胞妹蒋瑞莲，虽未晤面，但因其家有客打牌，蒋“见之愧怍，为爱所轻也”。1月8日，蒋接到美龄来函，“悲喜交集”，“勉我国事，劝我和蔼，心甚感愧”。蒋当即复信后，美龄却迟迟未回，蒋之内心颇为忐忑，“甚念三妹之不复信，何怪我之深而使我敬爱之难制也”。[9]1月20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三妹时勉我以勤劳国事，心甚自惭。”
宋美龄之规谏与劝诫，对蒋之修身自新，“内助之贤”非同寻常。1928年1月22日，婚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蒋在日记中记道：“三妹劝余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古人谓做一日，算一日，又云今日不知明日之事，此先母尝教余者也。余惟尽其心力，至明日之祸福成败，只有听之而已。”3月4日，记称：“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4月23日，又记曰：“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气，而我对下总不能温和浓爱，使人无亲近余地，而且对学生亦如之，切戒之。”6月8日，蒋在日记中称：“三妹以余性质消极，多懊悔为耻，颇中余之病也。印象颇深，余将何以自勉，存心而已。”6月19日，又谓：“与三妹相谈甚乐，其规谏有理，故感之。决自明日起，按时办事，再不决心堕气，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气概，亦有理也。”
蒋对宋美龄“敬爱之难制”的背后，其实亦有不自由之苦，曾在日记中抱怨：“彼以作战劳苦而作规矩，是使我太苦。”[10]古人云：“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蒋于1942年3月6日在日记中抄录此段古人之格言，并颇为共鸣，认为“乃有至理也”。蒋落笔之际的心境，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不知是否欲借古人之口道出自己心中多年所受压抑之苦？或许出于某种对无拘无束、自由鲜活恋情之向往，蒋于1950年遭遇人生之“滑铁卢”、退守台湾之际，依然对34年前之恋人李子青想念尤切，发出“奈何恋痴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终身不能忘情耳”之慨叹。[11]
二 有妻而不能同居
蒋介石虽对宋美龄敬爱有加，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幼养成之顽梗、暴戾性情很难尽克。蜜月未过，蒋、宋二人便因个性不和，发生激烈争执。1927年12月29日，蒋一大早到事务所办公后，因宋美龄“外出寂寞，心甚不乐”。谁知美龄得知蒋的不快后，非但没有歉意，却表露出大小姐的“骄矜”，令蒋不计“强梗之失礼”，与其发生激烈争执。美龄一气之下回到娘家，蒋“扶病连夜往访，彼甚以不自由为病，复劝余以进德，心颇许之。夜中以心悸惊跳，不能安眠”。
宋美龄因自幼留学美国，生活起居与饮食习惯都非常西化，很难适应蒋介石军人出身所养成的刻板规律的生活，加之体弱多病，婚后的宋美龄经常住在上海。
蒋一人独居南京，不堪忍受分居之孤寂，二人时生龃龉。1928年1月11日，蒋接到美龄不来之电后，“若有所失”，继续复电，希望美龄能回心转意。13日，得知美龄依然不肯来之后，蒋“抑郁不知所事”。美龄之复电“劝戒并来”，令蒋深感惭惶，“几不成眠”。[12]15日，宋美龄终于屈就前来，蒋赶往下关迎接，“到后知其皮肤病甚剧，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该与其顽梗也”。
结婚周年之际，因宋美龄体弱多病，蒋依然为独居所苦。1929年1月28日，蒋上午陪同宋美龄到吴淞游玩后，得知其不想回南京，心情非常抑郁沉闷，不禁在日记中慨叹：“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当晚，蒋独自一人登车返回南京，意兴萧然，“梦魂不安”。此后一段时期内，蒋备受孤独的煎熬，情绪低落。29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公事疑虑，私事孤立，惟念吾母而已，呜呼﹗”30日，又记曰：“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
2月6日，蒋又在日记中感慨：“有妻而不能同居，而使余家庭降落，中正之罪，不孝莫大也。”2月9日，是除夕之夜，蒋依然独自一人，内心之凄苦可想而知。蒋在日记中写道：“今夕是除夕，今日是除日，一生烦恼事，无时得终息，思家兼思妻，我为我母心。今日方知吾母爱子之心也。呜呼！中正之罪，上通于天矣。此以有今日窘境也。自作孽岂可言乎。自吾母死后，几将十年，无如此悲惨痛苦矣。呜呼！”次日，大年初一，蒋一人在家“读诗看书，寂寞已极”，不禁感慨系之，叹曰：“以我之地位而为孤寡之不若，谁其知之。”
1931年2月16日，婚后的第三个除夕之夜，蒋又因“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痛感：“世人可怜未有如今日之我者也。”蒋对独居之苦虽叹惜不止，但亦无可奈何，只得在日记中安慰自己道：“君子之交有如水，其于家人之道亦应如此乎？”[13]
