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蒋介石与孔祥熙
汪朝光[1]
1927年以后的中国政治，以国民党“党治”为中心，而又受到派系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强烈影响。以练兵打仗起家的蒋介石，以其对军权的掌控，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其权力又由军而政而党，渐渐渗透到国民党统治架构的各个方面。抗战爆发以后，为因应战时特殊需要而设立的国民党总裁制度，赋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后决定权，从而完成了蒋介石以党领政治军的个人独裁的权力建构过程，蒋介石真正成为国民党内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仍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权力网络实现其统治权力的运用和伸展。在这个权力网络中，亲缘关系据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亲缘关系的重视，因为个人独裁权力架构对权力运用的特殊需要，因为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迟迟不能完成，建基于法治化、民主化制度体系下的权力运作在中国难以达成其任务，从而使人际关系，也包括亲缘关系，在中国的权力运作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和蒋介石亦不例外。
从蒋介石的亲缘关系网络考虑，大致可以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
（1）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妻政治与家庭关系。
（2）蒋介石与宋子文、孔祥熙，亲缘政治与亲族关系。
（3）蒋介石与蒋经国，血缘政治与家庭关系。
（4）蒋介石与宋霭龄，亲缘家庭关系。
（5）蒋介石与其他亲戚，亲缘家庭关系。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亲缘关系在蒋介石权力运用过程中的长处主要在于：
（1）居高临下，控制权力，有利于蒋的个人独裁。
（2）一荣俱荣，形成政治权势集团，并经此掌控国事。
（3）政策运用可以得心应手，进退自如。
（4）经由亲缘关系网络的发散而形成更宽泛意义的网络关系架构，以集合人才，为己所用。
但是，有利必有弊，亲缘关系在蒋介石的权力运用过程中也有其短处，主要表现在：
（1）碍于亲缘关系，政治运作不能随心所欲，如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
（2）一损俱损，受亲缘关系之累，影响政治形象，如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
（3）以亲缘关系私相授受，影响政治的现代化，如蒋介石与蒋经国的关系。
（4）过度依赖亲缘关系，可能导致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和个人的进取心受到影响，产生离心倾向。
总体而言，在蒋介石大陆执政期间，对亲缘关系网络的构建与依赖，前期较后期为重，有利处亦多，然以形势的不断变化，其亲缘关系网络亦显现更多的弊端，并基本终结于大陆执政期。以下以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关系为例，讨论蒋介石的亲缘关系网络在其大陆执政时期的利弊得失。
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人中，以孔祥熙最为年长，不过，他成为国民党阵营的要角，也是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1927年以后，孔祥熙和宋子文同为蒋所信赖的当家理财之重臣，各有贡献。但是，在蒋介石当政的22年间，孔祥熙当了近2年的行政院长（1938年1月至1939年11月）和9年半的副院长（1933年11月至1937年12月，1939年11月至1945年6月），总计11年有余，占了蒋主政时间之半，而且由于蒋在抗战期间的兼职太多，无瑕管事，因此，孔在战时虽为副院长，实际却当着行政院的家。反观宋子文，在战前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前后计4年（1929年5月至1931年12月，1932年1月至1933年11月，其间两度代理行政院长近一年，1930年9月至1930年12月，1932年8月至1933年3月），再从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长（1945年6月真除）到1947年3月免职，虽然当院长的时间较孔为长，但在行政院实际任职的时间只有孔的一半略多，而且实际权力和活动空间也没有孔那么大。解读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在于蒋、宋、孔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
