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黑尔帕赫（Willy Hellpach，1877—1955），德国政治家、新闻记者、心理学家和医生。黑尔帕赫最初在大学学医学，毕业后又去莱比锡大学跟随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学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开了一家诊所。“一战”期间，他是一名战地医生。1918年，他加入德国民主党。1922—1924年，他担任巴登州教育部部长。1924年，在德国民主党的大力支持下，他成为巴登州第六任州长。在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因阑尾炎于1925年突然去世后，他曾代表德国民主党参与帝国总统大选，但仅获5.8%的选票。在1928年至1930年暂任国会议员后，他退出了政治舞台。
1929年，当他在瑞士采尔马特附近的利菲尔阿尔卑雪山（Riffelalp bei Zermatt）度假时，给德国柏林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福斯报》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在黑尔帕赫去世前两年，1953年3月22日，已76岁的他接受《我的世界观》德文版编辑泽利希的采访时，专门谈到了他的写作动机。“尽管我只是简短地与爱因斯坦先生见过面，但这已足以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他是一个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人，但似乎缺少对现实的认识。我在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身上不断地发现这一点。作为成功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完全沉浸在演绎逻辑中，而这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是冲突的。”“犹太复国主义可以从其发展能力反映出来。我们所知的每一个民族主义，一开始非常狂热，结束（或达到顶峰）时充满激情，把自身从理想主义窄化为盲目信仰。就像每一个理想主义的发展命运一样，当民族主义的发展从精英阶段向大众运动发展时，它就产生分裂了，黯然无光、狭隘偏执和固守已见。犹太复国主义其实否认了流散四方的犹太人给西方文明带来的重要的‘维生素’：世界公民的感觉和思想。现在，已具有世界公民眼光的犹太人也要像其他那些或大或小的民族一样，作为民族主义者。在我看来，这对犹太人的世界使命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损失。”
阅读了您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苏黎世会议的文章，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坚定支持者，我觉得必须回应您，哪怕只是简短的回复。
犹太人是靠血缘和传统的纽带维系的，而不是只有宗教：世界上的其他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5年前来到德国时，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犹太人，我觉得这一发现应该更多地归功于非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是特定类型的人，缺乏一个能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体。其结果就是个人缺乏坚实根基，极端表现就是道德上的动摇。我意识到，只有世界上的每个犹太人都隶属于一个他个人愿意欣然归属的有活力的共同体，让他能够承受住世界强加给他的仇恨与屈辱，整个民族才有可能得到拯救。
看到值得尊敬的犹太人被画成卑鄙的丑类，我的内心在滴血。看到学校、滑稽小报以及来自大多数非犹太人的其他无数势力如何逐渐摧毁我的那些犹太同胞的自信，即便是最出色的犹太人也难逃厄运，我觉得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接着我意识到，只有一个共同的事业，一个全世界犹太人从心底珍视的事业，才能使这个民族恢复健全。赫茨尔意识到（并且为之全力呼号），不论犹太人的传统观点如何，我们都应该集中努力，建立民族家园，或者更准确地说，建立一个在巴勒斯坦的中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您称这一切为民族主义，这一指责确有几分道理。但共有的目标永远都可以被扣上那种丑陋的帽子，然而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没有它我们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管怎样，这种民族主义的目的并不在于权力，而在于尊严和活力。如果我们不是迫不得已要和一群排外的、心胸狭隘和残暴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肯定第一个抛弃所有的民族主义转而支持普世的人道主义！
比如说，那种认为如果我们犹太人想要成为一个“民族”，就无法成为合格的德国公民的反对意见，就是建立在对国家性质的误解上，这种误解来自大多数国民的偏执。面对那份偏执，我们永远都不会安然无恙，不管我们称自己为一个“种族”（Volk），还是“民族”（Naion）。
为了简明起见，我把一切都坦率地呈现出来了，不过从您的文章中我知道，您是一个谨守理智而不拘泥于形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