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1951年12月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报》（UNESCO Courier），题为《文化必须是世界谅解的基础之一》（Culture Must Be One of the Foundations for World Understanding），这里译自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163～165页），参考1975年德文版《爱因斯坦论和平》（557～559页），题为《文化：国际谅解的必要基础》（Kultur: ein notwendiges Fundament der Völkerverständigung）。
为了正确理解《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重要性，就要充分认识设立联合国及其从属机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依据的世界形势。过去半个世纪中战争带来的灾难，已经向人们表明，鉴于目前技术成就的水平，各个国家的安全只能依靠超国家的措施和制度。人们普遍认识到，从长远来看，只有建立世界联邦（World Federation of Nations），才能避免引起全面毁灭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的建立，成为国际秩序的一个良好开端。这个机构不过是一个由各国政府派出的代表所组成的联合会，它的成员并非按照自己的信念独立行事的人民代表。而且，联合国的决议对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约束力，也不存在任何能够实际执行这些决议的具体手段。
联合国的实际效力由于不准某些国家参加而受到进一步削弱；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外，严重地损害了这个组织的超国家性质。但即使国际问题被放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讨论和谈判，也可能有利于冲突的和平解决。这种超国家谈判机构的存在，也可能逐渐使各国人民认识到，要保护国家利益，必须通过谈判，而不是诉诸武力。
我认为这种心理教育的效果，是联合国最有价值的特征。世界联邦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忠诚作为前提，这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责任感。要使这种忠诚真正有成效，除了纯粹政治问题，还必须包括更多东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相互援助，就是必要的补充。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重建相互信任，这种相互信任感已经丧失在战争的心理后果之中，被狭隘的军国主义和强权政治所压制。要是没有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就无法建立有效的国家间安全机制。
联合国增设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就是要从事这些文化任务。在摆脱强权政治所造成的瘫痪影响方面，它已经比联合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鉴于健康的国际关系只能来源于具有健康的见解并且享有一定独立性的各国人民，联合国起草了一份《世界人权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这个宣言确定了许多普适的条款，用以保护个人，防止个人在经济上受到剥削，保护个人的发展，并且保证个人在社会中能够自由地追求事业。
应该欢迎的是，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中间传播这些条款，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目标和计划。因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已经开始庆祝这个宣言诞生三周年的活动，旨在为这一根本理想吸引广泛的关注，为恢复这个世界的政治健康打下基础。
这个不得不以法律文件形式写成的宣言，其严格性可能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这样一个文件不可能完全考虑到不同国家中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别，而且对文件的细节肯定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这个宣言总的精神是明白无误的，而且为决议和行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被普遍承认的基础。
对这些标准给予形式上的承认是一回事，在变化的局势中克服困难，始终把它们作为行动指南又是另一回事。这一点，中立的观察者从宗教组织的历史中得到了客观的判断。只有当联合国本身用它的决议和行动来证明它确实是体现了宣言的精神时，这个宣言才能获得真正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