孔祥熙与宋子文同为留学美国名校（孔先后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受到西方文化熏陶，但孔出身山西票号商人之家，与宋出身的传教士之家显然有别。在孔家，留学更多的是镀金，不似宋家那般因虔诚信教而对西方文化有出自内心的领悟，故中国传统文化对孔祥熙所保留的影响显较宋子文大。与宋子文常常表现的居高临下、自信自傲相比较，孔祥熙给外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谦和敦浓、平易亲近，人际关系自较宋子文为优。兼以孔祥熙自幼浸染于晋商之家的氛围，深谙商人精明算计、注重利益之道，处理政治亦如经商，圆滑融通，不似宋子文那般固持理念、不知进退。孔祥熙曾对陈布雷说：“财政经济在书生看来甚为复杂，其实很简单，即是生意经而已。彼自称，彼从生意出身，故能领略此道。”结果被文人气息甚浓的陈布雷斥为“怪哉此论也！”[2]然孔以生意经处理政治和人际关系，自然在国民党内复杂的政治派系和人际纷争中更易立足。尤其是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说一不二的独裁领袖之后，孔祥熙认定其主政之道即唯蒋是从，对蒋依顺，更不会在钱财用度方面与蒋难堪，自然得蒋欢心。孔能长期坐稳行政院的头把和二把交椅，成为国民政府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行政院高官，自有其为官之道，而处理与蒋的关系当为首要因素，正因为孔对蒋的唯命是从，蒋对孔亦颇为放手。
在1933年11月宋子文辞职、孔祥熙接任行政院副院长之后，孔即对蒋尽心尽力，被蒋认为在“中央散漫无主”之时，“幸庸之不避劳怨，在京主持”。故当孔祥熙“急思尝试”院长时，一向看重独断权力的蒋介石却并无责怪，反认为“此亦一道也”。[3]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卸任行政院长，让孔祥熙过了把院长瘾。然孔接任后，有几件事为蒋所不满：一是孔办事庸碌，只知“有财政而不注重整个政治”；二是孔注重谋取私利，不断为舆论所批，“对外失信”，“舆情太恶”；三是孔祥熙一度主持与日本谋和，被坚主抵抗的蒋认为是“行同求和，彼犹不知误事，可叹”。[4]更令蒋“可痛”的是，他本来对孔颇为放手，“一与商讨财政，彼即愤气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机皆秘而唯恐我知道，我亦乐得不知，一任彼之所为，而彼今以你是领袖之言相加，是全将余助他之好意误会”；甚而有如宋子文之“违忤不从，至为痛苦，因之心情燥急，时用忿怒也”。[5]因对孔有所不满，1939年11月，蒋介石复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又改任副院长，但即便如此，蒋对孔较对宋的态度仍有明显差别。对宋，蒋是严词厉色，不稍缓和；对孔，蒋则用语温和，不无自责。蒋将孔由行政院长改任副院长，是为了“减轻庸兄责任，免受冤屈”；对孔不满时则提醒自己，“对孔何时现鄙嫌之意与严厉之声，应切戒之”；感觉“庸之言行态度皆令人不满”，当“劝其改正”；即便是对孔祥熙下属贩运鸦片谋利这样明显违法之举，蒋的态度也不过是“庸之对鸦片运输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藉藉，贪小失大，更为忧闷，故终日郁郁不舒，乃休养不足之过也”。[6]总之，在孔祥熙贪污案发前，蒋的日记中甚少记载对孔如同对宋那样过于严厉的批评与责难。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维护，更明显地表现在对1942年1月反孔学潮的处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国民政府紧急派遣飞机去港，接运被困在港的若干知名人士。但当接运专机回渝时，传出只接回孔二小姐和几只洋狗的新闻，遂至引起后方多个城市的反孔学潮。[7]蒋介石虽认识到此由于孔祥熙处事不当所致，起初有令孔“辞去”之想法，但又认为“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可胜浩叹哉”。随即又将此归结为“反动派鼓励昆明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提出“对各大学共党赤化分子应作肃清之整备，各大学校长对教授应彻底整顿”。[8]对此，不仅是在一线参与处理学潮的国民党人不服，提出“党内有若干足以资人口实之事件，应由党内迅谋适当之处置，以免敌党作为煽动之工具”。[9]而且也为蒋的亲近左右所窃窃私语。蒋的侍从室秘书陈方认为，对学潮“直接压抑，不会有何效果，因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认为：“报载孔副院长病愈视事，这无异激励青年学生，增加委座之困难。也许孔故意为此，使委座不得不为之解脱，而彼得以一劳永逸也。然天下人无不叹息委座为之受过也。闻为此事，委座与夫人闹意气者多日。自古姻戚无不影响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难矣哉！”他认为：“有效之方法，莫若孔氏表示辞职。”蒋的首席秘书陈布雷愤然曰：“孔不但不辞职，而且要登报，表示病愈视事。旋即叹曰，孔氏对朋友对领袖对亲戚，均不宜有如此忍心害理之举。”[10]