1928年蒋复职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继续北伐统一大业，此后因编遣问题，引发内部反叛不断。连年征战不断，也是造成蒋、宋二人婚后时常分离之客观原因。蒋虽行伍出身，性格坚毅，但其内心亦有敏感脆弱的一面。蒋曾自述年少时与母亲惜别时情形道：“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14]蒋每当开赴前线，与美龄分别时，都不免因心情沉闷，任性发怒。[15]1928年3月31日，蒋出发督师北伐当天，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此别后想念之切，更应在团聚时和悦也”，更慨叹：“征人无家庭之乐，苦哉！”
蒋、宋婚后头三年中，蒋因戎马倥偬之故，类似之“不愿与妻乐别”之一幕时常发生。1930年12月4日，蒋于日记中称：“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12月9日，蒋又在日记中反省道：“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余不能与其尽言欢别，拂袖径行，使其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闷。（二字不清）为其之故而发，而无处可为我发泄之地，故惟有对至爱之前者泄耳。”
三 “家事难言”
一般说法认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宋霭龄极力促成，而宋子文坚决反对，兄妹几乎决裂，因此蒋对宋“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16]蒋之日记中不能直接证明此说之是，当然亦不能据此反驳此说之非。透过日记中前后左右相关之记述，可以看出，蒋与宋、孔两大姻亲矛盾纠葛之内情可能远较一般说法要复杂得多。
蒋早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便对宋子文心怀不满。1926年7月，蒋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兵北伐。宋子文时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负责筹措军费。7月26日，蒋在日记中为战费事，批评“子文吝刻，使人难堪”。12月26日，蒋又在日记中责备“子文狡赖，不肯负责财政，压制不能发展自如，苦痛极矣”。1927年1月初，宋子文以财政无法为由，向蒋提请辞职。蒋认为宋之辞职是一种要挟、压迫，慨叹：“办事困苦莫甚于经济相逼也”，“军事频受其影响，苦痛已极。二年以来，受其财政压迫，非言可喻”。[17]
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10月蒋下野赴日游历期间，与宋子文关系一度由疏转近。10月3日，蒋由宋子文陪同前往有马温泉，拜访宋太夫人，当面请求允许与美龄的婚事。4日下午，蒋返回有马，陪岳母谈天，晚与宋子文谈国事。7日下午，蒋与子文谈时局。10日午后，子文来访，劝蒋出山。加之此时张静江、李石曾等亦来电催回，蒋虽“犹未定，而心欲回国”，“以家国如此衰落，而我独在外逍遥，甚不自安，待机不如奋斗也”。此后，蒋、宋一直往来频繁。[18]10月17日下午，子文来箱根，同蒋谈论时局，并同游芦之湖。18日上午，蒋与子文夫妻同游富士山麓河口湖。晚6时回寓后，子文来谈，当晚9时宋起程回国，蒋前往送行。10月28日，宋子文致电蒋，告知国内政情，谓汪已将蒋之函电在报端发表，借以自重，令蒋对汪之狡伪置恨不已。[19]
透过蒋日记相关记述来看，蒋在与宋美龄交往期间，与宋家大姐宋霭龄的关系尚不十分密切。[20]除了上文所引述的宋霭龄对蒋之两则劝诫外，其对蒋、宋之恋情及家庭生活的影响有限。可能由于此时蒋与宋霭龄及孔家关系尚未十分密切，而宋子文却为蒋之重新出山谋划得力，因此，蒋复职后，1928年1月旋即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1930年1月又提为行政院副院长。但是，蒋介石与宋子文因一个花钱，一个管钱，很快又冲突不断。1928年3月间，蒋因宋子文筹款不力，暴烈躁急，两度迁怒于宋美龄，令其忧闷不已。[21]5月28日，蒋又为“子文阴谋擅权”，暴怒难遏，伤及美龄。美龄生气而别后，蒋心中“时觉歉惶，但有黯然销魂而已”。
曾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回忆称：宋家六个孩子分成两派：宋美龄、宋霭龄和宋子良为一方；宋子文、宋庆龄和宋子安为另一方。[22]证诸蒋之日记，此说当可信。1929年，因中东路问题中苏关系紧张时，宋庆龄发表宣言，痛诋政府与苏绝交。宋子文则在此外交困顿之时，不别而辞，令蒋不胜痛苦。在日记中慨叹：“政府中人有权相争，有责规避，一家如此，一国亦如此，国之不亡，其有日乎？”宋美龄虽屡屡因兄之过，为蒋所迁怒，但始终站在丈夫一边。1930年7月19日，蒋在日记中称：“子文不肯筹发军费，内子苦求不允，乃指子文曰：如你果不发，则先将我房产积蓄尽交你变卖以充军费。若军费无着，战事失败，吾深知介石必殉难前方，决不肯愧立人世，负其素志。如此则我如不尽节同死，有何气节；故宁先变卖私产以充军饷，以冀胜利云。子文闻之心动，乃即发款也。”
