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部分首次发表于1931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第二部分首次发表于1931年9月23日纽约出版的《国家》（The Nation）周刊133卷，第300页。
作为激进和平主义的倡导者，爱因斯坦决心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战，这一新秩序拒绝将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由于全球陷入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兴起，他强烈地感觉到，1932年2月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大会是阻止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最后机会。在大会召开的几个月前，匈牙利出生的出版家、作家伊姆雷·雷韦斯（Imre Revesz，后改名为Emery Reves，1904—1981）找到爱因斯坦，让他再次分析参加裁军会议的各方面临的问题。受会议召开前正在进行的双边会谈的鼓舞，爱因斯坦看到了大会的一线希望，但只有谈判桌前的政治家们有决心贯彻全面裁军的决议，希望才有可能实现。与此同时，爱因斯坦强调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旨在克服已经根深蒂固的美化军旅生活的传统。爱因斯坦重申，要想实现国际安全，其必要条件是所有国家都同意对他们的主权加以限制，并且遵守国际仲裁法庭的决议。与此同时，他指出义务兵役制是“白种人道德退化的主要原因”。正如他所说，“仅就限制军备达成协议不能提供保障。强制仲裁必须有其可支配的行政权力，这些成员国能够介入，并对扰乱和平者采取经济和军事制裁。义务兵役制是滋养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必须加以反抗；特别是，拒绝服兵役者必须受到国际条约的保护”。
一
我可以从一个政治信条开始谈吗？它是这样的：国家是为了人民设立的，而人民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的。这个对国家的信条也可以用在科学上。凡是那些将人格视为人类的最高价值的人都主张这种古老的说法。若不是因为它们时常有被遗忘的危险，尤其是在如今这个组织化和定型化的时代，我是不太愿意再次提起的。我认为，国家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保护个人，并为他成为创造性的人提供机会。
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人，而非我们是国家的奴隶。当国家强迫我们服兵役时，尤其是当这种奴役服务的目标和结果是杀害其他国家的人或是干涉他们的自由发展时，它就违背了这项原则。唯有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时，我们才会为国家做出这种牺牲。这些话对于每个美国人而言可能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对每个欧洲人来说却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可以希望美国人能大力支持反战斗争。
现在说说裁军会议。当人们想到它时，是该笑、该哭还是该有所期待呢？想象一座城市里居住的都是脾气暴躁、不诚实而且爱好争吵的市民。生命时刻遭受着严重的威胁，这使得任何健康的发展都变得不可能。市议会非常想补救这糟糕的局面，然而所有议员和剩下的市民坚持要继续腰上挎刀。历经数年准备之后，市议会决定就下列议题进行辩论：市民出门时，腰上挎着的刀该有多长和多锋利？只要狡猾的市民不借助法律、法院或者警察的方式禁止携带匕首，事情就不会有任何不同。对于允许使用匕首的长度和锋利度的规定只会让那些最强壮、最狂暴的人受益，而弱者只能听任摆布。你们应该完全明白这个比较的寓意了。的确，我们有一个国际联盟和一个仲裁法庭。但是国际联盟不过是个聚会场所，仲裁法庭也无法使它的裁决生效。这些机构对任何国家遭遇的攻击都无法提供安全保障。如果您记住这一点，那么对于法国的态度，即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拒绝解除武装，就不会像通常那样苛刻了。
除非所有国家都一致同意限制自己国家的主权，并联合抵制任何公然对抗或秘密违反仲裁法庭裁决的国家，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目前这种普遍混乱和恐怖的状态。没有什么窍门能让各个国家既保持无限制的独立主权，同时又享有不受侵略的安全保障。难道还需要更多的灾难才能使各国负责任地执行国际法庭做出的每项裁决吗？迄今为止的事态发展让我们很难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情形将变得更好。但是每一个关心文明和正义的人，都必须尽其所能让他的同胞相信，所有国家都有必要承担这种国际义务。
有人会反对这个主张，认为它高估了组织机构的效能而忽视了精神层面尤其是道德层面的因素。这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有人坚决认为精神上的裁军必须先于物质上的裁军。他们进一步正确地指出，实现国际秩序的最大障碍在于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被夸大到扭曲程度，并贴上了“爱国主义”这个让人同情却又被滥用了的名字。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个虚假偶像到处摄取着可怕致命的邪恶力量。为了判定这一异议是否具有价值，我们必须意识到[外在]组织机构和[内在]精神状态是相互依赖的。不仅仅是组织依赖传统的情感态度作为自己的起源和继续存在的基础，现存的组织也反过来对各民族的感情态度施以强大的影响。
在我看来，目前无处不在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在各地如此致命地高速发展，都与义务兵役制——或者美其名曰“国民军”——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要求它的公民服兵役，就必须对其进行民族主义精神的培养，从而为他们的军事用途奠定心理基础。除了赞美宗教外，国家在学校的青少年面前美化它的暴力工具！