虽然蒋介石对孔祥熙可谓维护备至，但孔在国民党内外的形象却在持续下跌，国民党内不少人也期待“总裁能将孔罢免以大快人心否？”[11]事实上，此时再由孔祥熙主政，非但不能为蒋分忧，反而成为蒋的拖累。1944年6月，孔祥熙受命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会议，蒋介石已有意借此让孔逐步淡出国内政治舞台。孔亦知蒋的用意，一面主动作态请辞，一面又与陈布雷“谈其不能不请辞之苦衷”，希望通过陈得蒋之“书面慰留”。引来陈大发感慨：“其实何必！”陈告孔：“退回辞呈较批答慰留更为亲切之意。”[12]据唐纵记载，蒋介石在退回孔之辞呈前，曾“问布雷先生，究外间对孔之舆论如何？布云，普遍的批评，孔做生意……党内的批评，孔不了解党的政策，违背政府政策行事。委座云，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接替……布公云，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13]其后，国民党军队在日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中又一次大规模败退，引致国内民怨沸腾，蒋为缓和外界批评，借此机会改组政府，于11月任命俞鸿钧代孔祥熙为财政部长，12月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但仍保留了孔祥熙的行政院副院长职，可见对孔仍留有余地，而孔在事前特电蒋：“意以为如在美任委座专使，则副院长名义须保留云云。”[14]恋栈之态真是跃然纸上。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认为，“此甚不妥。予于午饭后面告蒋先生”。[15]但王的意见并未被蒋接纳，孔仍照旧留任，招致“舆论仍有所不满耳”。[16]直至其后孔之重大贪污案发，引起各方严重关切，蒋亦再无理由任孔自为，继续败坏国民党的形象，方才不得不下决心最终撤孔。
1942年，国民政府曾以美元借款为担保，发行一亿美元公债，但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其后由于通货膨胀，法币币值急跌，美元公债的票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差距越来越大，未发行的债券遂有浓利可图，引来发行方中央银行的贪官谋利，而作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对此不仅不闻不问，而且收取好处，成为共谋。自1945年初起，即有知情人举报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债贪污案，其案值之大，情节之劣，使蒋不能不重视。5月间，蒋电召在美国的孔祥熙“速回”，以图查明事实，再作处理。正值此时，孔祥熙在国民党六大执委选举中以最低票勉强当选，原规划之中常委则落选，使蒋惊讶于“其信望堕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至此，蒋已无法再为孔“维持”，引致外界集中攻击国民党的“贪腐”，遂于6月1日决定自己不再兼行政院长，免去孔祥熙的副院长，推出宋子文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任副院长。为此，蒋“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认为孔“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17]故撤孔是为正当。
但令蒋“烦恼”的还在其后。孔回重庆后，蒋介石在7月中旬连续约见孔祥熙，谈央行贪污案。蒋先“告以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嘱其好自为之。彼犹不肯全部承认也”；继“审阅中央银行舞弊案全文，为之痛愤不已。研究处置办法，必须将其全数追缴，全归国库，然后再由余负责解决”。12日晚，蒋约孔谈时，“直将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彼始犹指誓强辩，令人痛心，殊愧为基督徒矣。余再以严正申戒，彼始默认，余仍嘱其设法自全，乃辞去”。但次日上午，孔在见蒋时，仍“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直到14日上午，蒋再约孔谈话时，“彼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惟其如此，孔祥熙仍不愿痛快承认此事，21日又派其女孔令仪携其函见蒋，“图赖如前”，并通过陈布雷告蒋，“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令蒋感觉“此人无可理喻”，“贪劣不可救药”；“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又“因之未能午睡，痛愤极矣”。[18]