蒋介石与宋子文之矛盾终因无法调和而致破裂。1933年10月29日，蒋介石允准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与财政部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蒋如释重负，30日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子文辞职照准，后患豫（预）防乃一关系存亡之事，十年隐患清于一旦，亦可告慰于先人也。”蒋、宋交恶，除去个性方面的差异及政治理念上之不同以外，[23]亦不可忽视其中宋霭龄之刻意经营及其对蒋所施加的影响。吴国桢回忆中提及：“在30年代初期，子文被撤掉财政部长，是孔夫人策划的，并由孔祥熙取而代之。”[24]此说当非凭空杜撰，乃事出有因。
自1929年8月，宋美龄因流产大病一场后，[25]无后之忧便成为蒋、宋婚姻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大姐宋霭龄的刻意经营下，孔之家人逐渐将蒋包围，成为其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长子经国滞俄未归一直是蒋的一块心病。1930年10月31日，宋霭龄携孔令俊、孔令伟来到奉化乡间，与蒋氏夫妇相聚。为排解蒋思子之忧，宋家大姐主动提及营救经国回国的事，令蒋非常感动，在日记中写道：“孔姊与吾妻对经儿之念念不忘，甚可感也。”[26]宋家大姐不仅忧蒋之所忧，还投其所好，对蒋本人不吝溢美之词，深得蒋之欢心。蒋在日记中记曰：“蔼姐以奉化山高土浓、树直水清，而岩险瀑激，包括我个人之性情。余亦以为然也。”[27]
孔家诸甥的陪伴与谈笑欢乐，让蒋感受到家庭生活之愉悦，谓：“大姐诸甥与子良皆甚欢乐，为自生以来所未有。余夫妇当亦甚乐。”[28]喜悦放松之心情，跃然纸上。类似之孔家大姐携诸甥陪同蒋氏夫妇游乐嬉戏的一幕，在1930年代蒋之日记中时常可见。当蒋处于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心情抑郁难解时，孔家大姐及诸甥时常陪伴其旁。[29]蒋氏夫妇生日、节庆日或返乡省亲等亲人团聚时刻，孔氏家人总是紧随其后。[30]由于宋霭龄之刻意经营，或者说因为宋子文缺少与蒋之间的亲情沟通、化解渠道，致使二者之间矛盾愈演愈烈，卒至破裂，终由孔祥熙出而代之，亦乃事所必然。不过，后来蒋亦因与孔氏家人关系太过密切，为其家人贪污腐化之负面影响所累，甚而影响到其与宋美龄的关系。此乃后话，因已超越本文所探讨之范围，另待他文详论。
宋美龄会同其大姐与诸甥所精心营造之家庭氛围，“妻甥唱和”，令蒋“聊以自解”，[31]“颇有家庭之乐”。[32]蒋虽亦曾不禁感慨：“仅夫妻二人，虽无子女，亦甚乐也。”[33]但在其内心深处，对亲子之思念时刻萦绕于怀。1931年11、12月间，蒋因遭受内外攻击，准备以退为进，辞职下野。人生失意之时，思儿之切尤难置怀。11月2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近甚为经儿忧虑，中正不孝之罪，于此为甚，心甚不安。”12月14日，母亲诞辰前夜，蒋内心悲痛难掩，“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悲，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次日，蒋又记称：“经国赴俄不归，民国扶持未长，皆欲使我一旦弃去，而今日又为慈母六十八岁诞辰，呜呼，于国为不义，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能不愧怍？”
1934年8月间，蒋因对日、苏冲突及“剿共”问题思虑过切，辛勤忧劳，以致“体力甚乏，渐觉不支”，“一如伤寒后行将复元之苦痛”。[34]患病之际，蒋对两儿想念更切，“甚望其皆能继余之业也”。[35]同年9月19日，蒋与宋美龄游览江西石钟山时，触景生情，想起苏东坡《游石钟山记》中“独与迈乘小舟”之句，“不禁叹经、纬之不能随游也”。
蒋对子嗣问题忧虑之切，除人之常情外，其背后还有难言之隐，即忧虑经国、纬国二子与继母宋美龄之关系。蒋经国因1925年便赴苏留学，自然未曾与宋美龄谋面。蒋纬国则一直由养母姚冶诚抚养，从蒋的日记来看，亦从未见过宋美龄。出于对家事之担忧，1934年7月5日，蒋介石在离乡回任途中，向宋美龄提及自己死后之家事，以代“遗嘱”：“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蒋经国与蒋纬国二子“认母”之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1936年10月，蒋纬国赴德留学前夕，蒋本欲让纬国与宋美龄见面相认，但因“家中意见不洽”，令蒋“最为苦闷”。[36]最终，纬国“如期出国，不稍留恋”。蒋显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在是月反省录中称：“家事难言，因爱生愁，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37]11月1日，又在日记中感慨道：“家事烦闷，多爱生苦也。”不过，让蒋感到安慰的是，是月5日，从俄国大使处得知，“经国可以回国，并言前时经国托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事，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