因此，在我看来，义务兵役制的实行是白种人道德退化的主要原因，这种退化引起了对我们文化的延续，甚至是我们的存在的严重怀疑。这项诅咒与伟大的社会福祉一道开始于法国大革命，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所有其他国家。
因此，凡是希望培养国际精神、反抗沙文主义的人都挺身而出，反对义务兵役制。难道对于公众而言，与前几个世纪里那些宗教殉道者遭受的迫害相比，如今社会对于这些因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所进行的残酷迫害要更光彩一点儿吗？人们能像《凯洛格公约》[1]那样，一方面谴责战争，同时又将不受保护的个人交由各个国家的战争机器吗？
如果在裁军会议上，人们不仅局限于讨论组织层面的技术问题，而且从教育动机的立场直接解决心理问题，我们必须在国际法上设法给予个人以合法机会，使他拒绝服兵役。这样的举措无疑会产生巨大的道德影响。
简短地总结一下我的观点：仅就限制军备达成协议不能提供保障。强制仲裁必须有它可支配的行政权力，这些成员国能够介入，并对扰乱和平者采取经济和军事制裁。义务兵役制是滋养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必须加以反抗；特别是，拒绝服兵役者必须受到国际条约的保护。
二
如果社会制度的发展能够跟上其技术进步，过去的一百年间由人类充满创造力的天才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本可以令人类的生活幸福无忧。实际上，我们这一代来之不易的成果，就像三岁小孩使用剃刀一样。获得绝妙的生产手段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忧虑与饥饿。
最糟糕的是，技术的进步制造出了能用来摧毁人的生命以及珍贵的劳动成果的工具。我们老一辈的人经历过世界大战[2]的恐惧。但是对我来说，比这种破坏更可怕的是个人被战争卷入无谓的奴役状态。受到团体的胁迫去犯下每个人都认为最卑劣的罪行，这难道不可怕吗？只有少数人能有伟大的品德与之抗争，他们在我的眼中是世界大战中真正的英雄。
但还存有一线希望。在我看来，当前各国负责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怀有真诚的意愿想要取消战争。毫无疑问，这种属于必要的进展，其反对力量在于各民族不幸的传统。这种传统像遗传病一样，由于我们有问题的教育机制而被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当然，对这一传统主要的支持是军事训练和对它的美化，同样重要的还有相关媒体的作用，这些媒体太过依赖于军队和大企业。没有裁军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反之，如果军备在现在这种规模的基础之上继续增长，必将引发新的灾祸。
因此，1932年裁军会议将对我们当代和下一代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只要人们考虑到迄今为止的会议取得的少得可怜的成果，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所有有思想且负责任的人都应尽全力反复向公众宣讲1932年会议的至关重要性。只有当他们在各自的国家绝大多数的人有想要和平的意愿，来推动政治家们，他们才能达成重要的目标。每个人都有责任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创造支持裁军的公众舆论。
如果代表们带着确定好的指令和目标来到日内瓦，企图通过达成这些指令和目标来为国争光，会议笃定失败。大家似乎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最近见到了很多双边会谈，任何两个国家的政治家在其中借机商讨裁军问题，从而为会议铺路。在我看来，这样的程序非常好，因为两个人或两个团体，在没有需要顾忌的第三方倾听的情况下，通常都会以最理智、最值得尊敬、最冷静的方式行事。假使会议能以这种提前协商的方式做好周密准备以防意外发生，假使事先能以真诚的善意成功营造出彼此信赖的氛围，我们就能期待这场至关重要的会议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这种大事上取得成功靠的不是机灵，也不是精明，而是诚实和信任。我想说，谢天谢地，道德不能由才智取代。
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人，不能仅仅等待和评论，而必须尽其所能为这一伟大事业做出贡献。因为全人类的命运，是全人类自己赢得的。
[1] 《凯洛格条约》（Kellogg Pact），又称《凯洛格—白里安条约》（Kellogg–Briand Pact），或《巴黎公约》（Pact of Paris），全称为《关于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于1927年由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Frank B. Kellogg，1856—1937）和法国外交部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共同发起，1928年8月27日由美国、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国际协定，签署国承诺不使用战争来解决“任何争端”。凯洛格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凯洛格—白里安条约》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没有达到其所有目标。它并没有结束战争，也没有阻止军国主义的兴起，并且无法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维持国际和平。该协议因其道德主义和合法性以及对外交政策缺乏影响而被嘲笑。——编译者注
[2] 这里指的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译者注