事已至此，蒋介石认为“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在7月25日下令免去孔祥熙的最后一个实权官职——中央银行总裁，由俞鸿钧接任。蒋在日记中自记，“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然此“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不过，格于一损俱损之关系，蒋介石最终对孔祥熙的处理也就是撤职了事，而对如此贪污大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19]没有人为如此贪腐大案下狱坐牢。作为孔的顶头上司，信用孔、放任孔当政长达10余年的蒋，似乎也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甚而在他那本骂人无数的日记中，仍然是过在别人，功在自己。也难怪跟蒋多年、谙熟蒋之心理、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的张治中，“对于蒋先生之作风，曾面致批评，大意以为自负过重，不肯轻易让人”。[20]
论及蒋介石和孔祥熙之间的关系，他们互相之间的亲缘脉络纽带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蒋、孔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孔妻宋霭龄和蒋妻宋美龄是姐妹，故蒋孔之间由此形成牢固的家族亲缘关系网络，在一向注重家族亲缘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此等关系的重要性自无可讳言。而当蒋介石成为握有实权的政治领袖之后，一方面是他对孔的长期重用，一方面是孔对他的忠心支持，所谓一荣俱荣，盖出于此。蒋对孔长期的重用和信任，无论如何解释，亦难以避免亲缘关系的作用，这在国民党内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人对此虽有腹谤，而明面上则无可奈何。
但是，蒋介石对孔祥熙的信任和重用，虽然出于家族亲缘关系的作用，有利于维持其对政治的掌控，但也在国民党内留下了诸多负面影响。因为蒋用人既如此，孔用人亦然，各有圈子和亲信，其他人再照猫画虎，多以亲缘、地域、人际关系为用人的标杆，自然阻挡了党内外正常的政治上升空间，有意循正道上进者难免意态消极，而那些无能低俗之辈则四处寻求关系，从而形成为国民党用人体制的固化与僵化之局，不以功绩而以关系论升迁，非常不利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竞争。王子壮认为：“今日所好者，虽组织派别甚多，而莫不以蒋先生为中心，是国家有一主宰，但其左右手之互相对立，甚至排挤，下层干部每缺乏公正努力之标准。”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则感叹：“抗战日久，困难丛生，弊窦百出，耳目所接，非法不平之事所在多有，社会上反感日滋，的为事实，若一穷究竟，与负责当局均有若干之关系。如蒋先生不以亲属当政，公私犹易分明，谤怨之集，当为稍差。”此固为一损俱损之谓。尤其是到抗战后期，国民党内对蒋孔关系的议论实际上已经不限于蒋之少数亲信左右，而是扩散到了国民党高层的相当范围，蒋对孔的继续信任与重用，负面影响实已多过正面效应，对国民党长期稳固执政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成为负担，只是蒋仍固执于其领袖权威，不愿轻易再作调整。以至于当孔祥熙出国时，“若干重要会议以前由孔氏代为主席者，现均躬自为之，此盖表示对他人未能十分信任也”。[21]
不能说蒋介石对孔祥熙的长短之处完全不知，以蒋与孔相知之久之深，他对孔的长短只能是比别人看得更深刻更透彻。透过蒋日记中骂孔的记载，剥离那些纯属发泄的愤激刻薄话语，我们仍可发现，其间还是反映出相当的历史真相与人性真实。对孔及其亲属贪腐舞弊而引致舆论批评的所作所为，如上所述，蒋也颇为不满甚而是愤怒。但是，在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蒋总是不惮以敌我矛盾的刻板划界以及政治斗争的僵化思维观察外界对孔的批评，认为“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共匪宣传之阴毒与深入如此，以此为倒蒋手段也”。[22]加以家族亲缘关系的牵制，所谓“亲戚家庭之难为其情，是不得已也”。[23]因此，蒋对孔也就只能是用其长而不能治其短。著名报人胡政之一针见血地评论为：“蒋先生作风脱不了一私字，即用人不出亲戚及党同志范围……作风已莫可挽救，前途异常可虑。”[24]
比较起来，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明显好过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其间关键因素当在孔深谙蒋之心理，对其基本以服从为首要。如孔的亲近秘书所见，“孔摸透了蒋介石的性格，对蒋极端恭顺，勇于替蒋背黑锅，因而长期取得蒋的信任”。“孔对蒋是百依百顺，从未看到或听说他对蒋的决定有所违拗；侍从室送来许多密封的额外支付命令，孔无不照办。”[25]其实，孔也有其个人的打算与主意，也未必对蒋那么言听计从，但孔多数情况下是做而不说，至少其不似宋那般，当面不从蒋意，让蒋下不了台。因此，蒋在日记中对孔的态度，除了美元公债案发后格于外界的负面反应而忍无可忍之外，多为“烦闷痛苦”，“抑郁无已”，“令余为难”等表述，似乎是内心痛苦多过愤激，与对宋的态度显有区别。[26]以吴国桢的观察：“蒋形成了一个习惯，那时他从不听与之相左的意见。正由于这点，没有人敢提出自己的建议，周围的人都在揣摩他的心思，所以他们提出的建议，通常是那些被认为最能取悦于蒋的东西。”“孔祥熙绝对如此”，而宋子文“对蒋的态度不如孔祥熙对蒋那么尊重”。[27]
观察蒋孔关系，还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即夫人政治的作用。蒋介石自认“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28]如陈布雷所言，“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29]宋美龄则为之作了最好的注脚，她有言：“无论商家与住室，若无家主与老板娘时刻贯注全神，管理业务，则必不成其言……因之无论家与国，皆必须有主，而且必须全赖其主者自身之努力奋斗，其它皆不可靠也。”[30]故在蒋宋夫妻心目中，国就是家，蒋介石既为“家主”，宋美龄就是“老板娘”，夫妻唱和，宋美龄的意见自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蒋之决策，而宋美龄一向与其姐、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关系甚好，也因此而时时袒护孔家。宋霭龄为宋家六兄妹之长，不仅热衷于干政，而且因其家庭关系和历史渊源，也有资本和资源干政，尤其是当她和宋美龄结合，通过各自的方式对蒋施加影响时，自然非任何其他外人所可比。吴国桢认为，孔夫人宋霭龄对蒋“施加的影响比其它任何人都多”。[31]王子壮认为，“宋氏门中之权威在宋霭龄，孔之夫人也，乃多方设计，由蒋夫人以支持孔之地位”。[32]
在讨论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时，蒋处在孔之上，既要用孔之长，有时又难免护其短，而蒋自身亦有其长短所在。以抗战时期而论，蒋对抗战的坚持及其大局观和对国际大势之把握，显然较孔更具领袖素质。然蒋对维护其领袖个人独裁威权统治之固持而与孔形成的复杂矛盾关系及不时为家族亲缘关系所累，又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值得探究之论题。
[1]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3年11月16日，群众出版社，1991，第390页。
[3] 《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10日、11月26日。
[4] 《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9日，1939年7月12、19日及8月26日。
[5]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19、31日。
[6]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日，11月18日，1941年1月31日、5月26日，1942年12月9日。
[7] 除了运狗不运人的新闻外，当时还讹传吴稚晖全家在港被困自杀，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均在港或被俘或自杀，“以是一般愈见愤慨”。实际上，上述诸人当时均在重庆，并未遇险，而飞机运狗不运人的新闻经查证亦有不实之处，故反孔学潮的发生虽起于传言，而实有复杂背景，与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不无关系，三青团即在此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三青团团员为争取领导权起见及避免他党讥讽起见，参加者亦多，大部分则为中立分子，为谣言所激动。”（《赵澍致朱家骅》，1942年1月7日，朱家骅档，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号35～3）因此，蒋介石颇为“震怒”，认为“我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之便，而昏昧不悟”。（《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